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布盖塞拉的道路
从基加利出发，沿着一条蜿蜒的大路南下，可以去往布盖塞拉。这条大路总是拥堵嘈杂，与通往坦桑尼亚的公路相接。基加利路段的最后一个加油站里挤满了长途出租车司机、外汇兑换商、西非播棋玩家和香烟商贩。过了加油站，就不走大马路了，转而向南，拐上一条又脏又破的土路。这条土路穿过基加利的市郊，连接起几座稀疏分散的村落，还越过小山，路过山上的学校和教堂。顺着路继续走，山丘就会在视野中缩小。
灰黄色的小路渐渐变成了赭石色。很快，在阳光的照耀下，藏红花色、浅红色和紫红色交相辉映。不同于尚古古（Cyangugu）山丘茶园的碧波荡漾，也不同于基布耶（Kibuye）热带森林的绿荫繁茂，这条小路蜿蜒穿过的风景，是冈峦起伏的黏土大地和尘土飞扬的灌木丛林。种植豆子和甘薯的田地与荒芜的香蕉园交替出现。人们有时得停下车，让无精打采的奶牛们先通过，那些放牛娃还没有奶牛高；有时还会路过一队步行的妇女，她们头上顶着大盆木薯，腰间系着婴儿。偶尔会碰到罕见的小卡车和小巴士，由于超载，它们的底盘都被压下沉了。
浑浊的尼亚巴隆戈河（Nyabarongo）上有一座步行桥，桥的一端，一群游客坐在小包裹上，等着有空位的过路车辆。向桥两边放眼望去，芦苇中栖息着黑色圆尾沙鸡和紫水鸡，不可胜数的圣鹮在它们之间觅食。再远处就是布盖塞拉，那里是尼亚马塔的地界。
尼亚马塔被三条沼泽性河流包围。北边和东边是尼亚巴隆戈河，河两边是布塔姆瓦沼泽（Butamwa）；西边是阿卡尼亚鲁河（Akanyaru）及周边的尼扬维扎沼泽；南边是乔霍哈湖（Cyohoha），湖滨是穆拉戈沼泽（Murago）。这些长满了纸莎草和大朵睡莲的泥泞河谷，与尼亚马塔的15座山丘纵横交错在一起。
进入尼亚马塔的地方，拦路拉着一根细绳，指出这里是个军事岗哨。随后，小路延伸向一片红绿相间的景色。赭红色，是可能会粘在衣服上、皮肤上和地面上的黏土；而绿色，是香蕉园、纸莎草、灌木林和荆棘丛。首先经过的村落是卡恩泽恩泽（Kanzenze），这里的房屋都是土墙铁板房。两个货栈对面是三家小酒吧，这里是当地社会生活的核心区域。
向右走，一条勉强可通行的道路向上延伸，经过一片金合欢树林，一直爬到基本戈山区那么高。更远处，一条小道向下通向求加罗小学。因为这里曾被用作避难所，所以它将在后面的叙述中经常出现。小道继续延展，就到了让内特讲到的尼扬维扎沼泽。那里，虎皮鹦鹉和弯嘴灰鹦鹉的叫声在纸莎草的枝叶间此起彼伏。
基本戈村很久不通车了。检察官、镇议员、学区秘书长都是骑公务摩托去那里。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一些商人和饲养员则是骑自行车去，通常还要载着大桶和货箱。其他人呢，比如从集市采购回来的妇女、放学的青少年、教堂合唱团员、出门售卖山羊或背包的农民等，都是步行穿过树林，所以这条来来往往的人流总是看不到头。在最后一个分岔路口，步行的人们可以抄一条近道，越过山间溪流的河床，然后从最先看到的几座土房那里再回到大路上。
村子的空地上，一位妇女背靠房子坐在长椅上。她叫弗朗辛·尼伊泰盖卡（Francine Niyitegeka）。她微笑着介绍怀里抱着的小婴儿邦菲斯（Bonfils）。她的身边是外甥女克莱芒蒂娜（Clémentine）。她穿着一条绿底带花的缠腰布，头发上系着一块与之相配的包头巾。即使从远处看，她的美丽也很夺目；从近处观察，她所有的动作都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优雅。因为小婴儿突然得了疟疾，所以她正要步行去20多公里外的诊所。恰在这时出现的外国汽车，对她来说是这个酷热午后的意外之喜，也让她克服了自己的腼腆。她笑了，并且跟我们商量，她跟我们聊天，我们用汽车送她往返诊所。我们第一次聊天时，她讲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微妙地略过了一些部分，只是十分简略地回忆了一些片段。随着后续的接触，她的犹疑渐渐消散，她甚至变得很健谈，而且有时候看起来很愉快。
弗朗辛·尼伊泰盖卡
25岁，商人、农妇
于基本戈山上
