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旅的心理准备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浓重的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其中与行旅生活相关的某些礼俗，也具有这样的特色。古人在踏上旅途以前，有若干需要认真遵行的礼仪规范，其中有些规范，曾经长期成为社会生活的某种定式。我们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可以了解“行旅”在古人精神生活中的意义。

1.卜行择吉

古时有出行占卜择吉的风习，体现出行旅生活开始时心理准备的庄重和严肃。

古人用火烧灼龟甲或兽骨，根据裂纹的走向来预测未来的吉凶，叫“卜”。又有用蓍草测问吉凶的，叫“筮”。类似的形式，不同地区、不同部族都有，正如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所说，“蛮夷氐羌”等文明进程相对落后的部族，虽然还没有“君臣之序”，然而也流行“决疑之卜”，或者用金石，或者用草木，“国不同俗”。

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多有卜行内容，也就是卜问征伐、畋游等出行活动之吉凶的内容。例如“贞：勿行出？贞：行出？”（《乙》7771） “往来亡（无）灾？”（《前》2.22.5）等，都可以反映类似的情形。

据说古时帝王有五年一巡狩的制度，必须先卜问出行吉凶，五年五卜，连续得到吉兆才可以启程。《左传·襄公十三年》说：“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如果不能卜得吉兆，则应当进一步修养德行，推行德政，再重新卜问。《左传·文公十三年》所谓“卜迁”也就是卜问迁徙的吉凶，以及《左传·襄公二年》所谓“卜追”也就是卜问追逐的吉凶，也都反映出行之前卜问吉凶的礼俗。

《韩非子·亡征》中曾经指出“用时日，事鬼神”的危害。汉代思想家王充《论衡》一书中的《四讳》《譋时》《讥日》《辨祟》《难岁》诸篇，也都批判了有关的迷信方术。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卜行的做法仍然长期得以流传。汉代文学家张衡的《东京赋》中可以看到“卜征考祥，终然允淑。乘舆巡乎岱岳，劝稼穑于原陆”的文句。说“卜征”得到吉兆，帝王的车队于是出巡远行，前往泰山行祭祀之礼，沿途督察勉励农耕生产的进行。南朝宋人颜延之的《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诗也写道：“岳滨有和会，祥习在卜征。”说明卜行作为正式的礼仪制度，沿用年代相当久远。

《汉书·儒林传·梁丘贺》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宣帝准备前往昭帝庙主持祭祀之礼，出行前，忽然车队仪仗前列担任先驱的骑兵有一把佩剑坠落，插入泥中，剑刃正对皇帝的乘车，驾车的马因此而受惊。于是召梁丘贺用蓍草占问，结果判定为出行“不吉”。汉宣帝于是回宫，改派主管官员去主持祭祀。历史上这种根据出行之前偶然的先兆预测吉凶的事例，还可以看到许多。例如，《魏书·徒何慕容垂传》记载，慕容宝来到幽州时，他所乘车辆的车轴，忽然无故自行折断，“占工靳安”以为是“大凶”之兆，竭力劝他返回，慕容宝怒而不从。车轴无故折断，被专门从事占卜的“占工”看作是行旅“大凶”的征兆。慕容宝不听从立即返回的劝告，后来果然败亡。

《晋书·艺术列传·严卿》写道，会稽人严卿善于卜筮，同乡魏序准备前往东方旅行，因为时当荒年，沿途多有强盗劫夺。于是请严卿卜筮，测问行旅途中是否安全。严卿占卜之后告诉他，切不可往东方行进，否则必然遭遇“暴害之气”。魏序不相信他的话。严卿又说，如果执意坚持成行，须索求西城外没有后代的老妇家中白色的公狗系在船前，这样也可以消减祸患。魏序只找到毛色斑杂的狗，严卿虽然以为并不理想，但是说如此已经能够避免灾害，只是家中的六畜可能还要受到损伤。后来果然当魏序行旅至于中途时，狗突然暴死，庄园中的几只白鹅也无故自死，而魏序全家幸而无恙。故事本身虽然近于怪异，却可以说明行旅之前卜问吉凶，在民间也曾经形成风气。

