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代征诗繁荣及原因

元代文人征诗极其频繁，有元一代征诗现象突出，渗透到诗坛的各个角落。元代征诗活动都有一个发起人或组织者，发起人身份多元，有遗民、官员、士人、僧人、隐士，还有儿子为父亲或者母亲征诗，充分说明元代文人征诗的普遍性。

元代征诗活动在不同人群中处处存在，征诗使得元诗充满活力。元初诗社征诗形式被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文人效仿，使得征诗这种活动在元代非常活跃。元代白云乡向陈方征诗，“赠扇岂堪承故意，征诗徒使愧非才”(6)，陈方自谦说自己缺乏诗才很惭愧。元代郭钰有诗《耒阳郭方中云，先世自麻冈分派，尝仕前朝，今遁迹畎亩，至征诗，余以同志歌以赠之》(7)。不仅隐士认同征诗这种形式，官员也同样认同，官员胡祗遹有《题飞狐王国宝南塘图杨郎中征诗故也》(8)。无论是隐士还是高官都对征诗活动津津乐道，乐于参与其中。

征诗都有一个明确的题目或主题，征诗的原因是多重的。

一、征诗活动的繁荣得益于元代宽松的政治环境

“元季东南士君子，竹西而外，如云西、云林、玉山、耕渔诸公，俱不乐仕进，而多海内高人胜士之交，尊酒声伎。唱酬无虚日，盖法网宽而物力厚，是以游衍自如”(9)，“元季士君子不乐仕，而法网宽，田赋三十税一，故野处者得以赀雄，而乐其志如此”(10)。元代赋税轻，身心自由，没有文字狱，诗社活动频繁，雅集成风，不定时的文人集会较其他朝代为多，为组织征诗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元初月泉吟社等遗民诗社尽情征诗，求得群体共鸣，都没有受到元廷的打压，与清初形成鲜明的对比。元末杨维桢和李一初主评的聚桂文会参与人数达到五百多人，只取三十名入榜，并刻版流传。至正十年（1350）吕辅之创应奎文会，征诗同题集咏，五十五岁的杨维桢被聘为主评，五百多名东南文人参与其中，“嘉禾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吴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寿诸梓而传于世也”(11)。这些诗社、文会屡屡在元代举行征诗活动，归根到底是因为元代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学术生态。

听雨楼是另外一个例证。听雨楼由卢士恒父亲卢山甫所建，至正八年（1348）二月十一日道士张雨为卢山甫的听雨楼作诗一首，至正二十五年（1365）四月二十七日王蒙在卢士恒家为听雨楼作画，倪瓒同在此楼。此时卢山甫已经去世二十年，其子卢士恒携张雨所作诗歌征诗，“听雨楼诗，句曲外史及一时名流所作，词翰兼美，亦稀世之宝也。吴中卢氏恒甫藏于箧中，一日出示于予，予展卷观之，卷中作者多余故友，兹睹翰墨，便若亲彼风度而不忍释手也”(12)，“吴郡卢君山甫旧有听雨楼，山甫殁二十年，而斯楼尚存。予抵吴，惜不及见其人，令其子士恒携张外史所题诗来示予，予览之不胜感慨，遂为赋此，至正二十五年四月”(13)，“观张外史所题山甫卢隐君听雨楼诗，词翰潇洒，令人有超然之想，噫，故物也，士恒其慎藏之”(14)。征诗的目的是为了纪念父亲卢山甫，题诗者积极响应这一主题，除张雨之外，有18位诗人参与征诗。参与征诗者身份多元，有高官周伯琦、苏大年、鲍恂、张羽、张绅、赵俶、高启，有进士钱惟善、县尹马玉麟，有僧人释道衍，有良医韩奕，有普通文人饶介、王蒙、王宥、陶振，有隐士倪瓒，有府学教授王谦。此画永乐年间流落到沈成甫手里，“成甫寄至京都求题”(15)，陈颀、王达为其作记。画作为物质，能够得以长久留存，载于其上的诗歌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倍增，画作为物质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将征诗活动持续百年之后。展卷看到的是元末士大夫高雅的群体精神风貌，作为一种精神记忆，名流风度吸引着后人不断题诗，回应征诗活动，这充分说明元代征诗活动的巨大影响力。文人对征诗认同感很强，元代是古代文人世界少有的自由时代，随着元朝的覆灭，伴随着朱元璋高压政策，这种自由戛然而止，征诗活动也是对元末士人精神自由、时代风度的一种追和。