国家独立的那年（1962年），我的父母从故土被赶了出来。一辆比利时官方的卡车把他们拉到了基本戈山上，来开垦一块灌木丛生的土地。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和胡图族邻居聚居在一起。人们都活在自己的族群里，也不会发生口角。其实也有很多不平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还算相处融洽。
大屠杀开始的一两个月前，就已经有一些可怕的消息在邻里之间流传。胡图族邻居在背后冲我们喊：“这些图西人，那些图西人，都是该死的人！”还向我们发出其他类似的威胁。这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我们听到有胡图族士兵在树林里操练，他们还相互加油打气。
4月10日，胡图族民兵开始在山上驱赶图西人。因为他们以前从没有过分到敢在教堂里杀人，于是当天我们成群结队地离开住处，前往恩塔拉马的教堂里避难。我们在那里等了五天。不断有我们的同胞逃到这里来，教堂里聚集了一大群人。袭击开始后，完全是一片喧嚣，根本看不清发生了什么。但我认出了很多正在疯狂杀人的胡图族邻居。很快，我感觉自己被打了一下，在一片混乱中摔倒在两把长椅之间。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我先确认自己确实没死。然后，我从满地的尸体中逃出去，躲进了灌木丛。在那里，我遇到了一队逃亡者。我们一直跑，跑到了沼泽地里，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月。
在那里度过的日子真是惨上加惨。每天早上，我们把最小的几个孩子藏在纸莎草下面，然后自己坐在干草上，尽量平静地交谈几句。当听到胡图族民兵靠近时，我们就安静地四散开来，跑到树丛的最深处，藏身在泥浆里。晚上，杀手们收工离开之后，我们当中还活着的人就从沼泽里出来。受伤的人只能躺在潮湿的岸边或者树林里，身体还好的人就上山去求加罗小学，睡在干爽的地方。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下山钻进沼泽地。我们给最虚弱的那些人盖上叶子，帮他们隐藏起来。在沼泽地里，我们会碰到很多赤身裸体的女性，因为胡图人杀人之后会把还不错的缠腰布据为己有。说实话，见到这些事让我们流出了愤怒的眼泪。
我和未婚夫泰奥菲勒（Théophile）重聚了。于是我们一起逃跑，路上也会相互对视，但不再感觉到亲密。我们感觉彼此之间特别疏远，无法说出心里话，也没有合适的方式接触对方。我想说的是，虽然我们碰巧遇到了，但这对两个人来说已经无足轻重，因为彼此首要的事情都是让自己活下去。
有一天，我在水中藏身时被抓住了。那天早上，我跟在一个认识的年迈妇女后面跑进了沼泽地，我们安静地蹲在水里藏起来。杀手们先发现了她，我亲眼看到，他们甚至都没费功夫就把她从水里拉出去砍死了。然后，他们开始仔细搜寻周围的叶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女人绝不会独自藏身。于是他们发现了我。他们先杀死了我怀里抱着的孩子。我要求从水里出去，到草丛上去，希望不要死在那位老妇人已经葬身其中的泥巴和血污之中。他们有两个人，我还记得他们的长相特征。他们把我拉到纸莎草下面，当头一棒就把我放倒了，但没有砍断我的脖子。他们常常把受伤的人留在泥浆里放一两天，然后再回来了结他们。但到我这儿，我想他们是忘记了，所以没有完成这一步。
我昏迷了很久，然后泰奥菲勒和一些逃亡者发现了我，看我已经垂危，赶快喂我喝水，帮我缓解痛苦。我只剩不到半条命，还发着高烧，胡思乱想。但我不再害怕死亡。不过那些伤口最终没能要我的命，我自己痊愈了。那时，泰奥菲勒每天晚上照顾我，拿给我地里找到的食物。我终于又活了过来，恢复了活动能力，再次回到队伍中，又踏上逃亡之路。在沼泽地的时候，我们尽量一直待在同一个熟人队伍中，彼此之间可以有更多安慰。但如果死掉的人太多，我们就不得不加入一个新的队伍。