古代有行旅择吉的形式。择吉，就是选择吉日，如《史记·封禅书》中所说的“择吉月日”。

这种慎重择定出行日期的民间习俗，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

1975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期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号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睡虎地秦简计有十种文书，其中包括《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日书》是为人们确定时日吉凶，以便行事择吉避凶的数术书。学者们指出，秦简《日书》具有丰富内涵，是认识当时的思想文化，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1]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可以看到不少涉及当时行旅的文字。其中大多是行归宜忌的内容。例如，我们可以看到某日“利以行”（7正二），某日“行吉”（5正二），某日“不可以行”（9正二），“凡此日不可以行，不吉”（134正）以及“是日在行不可以归，在室不可以行，是日大凶”（108背）等记载。在总计425支简中，文字涉及行归宜忌者多达151支，占35.5%。不仅其数量十分可观，其禁忌之繁杂尤其惊人。如果简单地加以累计，其中列举的行归忌日凡14种，日数总计超过335日，排除各种重复，全年行归忌日仍然超过151日，占全年总日数的41.3%。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民间出行禁忌的苛严。虽然睡虎地秦简《日书》包括分别属于秦人和楚人的两套数术系统，民

间未必全面严格遵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的行旅生活明显受到来自神秘主义观念的多重限制的情形。

与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年代相近的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中，也有类似的关于行归宜忌的内容。^[2]

尽管战国秦汉时代是交通事业得到空前发展的历史阶段，然而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人们的出行活动所受到的多方面的限禁，已经体现于当时社会民俗文化的若干现象之中，考察中国古代的行旅生活，不能不注意这样的历史背景。

刊行于明朝天启年间的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卷一就是《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其中写道，蒋兴哥新婚，正是男欢女爱、难分难舍之时，“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担阁三年有馀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欲要去走一遭”，对妻子说，“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行衣食道路？如今这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于是“拣了个上吉的日期”，“两下掩泪而别”。这里所谓“拣了个上吉的日期”，其实正是民间注重行旅择吉风俗的写照。《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匡

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说，匡超人“正要择日回家”，又被友人邀到酒店吃酒。这里所说的“择日”，也是指择定行旅的吉日。另外，《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也写道，薛蟠准备外出做买卖，薛姨妈嘱托张德辉照管，“张德辉满口应承，吃过饭告辞，又回说：‘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点行李，雇下骡子，十四日一早就长行了。’”择定“上好出行日期”，对于此行是否安全顺利，似乎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又写道：“恰是明日就是起程的吉日，略歇了一歇，众人贺喜送行。”可见行旅择吉，在民间确实是十分普及的风习。这种传统民俗，直到近世仍然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曾经在社会上普遍通行的《皇历》（又称作《黄历》）中，往往可以看到明确规定某日“宜出行”、某日“忌出行”的内容。^[3]

在中国古代，常常可以看到严格按照这种规范安排行旅生活的情形。某些走向极端以至近于偏执的态度，现在的人们当然已经难以理解。比较典型的事例，有《颜氏家训·杂艺》中批评民俗迷信之“验少妄多”时所说到的：“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归忌寄宿，不免凶终。拘而多忌，亦无益也。”按照古代星命数术之说，“反支”日是

多有禁忌的凶日。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反枳”日。《潜夫论·爱日》曾经说到汉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的制度，同样的记述又见于《后汉书·王符传》。李贤注释时引述《阴阳书》中“反支”日日次，和秦简《日书》中有关“反枳”日的内容完全一致。临沂银雀山汉简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历谱中，用“反”字标示“反支”日。居延汉简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历谱及敦煌汉简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历谱，也都明确标出“反支”日。可见民间“反支”禁忌在社会生活中曾经有较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也会波及行旅生活。

“反支不行，竟以遇害”的典故，出自西汉末年张竦拘守禁忌而死于非命的故事。据《汉书·游侠传·陈遵》的记载，王莽败亡时，“（张）竦为贼兵所杀”。按照颜师古注引李奇的说法，张竦事先已经得知兵祸将临，理应避走，然而当天恰逢“反支”日，于是执意不去，终于死在乱兵刀下。

