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两个集市
教堂百米外是尼亚马塔的主干道，路两边栽种着高大的树木。因为人们常在这些树下解决矛盾纠纷，所以它们被称作“法庭树”。城镇里唯一能看到的标语，是一块木牌上宣传预防艾滋病的广告。这个木牌就是集市广场的入口。除了酷热的午休时分，这块空地上总是挤满了踢足球的人，来来回回踢着一个香蕉树叶做成的球。
尼亚马塔有一大一小两个规模不同的集市。大型集市每周三和每周六举办。天刚蒙蒙亮，商贩们就在地上铺好摊位，摆上商品。像非洲所有的集市一样，这个集市也是按照商品类别来分区。这一角是渔妇们聚集的区域，她们身边摆放着用藤条穿起来的干鱼或熏鱼，上面还撒了一层防蝇粉末；另一边，是农妇们的地盘，堆放着成堆的甘薯、成串的香蕉和成袋的红豆。稍远处是鞋摊，几堆鞋中有成双的也有单只的，有全新的也有二手的。在几摞T恤衫和内衣旁边，是豪华货架，上面放置着从中国台湾或刚果进口来的布料。
从大清早开始，这里就人满为患，以致细长的木制小推车都进不来，端着柳条筐来补货的女工也没有地方下脚。售卖音乐制品的摊位被挤到了稍远的一旁，摆在了街边。小板凳上放着供顾客试音的录音机，三张桌子上铺满了录音带，有的是圣歌，有的是大湖区（Grand Lacs）的民歌，有的是刚果和非洲南部的流行舞曲，还有卢旺达著名艺术家阿侬西亚塔·卡马利扎（Annonciata Kamaliza）的忧伤歌曲，以及以席琳·迪翁（Céline Dion）和朱利奥·伊格莱西亚斯（Julio Iglesias）为代表的世界音乐。
这是个宜人质朴的集市，没有珠宝商、旧货商、绘画雕塑商和乐器商，也没有太多讨价还价和口角之争。
而小型集市呢，则是每天都开，开在广场后面一块凹凸不平的空地上，主要是售卖食物。磨坊小屋周边围着成堆的木薯。山羊市场挨着屠宰场，屠宰场前面就是肉铺。不远处是动物药店、诊所和镇上兽医常去的小酒馆。柴火商的摊位毗邻着木炭商的摊位。在集市上，我们还能见到修鞋摊、一桶桶香蕉酒、一罐罐炼乳、泥炭、肥料、一群群捆着的母鸡、白糖、盐巴和随处堆放的一袋袋豆子。
集市广场周边的商店被刷成绿色、橙色和蓝色，但在炎热天气和灰尘的影响下已经褪色了。战争开始之后，有一半商店已经关门和毁坏了。另一半是几家理发店和昏暗的小酒馆，人们会去那里喝点香蕉酒。尼亚马塔已经没有报刊亭或非教会的书店了。如果要复印东西就只能去宗教书店。在照相馆和布料橱窗附近，缝纫女工坐在商店的房檐下面，俯身在胜家牌或蝴蝶牌的黑色和金色缝纫机上做工。她们趁顾客去教堂、诊所或镇上的时候，缝补扯破的裤子，裁剪合身的衬衣，或给缠腰布扎边。
每周当中有两天，让内特·阿因卡米耶会从卡纳济（Kanazi）的山上下来，去集市上做点针线活儿。二十几台缝纫机咔嗒咔嗒响着，女工们安静地做工，偶尔发出笑声或给顾客提一些建议。做工的日子里，让内特会穿上有肥大袖子的礼拜日长袍，长袍上没有饰品、花边或细绳，因为这些东西是被她的五旬节派牧师禁止的。
除了做针线活儿的两天和周日，其他日子里，让内特耕种着一小块土地。大屠杀之后她就辍学了。她和两个妹妹和两个孤儿一起住在一座打理得无可挑剔的砖房里，要负责照料这两个孤儿，给他们提供衣食，送他们去上学。此前，她从没有和外国人说过话，但我们第一次相见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同意讲述自己的故事。每次在讲述母亲的死亡时，她都得忍受反复的痛苦，却总是有惊人的勇气继续讲下去。
让内特·阿因卡米耶
17岁，农妇、缝纫女工
于马拉尼温多（Maranyundo）金印亚（Kinyinya）山上
我有七个哥哥和两个妹妹。大屠杀的第一天，爸爸就被砍死了，但我们不知道他死在哪儿。很快，哥哥们也都被杀害了。我和妈妈还有妹妹们躲进了沼泽地。整整一个月，我们都躲在纸莎草的枝叶下，几乎看不到也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动静。
白天，为了躲过胡图族民兵的袭击，我们躺在泥沼里，与蛇和蚊子为伴。夜里，我们在废弃的房子之间游荡，在田地里找点吃的。我们找到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有很多人拉肚子。但还好，那些普通的病痛、疟疾和雨季常见的发烧，这次似乎打算放我们一马。我们对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感知了，只知道镇子里的图西人都被杀害了，只知道我们应该也很快就都要死了。