二、征诗满足存史、存人、存诗、存事、存故实的需要

余姚为潮汐之地，海水经常毁坏良田造成灾荒，农民苦不堪言，宋代以来余姚海堤一直没有建好。元末叶恒来到余姚做判官，修建了余姚海堤，从此海患消除，庄稼喜获丰收。为了纪念叶恒政绩，在叶恒离开余姚十年后，叶恒儿子叶晋与当地百姓一起发起征诗活动。杨维桢受叶晋征诗参与其中，“余姚海堤，此州判官叶公敬常百世功也。公去余姚已十年，民思之弗置，尝徼余文为公去思碑。今年公之子晋会余于侍御王公席上，谈及先德，晋起请曰先子已辱雄文，登载外有国子先生，陈公众仲卷，尚欠吾子一歌，又为赋古乐府辞一首系卷尾”(16)。危素是受百姓所托而参与其中，“余过越余姚州，父老来见，道其州判官叶君之政，且曰世徒知叶判官作海堤而已，若其它政之可书者，顾安得而传之耶。君四明人，而余姚寔邻其父母之邦，施诸事功，使民不忘如此，然后知儒者之果足用也。乃采诸父老之言，序次以为之颂，以播其美于无穷”(17)。

歌颂清官叶恒的征诗活动发起人是其子叶晋和百姓，目的是纪念叶恒政绩，有存史、存人、存事之功用。为了防止史书不载，所以征诗，结果正如征诗发起人预判的一样，元史不载叶恒事迹，而这次征诗同题集咏很好地保留了叶恒修建余姚海堤的事迹，具有弥补史书的价值。

元末泉州商人陈思恭出海经商死在海外，妻子庄氏忍辱负重，辛苦抚育儿子陈宝生长大成人。陈思恭去世时，儿子陈宝生只有五岁，庄氏守节二十六年。庄氏深明大义，替丈夫还债，照顾丈夫前妻儿子宝一，儿子陈宝生成人后成为知名商人，“陈宝生，字彦廉，太仓人，父溺海死，母庄抚育成名，与黄公望善。以父溺终身不至海上，公望岁一诣必至海观涛，邀宝生往，则泣曰：阳侯吾父仇恨不能如精卫填木石，何忍对之。公望因作《仇海赋》纪其事”(18)。陈宝生与著名画家黄公望友善，黄公望每岁必去海边观涛，陈宝生由于父亲陈思恭出海经商，溺死海中，悲悼父亲，勾起伤心往事，又心疼母亲庄氏辛苦将自己抚育成人，故而不忍面对大海，黄公望为陈宝生作《仇海赋》以纪念陈宝生对父母的感情。

陈宝生向高启、王彝、王袆等负责修撰元史的史官征诗，征诗目的很明确是让母亲庄氏守节等事迹名留青史，事实上征诗确实达到了存史、存人之效。不为生者立传的传统导致陈节妇庄氏的事迹最终没有入《元史》，征诗起到了保存庄氏史料的价值，征诗存人、存史、存诗的意义重大。

王逢作为元末著名诗人，写下了很多描写元末战乱的叙事诗，采用纪实手法记录了战乱中为忠义气节献身的人，包括大量的节妇和忠臣，这些诗大多有诗序，交代了写作缘由，都是当地官员向王逢征诗的结果。王逢响应征诗，记录了忠臣节妇的生平事迹，还包括少数民族，存史、存人、存事目的明确。王逢写的《缪孝子》讲的是父子本东平人，游杭州，遇贼兵，将父亲绑起来要杀之，儿子愿意代替父亲去死，最后儿子被杀。徽寇犯杭，浙省参政樊执敬死之，王逢题《题岁寒桥》对樊执敬表示敬仰。歌颂节妇谢淑秀作诗，王逢为少数民族昌国州达鲁花赤高昌帖木儿作《帖侯歌》存史，帖木儿是平章买住之犹子也。“海寇犯境，侯连与战，破之，众寡不敌，或劝侯遁去，侯曰：是我死所也。遂死之。江浙省参政樊执敬，为文遣使致祭，请谥于朝，逢为作歌云”(19)。

黄道婆是元代著名的纺织家，松江乌泾人，年轻时流落厓州，跟着黎族妇女学会了纺织木棉花，元贞间遇见海船才回到家乡，回家后织厓州被自给，教当地妇女织布，黄道婆的纺织技术名声远播，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去世后，乡长赵如珪为黄道婆立祠，后毁于兵火。“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20)。征诗的目的在于纪念黄道婆把先进纺织技术无私传授给乡人、养活千余家的事迹。张守中只向王逢一个人征诗，存史、存事、存人的目的明确。

