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刘志明医学思想概要
一、青衿岐黄，师承名医集大成
（一）出身岐黄，师承名医
刘志明1925年出生于湘潭岐黄世家，幼承家训，习读医书，使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刘老高祖是悬壶湘水两岸的名医，医术精湛，闻名遐迩，因出诊从不坐轿，常怀揣中药，步行出诊，被称作“刘四差马”。曾祖是国医刘碧泉，祖父、父辈都是当地的名医。刘老就在这样一个中医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成长，在祖父辈的严格要求下，他自幼就诵读《三字经》 《百家姓》 《唐诗三百首》等文史古籍，得到了良好的古文熏陶。
刘老自幼聪颖，6岁上私塾，教书的老先生都是博学之人，属于一方名流。刘老白天在私塾学习《论语》 《孟子》 《大学》等儒经，晚上在家念诵《内经》《难经》 《伤寒论》等医籍，虽然对其中的道理并不能深入理解，但对经典医籍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认识。
11岁时，刘老父亲病故，家境每况愈下，不能继续读书，只得在家自学，经过几年的发奋努力，又读了不少的书籍。私塾和自学的经历都为他后来学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人说“文是基础医是楼”，说明古文造诣越深，学习中医越易入门，也越易深究精髓。
15岁是刘老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学习中医，自古重视师承，刘老叔父虽然身为名中医，但为拓宽眼界，摒弃门户之见，决定让他从师名医，拜湘潭名老中医杨香谷为师。杨香谷当时年逾六旬，行医已40余年，临证经验丰富，医术高明，为人正派，曾师事于名医“楚九郎中”门下，颇得其传，在当地威望甚高。
杨香谷常常教诲弟子：“研究医学之门径，须先熟读《黄帝内经》 《难经》《神农本草经》 《伤寒论》 《金匮要略》 《温病条辨》，然后博览《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 《临证指南医案》诸书，更须勤于临证，以验证先贤之言，方得岐黄之真谛。”
杨香谷认为《伤寒论》乃医家最紧要之书，必须熟读直至背诵，临证时方可运用自如，因此对《伤寒论》的学习督促尤严。刘老在跟随杨香谷学习期间，白天侍诊左右，晚上诵读经典。严寒酷暑，春去秋来，寒窗三载，不敢有丝毫懈怠；遇到疑问，或求之于师，或求之于书，每每有茅塞顿开之感。星移斗转，刘老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历代经典及各家学说，从中汲取了大量的知识并获得了宝贵的启示。
在西方，医学家未发明抗生素之前，人们对发热性疾病往往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早在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论》就对外感热病进行了系统论述，后来发展为理论完备的温病学，可见温病与伤寒是一脉相承的。当刘老步入伤寒之门，潜心体悟之时，恰逢战乱频繁，民不聊生，百姓多患温热之疾。杨香谷审时度势，言传身教，指导刘老系统学习温热病的理论，并放手让他大胆诊治，参悟治病之道。
当时刘老随杨师出诊，足迹遍及湘江两岸。对于发热性疾病，杨师根据病程的长短，治疗分早中晚三期，病期不同，治法迥异；或升降兼调，或寒温并用，或清消，或通利。对于高热患者，往往三两剂药下去，病人热退身凉，非常灵验。
杨师治疗发热性疾病的神奇效果，激发了刘老学习温病的热情和兴趣。在老师的指导下，刘老系统地学习温病学的经典著作，如吴又可的《温疫论》、叶天士的《温热论》和《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这使刘老对于温病的发生、发展、传变、预后，顺症、逆症，治疗之常法、变法有了系统的掌握，并构建了诊治发热性疾病的知识体系，对以后治疗发热性疾病具有极大的启发。
杨香谷以善治“外感证”闻名，对吴又可、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余师愚等温病诸家学说无不通晓；尤其推崇清代名医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一书，主张治外感必须“急以除秽为第一要义”，善用杨栗山“升降散”等十五方，对使用石膏、大黄的运用独具经验。这些对刘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说刘老的中医事业是由师承而奠定基础的。
（二）独立行医，悬壶三湘之地
由于刘老家学深厚，承名医指点，加之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师承到第三年，杨香谷认为弟子可以独立开业行医。在家族的帮助下，刘老在当地开了一家药铺，开始了他的行医生涯。所谓药铺，其实除了一床一桌和几个大药柜子，就是床下满满的各种医书。
白天看病，晚上在油灯下研读医书，查阅白天遇到的疑问。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学习，使刘老临床诊疗水平日渐提高。因祖辈都是当地名医，加之师出名门，到药铺求治的人络绎不绝，开诊不到半年，刘老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尤其在治疗发热性疾病方面，已经独树一帜。