晚上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任何新消息，因为播音机都停用了，只有杀手家里的还能用。但我们还是通过口耳相传得知，大屠杀已经蔓延到整个国家，所有图西人都遭受着同样的厄运，没有人会来救我们。我们觉得所有人都会死掉。对于我来说，既然所有人都会死，我就不再担心自己什么时候死了，但我忧心自己会被如何袭击、痛苦要持续多久，因为我对屠刀带来的折磨还心有余悸。
后来我听说，有一小撮人自杀了。尤其是感到自己力量弱小的妇女，她们更愿意投身江河而不是被大卸八块。一定是绝望到疯狂的程度，才会做出这个选择，因为在去往尼亚巴隆戈河的路上，遭到屠刀袭击的风险更大。
解放的那天，爱国阵线*来到沼泽边，喊我们出来，但没有人愿意从纸莎草下面出来。爱国阵线的人喊破了嗓子安抚我们。但我们始终躲在叶丛下面，一声不吭。我想，在那个时刻，我们这些幸存者不会相信这世上的任何人。
爱国阵线这边呢，当看到我们终于出来，浑身上下如泥塘里的流浪汉一般时，他们好像大吃一惊。他们不知所措，似乎在想这些人是否还是人类。我们身体虚弱，浑身恶臭，这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向我们表示极大的敬意。有的人在队伍里整装立正，向我们行注目礼。还有的人走过来，搀扶最虚弱的幸存者。他们显然觉得难以置信。他们想要表现得热情友好，但又几乎不敢同我们说话，仿佛我们再不能理解任何事情。当然，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些温柔的鼓励。
大屠杀结束四个月之后，我和泰奥菲勒结婚了。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但我们就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一样相处。我们就这样回到家，该小声说话时就小声说话，该大声说话时就大声说话。我们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和四个孤儿，住在一座有三个房间的土墙铁板房子里。对于那些孤儿，没有必要再教他们关于大屠杀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最残酷的事实。我的两个孩子呢，他们之后会了解到必要的真相。然而我觉得，在那些曾躺在沼泽地里逃生的人和从没有这个经历的人之间，就比如您和我之间，将会存在一道理解上的鸿沟。
我们几乎每天都和邻居谈论屠杀的事，否则夜里就会做梦。聊天并不能减轻心里的负担，因为言语没法把我们带回从前的生活。但沉默会助长恐惧、疏离和不信任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会拿这些事情开玩笑，但开怀大笑之后，最终还是会回到那些生死攸关的时刻。
* * *
我不想复仇，但我希望正义能给我们带来应得的那一份平静。胡图人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图西族邻居的所作所为，让人难以置信。胡图人总是认为，图西人更高傲、更开化，但这实在是蠢话。图西人只是比较温和，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比较谨慎。没错，图西人也比较懂得未雨绸缪，这是我们的传统。无论如何，在布盖塞拉，图西人从来没有伤害过胡图人，甚至从没有说过他们的坏话。在山上生活的图西人同样很贫穷，他们并没有比胡图人更大的土地、更好的身体和更优质的教育。
我不知道现在说这些还有没有意义。我是很不安的，因为太多人已经死了，不能再为自己说话，而命运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胡图人现在依然对图西人有负面的看法。事实上，我们的外貌特征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有更健硕的肌肉、更精致的五官和更矫健的步伐。我们与生俱来的样貌——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