元代奇事怪事都会征诗以存故实，《题虎树亭》：“赵宋聪禅师，住华亭佘山，时有二虎噬人，师降服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师卒，虎亦死。弟子瘗之塔傍，逾年生银杏树二，今尚存。主僧隐公，亭树间，扁曰虎树，征逢题是诗。”(21)

至正十一年（1351）杭州发生兵乱，王逢响应征诗，写下了《杭城陈德全架阁录示至正十一年大小死节臣属其秃公以下凡十三人王侯以下凡九人征诗二首并后序》(22)。

诗序记录了至正十一年（1351）大量的少数民族士人、许多不知名的士大夫死节事迹。至正十一年盗麻起。二月秃坚里师出邹平县，中流矢死。五月，徐州兵马指挥使秃鲁，亳州陷阵死。六月，广德翼万户关住，石洋塘水战死。汴梁路同知黄头，项城县被执不屈死。伯忽都、阿剌不花对那海说：大人发誓报国，我辈何爱死。戮力战，杀敌英勇，没有援兵而死。七月广东奏差发儿说：禄位无大小，见危致死。安东万户朵哥，千户高安童，并中流箭死于颍州。九月汝宁知府完哲，府判福禄护图，连抗十日，城垂陷。仰天呼曰：臣等义不辱身，然后投水中死。西城司副使塔海，守徐州大捷，转战死东盘。十二月宣徽院使帖木儿，河南万户察罕，相继鏖死南阳卧龙冈下。至正十一年，广州推官王宗显，香山寨巡检曾元吉，勠力死石岐。六月，海奕百户尹宗泽，战死黄岩。八月，封州吏目唐国宝，俘虏中卒不屈死。西台御史张桓，谢职居确山县，被贼捉住大骂贼，激怒贼军，将其妻儿绑起来，张恒骂得更厉害了。囚禁张恒十几天，妻儿等九人遇害。九月刺场岭义兵千户宋如玉，迎敌于西大岭战死。蕲州总管李孝先，分守蕲水县，战死。十月，雅州司吏刘处岩，守南关，巷战死。十二月，权香山巡检张德兴，以不从叛，亦死之，“前后二十二人。呜呼，殉死者大传，偷生者大愧也”(23)。

征诗目的是宣扬22位元末殉节的忠臣义士的道德。这些事迹元史无传，王逢的诗序记录了元末战乱中多民族士人为维护礼教、维护元朝所做的抗争及英勇献身的事迹，具有存史的价值。

三、弘扬礼教是征诗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北宋忠臣邹浩，为人耿直，忠君报国，屡屡被奸臣所陷，多次被贬谪荒凉之地，因为耿直仁爱而命运坎坷，而邹浩却愈挫弥坚，一身浩然正气。深受理学熏陶，“尝从二程夫子游”(24)，北宋元符年间，皇帝欲废后，邹浩谏言不可，言人所不敢言，遂忤逆皇上，被贬谪于万里之外，及建中靖国初召还，蔡京复得政，邹浩又直言不讳，触犯蔡京，再度贬谪岭南，“然而风节愈坚，名义愈重，公遂名著五谏之列，吁！非其人得光岳之正气，而又得圣贤之正学者不能”(25)。五年后始归，邹浩想辞官归隐，奉养母亲，母亲张氏不允，教导儿子：“儿能报国无愧于公论，吾愿何忧？”(26)后因病去世，年五十二。“高宗即位诏曰：浩元符间，任谏争，危言谠论，朝野推仰，复其待制，赠宝文阁直学士，赐谥忠”(27)。一门忠义，义薄云天，感动着士大夫群体。

历代以来邹忠公之墓都受到士大夫的尊重，经常有人祭扫，留下了大量祭文。邹浩的忠义精神感动着士大夫群体，已经成为儒士们学习的楷模。至元廿二年（1285）儒士唐骏发说：“惟公忠节照映千古，岁时致祭，学有旧规，骏发乡之晚生，久分讲席，缅想高风，不敢不敬。”(28)这里讲出了士子们祭扫墓地的根本原因。

元代有唐骏发、童应陈、孔楷、刘蒙、马端巽、盛文彪、刘铉、乔必迁、丁琦、盛昭、谢应芳等一再祭祀邹忠公墓，并群结作诗文。修墓是一种维礼活动，忠臣之墓是儒家仁义精神的象征，出于内心情感的需要，儒士们自觉地祭扫。