1944年夏天，日寇的侵华战火烧到湘中、湘西一带。当时战火纷飞，人心惶惶，士兵死伤无数。伴随大战而来的是大疫，尤其是发热性疾病，更是疯狂肆虐。这种疾病症状凶险，憎寒壮热，上吐下泻，遍身斑疹杂出，似丹毒风疮，且来势猛烈，传染甚快，路人避之唯恐不及。百姓无处就医，生灵涂炭。
对此情景，刘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救治病人。经过多次探索性治疗，他发现升降散与达原饮合方治疗此怪病甚是有效。于是，对于大多数就诊者，以此方为基础并随证化裁，大力救治，很快就控制了疾病的蔓延。
这样，“刘志明善治热病”的誉名不胫而走，不久即闻名遐迩。
（三）南雁北飞，加冕首都国医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医事业也迎来了新生。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高度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要求从全国各地抽调数十名在全国有影响的中医名师进京组建国家中医药研究机构，刘志明有幸被点将入京。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他毅然离开了一家老小和名扬一方的三湘之地，只身北上，参加中医研究院的筹建工作，从此定居京城。
1953年，刘老在卫生部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这期间不但系统学习了西医知识，而且有幸得到清宫御医袁鹤侪老先生亲授，刘老的学术水平也获得了更多的提升。
1954年，卫生部组建中医研究院，由于刘老以擅长治疗热病闻名，他应召来京，负责全院八大组之一“传染病组”的创立和建设。次年，石家庄、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患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刘老受命于危难之际，主导全国中医防治乙型脑炎的工作，并在北京、浙江、辽宁建立了传染病医院。
对于壮热不恶寒、一派阳热表现者，刘老大胆使用辛凉重剂白虎汤，石膏用量之大者达每日500g；几剂药后，病人往往热退身凉。对于舌苔厚腻者，刘老认为属热夹湿证，湿热交阻，病情往往缠绵难愈，其治疗更为棘手。单用白虎汤一般不易取效，多在白虎汤的基础上加利湿、燥湿之品，如猪苓、茯苓、泽泻、苍术等，取得满意的疗效。
1956年为响应政府“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刘老领导组织了全国第一支中医防治血吸虫病工作队，在浙江等地工作一年，口碑载道，成绩显著，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
1957年，北京地区流行小儿病毒性肺炎，西医治疗效果不明显。刘老和几位西医儿科专家一起开展研究，采取西医诊断观察、中医治疗的方案，很快控制了疾病的流行，为人称道。
由于在临床和研究上的特殊贡献，刘老得到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20世纪60年代北京召开某重要会议，刘老曾作为特邀专家坐诊北京饭店，不少省长、书记、国家领导人都慕名前来就诊，一试这位名医的岐黄之术。时年他仅30余岁，风流倜傥，英气逼人。
2006年，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访问学者李致重教授在其著作《中医复兴论》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刘志明领队在北京、辽宁、浙江治疗‘乙脑’‘病毒性肺炎’时，年仅30出头。在中医大学林立的今天，‘非典’肆虐首都北京，有多少位敢于横刀立马的年轻的刘志明呢？”其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由于刘老的卓越成就，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受到卫生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嘉奖，曾先后荣获卫生部“中医药事业突出贡献奖”及中华中医药学会颁发的“全国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中医药学术发展终身成就奖”“中国中医科学院建院特别贡献奖”“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贡献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进步奖”等。
2009年元月，北京市卫生局、市人事局、市中医药管理局为弘扬中医药学术思想，促进首都中医药事业长远发展，褒奖首都中医药精英的突出贡献，联合授予京城12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的称号，刘老荣幸地加冕“首都国医名师”。2014年11月，刘志明被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从师承名医到独立行医，从悬壶三湘到名扬神州，刘老用他的智慧、赤诚和汗水走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数十年来，临床之余，还著书立说，硕果累累，其代表著作有《中医内科学简编》 《中医学》 《刘志明医案》等，这些记录了他运用中医理论降服病魔、造福人类的点点滴滴，使中医学瑰宝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