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巴斯孔塞洛斯校长为大学设计了校徽：一张从布拉沃河到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美洲地图，地图旁是一句明显带有爱丽儿主义色彩的话：“以我种族，言我精神。”（Por mi raza hablará el espíritu.）这张地图由两只“高贵的雄鹰”拱卫，背景是墨西哥谷（Valle de México）的火山。他说：“我不是来管理大学的，而是来要求大学为人民工作的。”

为了让这座大学“倾其所有，为人民工作”，他首先想到翻译经典作品并免费发行。年轻一代被巴斯孔塞洛斯的想法所折服，主动找到他的办公室来，参与这场新教育运动。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就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朋友，”巴斯孔塞洛斯对他说，“我没打算通过大学董事会来管理大学，我不关心这个。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亲自管理这所大学。如果你想参与这种管理，明天就到这里来，我们来解决这所大学的问题。”第二天，科西奥·比列加斯准时到场，巴斯孔塞洛斯让他负责将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从法语翻译成西班牙语。

数年间，巴斯孔塞洛斯出版了几十位作者的作品，书的封面上都盖着大学的印章。这部文集由虔诚的青年雅典成员胡里奥·托里（Julio Torri）负责，装帧精美，绿色封面十分漂亮。巴斯孔塞洛斯会在一些公共场合赠送这套文集，比如在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公园（Bosque de Chapultepec）内的堂吉诃德喷泉边——墨西哥城普通市民常常会在那里和家人过周末。于1921年10月设立了公共教育部并任命巴斯孔塞洛斯为部长的奥布雷贡总统怀着看笑话的心态放任这件事的发展：为目不识丁、生活贫苦的农民编辑柏拉图的《对话录》有什么意义呢？但巴斯孔塞洛斯认为这很有意义。他后来按照何塞·马蒂的《黄金时代》的方式编了一套《儿童经典阅读文库》（Lecturas clásicas para niños），他在这套书的序言中写道：“为了开展一项真正的文化事业，必须从书籍开始，无论是创作、编辑还是翻译。”这是墨西哥领导者们第一次感到应该大量出版书籍，并提出了发展出版业的想法。这是以前马蒂的事业：通过阅读拯救西语美洲。现在，这项事业由一个革命政府付诸实践了。

在这项救世工作中，一个关键的地方在于巴斯孔塞洛斯编的不是人文书籍，而是可以救世与预言未来的书。这里没有百科全书式编辑的用武之地。除了普鲁塔克，无论是蒙田还是希腊—罗马经典，他认为全不重要。在他的计划中，翻译这些“需要坐着读的书”是没有用的；人们喜欢这些书，它们有教育意义，但是无益于我们的提升。需要编辑的是那些不朽的作品，“需要站着读的书”：“对这些作品我们不称之为阅读；我们要朗诵它们，读的时候要用上手势和姿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脱胎换骨。”“真理只存在于预言的声音中”，据此原则，巴斯孔塞洛斯设计了具体的方案：

首先是荷马的《伊利亚特》，这是我们所有文学的坚实根基，是希腊古典文学的核心……随后加入一个佛教道德知识读本，如同基督教道德劝谕一样；然后还得有《福音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包含着所有精神原则中的最高律法；其中还得有《神曲》，它确认了来自上天的最重要信息。还需要出版一些莎士比亚的剧作，以显示对于主流观点的宽容；还要出版一些洛佩·德·维加（Lope de Vega）的作品，他是使用西班牙语的伟大诗人，语句优美、鼓舞人心；一些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Calderón de la Barca）的作品；当然还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部伟大著作揭示了我们血统之中的气质。再之后是几卷西语美洲和墨西哥诗人与散文家的作品……以及帮助被压迫者的有关社会问题的书籍；还会有一个专业的技术委员会来确定艺术和实用工艺的出版书目。最后出版现代的、革新者的作品，像《浮士德》，易卜生和萧伯纳的剧作以及具有救赎性的书籍，如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的作品。

