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恩里克·罗多
西语美洲的布道者
西语美洲的首位民族主义思想家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乌拉圭作家，他的名字叫何塞·恩里克·罗多。1871年，罗多出生于蒙得维的亚老城区的一个加泰罗尼亚商人家庭。罗多的学习始于阅读他父亲的藏书，主要是拉丁语、西班牙语以及西语美洲的一些经典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图书馆。此后家道中落，他又遭遇了经济困难，这使生性内向的他越发拘谨。很多人表示，他的生活一直是这样的：坚定的单身主义者，甚少与人交往，充满神秘，唯一的亲密关系也仅限于和母亲、兄弟之间。虽然他后来卷入了各种政治抗争，但是他始终以培育“思想的神圣信仰”为理想。
在埃尔维奥·费尔南德斯中学就读期间，罗多首次发表了他的早期作品。这些作品已经有了后期作品的雏形，体现了他对西蒙·玻利瓦尔和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英雄的崇拜。1885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开启了他多年的艰苦岁月，迫使他中断了学业。他曾经在公证处当过记录员，也曾经在银行做过柜员。他后来获得了文学的最高殊荣，但始终未能获得学位。1895年，他创办了《国家文学与社会科学》（Revista Nacional de Literatura y Ciencias Sociales）杂志，旨在“惊醒当时陷入瘫痪”的乌拉圭知识界的有生力量。在这本杂志中，罗多发表文学批评，发掘介绍了一批西班牙和拉美的经典作品，也展现出了他在思想上的早期审美倾向。
乌拉圭内战在他个人的情感危机面前相形见绌。1897年3月，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战争的轰鸣或给人带来痛苦，或使人心潮澎湃。可我丝毫不关心党派之争，别人的利益和感情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同年，他的杂志停刊了。他写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具巨尸的一部分。于我而言……失望、苦难和生活的辛酸滋养着我献身艺术与研究，使我远离低劣与不幸。”忧郁之情似乎淹没了他的内心。他的朋友阿图罗·希门尼斯·帕斯托尔（Arturo Giménez Pastor）回忆道：“他的身体和态度在运动中毫无用武之地：手臂、腿、衣服……他漠不关心地伸出双手，他的意志和思想也派不上用场。他的目光被冰冷的镜片削弱。”据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Emir Rodríguez Monegal）回忆，罗多曾和几名女性交往，但是他始终生活在“缺乏爱情的情色”之中。1898年，获胜的乌拉圭红党（Partido Colorado）向他提供了一个在战争评估办公室工作的职位，他无奈地接受了，他说：“我们国家把这也称作公共职位，实在令人绝望。”同年，他被任命为临时的文学教授，讲授从柏拉图到斯宾塞的思想史，同时兼任国家图书馆的临时馆长。根据当时的一幅画像，罗多是一个“高大、瘦削的年轻人。身体僵硬，垂着手臂，双手张开——他的手松弛无力，死气沉沉，摇动时像没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冰冷……若说他身上有什么可称得上‘拘谨’二字，那就是他宽大的额头。由于他把头发向后梳了起来，使得额头看上去光洁、冰冷，比实际还要宽阔。在这个宽额头下的是他那独特高傲的思想和像征服者般宁静且富于思想的意志。”
不久，在1900年，发生了两件对他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一件是他的舅舅留给了他一份丰厚的遗产，另外一件是西班牙在和美国的战争中遭遇失败。这场战争令他气愤又悲伤。作为加泰罗尼亚移民的后代，罗多热爱西班牙，但是作为拉丁美洲人，他又赞成古巴独立。而且他希望古巴取得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把主子从西班牙换成美国，这不是罗多想要看到的。但他所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作为回应，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这是一本写给拉丁美洲青年的小书，名叫《爱丽儿》（Ariel）。这本书最终改变了拉丁美洲意识形态的历史：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父亲恰巧参与过美西战争）胜利入主哈瓦那，终结了自1898年开始对美国仰慕与失望的循环后，这本书被列入了初中生的必读书目。
对于美国政府以及更普遍的舆论来说，发生在世纪末的这场小规模冲突不仅验证了1839年美国制定的扩张计划中昭示的命运，也验证了1846—1848年美墨战争和半个世纪后的美西战争昭示的命运。古老的西班牙王国不堪一击，美国轻松地羞辱了它，改变了世界版图：菲律宾、关岛、古巴和波多黎各从16世纪海上霸主的手中落入20世纪海上霸主的手中。它们摆脱了殖民地的身份，变成了“保护国”。这个新名头不能让所有的美国人买账。1898年，马克·吐温创立了美国反帝国主义联盟（American Anti-Imperialist League），力图阻止他的国家走向帝国主义：“菲律宾省该用什么旗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可以为它专门设计一面：用我们平常用的国旗，把白条纹涂黑，再把星星换成骷髅头和交叉骨就可以了。”
大部分拉美人的反应就像地震后的幸存者一样。正如何塞·马蒂所指出的，美国人不了解也看不起西语美洲的生活与感情现实，意识不到它的行为对南邻们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爱丽儿》就是这种影响的自然产物。它的出现正当其时：它描绘了两个美洲在19世纪的矛盾，也预示了几乎持续于整个20世纪的另一场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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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仰慕和失望的循环由来已久。至少有三代拉丁美洲的自由派曾将美国作为榜样，以致在某些方面完全照搬了美国的做法。他们渴望建立一个宪制共和国，反对曾经压迫他们的天主教君主制。他们把维护传统制度的政治团体、神职人员、士兵和知识分子统统称为“保守派”，尽管这些人有着微妙的区别。1824年的墨西哥宪法是第一部将墨西哥确定为联邦共和国的宪法。以著名记者、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洛伦索·德·扎瓦拉（Lorenzo de Zavala）为首的宪法制定者们还公开宣称以效法美国为荣。宣言表示，墨西哥国会“非常高兴北边有一位繁荣的共和国邻居供他们学习模仿”。作为联邦党人的扎瓦拉后来还为得克萨斯共和国起草了宪法，并出任第一任副总统。