通常，我们是一小群人藏在一起。有一天，那些刽子手在纸莎草下发现了妈妈。她站起来，递给他们钱，请他们能一刀了结她。他们把妈妈的衣服扒光，拿走了系在缠腰布上的钱。接着，他们先砍了她的两只胳膊，然后是两条腿。妈妈念叨着：“圣赛西莉亚（Sainte Cécile）*，圣赛西莉亚。”但她没有求饶。
这些回忆让我很悲痛。但对我来说，大声讲出来和默默回忆是一样痛的，所以我并不介意给您讲述这件事。
我的两个妹妹当时就躺在妈妈身边，所以目睹了全过程，而且也都被砍伤了。瓦妮莎（Vanessa）的脚踝受伤了，玛丽—克莱尔（Marie-Claire）的头受伤了。凶手没有把她们大卸八块，可能是因为他们着急，也可能是故意这么做的，就像对妈妈做的那样。而我，因为被藏在一个稍远的洞里，所以我只听到了吵闹和尖叫。胡图族民兵离开之后，我从藏身之处出来，喂妈妈喝了一些水。
第一天晚上，妈妈还能说话。她对我说：“让内特，我就要死去了，而且我很绝望，因为我知道你也将随我而去。”她伤得很重、很痛，但她一直重复说我们都会死去，这让她更加难受。我不敢跟她一起过夜。我首先得照顾两个妹妹，她们都伤得很重，但不会死。到了第二天，我就更没法跟妈妈待在一起了，因为我们必须要躲起来。这就是沼泽地里的生存法则：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必须遗弃受重伤的人。
妈妈在死之前躺了三天。第二天的时候，她只能轻声说“孩子们永别了”，然后要水喝，却仍不能就此结束生命。因为担心胡图族民兵来袭，我不能跟她待得太久。我明白，对她来说，这一切结束了。我知道，对被一切都抛弃的人，对最后的陪伴只有痛苦的人而言，死亡是一件非常辛苦、毫无意义的事情。第三天，她咽不下东西了，只能哼出几个简单的词，只有眼睛还能看看。直到死后，她也没有闭上眼睛。妈妈叫阿涅丝·尼拉布古齐（Agnès Nyirabuguzi）。在卢旺达语里，“尼拉布古齐”的意思是“多子的母亲”。
如今，我常常梦到她，梦到我们在沼泽地里的情景：我看着妈妈的脸，听她说话，给她喂水，但是水没有进入她的喉咙，而是直接从唇边流出来；杀手们又开始追捕了，我站起来开始逃跑；当我再回到沼泽地的时候，我向人们打听妈妈的消息，但没有人认识她……然后我就醒了。
大屠杀的最后一天，当前来解救我们的人在沼泽地边呼喊我们的时候，一些人拒绝从纸莎草下面出来，他们觉得这应该是凶手们的新诡计。当天晚上，我们聚集在尼亚马塔的足球场上。最强健的那些人负责去附近的房子里搜罗一些像样的衣服。尽管我们终于吃上了有咸味的食物，但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想着那些被我们留在沼泽地里的人。我们感觉自己还在沼泽地里，只是没有人在后面追我们了而已。死亡不再威胁我们，但生活还在折磨我们。
妹妹们的伤口感染了，所以我们得找个容身之处。她们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星期，我们才能够上路回家。房屋已经被毁了。在灌木丛里，我们遇到了尚塔尔·穆卡谢马（Chantal Mukashema）和她的表弟让—德—迪厄·穆伦盖拉尼（Jean-de-Dieu Murengerani），他也被叫作瓦利（Walli）。最后我们在一个舅舅的房子里会合了，房子已经被洗劫一空，没有屋顶，没有床铺，甚至没有一块布料。我们的生活就在那里重新开始。
如今，我们靠种地为生。每天忙于糊口，能笑的时候就笑一笑，也让孩子们觉得愉快一些。但我们不再过生日了，因为生日让我们觉得痛苦，而且花太多钱了。我们从不争吵，哪怕是偶尔的一次半次都不曾有，因为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吵，也不知道为什么吵。有时我们会哼唱在学校学的歌。两个妹妹都回到学校上学了。让—德—迪厄自从头上挨了一刀之后，就满腹心事。他就喜欢坐在那儿，支着下巴陷入长久的沉思。尚塔尔和一个叫弗朗索瓦（François）的人结婚了，就离开了这个大家庭，但我们还是会互相串门。我不觉得自己会结婚，因为得照顾两个妹妹，还有一些其他阻碍。我觉得自己太过优柔寡断。说实话，我觉得生活让我不太舒服，除了当下，我想不了其他事情。