在元代，邹浩墓一再得到士大夫祭祀，至正九年（1349）十一月，常州路学儒人谢应芳去扫墓，见到墓碑损毁严重，墓地周围被种地开荒，非常痛心。在谢应芳等儒士看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是败坏礼教纲常的行为，与他们心中气节不符，所以坚决要求修复墓地，制止这种违背礼教的行为。忠臣在文人群体眼里是值得歌颂尊敬的人，其本身是礼乐的象征。邹浩是儒士们的表率，维护墓地，就是士大夫的一种“维礼”的行为，关乎伦理秩序、道德原则、世教纲常，此事不可小觑，忠臣之墓被毁坏，如同“衣冠沦丧”一样，是挑战伦理秩序的行为，所以此事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学校乃风化之地，乡贤实师表之尊，惟景慕于前修，必举行于旧典，窃见先贤、道乡先生邹忠公，元葬坟地一段计二十一亩七分，坐落晋陵县德泽乡……近年菴亭废坏，祭礼旷缺，本年三月二十二日，谢应芳等前去祭扫间，但见忠公墓塚周围禁地，俱被人耕种麻麦，及有近葬冢穴在内侵占先贤坟地，埋没学业，甚伤风化”(29)。于是谢应芳上报朝廷，写了呈文要求修复邹忠公墓，派人守墓，植树种草，加强墓地管理，定期派人巡视墓地，看是否有人砍伐树木，毁坏墓碑。朝廷接到谢应芳的呈文后，答复了谢应芳等儒士，同意加强邹浩墓的管理，“令元呈儒人谢应芳等每季巡省，毋致诸人作践，仍将在上祠宇、树木等项于簿上，逐一具报……规格：某年、某月、季，儒人某前诣邹墓巡省，各项具报于后，一墓地有无诸人侵渔作践，一竹木曾无被人斫伐，一看坟人是否用心看守，曾无修整篱围右具如前”(30)。

谢应芳等人的行为感动了士人群体。盛昭说：“仰止高风，华夷所同。岂不永怀，桑梓之恭。偕我士子，展墓修礼，尚赖于公。”(31)“宋守倅及海内诸名胜，过忠公祠墓者多为赋诗，或留题显忠菴壁，德祐乙亥荡为埃烬，区区所传盖一二耳。国初校官与乡老举行祀典，复有倡和，至应芳复墓之初，四方贤士大夫作诗以奖劝。既复之后又从而歌咏，今并录之。”(32)一方面是对谢应芳修墓行为的肯定，另一方面是歌颂邹浩的忠义精神，以守住士大夫群体的道德底线。

“毗陵郡士谢子兰慨邹公墓田之瓦裂，欲合之，诗以言志，予嘉其能仗大义，有感于中，率尔步韵，谂诸郡中好事者，幸垂察焉”(33)，郑颀深感谢应芳的节义行为，借诗言志。

谢应芳向文人群体征诗，就修复邹浩墓一事作诗纪念，征诗题目为《复邹忠公墓诗》，参与同集者有：易伟、吴强、曹思顺、赵楷、王兴祖、储惟志、许士俊、谢亨、潘如告、俞希鲁、李桓、达德越士、李粹初、陈眉寿、陈肃、李华、孟集、顾瑛、袁华、郭翼、殷奎、陆仁、秦约、马麐、张端、熊进德、王贞。

元符年中圣天子，册妃废后竟何由。

忠良去国鸾皇远，奸佞盈庭鬼蜮谋。

但得祎衣承黼座，不辞白发谪新州。

毗陵此日城边路，谁访累累土一抔。

——秦约

将自己的情感倾向借助咏史抒发出来，如同史诗一般，回顾了邹浩的忠义行为，奸佞专权，祸由“忠”起，贬谪岭南，鞠躬尽瘁而英年早逝，借史言志，如泣如诉，哀怨惋惜之情蕴含其间。

伏读新碑泪满衣，权奸先后计全非。

谏书直欲回今主，王化由来本后妃。

国史千年公论在，毗陵七世子孙微。

墓田赖有乡人复，怅惘青山落日晖。

——殷奎

天上浮云遮白日，宫中圣女着襟衣。

赐珠夜半言先入，还笏阶前事已非。

不惜残年投岭海，尚存孤塚泉扉。

一坏易世谁为主，犹有诸生荐蕨薇。(34)