相比之下，玻利瓦尔则对美国心怀疑虑，小心谨慎。美国和英国不同，它在西语美洲各国独立战争期间保持中立态度。玻利瓦尔认为，新成立的诸共和国应该与当时的海上强国英国加强联系。他认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更有利于秩序和自由的平衡，执行力强，政府权力集中。但即使是他也仰慕美国的模范地位，认为它“有着光明的前途”：
谁能不受绝对充分地享有主权、独立和自由的吸引？谁会拒绝一个将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相结合的智慧政府，一部将公共意志置于个人意志之上的最高法律？面对一个以灵巧、积极、有力的手段，自始至终竭尽全力地追求完善社会这一唯一政治愿景的仁慈政府，谁会拒绝它的权威和统治？
19世纪中叶，自由派（通称为“进步派”）对美国的仰慕几乎遍布整个大陆。在南端，作家出身的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他喜欢人们称他为“小富兰克林”）对美国不吝溢美之词。欧洲之行过后，他于1847年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访问美国，并不断地将美国和法国做对比：
我相信，美国拥有地区内唯一有文化的人民，是现代文明的最终结果……它是全球唯一的全民阅读、全民可以根据需要写作的国家。在美国，有两千份报纸满足着公众的好奇心，教育与福利遍布各地，惠及全民。地球上还有哪个国家跟它一样呢？在法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二十七万选民代表了三千六百万人民，它是唯一一个不被法律视为牲畜的民族……
尽管墨西哥失去了一半的领土，也没有减少对美式自由的信仰。1864年，在他的国家遭遇艰难时刻时，惠特曼曾惊讶地说：“墨西哥，这个我们唯一侵略过的国家，现在却是唯一为我们和我们的胜利真诚祈祷的国家。难道这不奇怪吗？”*原因有两点。第一个原因是政治层面的：当时拥护马西米连诺一世（Maximiliano de Habsburgo）并得到法国军队和奥匈帝国支持的保守派希望南方邦联取得胜利。第二个原因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美国是全世界自由与民主的家园。
1867年，马西米连诺一世被处决，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领导的反法自由共和派取得了胜利，但随后担任墨西哥总统的塞瓦斯蒂安·莱尔多·德·特哈达（Sebastián Lerdo de Tejada）和波菲里奥·迪亚斯担心战争再次爆发。特哈达在执政期间（1872—1876）坚决认为“在强者与弱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而迪亚斯在漫长的执政期（1876—1911）之中（也许）说过：“可怜的墨西哥，她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他们都曾为对抗美国这一强邻在贸易、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要求，避免损失更多领土而进行过外交斗争。但墨西哥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对美国的仰慕，有时候甚至为之目眩。19世纪中叶，墨西哥的自由主义者曾在美国寻求庇护，共谋反对独裁者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将军，为抵御法国入侵积蓄力量。在波菲里奥·迪亚斯发动军事政变之后，特哈达流亡纽约。迪亚斯曾在1881年为度蜜月而在纽约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他赞同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James Blaine）倡导的“和平渗透”理念，允许美国在墨西哥修筑铁路用于调节“强弱”；他考虑到美国与欧洲在墨西哥的势力平衡，在矿业、农业和石油等多个领域依赖于美国的投资，使墨西哥在19世纪末取得了惊人的物质进步。但是随着美国帝国主义之风的兴起，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1897年左右，马蒂在墨西哥期间的朋友之一，当时最著名的墨西哥知识分子胡斯托·谢拉·门德斯（Justo Sierra Méndez）来到了美国。他是一名历史学家、演说家、记者、法学家和教育家。在年轻的时候，他曾听胡亚雷斯总统说，墨西哥会因新教移民获益匪浅，因为墨西哥人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节俭、教育和工作的良好习惯。这是个非常符合自由主义的想法。但是谢拉已经放弃了纯粹的、理想化的自由主义，他不仅先后接受了时兴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怀着一种尚不成熟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趋向保守派，不信任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以来，保守派因为文化、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缘故始终排斥说英文、自由主义和信仰新教的邻居。实际上，谢拉已经自认是一个“保守的自由派”了。他在旅行日记《在美国的土地上》（Tierra yankee）中写道，世纪末的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现在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平衡，这一平衡成就了美国这个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站在美国国会大厦面前，他写道：
我来自一个弱小的国家。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因骇人的不公而饱经沧桑，对此我们虽可宽恕，但不可遗忘；我希望，面对美国，我的祖国能够有惊人的成就和运气，自豪而有尊严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我并不否认我对美国的仰慕，但是我试图告诉自己：低头只是一时之举；祖国终将直起腰来，变得更好。
