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代文人征诗的意义
元代征诗活动很频繁，发起人身份多元，发起人可以面对群体征诗，也可以面对个人征诗，形式灵活多样。有些征诗活动持续时间较长，征诗不是一时一地完成的，如听雨楼征诗、余姚海堤征诗。征诗使得元诗充满活力，无处不在。征诗使得诗人身份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成为普通大众共同的身份，征诗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充分彰显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一、征诗活动反映元代多民族文学的交融
有时征诗发起人为少数民族诗人，或者征诗对象是少数民族诗人。征诗活动体现了多族士人圈下的民族文学交融。
隋朝大业年间，东阳有杜氏二女子，早年丧父母，在市中卖饼为生，有厨人挑逗二女子，二女子怒杀厨人，后藏身于孟溪，半夜下大雨，洪水猛涨，二女子皆溺死。尸体搁放于木上，青藤缠绕，宛若棺椁。唐代县令令孤某取二女遗骨建庙在溪上。宋代古灵陈襄祷雨屡次应验，于是在庙祠下立碑。元末至正壬寅年东阳陈元祥，以浙省员外督制来到此地，他在职期间发生水旱，祷告于二女庙，显有奇应，明年陈元祥入京，“请诸中书，令太常议封贞惠、贞淑二真仙，元祥因征赋诗庙壁云”(59)。
廼贤，字易之，号河朔外史，西域葛逻禄人，家族先居住于河南南阳，后迁庆元，早年受教于乡贤郑觉民，廼贤有着深厚的儒学基础，受儒家影响，内心深处认同儒家仁义思想，身体力行践行儒家思想，“易之，葛逻禄人，在中国西北数千里之外，而能被服周公、仲尼之道”(60)。廼贤是元代优秀的少数民族诗人之一，服膺儒家文化，浙省员外督制陈元祥就此二女义烈之事向廼贤征诗，廼贤欣然同意，顺应陈元祥宣扬二女节义的目的，将其诗作《仙居县杜氏二真仙庙诗》题于庙壁上，目的是宣扬礼教。廼贤用诗歌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赞美杜氏二女的贞节：“仙居更有杜贞娥，千古清风凛相续。”自愧不如女子：“男儿堂堂躯七尺，忍诟含羞污简册。何如贞惠贞淑两真仙，万古千秋长庙食。”(61)这次征诗反映了元代多民族文人的交往与多元文化的融合。
唐兀人唐兀崇喜，汉姓杨，又称杨崇喜，“西夷之人也”(62)，为蒙古侍卫百夫长，在成均学习儒家文化，“优游于诗书”(63)，家族华化较早。唐兀崇喜继承祖志兴办学堂，制定社约，建崇义书院，以儒家思想为纽带交往了很多儒家学者如潘迪、张以宁，张翥、张桢、危素、陶凯等文人，还有哈剌鲁人伯颜宗道、隐士空空道人等，有社会声望者16人，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以唐兀崇喜为中心在元末形成了一个多族士人圈，以诗为媒介形成了多次同题集咏。
至正八年（1348），唐兀崇喜建义塾，定室名为亦乐堂，并请集贤学士潘迪作序，至正二十一年，避居京师的杨崇喜手持《亦乐堂记》向名士征诗，请为亦乐堂题诗，王继善、刘文房、胡益、孙予初、张士明、贾俞等人积极响应，以表达对唐兀崇喜的敬仰。后亦乐堂被兵火烧毁，“尚赉堂记求诗缙绅间，题赞者更纷然无数，可见斯文在世，千载犹一朝焉”(64)。这就是征诗意义所在。所征诗纷纷对杨崇喜崇奉儒家礼乐文化进行赞美，如刘文房“乾坤满眼兜鍪士，仁义常思俎豆师”(65)。王继善“诗礼传家业，芸香霭栋楹。义途修坦熟，性地入高明。千里薰兰复，九皋感鹤鸣。浮云时事改，应不役斯名”(66)，既赞美了杨崇喜的儒家仁义精神，又写出了亦乐堂沧桑命运，对征诗活动的意义予以充分肯定。这次征诗也体现了元代多民族文学的交融，以及少数民族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征诗使得元代诗坛烙上了鲜明的多民族文学交融的印记，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进程。
二、征诗活动是诗歌诗学功能的体现
从唐代开始由于科举以诗歌取士，造成诗歌创作下移到寒门子弟，经过宋代的发展，在元代诗歌成为身份的象征，完成诗歌下移，元代征诗与同题集咏现象的繁荣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元代有着完成诗人身份下移的宽松的社会环境，如西湖竹枝词征诗，有120位诗人参与其中，有曹妙清这样的普通女子，有僧人、少数民族、隐士，更多的是不知名的普通诗人，足以证明元代诗人身份完全下移到普通士人。大众文人对诗人身份的追求，促进文人群体交往的频繁，这是征诗活动实现的前提。征诗活动不仅将诗歌具有的儒家“诗可以观”“诗可以群”“诗可以兴”的诗学功用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而且极大程度地挖掘了诗歌自然之真情。如普通文士由于身份原因积极响应杨维桢发起的西湖竹枝词征诗活动，在征诗中践行了杨维桢提倡的诗歌主情的论调。
元代诗人身份的建立是征诗的前提条件，他们对诗格外重视，每每以诗人自居，从元初一直到元末都是这样。元初遗民群体出于政治原因，没有仕途道路，只剩下诗人身份。而元代高官、隐士群体、少数民族群体仍然以诗人身份自居，元代文人都是自觉以诗人标识身份的，这种变化说明诗人身份的普遍性。契丹人耶律楚材也是视诗为生命，曾说过：“异域风光恰如故，一销魂处一篇诗。”(67)雍古人马祖常称自己为诗客：“俗人那得识，诗客尽相依。”(68)葛逻禄人廼贤“平生之学悉资以为诗”(69)，色目人泰不华“辄书所作歌诗以自适”(70)，回回人萨都剌“惟有诗人天亦爱”(71)，戴表元“吴兴赵子昂与余交十五年，凡五见，每见必以诗文相振激”(72)，顾瑛“惟诗是求”(73)，元末郭钰“经乱以来，遇事感触，情之所至，勃郁于中，不能自已，则辄形之歌咏”(74)。
在元代，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以诗人自居，把诗人身份看得很重，也反映出诗在元代文人心中的地位。文人群体之间，诗是最重要的交流情感的工具，是其他任何媒介无法代替的。正是因为诗的地位在元代具有特殊性，所以诗的价值就能得到彰显，诗的社会功能就能得到体现。征诗活动正是诗歌地位及社会功能的体现。
随着元人群体活动的增强，征诗活动发挥了巨大的交际功能和重要的认知功能，同时具有一定的情感维系功能。《方旱得雨九龄平章征诗志喜》：“才觉骄阳气铄金，便令璇极转浓阴。坐朝真有作霖手，伴食可抒忧国心。一夕梦占鱼兆协，九天云接凤池深。神功帝力犹能赋，都雅从教愧贺深。”(75)元代久逢喜事也会征诗，可见诗在元人心中的分量之重。节日宴会也要征诗，《至正丙戌十一月廿三日瑞雪盈尺，明日恭遇太子千秋节称贺于徽仪阁，翰长开府公惟中右辖征诗，即席赋五十六字》：“甲观嵯峨拱紫宸，琼瑶一色莹无尘。前星正次千秋节，瑞象先开万汇春。已兆丰穰在来岁，肯教疵疠到吾民。词臣不献梁园赋，毓德方期日日新。”(76)征诗的目的是借诗起兴、助力宴会兴致，也是看中诗的社会功能。
卫辉韩守敬以刑曹明法成名，政绩卓著，因政绩突出选为中都开宁尹，又选为彰德路总管府经历，虞集认为他是人才，因为韩守敬做事干练机敏。虞集为成均博士时，韩守敬子豫由国子生选为监学典籍，跟随虞集很久，虞集认为其子有相才。其子延祐甲寅来求虞集序其父之事迹，征诗于士大夫群体，“来求序其事，以征诗于大夫君子，能赋者必有以赞其行矣”(77)。儿子出于弘扬父亲韩守敬道德功业的需要征序于虞集，用虞集写的序向士大夫群体征诗，充分体现出征诗的意义在于发挥“诗可以观”的功能。岳忠武王墓征诗、修复邹浩墓征诗都是“诗可以观”的体现。
三、深刻影响明清文学书写
元代开启的征诗活动对明清文人影响深远，被明清文人所继承，征诗活动进入明清戏曲小说中，成为才子佳人题材文学的重要情节。明清逐渐形成“征诗择婿”的传统，男子之诗才成为女子择婿的重要标准，才子配佳人是明清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
