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岛城之子（1）
一九九四年季夏，距离尹习蔚十八周岁还有两百天整。高考结束的当天，他以身体不适为由——那也是他逃避整个求学时代所有集体活动的通用理由——用这个屡试不爽的招数，他逃过了拍摄毕业照和同学聚会的灾难，换上了心仪已久的牛仔裤和海魂衫，骑上了筒子楼里那辆一直以来都无人问津的墨绿色飞哥牌自行车，开始了为期两个月的环岛骑行。
岛影淡远，海风悠长，夏日热情令人神魂摇荡。在八大关梧桐遮荫的马路上，他把车子骑得飞快，甚至比天上的海鸥还要快。明亮缤纷的色彩从眼前飞掠而过，古老的微风穿行于整齐的街道之间，一切都是那样鲜活充盈，振奋精神。他一边惊叹于自然之力如何巧妙地化解了海滨暑夏的酷热，一边又小心翼翼保持着对细节的关注，试图从一砖一瓦的堆砌方式中找到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历史起源。他一度想过当一名建筑师，但发现自己对事物精确度的把握远不如感觉来得可靠，很轻松地打消了那个念头。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他对建筑的兴趣，尤其是探讨普遍事物的本质的兴趣。当他尝试着按照粗略的比例把花石楼的女儿墙绘在纸上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东南风悄然把一股暖湿气流带到了岛城上空，氤氲水气在空中迅速凝结，晴朗的天色倏然一变，来不及找地方躲避，他就在黄海路的尽头迎来了入夏后的第一场雨。
雨一连下了两天一夜。雨后的岛城变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时空，流动的质感像影子陷入了光，在云海的坛子里搅动着斑斓的色彩。随着车轮不断碾过那些散发着历史孑遗的闲冷气息的幽僻角落，感觉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直抵生命核心的直觉——开始慢慢消融。他认为是自己对老城区太过熟悉的缘故，人在熟悉的地方往往比在陌生的地方更容易产生幻觉。于是，在被虚妄的欢愉和充满着十足颗粒感的古老风声彻底淹没之前，他及时地抽离出身，从市南区转向岛城东部。
在台东，在那些老街古巷之间，各种土木工程平地而起，厦宇林立好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通往未来的路变成了一条狭长的甬道，穿梭其间，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涡流的中心。机器隆隆的巨响总让他莫名地心生怯意，而海岸线上的视觉断层却并未引起他对区划调整带来的空间扩张的惊诧之情。早在很久以前，他就读过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隐约能理解那种扩张的实质。地理区位是如此，人未必不是如此。他认为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向水生物，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永远对海洋充满着神奇的幻想，而人类所有对海洋的幻想最终都可以归结于对陆地的幻想，即对彼岸的幻想。人类对彼岸的幻想与生俱来，植根于生命本身，深入基因，永难剔除，而人类与海洋生物的本质区别恰恰也就在这里：人最终要上岸，最终要去到彼岸。他把这一理论称为彼岸论，固执地认为这是继物种起源之后唯一适用于全人类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尹习蔚对于彼岸的幻想从未停止过。与其说是性格的原因，不如说是家教使然。他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批西语大学生，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后来外派到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领事部。母亲是阿根廷华裔，祖籍福建厦门，在天主教大学教授哲学课。两人相识于大使馆组织的一场华人华侨新年联欢会，正当青春年华的年轻人情投意合，火速步入婚姻，激情的火焰在四年之后熄灭，母亲以对他的抚养权为条件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除了自己的孩子，教授什么都不在乎，而在事情的背后，要等到数十年后重新站在那个男人跟前时他才能明白，爱在妥协中所占的分量并不输给要求半分。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情。那时他应该四岁多一点。他隐约有那段关于异国的记忆，但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月饼的香甜。高大威武的铜像。人来人往的咖啡屋。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那条叫“圣马丁”号的远洋船，像一颗浮在银河上的燃烧殆尽的星辰。轮船离港的那天早上，一个穿着褴褛的游吟歌手在岸边用六弦琴弹唱着一首曲子，后来他知道那是一个诗人为影子所作的颂歌，为了虚妄的告别。
回国之后，母亲先带他去南方老家祭祖，不久启程北上，应邀去BJ一所大学教授西班牙语，两年后和一个长她十几岁的离异男人再婚。对方是BJ当地人，据说是满清镶白旗贝子的后裔，在东皇城根南街有一区宅子，独门独户，竹绕松环，是北京城最僻静的居所之一。他母亲一直想有一座那样的房子，不是为了生活，而是方便她能静下心来做学问。
宾客中有很多国际友人，出于这一考虑，他们把婚礼定在友谊宾馆。他，还有一个长他六岁的姐姐，一个长他四岁的哥哥，三个孩子全都参加了。中餐厅的包房里挤挤攘攘的，除了人还是人。他选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看着那些西装革履的宾客进进出出，听他们说各种语调各种语速的语言，心里想着一片不见天光的海洋深处生活着一群色彩斑斓的两栖生物。他的木讷寡言与大说大笑的姐姐哥哥相形见绌，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心里反而希望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希望与他们对立，最好是把一切都分得清楚明白。
仪式结束以后，他母亲的几个同事过来打招呼。他们走到他面前，簇拥着他，笑着往他口袋里塞水果糖，然后向他提各种问题。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什么语言，是汉语还是西班牙语；他们以此来判断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的目光热情而好奇，耐心持久而坚定，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探头探脑的，都想听他说什么。最终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一块接着一块往口中塞水果糖。所有人都在称赞他，表面上有说有笑。他对语言的困惑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那时他不以为然，后来成了他一生的羁绊。
婚礼是在九月下旬举办的，进那个家是在十月中旬——从城西搬到城东整整用了二十天的时间。那时BJ尚未成立搬家公司，一切都要自己动手。没什么糟乱的东西，主要是书，两千多本外文书籍，都是他母亲从吃穿的用度里撙节下来买的。教授既不愿耽误教学，又不想麻烦别人，执意自己搬过去；谁也不能违背女强人的意志，做儿子的也不能。
BJ的晚秋，他站在院子中央一棵形状奇怪的老枣树下，怯生生地打量着周围，一度为房顶上整齐划一的筒样老瓦片着迷，但注意力很快就被地上婆娑的树影分散了。在他头顶的正上方，大片红丹丹的枣子挂在被低沉的天空强力压迫着的低沉的树上，像红珊瑚浮在海面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下来，果实的鲜红被淡化了，变成了一种透明的黄金色。一群白鸽子拉着嗡嗡的哨声从空中掠过。他抬头望着那些远去的精灵，仿佛远去的是他的孩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