去年，舅舅的房子彻底塌了，我们就搬到了卡纳济，住到了这间用砖块和铁板盖起的耐久性建筑里，这里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几张带抽屉的床。住在这里，我那些糟糕的念头消散了一些。周一、周二和周四，我就在自家的田里耕作，或者给邻居种地，他们给我食物或者一些小钱作为回报。周三和周六，我去尼亚马塔的集市上，用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做缝缝补补的活计。一个叫安热莉克的姑娘在她旁边给我腾出了一个位置。我给过路的人做点针线活儿，靠这个糊口。我很遗憾没有机会学习缝纫这门手艺，那样就不用种地了。
孩子们已经把很多悲惨的记忆从脑海中清除了出去，但身上的伤疤还在，他们还会头疼和痛苦。当他们特别难受的时候，我们就花点时间，好好回忆一下那段不幸的日子。两个小女孩说得最多，因为她们全程目睹了妈妈的遭遇。她们常常讲述的都是同一个场景，而忘记了其他部分。
我们的记忆会随着时间渐渐改变。我们会忘记细节，会弄错日期，会把不同的袭击弄混，会把不同的名字记岔，还会对某个亲朋好友是如何死去的产生分歧。但我们亲身经历的种种可怕时刻却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去年。时光流逝，我们保存下来一份非常具体的记忆清单，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再互相讲述这些回忆。这些事情变得越来越真实而确凿，但我们几乎不再能够按照正确的顺序讲述它们。
当我自己在地里耕作的时候，有时会有回忆起这些事情的倾向，无尽的悲伤会涌上心头。于是我就放下锄头，去邻居家串门聊天。我们一起唱歌，一起喝果汁，会感觉好一些。周日，我去教堂唱圣歌、做祈祷。我想，撒旦之所以选择胡图族来犯下这些滔天罪恶，只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他们能在短短几个月间散布更多的恶行。当从广播里听到非洲这些战争的消息时，我特别担心。我觉得，上帝离开非洲大陆太久了，于是撒旦借此机会大开杀戒。我只希望，遭受这些不幸的所有非洲人的灵魂在天堂能够得到应有的对待。
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故事就好比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双方本是亲兄弟，却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反目成仇。但我认为，虽然图西人和犹太人一样遭受过屠杀，却又和犹太人不一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像希伯来人那样，成为聆听上帝之音的天选之子。图西人只是生活在山上、因为高尚气质而倒霉的人。
在沼泽地的时候，瓦妮莎曾亲眼看到杀害妈妈的凶手们。两年之后，她认出了其中一个，那个人从刚果安然归来。这个小伙子来自卡云巴，是我们牧师的长子，个子很高，教养很好。现在他被关在基多戈湖（lac Kidogo）附近的里利马监狱。
如何对待这些囚犯，是个折磨人的问题。如果把他们的仇恨都囚禁起来，那仇恨就永远无法随风而去。但如果放任仇恨传播，屠杀就会卷土重来。我曾看到，有的妇女为了免于血腥而抱着孩子一起投河自杀。女性尤其备受折磨，因为妇女儿童受到的摧残比男性更多。我知道，如果上帝不能追上那些凶手去训导规劝他们，他们总会想要再次发动屠杀。我相信上帝，是因为我太担忧了。
我知道，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妈妈被如此残忍地砍伤，还要忍受如此煎熬的折磨之后，就会永远失去对他人的信任，不仅不再信任图西人，也不再信任其他人。我想说的是，目睹过巨大痛苦的人，再不能像从前那样生活，他会始终保持警惕，即使别人什么都没做，他也会怀疑。我想说，妈妈的死是最让我难受的，但给我的创伤最深的是她经受的长久痛苦，这创伤是不可能被治愈的。
我还明白了，一个人可以突然变成十恶不赦的坏人。直到最后我也不能相信大屠杀这个事实。我也不相信有些人说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经历这么严重的暴行了。大屠杀这种事只要发生过一次，如果根源还在，而且我们不了解根源是什么，将来不管何时何地，无论是在卢旺达还是在别处，就还会再次发生。
*基督教圣人，据说是罗马的贵族之女，音乐尤其是基督教圣乐的主保圣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