《颜氏家训》中说到的后一个所谓“归忌寄宿”的例子，则出自《后汉书·郭躬传》：汉桓帝时，汝南有一位名叫陈伯敬的人，平生谨小慎微，“行必矩步，坐必端膝”，“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就是说，行止都十分严格地拘守民间传统禁忌规范，行旅途中如果发现凶兆，就解卸驾车的牲畜，居留不再前行；远行归返如果遇到忌日，则宁愿寄居在乡亭而暂时不回家。

陈伯敬尽管如此，仍然不免因罪致死，当时就被否定禁忌的人引为反证。张竦的悲剧，后来也同样被看作“拘而多忌，亦无益也”的实例。

出行禁忌虽然普遍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的阶层，实际制约作用可能也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行旅生活的消极影响，终究是有限的。《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中写道，甄士隐与贾雨村中秋对饮，得知贾雨村进京“行囊路费，一概无措”，于是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相赠，又说道：“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然而第二天上午想起写荐书的事，派家人去请贾雨村时，那家人却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甄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黄道之日是吉日，宜于出行。黑道之日是凶日，忌以出行。贾雨村所谓“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以及甄士隐的“只得罢了”，或许是某些社会阶层中许多人对待择吉避凶的传统规范的态度。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处理行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

2.行神祭祀

在中国古代民间神仙崇拜的庞杂的体系中，行神崇拜占据着值得重视的地位。

儒学经典著作中规定的礼祀制度，有关于不同社会等级的人们应当定时祭祀行神的内容。

在《仪礼·聘礼》中，可以看到关于“释币于‘行’”的礼俗规范。汉代学者郑玄解释说：“‘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闻”，“今时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大约远古时代有在行旅生活中起启导或护佑作用的部族领袖，后来被尊崇为神，然而其姓名已经不能确知。行神之神格形象的不明确，说明行神崇拜由来更为久远，影响更为广泛。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可以看到题为“祠行”“行祠”的内容，具体规定了祭祀的仪程。举行祭祀行神的仪礼，要选择吉日，避开忌日。所谓“祠行良日”，即在这一天祭祀，据说可以保证行旅“大得”。出行方向不同，行祭祀礼的地点也不同。大约东行南行，“祠道左”，西行北行，“祠道右”。具体程式，大致有设席、餟祭、祝告等。

餟，据《史记·孝武本纪》司马贞《索隐》的解释，是说“连续而祭之”。《史记·封禅书》所说的“醊”，《汉书·郊祀志》所说的“腏”，也都是指同样的祭祀形式。

行神也称作“祖神”。行神祭祀又称作“祖道”。

《诗经·大雅·烝民》有“仲山甫出祖”的诗句，在《大雅·韩奕》中也可以看到所谓“韩侯出祖”。《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楚国国君建成章华之台，邀请诸侯来参加落成典礼。鲁昭公准备前往时，梦见鲁襄公主持“祖”的仪礼，于是有人劝阻说，过去襄公前往楚国时，梦见周公主持“祖”的仪礼，因而成行，现在却改由襄公本人主持，

看来君主不宜出行。有人则对鲁昭公说，先君从前没有到过楚国，所以周公主持“祖”的仪礼予以引导，而当襄公去过楚国之后，自然可以亲自主持“祖”的仪礼引导您。您为什么不启程呢？这里所说到的“祖”，都是指“祖道”。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用饱含激情的笔调记述了荆轲远行赴秦谋刺嬴政时，燕太子丹在易水之上为他举行“祖道”仪式的情形：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易水之歌作为激越慷慨、振扬千古的绝唱，其实原本是在临行祭祀行神之后，由壮士胸次奔迸而出的。