这个计划重点关注五位作者：两位古代的“神秘主义”思想者柏拉图和普罗提诺，以及三位当代“神秘主义”思想者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和巴斯孔塞洛斯认为的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Benito Pérez Galdós）。为“包容社会主流”，莎士比亚的作品出版了六部，而这三位当代作家每个人的全集都以十二本一套的形式出版了。出版加尔多斯全集，是因为他是“我们种族伟大的文学天才……他的灵感来自广泛而高尚的生命观”；出版罗曼·罗兰，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伦理和社会力量的动力，它想要超越自我，与推动宇宙发展的神圣趋势相融合”。而托尔斯泰的作品被结集出版，是因为他是基督教精神在现代的真正体现。后来巴斯孔塞洛斯提到，这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次书籍出版的洪流”。在公共教育部成立之后，这一项目更是被大力推进。

尽管对于非西方文化非常感兴趣，但是就他作为编辑个人的（换言之，独断的）标准而言，巴斯孔塞洛斯仍完全坚守着基督教传统，毫不怀疑它的文化和道德优越性。他对莎士比亚的态度，表明了他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本能拒绝，这一点在此后会愈发明显。就希腊经典思想者而言，正如普罗提诺对于柏拉图的扭曲，巴斯孔塞洛斯的普罗提诺也是一个残缺的普罗提诺，尤其是他对于美学的过分强调，而在《九章集》中美学其实只占了非常有限的篇幅。

最终，一个比苏格拉底更为失真和险恶的形象以半神（daimon）§§的形象出现了。它像赫拉克利特的“主导精神”一样，牢牢掌控了巴斯孔塞洛斯的性格：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

在他的出版计划里，巴斯孔塞洛斯收录了许多“帮助被压迫者的有关社会问题的书籍，还会有一个专业的技术委员会来确认艺术和实用工艺的出版书目”。但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以一场规模巨大的扫盲运动作为前提。巴斯孔塞洛斯希望教育成为“十字军运动”，成为具有“慈善热忱”和“福音激情”的“狂热使徒”们的使命。其中一名“使徒”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回忆道，“传教活动是从扫盲开始的”：

我们开始教人们阅读……我们每个周日都能看到一些相同的场面，比如诗人卡洛斯·佩利赛尔（Carlos Pellicer）……他来到任意一个贫穷的街区，站在街心广场的中央，开始大声鼓掌，全力嘶吼，把人们全都叫出来。当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走出住所，聚在一起时，他就开始长篇大论起来：新墨西哥的曙光已经出现，我们都要为此付出努力。而相比其他人，穷苦人才是整个社会的真正支柱……然后他会教授字母表，读一篇优美的散文，最后以诗歌收尾，清晰地展示了使用一种熟悉和热爱的语言可以做什么。这些人是卡洛斯见过的观众中最专注、最动情的，他们真心崇拜着他。

青年雅典的“苏格拉底”——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结束了他的学术流亡生活，从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回到墨西哥，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里负责交流与拓展部。根据科西奥·比列加斯的回忆，他与多米尼加的乌雷尼亚和巴斯孔塞洛斯一起拜访了米却肯州（Michoacán）和普埃布拉州（Puebla）等墨西哥各州，捐赠了大量经典书籍。在波菲里奥·迪亚斯的统治下，墨西哥的文盲率高达80%。1920年的墨西哥有一千五百万人，却只有七十座图书馆，公立图书馆只有三十九座。到了1924年巴斯孔塞洛斯卸任教育部部长时，墨西哥的图书馆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九百一十六座，分配到全国的图书总量达到二十九万七千一百零三本。当时共有五种类型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工人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多功能图书馆和流动图书馆。最简单的丛书也有十二册之多，除去算术、物理、生物等一般科目，还包括《福音书》《堂吉诃德》以及《墨西哥百首优秀诗歌》（Las cien mejores poesías mexicanas）。巴斯孔塞洛斯十分看重公立图书馆的建设。在美国流亡和学习的漫长岁月里，他见识到了公立图书馆作为知识和思想活力的中心是如何有效运作的。“于是，”科西奥·比列加斯在很久之后怀念道，“他对书籍，对那些不朽的书籍常怀信念；这些书成千上万册地被印出，又成千上万册地被送出。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中建立一座图书馆，和建造一座教堂、用绚丽的镶砖装饰它的圆顶（来告诉旅人附近有一处休息和容身之所），是同样有意义的事情。”