在明清文人日常生活中“征诗择婿”屡见不鲜，褚人获记载才妇择婿之事，“濮监丞妇邹赛真有才藻工诗文，鹅湖费状元宏少随其父之太学，邹闻其奇，索见之。酒间试以对曰：金杯春泛绿，费应声云：银烛夜摇红。邹遂以女字之，其女亦能诗，为一品夫人”(78)。女子邹赛真出诗句，男子费状元应和诗句，获得了邹赛真的认可，邹赛真遂嫁与费状元为妻。
明代戏曲家吴炳的《绿牡丹》传奇中沈重的独女婉娥有诗才、善女工、貌美温和，该剧就是通过“征诗择婿”组织故事情节，构成戏剧冲突，刻画人物形象的。剧中主要写翰林沈重结社为女儿婉娥以绿牡丹为题征诗择婿。柳希潜请谢英代笔，车本高请车静芳代笔，只有顾粲是自己作诗。后来柳希潜和车本高作伪之事暴露。乡试时，顾粲与谢英高中。最后，顾粲和沈婉娥、谢英和车静芳，分别结成夫妻。
《聊斋志异》之《连城》的故事情节也是“征诗择婿”构建起来的，史孝廉有女儿叫连城，知书达理，会刺绣，“出所刺《倦绣图》，征少年题咏，意在择婿”(79)。乔生赋诗，连城有意乔生，史孝廉嫌弃乔生家贫，将女儿嫁给富人王化成，连城郁闷而死，乔生在阴间找到了连城，碰见友人顾生，乔生帮助连城还魂，还魂后，史孝廉将女儿连城许配给乔生为妻，王化成听说后告到官府，贿赂官员，官府将连城判给王化成为妻。连城到王化成家绝食，后欲悬梁自尽，王化成无奈送回给史孝廉，史孝廉将女儿嫁给乔生。小说《玉娇梨》也是采用“征诗择婿”来构建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的。
诗人身份在元代下移到普通文人身上，深深影响着明清文人对诗人身份的追逐。明清文学“征诗择婿”模式逐渐形成，择婿打破身份限制，而有诗才的男子多是穷人身份，这与元代完成诗人身份下移有一定的关系，足见元代征诗活动影响深远。
总之，征诗这种形式在元初遗民诗社得到大量实践运用，形式已经很完备。征诗这种形式被保留下来，一直活跃在元代不同文人群体之间，成为不同民族交往的媒介，也成为国际友人与元朝诗人交往的媒介，如日本月千江长老向王逢征诗，王逢为其作《日本月千江长老携其国僧裔竺峰级禹门征诗二首》，这都体现了征诗活动对元代文人群体的强力渗透，以及对多元文化交融的影响。征诗在元代的活跃具有丰富的诗学意义和史学价值，深深影响了明清文学的书写，值得研究与关注。
征诗是元诗的重要现象，元代文人征诗活动频繁，虽然存在面向个人征诗的情况，但是元代大多数征诗是面向群体，征诗是同题集咏的重要组织形式，征诗促进了元诗同题集咏的繁荣。征诗仅是一种群体同题集咏的组织方式，造成元诗同题集咏繁荣的原因是多元的，征诗的原因也是多样的，诗歌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元代征诗现象的出现，满足了元代不同文人群体的交际需要、情感需要、政治需要、教化社会的需要、存史存事的需要。通过征诗这种组织形成，使诗人群体形成了多个中心，有僧人征诗、少数民族征诗，也有馆阁文人征诗、普通文人征诗、隐士征诗、道士征诗，形成了多次同题集咏。在征诗者的引领下，元诗同题集咏形成了多元的格局，形成了多个多民族文化交融圈。元代征诗形成的同题集咏，从元初一直到元末都大量存在，经历了不同文人群体，但征诗的形式没有改变。经过多次同题集咏，元诗已经形成群体性风貌。
(1) 万斯同辑《宋季忠义录》，《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2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2) 万斯同辑《宋季忠义录》，《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2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
(3) 万斯同辑《宋季忠义录》，《宋代传记资料丛刊》第2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99页。
(4) 吴渭编《月泉吟社诗》，《丛书集成初编》第1785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5) 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6)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2页。
(7)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7页。
(8)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7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24页。
(9) 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060页。
(10) 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3页。
(11)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第429页。
(12)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页。
(13)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页。
(14)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页。
(15)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页。
(16) 叶翼辑《余姚海堤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38页。
(17) 叶翼辑《余姚海堤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39页。
(18)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9页。
(19)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79页。
(20)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148页。
(21)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165页。
(22)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66页。
(23)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67页。
(24)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51页。
(25)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51页。
(26)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60页。
(27)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60页。
(28)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80页。
(29)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83页。
(30)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84页。