——孟集

歌颂邹忠公的“忠义”气节，也歌颂谢应芳的忠义行为，并给以高度评价，“此事有功名教大，毗陵草木增光辉”，分析了邹浩忠义的原因。“伊洛分来一泒长，满怀星斗粲文章，”是理学涵养的结果，以直接议论的方式引人深思那段黑暗的历史，更加肯定了邹浩的节气。邹浩用实际行动在士大夫群体心中树立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征诗同题集咏里还有西域茀林诗人达德越士，可见元代后期民族大融合的普遍性，茀林人的邹忠公墓诗理学气味较浓，体现了汉化的成功。

有宋开国三百年，圣君哲后登才贤。

内无吕贾武韦祸，昭宪垂裕远且绵。

宣仁垂帘辅哲庙，初政仿佛元丰前。

奈何权奸枋国命，党籍忠良俱左迁。

紫宫正位俨宸极，岂假巫祝循私偏。

谗言搆狱狱辞具，奉诏废作瑶华仙。

谋之者谁郝内侍，卯金刀氏相夤缘。

元符授册立为后，奸臣揣摩机已先。

维时忠公居谏省，从容奏对言便便。

属比祥符永平事，春秋大义星日悬。

孟后既废不可复，刘岂得擅中宫权。

遂良还笏为斥武，好礼上书因谏元。

忠言逆耳竟远谪，徒步独上新州船。

贞哉贤母成子志，身落瘴江甘弃捐。

端王嗣位肆大青，又从平地登青天。

俄承天语询谏草，云付烈焰飞炎烟。

伪书一出那可辨，再由衡岳移漓川。

淡山寺中啼怪鸟，仙宫岭下出甘泉。

积诚端能动天地，神物护卫非伪传。

豺狼载路尚猖獗，脱身虎口宁非天。

毘陵赠谥发潜德，佳城郁郁林庄前。

甘棠遗爱尚勿伐，哀坵何忍犁为田。

谢君慷慨仗高谊，献书大府心拳拳。

建祠复墓禁樵牧，新松稚竹清阴圆。

呜呼章蔡俱贬死，同恶岂能谋自全。

青山门外一抔土，诸生至今犹豆笾。

忠邪由来难并立，不信请视思贤编。(35)

——袁华

袁华用长篇叙事纪实的方式咏史，诗中用写实的手法，以“实录”精神，客观地展示了邹浩忠贞被害、顽强不屈的过程，其间也回顾了有宋一代三百年，奸臣当道，危害国家百姓、陷害忠良的事实。夹杂了袁华自己的特殊情感，对此愤懑不平，正是韩愈“不平则鸣”的体现，诗句句句纪实，他对那段历史认识、反思是很有意义的，袁华借此警戒后人。

这次征诗借助咏邹浩墓以咏史，是宋以来大规模的诗文活动，主题集中，歌颂邹浩浩然正气，回顾了邹浩的历史，对谢应芳行为给予高度评价。这次征诗活动目的是用诗言志，以宣扬道德，左右社会舆论，体现出士大夫群体强烈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士大夫群体用诗歌干预现实，自觉“守道”的有力证据。

四、征诗原因是为树立忠臣形象，平反冤案

岳飞是著名民族英雄，“王忠孝出于天资，功业存乎社稷，万古而后，谅亦知其烈也”(36)。其尽忠报国而含冤死去，高宗时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宋孝宗时得到平反，“以礼改葬……建庙于鄂，号忠烈。淳熙六年谥武穆。嘉定四年，追封鄂王”(37)。死后埋葬于西湖栖霞岭下，岳云墓亦在父墓侧。岳飞忠烈感动着文人群体，士人皆为其鸣不平。宋元换代，岳飞的庙与墓经风吹日晒渐渐毁坏，岳飞后人有出家为僧者，“居坟之西，为其废坏，庙与寺靡有孑遗”(38)。

后至元三年（1337），释可观诉于官，郑元祐为其作疏：“窃念故宋赠太师武穆岳鄂王，忠孝绝人，功名盖世。方略如霍嫖姚，不逢汉武，徒结志于忘家……典祀田，堕佛宇，春秋无所蒸尝。塞墓道，毁神栖，风雨遂颓庙貌……泪落路人，事关世教……疏成，杭州经历李全，慨然重兴之。”(39)释可观为了恢复岳飞墓庙旧日景观，动用了一切社会关系，得到湖州推官何贞颐、郑元祐、柯九思及杭州郡吏李全初相助，历经十三年，始修葺完毕。释可观就此事面向文人群体征诗，征得72位元人所作92首诗。