《史记·五宗世家》记载，汉景帝征召临江王刘荣往长安，刘荣临行，在江陵北门举行“祖”的仪式，然后上车准备启程，不料突然“轴折车废”。江陵父老于是涕泪交流，私下议论说：“吾王不反（返）矣！”刘荣后来果然因罪自杀，葬于蓝田，再也没有回到江陵。对于“祖”，司马贞《索隐》解释说：“‘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又引述崔浩的说法：“黄帝之子累祖，好远游而死于道，因以为行神。”而《风俗通义·祀典》则说，共工的儿子名叫“修”，平生喜好远游，凡是舟船车辆可以驶达、行人足迹曾经践履的地方，无不亲临游历，于是被尊崇为“祖神”。行神或者祖神的世间原型已经不容易究寻，不过通过刘荣祖道之后“轴折车废”被看作行旅将不返的预兆的故事，可以知道作为民间祖道风习的观念背景的，是一种对于行旅生活中可能经历的危难潜怀畏忌的神秘主义意识。据说由于刘荣“不以道终”，没有能够平安归还，他离开江陵城时所经过的北门从此“存而不启”（张守节《正义》引《荆州图副》），即城门虽然仍旧保留，却永远不再开启。

汉代祖道仪式有时十分隆重。《汉书·疏广传》说，汉宣帝时，太傅疏广和兄子少傅疏受一起主动辞职，告老归乡，一时轰动朝廷，各级官员以及友好、同乡聚集在长安城东都门外，为他们举行规模盛大的祖道仪式，参与者的乘车竟然多达数百辆。晋人张协的《咏史》诗追忆京都为二疏祖道的盛况时，曾经这样写道：“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朱轩曜金城，供帐临长衢。”华美的车辆聚集都门，富丽的帷帐临于长街。举行祖道仪式的现场，洋溢着欢愉而和洽的气氛。东汉著名学者蔡邕的作品中，有一篇用于祖道时祝诵的《祖饯祝》，其中写道：

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休气煌煌。著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舆，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君往临邦，长乐无疆。

大意是说，行旅择定吉日良辰，卜问前程得到吉兆，天色晴美气候宜人，轻车宝马已经备好，苍龙白虎左右扶卫，朱雀玄武随伴前导，细雨洒道清静无尘，旅途必定吉星高照。通过祝文的内容，可以知道当时祖道礼仪的主要意义，是祈祝行旅的平安和顺利。

全面记录汉代河西地区军事生活的居延汉简中所提供的有关文字资料，可以说明当时行旅祖道，已经成为普遍影响社会不同阶层生活的礼俗。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简文：

这大概可以看作同事间共同“出钱”办理祖道事宜的一份记账单。可见远在西北边塞，基层军事组织中也曾经通行这一礼俗。看来，行旅祖道风习影响之广泛，可能确实如同晋人嵇含在《祖赋序》中所写到的，尊如“天子”，卑至“庶人”，无不虔诚遵行这种礼仪规范。

晋人多有标题注明为“祖道”的诗作，从内容看，祖道在当时不仅是庄重的礼仪形式，实际上又被作为社会上层较大规模聚会的一种重要机会。陆机的《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写道：“皇储延髦俊，多士出幽遐。适遂时来运，与子游承华。执笏崇贤内，振缨层城阿。毕刘赞文武，潘生莅邦家。感别怀远人，愿言叹以嗟。”一方面寄言“感别怀远人”的嗟叹，一方面又描述了文武官员“执笏”“振缨”，聚临祖道、冠带交错的盛况。张华的《祖道赵王应诏》诗也写道：

发轫上京，出自天邑。

百寮饯行，缙绅具集。

轩冕峨峨，冠盖习习。

恋德惟怀，永叹弗及。

人们会很自然地注意到，晋人“祖道”诗的真实主题，已经逐渐转变为以抒发送别感怀之情为主，而行神祭祀以祈祝行旅安全的早期动机，看来已经越来越淡漠了。

注释

[1]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日书》研读班（导师：林剑鸣）：《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博》1986年第5期。

[2]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

[3]我们看到一种广东印行的1994年年历，其中列有“宜出行”日计106日，“忌出行”日计65日，另有“忌行舟”日、“忌行船”日各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