一方面是对野心和强权的担忧和不满；另一方面是对“独一无二的国会”的羡慕，“宪法权利已深入它的骨髓……我们怎能不向它低头呢？连历史都向它低下了头颅，何况贫弱而又卑微的我们？”
谢拉曾经在1894年说服他的朋友何塞·马蒂留在墨西哥，致力于教育工作，正如他所想的，西语美洲的一切都因为1898年西班牙的失败而改变了。美国早期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之一约翰·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将美国的这次胜利称为“辉煌的小战争”。像谢拉一样的墨西哥和其他西语美洲国家的自由主义者不再“低头”。这是西语美洲思想史上的断裂时刻。必须找到一个替代品。拉丁美洲不再应该“变得像他们”，更不用说“成为他们”。“远离他们”是不够的，但是“靠近他们”似乎又没有用。知识阶层普遍认为，应该从根本上“和他们不同”。就像马蒂所预见的那样，很多伊比利亚美洲国家拒绝承认外国武装给古巴带来的独立，因为这样它很可能会变成一个被保护国。
古巴的遭遇为许多人澄清了19世纪诸多历史片段的意义：它是一段漫长历史中最新的一章，在它之前，得克萨斯州易主，美国与墨西哥开战，中美洲爆发解放运动，甚至还有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这样的人明目张胆地想要将星条旗的荫庇从布拉沃河（Río Bravo）一路延伸到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在意识到这些之后，自由主义人士对于美国民主的钦慕自然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尽管它从未消失：现在，拉丁美洲要避免加勒比和中美洲成为美国“大棒”的下一个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拉丁美洲政治思想的历史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拉美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向他们曾经的对手保守派靠拢，构思出了清晰的拉美民族主义模型，最终明确提出了反对美国的理论。他们的圣经就是《爱丽儿》。这部书的作者从未到过美国，他来自一个文明、动荡而繁荣的小国家。这个国家和它的邻国、“拉丁美洲的欧洲”阿根廷都认识到，它们自身才是可能对抗高傲强权的唯一堡垒。
* * *
1898年的冲击对于西语世界是残酷的，这种冲击是本质性的，似乎能摧毁它的文明根基与自信。1898年，整个世界都在快速发展，西班牙不再是世界的制高点。西班牙哲学家和外交官安赫尔·加尼维特（Ángel Ganivet）曾给或许是西班牙知识分子群体“九八一代”中最重要的作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写过一封信，这封言辞沮丧的信已经察觉到了新的现实：
蒸汽船的发明对我们的力量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我们刚刚学会了如何建造一艘战舰，我们仅有的那几个工程师还都是外国人……我们还得承认，我们没有用以停靠军舰的码头，也没有最为重要的东西：组建海军的资金。为了筹备资金，我们不得不剥削那些我们本该捍卫的殖民地……让自己“英勇地”被打败更为合理。
这种残酷的冲击激发了西班牙文化救亡图存的精神力量。西班牙帝国的美梦已化为泡影，但令它感到慰藉的是，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疏远，西语美洲开始与低声下气的母国和解。西语世界的两部分团结了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和同一种语言。奥尔特加—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加尼维特、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Valle-Inclán）、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皮奥·巴罗哈（Pío Baroja）、拉米罗·德·马埃斯图（Ramiro de Maeztu）等非凡的西语“九八一代”就像一群从两个世纪的沉梦中醒来的智者。这次战败是一次意识的考验，它使得这些作家重新拾起“民族天才”的身份，“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踏上它的征途，思考西语世界的过去和未来。用现实的话来讲，这个问题十分明确：我们没有科学技术，我们在竞争中落后，但是我们的精神仍在。西班牙“灵魂的觉醒”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重生：堂吉诃德虽然败给了代表技术的风车，但却位于人类灵魂的不朽之巅。而在西语美洲，这种觉醒有着不同的惊人核心。它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一如莎士比亚最后一部著名的作品《暴风雨》（The Tempest）所表现的一样。
而且，在这几年的“暴风雨”发生之际，这两块大陆之间有着非常深的误解。新的美帝国主义者认为，刚刚被他们占领的西语国家落后而野蛮，需要他们的指导和监护。他们相信，就像吉卜林（R. Kipling）在诗歌《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中所说的：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
派出你们最优秀的后代，
捆绑和放逐你们的孩子，
服务你们的俘虏，
在沉重的马具中等待，
在那躁动野蛮的人民间，
被奴役的忧郁的人民间，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的人民间。
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借自《暴风雨》岛上的巫师、智者和主人普洛斯彼罗（Próspero）对他那半人半兽的仆人凯列班（Calibán）的态度与描述，根据莎士比亚笔下两个配角的描述，它是一个畸形的怪兽，生活在普洛斯彼罗和他的女儿米兰达（Miranda）被流放的这个岛上。普洛斯彼罗摧毁了一艘船，以使其他人远离该岛。尽管凯列班也有一些感人的台词，但是在剧中是一个危险的野蛮人，曾企图强奸米兰达。这部作品和剧中的凯列班充满了复杂性。但是从凯列班身上可以看到美国、英国或欧洲的种族主义者认为深肤色人群是低等种族的刻板印象，他们认为这些种族是“白人的负担”。
但当时西语美洲人从反面解读了这部作品。对于他们来说，凯列班（他的名字在西语中多了一个重音符号）的形象恰恰是反美主义的起源。17世纪伟大的尼加拉瓜西语诗人鲁文·达里奥是使凯列班在西语美洲形象转变的关键人物。他于1898年5月2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代报》（El Tiempo）发表了一篇文章，被整个拉丁美洲的报刊广泛转载：
