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尼亚马塔的清晨
灰鹤用号角般嘹亮的歌声，最先宣告了加塔雷（Gatare）街区夜晚的落幕。很快，冠蕉鹃也加入喧闹的队伍。太阳如约升起。清晨的薄雾中，白颈鹳和鹈鹕百无聊赖地在池塘上空盘旋。山羊跃跃欲试地要从房屋旁的围栏中跳出来。奶牛也开始了新一天的旅程，它们被赤身披着长衫、握着长棍的放牛娃们驱赶着，三三两两地消失在卡云巴的灌木丛中。
尼亚马塔城区高处，最边缘的几条有土房的小道错落地通向一块开阔的场地，在那里延伸成一个足球场，成为尼亚马塔主街道的终点。球场配有铁制的球门，但地面随着交替的旱季和雨季，或是热得变形，或是泥泞不堪。不过这些都从未影响踢球者的热情，来这里踢球的人有老有少，整日里络绎不绝。城区低处散布着寥寥几座独栋小楼，那里住着很多教师、官员和商人。
埃迪特·乌万尼利吉拉（Édith Uwanyiligira）在这里经营着一个小旅馆，这座砖房坐落在一小丛芒果树和木瓜树的树荫中。宽阔的后院成天到晚都挤着一大群住在附近的小孩子，他们是来排队打水的，因为这儿有附近唯一的自来水龙头。院子两边是用作厨房的窝棚和帮工住的棚屋。厨房的大锅里从白天到黑夜都炖着老板娘用小推车从市场带回来的蔬菜。每到饭点，这些孩子被大锅里食物的香味吸引，会再聚集到这里。
站在阳台上，能听到右边的树枝上有锡嘴雀和绿咬鹃在鸣叫；能看到路对面的破旧土砖房、种植豆子的园子和几条深沟，建造土砖房所用的砖头便是在这些沟里用稻草和黏土做成的；还能看到母鸡在散步，以及树枝、篱笆上晾晒着衣物。
镇政府的黄色大楼围着一圈高大的花篱，楼前的路上满是行人和骑着自行车、摩托车的人。院子里，身着白衬衣的公务员与前来办事的村民们聊着天。镇长的越野小卡车和回收垃圾的拖拉机停在停车场上，很多摩托车和自行车则成排停靠在牛油果树边。
伊诺桑·鲁维利利扎（Innocent Rwililiza）就在镇政府工作，几百米外是西尔维·乌姆比耶伊（Sylvie Umubyeyi）简陋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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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乌姆比耶伊是一位社会工作者，也是我在尼亚马塔认识的第一个人。我在基加利了解到，一些幸存下来的孩子组成了一个个小家庭，生活在沼泽地附近的灌木丛中。于是我去找了西尔维，问她有没有可能让我见见那些孩子。她有点犹豫，或者说还不太信任我，所以不想让一个陌生人和这些孩子们建立直接联系。但是，在我回基加利的路上，我们在纪念馆门口再次邂逅并简单地交谈了一会儿。这个机缘似乎改变了她的想法。她没说原因就突然提议，让我坐她的小卡车穿过香蕉园。她把我引荐给让内特·阿因卡米耶（Jeannette Ayinkamiye），她是一位青年农民，就是她带着那些孤儿。我们聊了一上午。西尔维带我去山上看了好几次。与此同时，她也渐渐愿意谈论起自己，一开始还很谨慎小心，后来就常常主动讲起自己的事情。她很有魅力，所以我就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发生于尼亚马塔山区的故事上。
我第二次到访那里时，西尔维请伊诺桑·鲁维利利扎接替她。伊诺桑也同样认真小心且善解人意。他们俩都成了我的向导和朋友，如果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进行对山区的这些探索，也不可能认识那些幸存者。
很多时候，他们还是出色的口译员。这里的人们一般用三种语言：卢旺达语是农民的母语，卢旺达法语是其他人及翻译者使用的语言，第三种就是纯正的法语。卢旺达法语很讲究，非常好地借用了法语的词汇。通过它，我能够原原本本地记录一些叙述和想法，很少出现表达生涩的问题，而且也不会减损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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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子出口处的马路向左通向曾经的教堂。这座教堂曾是这个小镇上唯一的现代建筑。如今，它的残垣断壁和破损的尖顶都留存着被榴弹轰击过的痕迹。梵蒂冈教廷曾多次计划修复它，把它重新开放，以供人们在此祷告，但是尼亚马塔的居民决定保留它的现状。当地建有两座纪念馆，其中一座就是这里，因为大屠杀正是从这里开始的。5,000人在这里被杀害，继而引发了在整个布盖塞拉的狩猎。