胡图人的所作所为，远不是恶毒、残酷和野蛮可以形容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说得更具体，因为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对话谈论种族灭绝，但没有办法用合情合理的方式解释它，哪怕是经历过的人也没办法说清楚。总有意料之外的新问题涌现出来。
我的家人都死了。我因为头部被重击，所以不能在太阳下干农活了。我当时已经准备就死，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决定让我幸存下来，我很感激。但我会想起所有那些被杀的人和杀人的人。我心想，我以前不相信会发生这一次大屠杀，那将来是否可能发生第二次呢？我无法回答。说实话，我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不会再有对图西人的屠杀了，至于以后，谁也没法预言。我知道，很多胡图人是因为觉得自己应该谴责屠杀而谴责。我也看到有些胡图人因感到内疚而低眉顺眼。可是那些再次回到山上生活的胡图人，我几乎看不到他们心中的善意，也没有听到谁请求原谅。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没有什么能被原谅。
有时，我独自坐在阳台的椅子上，我会想象：如果在遥远的某一天，一个邻居慢慢走近我，对我说“弗朗辛你好，也向你的家人问好，我来跟你说几句话。我就是当年砍死你妈妈和妹妹的人”或“我就是那个在沼泽地里想要杀死你的人，我想请求你的原谅”，那么对于这个人，我大概没什么好话。如果一个人喝醉之后动手打了他的妻子，他可以请求原谅。但如果他整整一个月间，甚至包括礼拜日，都在努力杀人，他怎么能希望得到原谅呢？
既然生活注定要继续，那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重新开始生活，农民应当别让地里长杂草，老师应当回到讲台教书育人，医生应该回到诊所治病救人。市场上应当有强壮的奶牛、各色布料和一袋袋的豆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很多胡图人的。我们不能把所有杀手都一概而论。那些被制服的人将来会从刚果归来或从监狱里出来，回到他们的土地上。我们又会一起打水、聊家常、买卖种子。20年后、50年后，或许年轻人会从书本里了解大屠杀。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一切无法原谅。
当我们真切地经历噩梦又醒来时，我们将无法像从前那样区分开白天的想法和夜里的思绪。自从大屠杀以来，不管白天黑夜，我总感觉惴惴不安。躺在床上时，我得转过身去，背朝周围东西的阴影；走在路上时，我也时常回头看身后的影子。当遇到陌生人的目光时，我就会担心我的孩子。有时在河边，我看到一个胡图族民兵的面孔，心里会想：“弗朗辛，你看，这个人，你在梦里见过。”后来才会想起，这是沼泽地里的那场噩梦，它早已经过去了。
我想，我将因为自己图西族的血统而一直受到鄙视。又想到我的父母，他们以前在鲁亨盖里（Ruhengeri）时也总有被驱逐的感觉。仅仅因为身份就要终生受到困扰，这让我感到耻辱。可当我闭上眼睛不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心里又会因痛苦和羞辱而哭泣。
*卢旺达爱国阵线。1988年起逐渐在乌干达成形，1990年开始其军事行动。借哈比亚利马纳总统被杀害之机，于大屠杀暴发那天，他们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最终于1994年7月4日占领全国，听命于后来成为国家总统的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卢旺达爱国阵线自此成为卢旺达的常备军，其主要活动区域为基伍湖（lac Kivu）地区一带。——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