恩里克斯·乌雷尼亚所领导的部门前身是墨西哥人民大学。仅仅在1922年7月至11月间，他部门内的三十五位教师为工人举办了近三千场讲座。开讲座的场所遍布各处：至上制鞋厂（la fábrica de calzado Excélsior）、铁路联合总会、育婴堂、里奥布兰科殉难者工会（el Sindicato de Mártires de Río Blanco）、平面艺术联盟等许多地方。涉及的主题也是五花八门：爱国主义（我们祖国历史中的儿童们）、预防医学（政府如何满足卫生要求）、数学、语法、公民常识、地理学、天文学、道德、模范生活、历史、劳动分工、儿童游戏。墨西哥人民大学得到了千百倍的扩张。

巴斯孔塞洛斯认为“图书馆在许多时候都是学校的补充，可以在各方面替代学校”。这位美洲的导师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学校并不是创造性的机构。”无论是在乡村学校、城市学校，还是在科学、技术、基础、师范、土著等各种专门教育学校中，教师的工作在他看来都无关紧要。他真正在意的是“传教士式的教师”，他们像新的方济各会或多明我会修士一样把新的消息告诉这个民族：人们拥有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府，这个政府关心需要帮助的人，希望给他们带来普遍文化的光明。这个好消息不是传经布道，而是一堆书籍，是老师们携带的“移动图书馆”，就像巴斯孔塞洛斯的私人秘书海梅·托雷斯·博德特（Jaime Torres Bodet）解释的一样：“五十卷图书装在一个木箱里，用骡子驮着，就算是远离铁路线的地方也能到达。”

“传教士”一词包含明显的福音派色彩，来自当初美洲被征服时方济各会与多明我会修士传道精神的启发。精神征服的痕迹是无处不在的。巴斯孔塞洛斯认为，一个只建学校的教育部，“就像是一位在修建大楼时仅仅满足于建造房间，却不考虑修厢房、开窗户、竖塔楼的建筑师”。因此，他下令修复古老的宗教场所，将它们改造成图书馆。

用他的话说，为设立新教育部而改造的大楼带有“直似宗教般的神韵”，不仅仅因为大楼原址是建立于16世纪的化身修道院，更由于新大楼展示出了殖民总督时代的城市传统，体现在其宽阔的走廊、圆柱和连环拱之中。在四方形主庭院中，巴斯孔塞洛斯建起了四块浮雕，表达他世界大同的乌托邦理念：

希腊，尊贵的欧洲文明之母，我们都是她的后世子孙。她的形象首先由一位翩翩起舞的年轻女性来表现，也体现于囊括她全部灵魂的、柏拉图的名字。代表西班牙的是一艘三桅帆船，古老帝国借此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连通，以及传颂基督圣道的十字架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神父¶¶之名……阿兹特克的形象则由印第安人精致的艺术以及羽蛇神克特萨尔科瓦特尔的神话传说来表现。这位神祇，是在世界的这一隅中首位人类教化者。最后的浮雕，显示的是莲花宝座中佛陀的形象。这种构图昭示着一种思想：在这个印第安—伊比利亚血统的民族中，将东方与西方，南方和北方合而为一，生成一种兼容、友爱的新文化。

同时，这位挑剔的普罗提诺弟子花费了大量时间寻花问柳，身边聚集了一众情人。阿根廷著名的朗诵家（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职业）贝尔塔·辛格曼（Berta Singerman）曾访问墨西哥，巴斯孔塞洛斯为向“土著人民的艺术”表示敬意，与她在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古庙群落内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