不，我不能，我不能支持这些装着银牙的野牛。他们是我的敌人，拉丁血统的仇敌，是一群野蛮人。……我曾经亲眼见识过那些生活在由钢铁与石头建成、令人压抑的城市里的美国佬。我和他们共处过几个小时，感到难以置信的痛苦。我似乎感觉到被一座山压迫着，仿佛在独眼巨人的国度里呼吸。我看到了茹毛饮血的蛮人、野兽般的铁匠，住在状若猛犸的房屋里的人。人们大腹便便，红光满面，言辞粗鄙，在街上相互推搡，像动物一样挤在一起，追逐着金钱利益。这些凯列班的理想不过是证券交易所和工厂。他们吃着山珍海味，数着大把钞票，喝着琼浆玉液，赚得盆满钵满；他们为自己的温柔乡而歌唱。啊，温柔乡！他们的温柔乡就是一个支票账户、一架班卓琴、一个黑奴和一支烟斗。他们是所有理想的敌人，行走在走火入魔的路上，是永远的放大镜；但是他们出色的爱默生，只是一轮在卡莱尔周围旋转的月亮；惠特曼和他刀劈斧斫般的名篇，也只是被山姆大叔拿来作为民主的先知；而爱伦·坡，伟大的爱伦·坡，耽于悲伤和酒精的忧郁天才，这个国家永远也不可能理解他的梦想；而拉尼尔·威廉姆斯（Lanier Williams），得益于名字里闪耀的拉丁一隅，幸免于成为新教牧师、强盗和牛仔们的诗人……不，我不能与他们为伍，我不能支持这些凯列班的胜利……米兰达永远偏爱爱丽儿，米兰达是圣灵的恩典。所有那些石头山、铁山、金山和肉山合在一起，也休想让我向凯列班出卖自己的拉丁之魂！
将凯列班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它缺乏内在精神与气质，是达里奥常谈的一个老话题，他曾经在1894年以这个题材写过有关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文章。但是这样的提法实际上始于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和他的同名戏剧作品《凯列班》（Caliban），这是他哲学戏剧系列中的一部。哲学家和批评家、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保罗·格鲁萨克（Paul Groussac，马蒂在华盛顿的货币会议上认识了他）于1898年5月2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维多利亚剧院的一出西式独幕剧中探讨了这一话题：“自美国内战和西方的野蛮入侵以来，扬基精神已经从这凯列班似的身躯中释放出来；旧世界在恐惧和不安中看着这个最新的文明，它认为旧有的文明已经过时，想要取而代之。”格鲁萨克认为野蛮与民主有关。他在《墨西哥》一文中直言道：
我担心这种超现代的民主会按照流行的样式来修建各民族的房屋，把他们先人的居所夷为平地，如此一来，所有世代都和浪荡的牛群一样，在这个世界留不下任何痕迹。这种扫平一切的民主偏爱白手起家的人，创造出无数自强自立的人。我们将看到它最激进的形态，它那来自遥远西方、令人窒息且狂热的专注，它的各种实用的创新，它倒退回了古老移民、亚洲式游牧、在帐篷里点起电灯的牧羊人的道德传统。
格鲁萨克与马蒂的观点不再相同。他毫不含糊地完全拒绝美国文化。格鲁萨克的言论曾经有一部分在蒙得维的亚发表，罗多应该读过。
反美的意识形态在南锥体，特别是阿根廷和乌拉圭出现并不偶然。在这两个国家，法国的影响并不局限在文学层面，同时还赋予了它们以一种强大的哲学、文学和政治传统，面对美国时的优越视角——认为美国是粗鲁、野蛮的——以及（尤其是对阿根廷而言）一个美国没有的理念：改善穷人的文化、教育和物质条件的社会主义思想，从中孕育出民族主义的政府。勒南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的作品《什么是一个国家？》（¿Qué es una nación?）定义了“种族”和“精神”的概念，以及一系列文学和政治观念。这是一种理想主义，它在哲学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理想主义者，尤其是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他从各个民族的起源中看到了一种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并不随着短期事件和国家发展进程的改变而发生变化。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个观念，德国最终才得以从历史的迷雾中脱颖而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拉丁美洲，尤其是南部各国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支持。
在勒南看来，国家是一种“伟大的团结”，它的存在被“日常的公民投票”所认可；一个国家的精神存在于“启蒙公民的意识中”，这部分人指引着其他民众，为他们带来光明。因此，这种理想主义要求全体民众能够相互理解并和谐共处。也就是说：它要求全体民众共同使用同一种语言。这种对于语言的定义，对于罗多的西语读者的意义从根本上和玻利瓦尔、马蒂所说的一样：整个拉丁美洲都是我的祖国。
多米尼加作家恩里克斯·乌雷尼亚解释说，《爱丽儿》是为“美洲青年”写的，它“坚持认为要保护全部人性不受特殊化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伤害。希腊的历史表明，希腊人有着比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更健全的人性：对于正确的民主生活方式的信仰是对于精神解放的保护”。这位多米尼加人还说，这本书呼吁人们警惕在西语美洲部分区域爆发的“北方狂热”。通过这本书，罗多造成了远超预期目标的影响。
勒南、达里奥、格鲁萨克等所有的这些作者以及他们所带来的影响都与《爱丽儿》的思想一致，这本小书指出了西语美洲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美洲文化之间的强烈反差。虽然美国的民主在罗多的作品中有着细微的不同，它是丰富的，就当时来说甚至是积极的，但是《爱丽儿》提出了自己的神话式解读：他们就是凯列班，他们拒绝理解他人，麻木不仁，甚至缺乏内在精神。我们是爱丽儿。罗多自己是这样形容的：“爱丽儿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在莎士比亚的作品当中，它象征着高贵的精神。”
