04 基本戈山区
弗朗辛是基本戈镇议员泰奥菲勒·姆皮林巴（Théophile Mpilimba）的妻子，她经营着村子里的小酒吧。酒吧就开在她家隔壁的小房子里，非常简朴，土墙、泥地、小窗，没有任何招牌。酒吧最里面，堆满了佩里姆斯*酒柜、油瓶，还有成袋的土豆或豆角。沿墙摆着几张长凳，下雨时顾客会在店里坐坐。天气好的时候，则可以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人们最常喝的酒是一种辛辣的烈性香蕉酒，或是一种口感稍差的高粱酒。装酒的容器在吧台后面整齐地陈列着。
香蕉酒是按照古方酿造出来的未蒸馏的酒。酿造这种酒，先要把香蕉在坑里埋三天，让它们熟透，然后压榨成汁，和高粱粉混合促进发酵，再放置四天，让它变成介于甜酒和酒糟之间的酒精饮品。香蕉酒必须要在一周之内喝掉，否则就会变酸。以前，基本戈的香蕉酒是当地最出名的。基本戈山区由于有沿河的淤泥，曾是一片最肥沃的土地。大屠杀之前，山的一面居住着图西人，他们的牧场上遍布家畜，一直延伸到谷地；另一面是胡图人的聚居地，当地的酒大多是他们酿造的，大部分豆子也是他们种植的。如今，这片地方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口，灌木之间的家畜零零散散，弗朗辛的小酒馆里也总是无酒可卖。
村庄坐落于山顶的一片平地上。一进村，就能看到一座小教堂、几所学校和镇政府。这些砖砌建筑环绕着几棵高耸入云的大树，每逢公众集会或者公民信息通报会，人们就被叫到这里来，坐在树荫下。村子外围有一些大树，打盹的人常去那里。
房屋之间的空地上，一群踢足球的小子占据了放羊的场地，踢一个绳子系着的泡沫球。花园里没有狗，因为战争开始后都死了或者逃走了；为数不多的几只母鸡是野猫的猎物。村子的出口处，小路下延向河边，沿途有几个用树干和藤条围起来的奶牛圈，最终通向几个胡图族的小村落。这里的胡图族居民除了卖香蕉酒之外，都不常去山顶的村庄了，当然，那些去踢球的小伙子除外。
丹尼丝（Denise）是一位18岁的胡图族少妇，她和姐姐雅克利娜（Jacqueline）、两个弟弟妹妹还有自己的孩子住在河边的一座房子里。她的父母和四个哥哥去往刚果之后再没回来。丹尼丝表现得殷勤好客又周到体贴。她讲述了自己在山上度过的幸福少年时光，回忆了合唱团、学校联欢会和男孩子们的故事。她也讲了如今的凄凉境况，讲她对找到真正的丈夫再也不抱希望，讲她如何成为一个富农——也就是她孩子的父亲——的情妇，那个人住在海拔低200多米的地方。她把孩子们送到镇上的学校上学，但不会陪他们进入村庄。每个礼拜，她穿过树林去尼亚马塔的集市上卖鱼。
从她家的平台望下去，林木繁茂的山丘峰顶尽收眼底，山谷中延展开的那片绿色正是尼扬维扎沼泽，就是让内特和弗朗辛提到的藏身处。虽然离得这么近，但丹尼丝称大屠杀期间从未看到或听说过任何情况。她说她不知道1994年4月时家人在哪里，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说他们被流放了。一说起大屠杀，她就会沉默。她的胡图族女邻居也都是这样的反应。
丹尼丝家的木薯地旁有一条路，通往阿孔纳卡马什约扎（Akonakamashyoza），一个有神话色彩的芦苇小岛，尼亚巴隆戈河和阿卡尼亚鲁河在这里交汇，河面上有细长的黑色小船划过。渔民们说，白尼罗河这两条支流的交汇处以前是由两位图西族国王轮流统治的，白天是继承者“在世国王”统治，晚上是已故国王木乃伊统治。
下午3点左右，所有人都从地里回来了，妇女们坐在花园里边剥豆子边看着孩子和烧饭的锅。男人们则径直去往小酒吧。在弗朗辛的店里，啤酒比较贵，人们点得很少。最富裕的那些人会买一瓶香蕉酒，弗朗辛会在酒瓶里插一根芦苇。人们喝酒时，把酒和香烟传递着轮流享用。最拮据的人则到柜台后面，在弗朗辛亲切的目光中，拿根长吸管从酒桶里吸一口。
天色渐暗时，能听到奶牛的叫声。牧民们回来了，也加入了喝酒的队伍。他们当中有个小伙子叫让维耶·蒙扬内扎（Janvier Munyaneza）。让维耶给他哥哥和一个邻居放牛，所以没能回学校上学。他把牲畜关在圈里，给它们清除虱子，之后就会去酒吧坐坐。他还不能喝烈酒，就用贪婪的微笑换取一杯甜酒喝。他有一种卢旺达人特有的腼腆。坐在一群孩子和青少年中间，他看着大人们喝酒、讲故事，直到深夜。他的眼中有种挥之不去的忧郁，从他一开口说话那木讷的声音中就能听得出来。
让维耶·蒙扬内扎
14岁，牧民
于基本戈的基加纳（Kiganna）山上
在学校里，我从没听到过种族方面的指责。只要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踢球，没有任何矛盾。4月10日那天，做完弥撒之后，一些胡图族邻居来到我们河边的住处，要求我们离开，因为他们想侵占我们的房子，但没有杀我们。我们立刻就去了基本戈山上，住到了爷爷家。