将征集到的诗歌结为一卷，名为《岳庙名贤诗》，这是岳飞去世后最大规模的文学题咏活动，参与同题集咏者的诗人身份复杂，有故国王孙赵孟頫，有南宋遗民，有元代知名人士柯九思、高明、朱晞颜、杨维桢、陈基、苏大年等，也不乏西域少数民族的参与，如色目人贯云石、杨九思，高昌人铁穆尔，蒙古人泰不华等，有画家、诗人、僧人，充分体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特点。蒙古西域少数民族歌颂岳飞，是民族大融合的标志，这一切都是通过征诗活动来实现的。

响应征诗者有：叶绍翁、赵孟頫、胡月山、胡邦衡、方秋崖、牟景阳、孔天碧、龚子敬、赵仲光、章德懋、闻益明、柯九思、达兼善、郑元祐、李孝光、段吉甫、陈政德、班惟志、宇文公谅、高明、孔世瞻、潘纯、林泉生、杨维桢、释信道元、释大觉、贯云石、武昌军卒、僧成本空、臧湖隐、僧观大千、霍宾阳、霍惟肃、程正辅、朱希颜、吴子华、郑希道、邹士表、僧此若溪、施则夫、王彦琬、陈刚中、陈子平、朱祐之、铁牛、刘改之、翟宗仁、唐子华、赵明仲、张安国、吴溥泉、赵彦恭、杨子寿、高子宜、吴子善、金用宾、彭瑛、高若凤、华文中、何师善、沈叔敬、周越道、孙天有、柯履道、苏大年、李复、王鉴、陈秀民、郑元、陈基、张源、姚子章(40)。

“岳武穆褒忠寺起废事迹，诸名公题咏璀璨，盈袖可观。师以余旧尝竣事祠下，俾赘芜辞，以识卷尾，勉赋四言，使之持归，遗诸父老，歌以祀神。庶几妥王之灵，将有以为祝嘏之祐也”(41)。这里朱晞颜讲明了征诗原因乃有感于岳庙颓废，有慰藉英灵之意。

征诗的主题是歌颂岳飞忠贞气节，感叹岳飞遭遇，批评宋王朝，包括制造冤案的宋高宗、秦桧等人。征诗平反翻案目的明显，孔岑《题岳忠武王庙》：“秦桧逆天道，庸君甘受欺。我行西湖上，再拜忠烈祠。勇徒或受首，谁能虑鞭尸。湖波有时竭，此恨无穷时。”(42)姚文奂《咏岳忠武王庙》：“鄂王祠宇北山根，一过西湖一断魂。独扫金人归朔漠，长驱铁马向中原。奸邪百代空遗臭，父子终天尚雪冤。宰木屯阴森战戟，潇潇风雨泣黄昏。”(43)

莫向中州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

内廷不下班师诏，绝漠全收大将旗。

父子一门甘伏节，山河万里竟分支。

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魂游更可悲。

——高明

万古知心只天老，英雄堪恨亦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44)

——叶绍翁

诗歌感人至深，“读此数诗而不堕泪者几希。然贼桧欺君卖国，虽擢发不足以数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恶。而武穆之精忠，霭然与天地相终始。死犹生也”(45)。诗歌情感悲怆，忧伤怨愤之情隐含在字里行间，诗人们共同抒发了对岳飞命运的同情，对宋王朝奸佞当道的愤怒，“落花”“飞絮”“杜宇”代表了对岳飞命运的感叹，对南宋王朝不明是非的怨恨无奈之情溢于言表。意象选取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诗的基调哀伤，诗中处处体现出岳飞与那个时代的矛盾，还原历史情境并通过凄凉环境的描写突出那个时代的黑暗。诗人群体为岳飞鸣不平的强烈，在还原的历史空间与事件的交汇中体现出来。

不同诗人用不同的手法表现了同样的感情，诗篇到处充满对那段刻骨铭心历史的再认识。此次征诗活动对于弘扬岳飞精神、传播岳飞事迹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影响很大，岳飞第一次得到士大夫群体的集体歌咏，这也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再认识，是对岳飞含冤而死的一次民间平反运动，“万古知心只天老，英雄堪恨亦堪怜。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魂游更可悲”“孤冢有人来下马，六陵无树可栖乌。庙堂短计惭嫠妇，宇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观如败局，一龛灯火属浮屠”，议论精警，岳飞虽死了，尚有埋骨之地，可怜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到金国五国城头。直接用对比议论手法讽刺了宋王朝重用奸臣的错误立场。如果岳飞晚死，金国的历史就会被岳飞改写，称赞了岳飞杰出的抗金才能。应征作诗的诗人群体所作的同题集咏，响应释可观的号召，翻案意味浓厚，平反目的明确。