北美人野兽般的形象并不仅仅出自达里奥。达里奥是一个令人敬仰的诗人，但是脾气有些易怒和反复无常，他写了一些有趣的诗歌来描述美国这个可怕的邻居。1900年《爱丽儿》的出版，开启了相对优雅温和的讨论，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衡量和反思。总体而言，拉丁美洲已经有从政治、历史、语言、种族等角度出发的各种团结宣言，而《爱丽儿》则带来了文化层面的共识，这一共识更有活力和影响力，更持久，也许是时至今日唯一还存在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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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多希望通过这本书将“一个伟大祖国的两个部分”统一起来，“政治上的统一破裂之后，必须在精神层面保持团结”，这本书在西班牙受到了巨大的欢迎。“罗多要求拉美人永远是西班牙人，坚守传统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1901年，墨西哥历史学家拉斐尔·阿尔塔米拉（Rafael Altamira）在《批评》（Revista Crítica）杂志上再现了这本书。不同的是，身为巴斯克人的乌纳穆诺支持文化自治，崇尚新教美德，对该书心怀疑虑，认为它是勒南思想的一种衍生，拒绝以罗多的天主教拉丁主义定义自己。但是这本小书的影响主要在拉丁美洲大陆。1901年，《爱丽儿》在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和委内瑞拉出版，1905年在古巴再版，1908年在墨西哥由进步人士、新莱昂州（Nuevo León）州长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s）编辑并发行了五百本，恩里克斯·乌雷尼亚为这个版本作了序。这位年轻的多米尼加评论家后来生活在墨西哥，被他的朋友和追随者称为“苏格拉底”。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在序言中写道：“罗多的目的是在领导阶层中培育一种理想信念，这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乌雷尼亚的朋友和追随者、州长雷耶斯的儿子阿方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这样描述罗多：“他唤醒了我们的意识，我们正需要一些关于美洲之爱的精准概念。”雷耶斯与何塞·巴斯孔塞洛斯是20世纪墨西哥和整个美洲最优秀的文人之一。他们都从《爱丽儿》一书中得到了美学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救赎”。
它传达的信息与法国（和天主教）的实证主义并不矛盾，这一思想在拉丁美洲的知识阶层中代替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得到长足发展。实证主义是进步的“宗教”。它承认科学的价值，但不认同盎格鲁—撒克逊的功利主义。实际上，可以说《爱丽儿》为实证主义注入了新的生命。基于当时世纪之交流行的种族理论，卡洛斯·奥克塔维奥·本赫（Carlos Octavio Bunge）、格拉萨·阿拉尼亚（Graça Aranha）、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Francisco Bulnes）等多位西语美洲的实证主义思想家在各自的作品中关于拉丁美洲种族的未来表现出悲观消沉的情绪，《爱丽儿》提出了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我们的弱势也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爱丽儿》的观点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拉美文化相对于北部凯列班功利主义的优越性。对很多人来说，这一说法后来演变成了激进的口号：西语美洲主义就是反美主义。其次是将青年的观念视为祖国的力量，将教育视为实现理想的必要手段。例如在《爱丽儿》一书中，通篇代表罗多的普洛斯彼罗便是一位老师。
这一思潮影响了整个20世纪。1904年，鲁文·达里奥发表了著名的诗歌《致罗斯福》（A Roosevelt）：
你们需要注意。西班牙语美洲万岁！
西班牙雄狮生下了千万只幼狮。
罗斯福，只有按照上帝的意愿，
恐怖的步枪与强劲的猎弓
才能将我们俘获于你们的铁爪之下。
然而，你们虽然什么都有，却少了一样：上帝！
很快，达里奥就转变了立场。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和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等众多拉丁美洲的爱丽儿主义者原本强调要肯定西班牙的文化，以及它与拉丁和希腊经典的渊源，而不是反对美国佬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高谈阔论。但在近法远美的阿根廷，爱丽儿激化了敌视美国凯列班的情绪。
法国对阿根廷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哲学和文学领域，有两位阿根廷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可以体现这种影响。其一是律师和政治家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Alfredo Palacios，1880—1965），他是南美首位社会主义参议员，曾经担任过大使。他是《新法》的提倡者，致力于司法领域的现代化改革，和旧日的拉美司法制度及其残余势力做斗争。他改革了劳动法中的诸多社会法规，例如现金支付工资、星期日假期，以及关于意外工伤、女性劳动者、教师规范的法规。帕拉西奥斯在社会主义改革和正义事业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办公室大门上贴着一句话：“阿尔弗雷多·帕拉西奥斯博士免费为穷人服务。”他对美国的批评多涉及一些具体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在20年代为墨西哥总统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所做的辩护，当时卡列斯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了美国入侵的威胁。关于帕拉西奥斯还需要补充的是，他是切·格瓦拉意识形态最鲜活的来源之一，并启发了切的母亲赛丽亚·德·拉·塞尔纳（Celia de la Serna）。
更为明确地反对美国的是作家、外交家和社会党政治家曼努埃尔·乌加特（Manuel Ugarte，1875—1951）。他出生于一个优渥尊贵的家庭，曾于1897年和1898年在巴黎学习，当时恰巧发生了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在众多的意见之中，他对让·饶勒斯（Jean Léon Jaurès）的印象尤深。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拒绝就一起纯粹的“资产阶级”事件发表看法，但身为社会主义领袖的饶勒斯却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说话。‡这种对于绝对正义的追求，以及身为和平主义者与强硬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做法令乌加特深受震撼。于是，饶勒斯这位主张温和马克思主义、公民权利与和平主义的作家首次将他的影响力延伸到了阿根廷。