第二天，胡图族民兵来了。我的叔叔试图逃走，但被他们一枪打死在了门边。于是爸爸妈妈、八个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和我一起向恩塔拉马教堂逃去。胡图族民兵在教堂周边的小树林里游荡了三四天。一天早上，他们跟在军人和当地警察后面，成群结队地进了教堂。他们开始四处乱窜，在教堂内外砍人。被杀的人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就死了。在砍刀和杀手们的喊叫中，我们只能听到袭击的喧嚣，几乎瘫在原地。在迎来致命一击前，我们就已经离死不远了。
我的大姐向她认识的一个胡图人请求，希望能痛快地被杀死，不要受折磨。他同意了，于是他拽着姐姐的胳膊，把她拖到草地上，用大棒打了她一下。这时，有个叫哈基齐马（Hakizma）的近邻大喊说她怀孕了。于是那个胡图人拿刀一下子划开姐姐的肚子，就像打开一个背包似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绝对没错。
我在尸体之间落荒而逃。不幸的是，有个男孩还是用棍子打中了我。我摔在那些尸体上，动弹不得，我看到了死神。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被提起然后扔了出去，接着就有其他人落在我身上。当听到胡图族民兵的头儿发出撤离的命令时，我已经完全被埋在死人堆里。
天快黑的时候，几个之前跑到树林里的胆大的图西人回到了教堂。爸爸和哥哥把我和我的小妹从死人堆里救出来，小妹已经浑身是血，后来不久就死在了求加罗。在学校里，人们给伤员敷上了一些草药。第二天早上，大家决定去沼泽地里避难。于是之后的一个月里，每天都是如此。
我们总是很早就下山。小孩子们最先藏起来，大人们放哨，谈论发生的事情。当胡图人快到的时候，他们再藏起来。接下来，就是一整天的杀戮。起初，胡图人会在纸莎草丛中耍一些诡计，比如，他们会说“我发现你了，快出来吧”，最天真的那些人就会站起来，然后立刻就被杀掉了。有时，小孩子们因为忍受不了泥泞而发出微弱的哭喊，胡图人就循声而来。
当他们找到富人的时候，就会把他们带走，让他们交代把钱藏在了哪里。有时，杀手们会等抓到一大群人然后再一起杀掉。或者，他们把一家人带到一处，让人们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杀掉。沼泽地里血流成河。侥幸存活下来的人会再去那里，在水洼的尸体中辨认不幸遇难的亲属。
晚上，人们在求加罗找熟人们相聚，比如邻居们聚一堆，年轻人聚一堆……起初，还有一小群人聚在一起祈祷。即使对以前没有长期祈祷习惯的人来说，相信一个看不到的东西似乎也可以让他们得到安慰。但后来就没人祈祷了，他们失去了力气或信仰，也可能单纯是忘了。
老人们喜欢聚在一旁讨论发生的事情。有年轻人给他们送来足够的食物。但也有一些失去了孩子的老人，没人帮助他们了。而他们没有足够的力气刨开土地找食物果腹，因而每天夜里，他们都感觉自己明显衰弱下去。他们都上了年纪，也不好意思张口乞食。某天晚上，他们就说：“好了，我现在完全没用了，明天就不下山去沼泽地了。”于是他们一大早就靠在树上，坐以待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不再反抗。
有时候，凶手们白天没有杀太多人，我们晚上就能聚在火堆周围，吃点熟食；而其他时候则非常难过。第二天黎明的沼泽地，前一天的鲜血还留在泥里，前一天的尸体还在原地腐烂。杀手们喜欢尽可能多地杀人，且只管杀不管埋。他们可能是觉得，反正他们以后有的是时间，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劳动过了，就不用再负责埋人这件苦差事了。他们还认为，泥沼里这些污秽的尸体会让我们不敢在附近躲藏。而我们呢，我们尽了全力，也只能把几个亲属的尸体埋起来，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总没有足够的时间。甚至连吃死人的那些动物也因为杀戮的喧嚣而远远逃开。
这些尸体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以至于我们根本不敢说起。它们触目惊心地向我们展示了生命将如何终结。我想说的是，这些尸体的腐烂让死亡变得更加残酷。因此每天早上，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再一次活到晚上。
当爱国阵线下山来到沼泽地，对我们说大屠杀已经结束、我们活了下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即使是最虚弱的人，都拒绝走出纸莎草丛。爱国阵线一言不发，又回去了。后来他们带来了一个恩塔拉马的男孩，他对我们喊：“这是真的，他们是爱国阵线的人。联攻派民兵已经四散奔逃啦。出来吧，你们再不会被杀害了。”这时我们才站起来。这是一个月以来，我们第一次能在下午的时候起身。