教堂的院子里，几只山羊在咀嚼小灌木的叶子。牧羊人是个12岁的男孩。他坐在树荫下，手里拿着一根树枝，脚下踩着一个球。他叫卡修斯·尼永萨巴（Cassius Niyonsaba），正在和看守纪念馆的人聊天。人们每天都能在教堂附近看到他，因为教堂就在他姨妈特蕾莎（Thérèse）家去往学校的路上。有时他和小伙伴会来这里一起打球，有时会像今天这样来放羊，有时他会独自坐在教堂后边的矮墙上，盯着一个墓穴发呆。他的头上有一道深深的疤痕，划过整个头顶，分开了他卷曲的短发。
卡修斯·尼永萨巴
12岁，小学生
于恩塔拉马山上
我的爸爸是一名教师，妈妈是农民。父亲的亲人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母亲那边也一样。我不记得以前有多少兄弟姐妹了，因为我的记忆里死的人太多了，我对数字已经不再敏感了。这让我在学校里也变得迟钝了。
但我还能历历在目地回忆起在教堂发生的屠杀和胡图族民兵的凶残。我们把胡图族的杀手叫作“联攻派”*。屠杀开始之前，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在路上冲我们吼叫，发出威胁。当时，我们觉得情况不妙，但并不相信会真的发生什么。后来，总统的飞机出事之后，山上的那些胡图族邻居每天都到人们原来居住的街区杀人，甚至在没有发生口角或矛盾的时候就会动手。于是人们明白，这不是闹着玩儿的，就往树林或教堂里逃。我下山去了尼亚马塔的姐姐家，所以才没有死在恩塔拉马。
尼亚马塔屠杀从大集市所在的那条街道开始。那天，我们逃到了教堂里。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这是卢旺达的风俗，当发生屠杀时，人们就会去教堂这个上帝的居所避难。我们得了两天清静，然后镇上的士兵和警察就来教堂周围巡查监视了，还喊叫说我们所有人都会被杀。我记得，当时我们都不敢呼吸和说话。还没到中午，联攻派民兵踏着歌声来了。他们投掷榴弹，拆除栅栏，冲进教堂，开始用砍刀和长矛砍人。他们头发上挂着木薯叶，他们放声吼叫，开怀大笑，抡圆了胳膊，只管一股脑儿地砍人。
没有受伤的人身上也沾满了他人的鲜血。于是，开始不断有人死去，人们不再抵抗。那个时候，教堂中同时既喧嚣吵闹，又寂静沉默。下午，联攻派民兵在门前烧死了一些孩子。我亲眼看着他们在烈火中扭动挣扎，直至被活活烧死。我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和肉被烧焦的气味。
找不到姐姐，我完全不知所措。傍晚的时候，有人用锤子砸了我一下，我摔倒了，但我设法爬出去，和一些男孩子藏在栅栏后面。在杀手们结束了这一天的屠杀之后，我们当中那些还有体力向丛林中逃跑的年轻人，把我一起背走了。
联攻派民兵在教堂结束为期两天的杀戮后，立刻就带着大棒和砍刀，循着我们的踪迹追到了丛林里。他们放狗跟踪，自己跟在后面，寻找藏在枝叶下的逃跑者。我就是在那儿被抓住的。我只听到一声尖叫，看到一把砍刀向我砍来，我头上被重击了一下，然后摔进了一个洞里。
起初我以为自己死定了，但我还是活了下来，却不记得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一位叫玛蒂尔德（Mathilde）的女士路过时发现了我，并把我带到大树下藏身。每天晚上，借着黑夜掩护，她给我送水送食物。头上的伤口溃烂了，我感觉像有虫子在啃我的脑袋一样。我觉得厄运笼罩了我。但这位女士用一些非洲草药敷在我的伤口上，为我疗伤。这个善良的女人来自尼亚马塔，但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之前跟您说过，我来自恩塔拉马，所以对她并不熟悉。后来我才得知，她是图西人，她的丈夫是胡图族长官，当她的丈夫知道她在照顾一个图西族的孩子后，把她带到一公里外的鲁瓦基—比里济（Rwaki-Birizi）水塘边，一刀杀死了她。后来，他加入了逃亡到刚果的队伍，再没有人见过他。
由于头部受伤，我不记得大屠杀是怎么结束的了。我已经用尽了所有力气，几乎无法思考。家里的房屋也已经被毁。我得了很严重的疟疾，全身上下只剩一条内裤。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杀死了，所以我没法跟谁一起去教堂或者沼泽地避难。于是我回到尼亚马塔，住在靠种地为生的姨妈特蕾莎那里。
现在我和姨妈的几个孩子还有其他跟我一样的孤儿住在一起。我们这些孩子聊天的时候，有时会有人谈起大屠杀，于是每个人都开始讲述自己目睹的事情。有时一聊就是很久。有时会有人想更正一些细节，但我们常常都是在不断重复讲述相同的记忆。这样的对话会帮我们缓解一些痛苦。