乌加特对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感到厌恶。在罗多的影响之下，他对美国愈发敌视，于1901年发表了一篇名为《危险的扬基》（El peligro yanqui）的文章，以响应格鲁萨克、达里奥和罗多，对美国吞并墨西哥领土的行为表示抗议。他身为作家所具备的声望和经济条件使他得以作为阿根廷社会主义的代表四处旅行。1907年，他在斯图加特加入了第二国际，在那里结识了列宁（Lenin）、饶勒斯、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普列汉诺夫（Gueorgui Plejánov）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o）等人。多年以后，一位阿根廷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爱丽儿主义者阿纳尔多·奥尔菲拉·雷纳尔（Arnaldo Orfila Reynal ，1897—1997）在墨西哥出版了这些人的作品，推动了拉丁美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传播。
“虽然我们称自己为阿根廷人、乌拉圭人和智利人，但我们首先都是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1911年，乌加特在《拉丁美洲的前景》（El porvenir de la América Latina）中如此写道。在1912年至1914年间，他开启了一场拉丁美洲之旅，从事了出席会议、参观景点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公共活动，意在激发拉丁美洲的政治热情，提醒拉美国家美国的危险。1913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当选美国总统，乌加特发表了《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Carta abierta al Presidente de los Estados Unidos）。这封信在一定意义上重申了拉丁美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和它长期以来对美国成就的羡慕，同时也为拉美现在和将来所面临的威胁感到忧心：
你们代表的文明诞生于一个选择：以道德准则取代暴力，在我们温暖的理想中繁荣昌盛，和这个世界往昔的谬误相抗争；你们不应像欧洲在亚洲和非洲所做的那样，将痛苦施加给在拉丁美洲的我们，倘若如此，你们就枉称为一个以正义自许的国度，不再代表人类的至善和上帝的意志。
乌加特的工作在多个方面影响深远。他在20世纪20年代与两位秘鲁知识领袖维克托·劳尔·阿亚·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和何塞·马里亚特吉保持着书信往来，还直接影响了尼加拉瓜的总统奥古斯托·塞萨尔·桑迪诺（Augusto César Sandino），桑迪诺是拉美大陆第一位组织反美游击起义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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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儿》的第二个影响是在精神上回应“美国天命论”。黑格尔（Hegel）、马克思、列宁，以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等几乎所有的欧洲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哲人与理论都认为发达大国终将吞并落后的国家，视其为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曾撰文支持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支持吞并行为不仅是北美洲的意识形态，也是欧洲世界19世纪到20世纪奉行的理念。
但是，拉丁美洲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与此相反，右派和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达成共识：落后的国家应该站起来，发展自己，扭转被奴役的命运。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使本国攀向更高的知识高峰。因此，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者非常热衷于发展教育，尽管它本就在自由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内。大学被置于历史发展的前沿阵地，它继承了教会的主宰地位，负责培育肩负责任、运用权力的人才，成了合法的新权威。它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手段；另一方面，落后国和强国之间的距离，并不在于资源多少，而是在于利用资源的知识，而大学就是实现进步的重要途径。因此，民族主义者必须将教育作为国家政策的核心。
整个大陆涌现出各种负责国家教育政策的部委机构。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是古典主义者还是实证主义者）都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比如墨西哥的谢拉、智利总统曼努埃尔·蒙特（Manuel Montt），特别是阿根廷总统萨米恩托。在萨米恩托执政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政府陷入极大的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开办学校和培养教师。而在世纪之交，新的一代又发出了呼声：大学是道德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民族的希望；教师必须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典范、道德与政治救赎的先锋。但是，在教师之外，还有更伟大的新时代主角：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他们是拉丁美洲亟盼的救赎者。