集合在一起之后，一位军人用斯瓦希里语向我们解释：“你们得救了，现在需要把砍刀和各种刀具放在这儿，你们不再需要了。”我们当中有个人回答：“砍刀？我们自始至终就没有。我们有的东西，只是一身病痛，这可没法放在这儿。我们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我身上只有一条穿了很久、已经扯得破破烂烂的短裤。
我们把最虚弱的幸存者安置在阴凉处，之后有车来接他们。我们一直被护送到尼亚马塔，在那儿等了几天，然后我和哥哥回到了我们在基加纳的住处。但父母留下来的房子已经塌了，我们就来到了基本戈，在这里安顿下来，住在祖父家，祖父在大屠杀中被杀害了。总之，以前全家人生活在河边是一种幸福，但现在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副重担。
爸爸以前有24头奶牛和5只山羊。幸好奶牛身上有鲜明的斑点，我们得以从树林中追回了三头。如今，我和哥哥樊尚·扬巴巴利耶（Vincent Yambabaliye）一起生活。每天早晚，我给他准备吃的，他去种地的时候，我就去小树林里放牛，包括我们的三头牛和邻居们的三头牛。我不喜欢下山去山谷里放牛，担心我们的奶牛会走进尼亚马塔商贩的牛群里。我们的奶牛不够多，不能雇一个牧民来专门放牛。所以我就没法继续上学，每天都很痛苦。
在基本戈，我差不多又过上了正常生活，但失去亲人的痛楚总是突然袭来，日子过得特别凄凉。放牛的时候，小树林里有一点响动我都会很害怕。我想回去上学，重新开始校园生活，在那里还能看到一点自己的未来。
我发现，一到晚上，基本戈的人们就变得颓废。很多男人迫不及待地去喝酒，喝香蕉酒或者啤酒。一喝酒，他们就不再想任何事了，只是说些醉话，或者什么都不说。似乎他们只是想把那些被杀死的人的那份也喝了，替那些不能再一起喝酒的人喝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忘记。
对于基本戈的大屠杀，我们有着共同的回忆，所以不会忘记这个史实的任何一个片段。晚上，我们经常谈论它，尽量精准地复述一些细节。有时，我们会讲到最恐怖的那些时刻，讲到可怕的胡图族民兵；有时又会想起他们不在沼泽附近时比较平静的时刻。我们也会互相开玩笑，但很快就又回到那些最痛苦的情景中。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我明显感觉很多回忆都肆意溜走了，而我无能为力。其他人也是如此。有些片段被讲了很多次，每个人都添油加醋，于是它们就愈加鲜明，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或是去年。而另一些被丢掉的片段就越来越模糊，好像发生在梦中。要我说，就是有些记忆被完善了，而有些被忽略了。但我知道，相比过去，我们现在能更好地回想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们不像刚被解救时那会儿喜欢臆想、夸大或隐藏什么，因为我们不再因为害怕屠刀而感到混乱迷茫。很多人对于自己经历的事情，也不再感到那么恐惧或难受。但有时我们聊得太多的话，当我躺在床上时还是会感到害怕。
路过恩塔拉马教堂的时候，我会避开那个小纪念堂，而看向另一边的篱笆。我不想看到那些不知名的骷髅，它们当中很可能有我的亲人。有时，我下山去沼泽地边，坐在草垛上，凝视那些纸莎草。于是我好像又看到胡图族民兵挥舞屠刀砍向他们发现的任何东西。这唤起我内心的悲伤和紧张，但没有仇恨。
如果要感到仇恨，就需要能够确切地向某个人、某张脸、某个名字；比如那些杀人时被我们认出来的杀手，他们应该遭到诅咒。但是在沼泽地里，杀手们成群结队地杀人，我们躲在草丛下，几乎从没看到过他们的样子。不管怎么说，我想不出什么可辨认的面孔。甚至连杀害我姐姐的凶手，我也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想，对于一群不认识的人，仇恨无从谈起。而恐惧则恰恰相反。可以说，这就是我的亲身感受。
当我试着给这些屠杀找一个解释，或者当我试着了解为什么我们该被杀的时候，我就感觉自己的精神饱受创伤，对周遭的一切事情都踌躇不决。我永远不能理解胡图族邻居的想法，包括那些虽然没有直接杀人却一言不发的人。这些人想加速我们的死亡，好占有我们的一切。我只能认为，贪婪和暴力是这场罪恶的根源。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是被诅咒的民族。如果不是因为贫穷，我会远行，去一个我每天都可以上学的国家，去一个可以在美好的足球场上踢球的国家，去一个没有人会怀疑我和杀死我的国家。
*源自比利时的啤酒品牌，非常受欢迎。它出产于卢旺达西部城市吉塞尼，只以1升瓶装的规格售卖。味道微苦，通常含有酒精，一般喝常温的，价格低廉。它把卢旺达的饮酒者分成了两个阵营。其支持者完全无法接受佩里姆斯啤酒的竞品——酿造于布隆迪的缪泽格啤酒（Mutzig），或是淡而无味的阿姆斯特尔啤酒（Amstel）。——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