(31)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81页。
(3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89页。
(33)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91页。
(34)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94—396页。
(35)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2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95页。
(36) 侯忠义《明代小说辑刊》第2辑，巴蜀书社，1995年，第489页。
(37) 脱脱等《宋史·岳飞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395页。
(38)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39) 田汝成辑《西湖游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40)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361页。
(41)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1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405页。
(42)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6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175页。
(43)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6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317页。
(44)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45)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46) 胡煦《葆璞堂集》诗集卷一，乾隆刻本。
(47) 林昌彝《衣讔山房诗集》卷四，清同治二年广州刻本。
(48)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3页。
(49)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4页。
(50)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70页。
(51)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4145页。
(52) 苏天爵《元文类》卷八，四部丛刊本。
(53)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67页。
(54)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6页。
(55)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37页。
(56)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0页。
(57)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8页。
(58) 顾嗣立、席世臣编《元诗选·癸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515页。
(59)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8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57页。
(60)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61)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48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58页。
(62) 王崇庆《序杨氏遗集》，《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63) 潘迪《唐兀敬贤孝感序》，《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64)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1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419页。
(65)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1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419页。
(66)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51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418页。
(67)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206页。
(68)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325页。
(69)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4页。
(70) 李修生《全元文》第40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71)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1页。
(72)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98页。
(73) 顾瑛《玉山名胜集》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第15页。
(74)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6页。
(75)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2页。
(76)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1页。
(77)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7页。
(78) 褚人获《坚瓠集》五集卷二，康熙刻本。
(79) 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乾隆铸雪斋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