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墨西哥与世隔绝，1914年和1915年的内战引发了很多反思，被称为“墨西哥的发现”。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知识分子曼努埃尔·戈麦斯·莫林（Manuel Gómez Morin）在1926年回忆1915年那重要的一年时说：

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真相：墨西哥是存在的。墨西哥作为一个国家，有能力，有抱负，有生命力，但也有着自己的问题……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以及克里奥尔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地存在着，具有人类的所有属性。印第安人并不纯粹是战争工具和劳动力，克里奥尔人和梅斯蒂索人并非难以言述的种族结合的偶然产物，也并非高贵的外国人和卑贱的土著人的结合。墨西哥和墨西哥人是存在的！

新的文化生命力蓬勃发展，蔚然成风。在那些年，画家萨托尼诺·赫兰（Saturnino Herrán）开始画一些肖像画、插画和民俗画，尤其是墨西哥的乡村和街道随处可见的印第安题材。历史学家曼努埃尔·图森（Manuel Toussaint）开始出版一系列《殖民地草图》（Bocetos coloniales），内容关于墨西哥城主教座堂（la catedral de México）、瓜达卢佩圣母堂的小礼拜堂（la capilla del Pocito）和17世纪兴建的房舍。音乐家曼努埃尔·玛丽亚·庞塞（Manuel M. Ponce）将盲人行乞时用竖琴演奏的歌曲收集起来进行创作。诗人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Ramón López Velarde）辗转于墨西哥的不同省份，根据在各地的生活写下了深刻的现代主义诗歌，表达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墨西哥，但又恰恰忽视了它”的情感。戈麦斯·莫林回忆说，这些都发生在1915年：

深重的土地问题是革命的核心议题，人们为此提出了一个最低保障方案。劳工问题被正式列入革命议程当中。人们开始呼吁，石油、歌声、民族和遗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在生机勃勃的广泛运动中，我们意识到，伊比利亚美洲本质的活力将这种渴望延伸到了麦哲伦海峡。

1915年即便不能算前所未有的发现之年，也至少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在战争年代中，无数男女，不分老幼妇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庄园或故乡，乘着火车在整个墨西哥踏上一场革命之旅，走进一段恐怖而惊奇的岁月。墨西哥人民闯入了历史的舞台，如同身处一座巨大的营地中，又像是踏上一次无尽的朝圣之旅，有的坚持革命，有的逃离革命。如此剧烈的动荡自然孕育了大量艺术作品。墨西哥的艺术家和人民交织在一起，反映着他们的激情和冲突，他们身处于人民之间，描绘出了墨西哥人生活的真正图景。

1921年，诗人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发表了文章《新生的祖国》（novedad de la patria）§，他用近乎宗教性的语言描述了这场革命，揭示了一个与波菲里奥·迪亚斯时代完全不同的祖国，一个“崭新的”“亲切的”“由卡斯蒂利亚人和莫里斯科人¶构成、带着阿兹特克印记的”祖国：“三十年和平的休养生息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富有活力的祖国，她拥有无尽的财富，昔日闪耀着无上的荣光，现在也仍然伟大辉煌。这个国家经历的数年苦难成了一笔财富，她因之变得更温和、更谦逊、更美丽。”作者洛佩斯·贝拉尔德于当年去世，时年三十三岁。当时，他提出的“新生的祖国”所代表的真正意义还难以为人理解，它将是20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创造的最具影响的救世神话：墨西哥革命神话。这个神话的创造者是《反连任党人报》的一位年轻编辑，墨西哥革命中的文化领袖，他曾热情地歌颂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他的名字叫何塞·巴斯孔塞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