马克思曾说：“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这一说法在西班牙语美洲有一个类似的版本，那就是罗多所说的：“所有国家的学生们，团结起来！”1918年，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órdoba）发生的著名的高校改革事件就是一个有趣的例证。这座保守的城市爆发了学生罢课运动，目的只是为了改革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形式、层级现象，消除教权主义。这是拉丁美洲的大学第一次提出自治权（现在自治已经成为公立大学的通行标准，除非是在独裁统治之下）。自治意味着国家暴力不得侵犯大学空间。科尔多瓦的学生们同时还争取参与大学的管理。学生们展开了坚定的斗争，如同一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一样。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并从此开启了全大陆的大学改革之门。这场改革中有三位杰出人物：帕拉西奥斯、乌加特，以及当时尚还年轻、后来提出了“完整的人”（hombre íntegro）的德奥多罗·罗加（Deodoro Roca）。他们都受到了爱丽儿主义的影响。技术落后的国家不应为强国所奴役。反美主义（至少在当时）成功将自由派、保守派、天主教徒、自由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初生不久的马克思主义左派，都团结了起来。他们有时受到欧洲的影响，有时也受到教宗利奥十三世（León XIII）诵谕的影响。总而言之，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血肉相连的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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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墨西哥的谢拉、阿根廷的萨米恩托，以及古巴的何塞·马蒂等前几代人曾致力推行民主制度，但新一代的思想家关注点并不在于民主，而在于对“难以避免的庸众”的政治效力。尽管如此，罗多并不敌视民主。他以专业的思考而非恶毒的诽谤在《爱丽儿》中的部分段落颂扬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它应该通过文化得到进一步完善、打磨和改进。罗多后来三次当选议员，期间为民主的连贯性和社会的敏感性提供了充足的案例。但是，《爱丽儿》中饱含贵族观念。它不是对民主制度的批判，而是一种“美学式”的批评：
民主制度与精神生活高度之间的对立，是一个不幸的现实。它意味着政府无视“合法”的不平等，并以机械的政治观念取代英雄主义的信仰——在卡莱尔看来便是如此。文明中超越物质优越性和经济繁荣的元素能够将人们从这种对立中解脱出来。但当平庸的精神成为道德权威时，这种解脱便很快会遭到破坏。
如果说在文化上启发他的是勒南，那么在政治上启发他的则是苏格兰修辞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1913年的《普洛斯彼罗的阳台》（El mirador de Próspero）中，罗多描绘了几位拉丁美洲的英雄人物，其中两位与乌拉圭有关：参加了乌拉圭内战的“行动的梦想家”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和主张古典共和传统的乌拉圭记者胡安·卡洛斯·戈麦斯（Juan Carlos Gómez）。此外还有厄瓜多尔的自由派传奇记者胡安·蒙塔尔沃（Juan Montalvo），他反对加布里埃尔·加西亚·莫雷诺（Gabriel García Moreno）的教权政府，因为笔锋太过犀利而被政府谋杀。但是，按照他的观点，普洛斯彼罗心中最重要的英雄是玻利瓦尔。
在《玻利瓦尔》（Bolívar）一文中，罗多不再需要引用卡莱尔，因为他的启发已经足够明显了。虽然罗多的风格不如那位苏格兰人一气呵成，但是在他优雅的现代主义散文中还是可以找到卡莱尔的影子。罗多模仿《英雄与英雄崇拜》（On Heroes and Hero-Worship）的手法，通过玻利瓦尔生命中的代表性事件展现了他精彩的人生旅程。罗多写道，很少人能像玻利瓦尔一样“以如此暴力的权威来成就他的英雄梦想”。他那一代“注定”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一个使他成为美洲的英雄的“光荣”时代。罗多将玻利瓦尔与拉美独立战争的其他领导人，特别是与圣马丁（San Martín）相比较，最能说明他对玻利瓦尔的看法。“玻利瓦尔是英雄，圣马丁不是。圣马丁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位伟大的军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是一位杰出而美好的人物，但是他不是英雄。”这篇文章造成的影响之深，以致将近一百年后，曾两次担任乌拉圭总统的胡利奥·马里亚·桑吉内蒂（Julio María Sanguinetti）仍然能够背诵这段话：“他的伟大在于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荣耀，也在于他的不幸；他的伟大在于他那崇高的心灵放大了其中的瑕疵，在于他的承受、舍弃和死亡，以及他为自己的伟大悲剧地赎罪。”
罗多并不是拉丁美洲知识界历史上唯一推崇卡莱尔的人。曾被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称为“罗多真正继承人”的秘鲁作家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Francisco García Calderón），在《普洛斯彼罗的阳台》出版前一年于巴黎出版了《美洲的拉丁民主》（Les démocraties latines de l'Amérique），其中的序言由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雷蒙·普恩加莱（Francia Raymond Poincaré）写就。这是一部关于拉丁美洲政治史的著作，它结合时兴的进化理论，将历史简化为传记，这都是典型的卡莱尔风格。加西亚·卡尔德隆跟随着罗多的脚步摒弃了古典共和主义的观点，试图以更好的方式理解美洲大陆政治。不同于萨米恩托在他的作品《法昆多》中将西语美洲的根本冲突定义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提出如萨米恩托本人和他的朋友胡安·包迪斯塔·阿尔韦迪（Juan Bautista Alberdi）这种所谓文明者和土生考迪罗之间的对立，作为拉丁美洲新理想主义者的卡尔德隆致力于消解这种对立，主张他们是平等的。