我又回到了学校，上小学四年级。学校里有些胡图族孩子，但我跟他们并没有什么矛盾。有时我会踢会儿球，但通常都是来自布隆迪的男孩子们带球来，穿着拖鞋在校园里踢球。我很喜欢和一个小伙伴聊天，也喜欢散步。只有当我独自去拾柴火的时候才会有点害怕，因为那地方离我家有点远，还住着从刚果回来的几家人。轮到我放羊的时候，我会跟着放牛的人们一起去。
但我最喜欢的是在教堂的院子里消磨时光。那是我逃脱大屠杀的地方。教堂在去上学的路上，每天我都会去，包括周六和假期。有时我在那儿放羊，有时我和伙伴们在那儿踢球，有时我就一个人坐着。每天我都盯着墙上的那些窟窿看。我走近罪证，凝视那些头骨和尸骨，这些人当初就是在我身边被杀害的。
起初，看到这些没有名字、没有眼睛的头骨，我特别想哭，但渐渐地就习惯了。我久久呆坐在那儿，思绪完全被这一切带走。我努力不去想这些头骨生前的面孔，因为一旦想到某个亲朋好友，恐惧就会吞噬我。我只能粗粗怀念一下这些散落在各处且未被埋葬的死者。这些尸骨的样子和气味让我难受，但同时却能安抚我的精神。无论如何，它们萦绕在我的脑海，让我心绪不宁。
在学校里，我们没有时间正儿八经地讨论这些事情。我也听到很多人劝我忘掉这些记忆，就像忘记不好的事情那样。但我之所以经常回到教堂，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宁静，我很喜欢放学后和纪念馆的看守长篇大论。他叫埃皮马克·鲁韦马（Épimaque Rwema）。他给我讲，尼亚马塔在大屠杀之前是那么美丽，贸易兴隆，车来车往，还有一支特别顽强的足球队。这里的生活是那么平静，只有旱季时比较艰难。他给我讲人们在大屠杀中如何卑微求生，讲邻里之间为什么不愿再互相关心。他给我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即使被解救了还是一蹶不振，还给我讲那些来纪念馆参观遗骸的善良外国人，甚至包括那些忘记留下些小礼物的人。
我听说整个布盖塞拉和全国都发生了屠杀，但尼亚马塔的屠杀更为骇人听闻，因为那些匪徒敢在十字架下杀害妇女和儿童。正因如此，政府允准我们建造一座纪念馆。
在教堂发生屠杀的时候，我认出了一个正在行凶的邻居。他是恩塔拉马人。他当时打人打得好像已经停不下来了一样，上气不接下气。他没穿衬衣，虽然当时身处屋顶的阴凉下，全身还是挂满了汗水。如今，我常在集市附近碰到他的家人，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我知道他被关在里利马（Rilima）监狱。我觉得他没法再活下去了，因为对于一个曾挥舞大棒疯狂打人的人来说，他的所思所想只剩下他杀过的人以及他是如何杀掉他们的，而且杀人的欲望永远不会离开他了。在教堂屠杀中，我看到残暴可以取代温良，迅速占领人的内心，比疾风暴雨还快。这个痛苦的焦虑如今让我备受折磨。
我觉得邻国的人们，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无法完全相信我们这里发生过的事情。他们只会接受零星的真相，忽略其他的。即使在我们国家，当听到别人描述我们未曾亲眼看到的屠杀时，我们也依然会感到震惊。因为，大肆屠杀图西人这个事实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理解范畴。因此，当我想到杀了我父母和全家的那些凶手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被枪决，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总想着亲人们的悲惨命运。
在我看来，胡图族杀手们没法给出一个正当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仇视图西人。他们只会重复什么威胁啊、指责啊之类的话。他们自称害怕隐藏在图西人天性中的某种东西，害怕潜在的危险。事实是，他们觊觎图西人的财富，他们担心有一天自己会缺衣少食，会变成向我们乞讨的人。即使图西人比他们更贫穷，胡图人还是想掘地三尺，把图西人抢得一干二净。贪婪和盲从惯坏了他们的心灵。
长大以后，我不会再去做弥撒。我不会再走进任何一座其他教堂。我想成为一名老师，因为在学校里，我能从他人身上得到慰藉，也因为，我的爸爸就是一名老师。
*联攻派（Interahamwe），原词意思是“一致”，是胡图族极端分子民兵部队的名字，这些部队在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的党派的倡议下成立，接受卢旺达军队的训练，有时也在当地接受法国军队的训练。这些部队聚集了几十万极端分子，招募了卢旺达屠杀中的杀手并领导他们开展屠杀。一部分联攻派于1996年秋天爱国阵线军队进攻刚果时被消灭或击溃，一部分和胡图族难民返回了卢旺达，向新政权投降。——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