征诗活动体现了文人学士对礼教的维护，关乎世教，导人向善，重构社会伦理道德，以维护元王朝的社会秩序。这次征诗与元廷对岳飞的态度不无关系，首先肯定的是元廷能够接受人们对岳飞的颂扬，从释可观修葺岳庙、同题集咏岳庙岳墓即可看出，宣传岳飞忠义对于元廷来说是件好事，可以激励士人报效元廷。

咏岳飞在别的朝代可能会酿成文字狱，而在元代却没事，这也说明元代文化思想环境宽松，是促成征诗同题集咏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征诗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

这次岳庙名贤诗同题集咏影响很大，直接带动了大批诗人参与咏岳飞庙与岳飞墓的创作，在元末体现得非常明显。倪瓒、谢肃、凌云翰、张宪、潘音、宋远、叶颙、张昱、瞿宗仁、廼贤、王逢、鲁渊、朱德润、陆友、徐孟岳、释克新等都受到此次征诗的影响，继续创作岳飞墓、庙诗，征诗活动无疑对于扩大岳飞精神、宣传忠孝节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此以后岳飞的忠义形象深入人心，深深影响着明清文学对岳飞的书写。明清关于岳飞的评价基调都是由本次征诗定下的。例如清人胡煦《汤阴谒岳忠武王庙》：“南渡烟霾草树昏，岳王故里峙中原。早倾玉垒仇难复，亲捧金牌声暗吞。恨血已沉留碧草，忠肝不朽贯天门。权奸铸像看长跽，遗臭何曾荫子孙。”(46)清代林昌彝《栖霞岭拜岳忠武王墓》：“南枝魂郁动哀声，太息冰天马角生。宋室谁如君大勇，赵家自坏汝长城。满朝议已归秦妇，一疏愚犹上晏卿。我拜王坟凄下泪，松楸瑟瑟尚悲鸣。”(47)

《岳庙名贤诗》同题集咏正是元代民间对岳飞态度的回应，使岳飞成为一个民族忠义符号，进入古代民族英雄的行列。通过此次征诗同题集咏，岳飞的忠孝节义形象更加发扬光大，对明清岳飞相关的小说、戏曲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五、征诗是为彰显友谊

元代高官或者名人由于地位身份的特殊，往往会赢得很多交友的机会，名人往往成为征诗的对象，如王逢、杨维桢。高官如王恽、宋褧、王结、许有壬也是征诗对象的突出代表。

向名人征诗是元代文人间的一种习俗，借助征诗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王恽身为元朝高官，影响力很大，向王恽征诗的人很多，至元十年（1273）友人师岩卿向王恽征诗题咏蒲中十个景点：“中条山水雄秀，照映河华，予两年以事抵蒲，略获游赏，云烟胜概，旦夕不去，其怀尝思以数语，道其仿佛，心在而未暇也。至元十年秋九月，蒲人师岩卿拉王国器、李仲和、张师德诸人携酒过门，杯数行袖出锦囊巨轴曰此蒲中十咏也，因征诗于不肖，逮明年甲戌正月辛巳，予以微恙闭少休，隐几瞑坐，神与境会，既觉晴日，满窗幽思，发越眷焉。十题卒然而就，顾不足发山水之清音，聊以移方寸而外形骸也。且为四老人一胡卢云。”(48)征诗代表友谊和名望，王恽被人征诗，足以说明王恽的名气之大。

参政李仲宾，自北京行省改授安西王，向王恽征诗，“相人来征诗于予，因作此奉寄”(49)。李水芝文会邀请王恽参会赋诗，王恽因事没去参会，第二天李水芝继续向王恽征诗，足以说明王恽参与征诗活动的频繁。《甲午秋七月九日，扈山约赴李君水芝之会，予以事不克往，明日例征诗，因继中斋韵》：“陪京秋早物华清，杖屦迎秋出绮城。莲社与吟千叶白，盘餐非为五侯鲭。眼中阁老何潇洒，意外浮名任易更。唯有柯山山上月，归心同照石梁横。”(50)