在阿根廷，第一任共和国总统贝纳迪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作为古典共和主义者“狂热地想要建造乌托邦”（格鲁萨克语）。反对他的是恐怖的“哈里发”军事寡头法昆多·基罗加（Facundo Quiroga）和他那“神秘的野蛮主义”；最终，阿根廷迎来了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卡尔德隆说，罗萨斯的“有成果的专制”与“必要的恐怖主义”消灭了“战争和恐怖”。这简直就是一场辩论比赛：里瓦达维亚提出立论，法昆多提出驳论，而罗萨斯做出结论。卡尔德隆不偏不倚地评价了西班牙语美洲所有的强权总统和建设者（不仅是暴君）：秘鲁的拉蒙·卡斯蒂利亚（Ramón Castilla，“不稳定的共和国需要的独裁者”）、玻利维亚的安德烈斯·德·圣克鲁斯（Andrés de Santa Cruz，玻利瓦尔统一思想的继承者）、智利的迭戈·波塔莱斯（Diego Portales）、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对他而言，这些人是拉丁民主国家、高级民主国家、精神民主国家的代表人物，不是以庸众的选票产生的。对英雄的崇拜在那个时代的空气中飘荡。这种风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一位年轻的阿根廷作家被卡莱尔的阅读引向了德语学习。他发现卡莱尔的那句名言是完全正确的：“民主就是投票箱引发的混乱。”这位年轻人就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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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多已经闻名于整个大陆，受到了极大的尊重，但是他的精神依然在忧伤和信仰之间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我不认为这些国家不远的未来是悲观的。”1904年，他在给乌纳穆诺的信中写道。但是1905年“可怕的一年”中的金融危机加重了他的绝望情绪。尽管已经连任议员，他还是决定辞职，在一封给议会的信中，他解释了这一决定：
堂吉诃德的第一次出行就这样落幕了……现在是时候和这个国家说再见了，我们的国家就等于它的政治，两者是一个概念，没有国家可以脱离政治，其他一切都流于表面，是人力为之的。对于这唯一真实而自然地属于这个国家本身，关心它，从中汲取能量的，我们出于委婉的爱国之情，仁慈地将其称为政治。
他负担着一些自己的债务，并因曾为一些人品糟糕的朋友提供过担保而肩负他人的债务。这些没有价值的事情莫名限制了他所有的想法和工作。1906年5月3日，他写道：“今天真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我心里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何而做，即使要付出血的代价，这件事（生活）也应该有一个尽头。”二重性是他的标志特征，他自己也知道：“我的每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此前都曾有过伴随着悲观绝望的错综复杂的内心争斗。所以，我的劝诫和艺术都是例外情况，不是正常状态，我和所有人一样，经常心怀疑惑，感到绝望。”
罗多并不喜欢当时的激进主义。他批评激进分子拆掉医院里的十字架，他担心社会主义工人群体的崛起，他们的“吼声越来越大”。他主张温和的宗教宽容和社会改革。政治上的事也不让他省心。虽然他两次当选为众议员，但由于竞争不过当时受欢迎的总统巴特列—奥多涅斯（Batlle y Ordóñez），他的政治前途很不明朗。他在《普洛斯彼罗的阳台》中对于蒙塔尔沃的描述就像是他的自画像：
孤独和精神上的遗弃是一种真正的痛苦，误解仍旧普遍存在：从满身是刺的人到小民主的优越与激情，再到对所有工作模式和研究都漠不关心、不屑一顾的人，还有在这些活动中，对于新人新事装聋作哑、漠不关心的人，或者假装理解，其实不解的人……这种风气在这座村庄依然盘桓不去，曾经有着崇高精神的整个西语美洲就是这样一座大型的孤独村庄。
他的第三个议员任期于2月初结束。当战争爆发时，由于所在报纸《理性报》（La Razón）的亲德立场，他辞去了报社董事会的工作。他的痛苦不再是关乎个人的，而是关乎世界的。罗多仿佛亲身感觉到了西方的分裂和古典世界的毁灭，而这一古老世界的面貌恰恰是他曾经为未来的美洲规划的图景。
当时的一些文字将这位思想家描述为一个严肃而保守的人：“他的脸看起来像一张没有情感也没有智慧的面具。”一位阿根廷记者后来在1917年5月回忆起与罗多的会面：“我们约定在下午6点到7点在一个没有任何光线的小客厅做访谈，访谈结束后，我就在那里与他告别了，他甚至没有送我到有光亮的门厅里。我只记得我看到他那高大而佝偻的身形站在凸显出家具棱角的黑暗中，两只手似乎在薄雾中挥舞。”
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也一如既往的曲折，这个以天地为庐的“流浪的灵魂”，不再怀念“世间有雅典（或者说那些伟大的人物）”的黄金时代，不再念念于“扎下根……有一间自己的茅屋，建立一个家庭，它在神圣的平和中等待被叫作生命的那种幻觉逐渐消散……”，他这样描述道。1916年7月，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自己的美洲村落。前往里斯本、马德里和巴塞罗那。1917年，他抵达了意大利，此时他的身体已然抱恙。他在佛罗伦萨停留了一个月，创作了一场青铜与大理石间的对话。他在罗马待了一段时间，验看了乌拉圭政府委托一位雕塑家为开国元勋何塞·阿蒂加斯（José Artigas）制作的雕像。4月，他抵达巴勒莫。5月1日，他因脑膜炎病逝。逝世前，他还计划着要写一篇关于何塞·马蒂的文章。
* 1864年正值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惠特曼支持的是北方联邦政府。在此之前，美国曾于1846—1848年与墨西哥间爆发美墨战争，使墨西哥被迫将超过一半的领土出售给美国。
† 德雷福斯事件为19世纪末法国政治事件，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遭到叛国指控被判入狱，引起法国社会冲突；多位著名知识分子卷入该事件，后于1906年获得平反。
‡ 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一直延伸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饶勒斯也于1914年被法国民族主义者暗杀。——英译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