王结“召拜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与张起岩、欧阳玄修泰定、天历两朝实录。拜中书左丞”(51)。王结身为名臣，市庄主人蹐门征诗，“市庄主人蹐门征诗，短歌六章，用塞雅命，其卒章之乱，聊示莞尔一笑云。躬耕之暇，击壤缓歌，抱膝微吟，亦足以超然于天壤间也”(52)。

宋褧作为高官也是被征诗的对象之一，“字显夫，大都人，泰定元年进士，历官翰林直学士兼经筵讲官，谥文清。褧博览群籍，与兄本后先入馆阁，并有集行世，时人以大宋小宋拟之”(53)。江西袁庆远调潮州路经历，向宋褧征诗送行，《江西袁庆远由郡博士为幕职再调潮州路经历征诗送行》：“长松磥砢出霜林，不分官儒久陆沈。岭外官资云路快，城南祖帐雪泥深。红莲绿水无多事，翡翠明珠肯动心。”(54)友人张仲容七夕节向宋褧征诗，《张仲容七夕来征诗就次韵以答》：“钿合红蛛缀网丝，玉儿瓜果设香帷。从来天上张公子，解试梧桐一叶诗。”(55)

许有壬作为延祐首科进士，元中期名臣，才高位重，向其征诗者众多，“尚嫌门有征诗客，时与山人破寂寥”(56)。《中秋偕鲁子翚御史饮佥宪张允谦宅，张以中字为韵征诗赋二首》（其一）：“好景天教二妙同，兴深殊觉酒无功。月涵万顷水云里，秋散一庭风露中。此夕清光遍天下，他年佳话独河东。不须更上神仙去，氛翳而今已扫空。”(57)征诗成为元代文人交游的常态，酒席助兴、传达友谊都要征诗。面向名人征诗，面向群体征诗，面向普通人征诗，体现了元代征诗的广泛性。诗可以提高知名度，有了诗的参与，被吟咏的对象就会提高声价。

六、征诗满足诗社活动的需要

“泰定间，有小桃园诗盟，定宇以《大有年》为题，得三百三十七卷，与星源胡初翁存菴定其甲乙，加之评騭，取中者三十名。一曰都魁，即仲明卷也。二曰亚魁，为康衢遗民卷。三曰鼎魁，为汪成大卷。”(58)这是元代中期举办的一次诗社诗歌竞赛活动，采用同题集咏竞争。主持人是陈栎，评委是胡初翁。以《大有年》为题征诗，“大有年”的含义是大丰年的意思，胡初翁评选出前三十名，加评语，颁发奖品。一、二、三名分别叫都魁、亚魁、鼎魁。形式和元初月泉吟社一样，都是同题集咏征诗竞赛，有评委，还要排名次、发奖品，是对月泉吟社的一次模仿。虽然有了科举考试，但是同题集咏竞赛形式对广大文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小桃园诗盟的影响力无法和元初月泉吟社相比，举办的背景也大不相同，征诗活动的意义更是不同。

月泉吟社征诗的目的一方面以弥补元初因科举废除而造成的心理缺失，另一方面是通过同题集咏激发广大遗民抗节不仕，起到互相激励的作用。而泰定年间的小桃园诗盟征诗，发生的背景是科举已经恢复，文人不需要通过同题竞赛来弥补科举缺失带来的心理补偿，同题征诗也不是文人唯一的竞赛途径。参与征诗活动的也不是遗民，不需要集体抗节，所以小桃园诗盟政治意味淡泊，影响力也不能和月泉吟社相比。但是小桃园诗盟也得到了徽州文人的热烈响应，文人们虽然有了科举，但是元代科举取士名额很少，大部分文人还是没有入仕机会，所以小桃园诗盟就满足了落榜举子希望获得荣誉的心理需要，仅徽州一府就收到337卷同题诗，足可以见得小桃园诗盟的积极意义。小桃园诗盟作为科举的补充，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小桃园诗盟的诗卷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同题集咏者歌颂的是丰收的景象，含有对蒙元歌功颂德的意味。存诗者有朱仲明、杨得禄、汪志坚、胡元罙；存句者有程维岩、胡祥。杨得禄第五名、汪志坚第八名、胡元罙第十六名、程维岩第二十六名、胡祥第二十九名。胡初翁认为除了这几个人的诗切题以外，其余人的诗作水平不高。总体来说，此次征诗得到的命题诗歌的水平并不高，优秀作品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