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博极医源，广纳众长医道奇

大医孙思邈曾说自己“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在年少时就尊崇医学经典，直到白首之年仍然手不释卷。刘老也是这样一位甘于寂寞、不舍医典、躬身临床的人。

（一）穷经开思路，博采广学识

师承与家学为刘老打开了步入医学殿堂的大门，但欲立足于杏林之中，仍须不断努力。拜师期满后，他便开始独立行医。因有师承与家学，加之对病人认真负责，颇得病家信任，求诊者与日俱增，在临证中遇到的问题也愈来愈多，这促使他利用诊余闲暇，致力于系统地阅读各家学说。

历代各家学说，内容极其丰富，遍读实非易事。刘老将历代医家分为几个学派，每个学派选择代表性著作重点学习，然后旁及其他。如研究《黄帝内经》，以王冰的校注为主，参以张介宾的《类经》、杨上善的《太素》，旁及吴昆、马莳、张志聪等著作。《伤寒论》注家尤多，刘老钻研《伤寒论》以成无己、柯琴、尤在泾为主，略事其他注家。

对温病学说，刘老认为首起刘河间，此后吴又可、戴天章、余霖、杨栗山之论温疫，叶天士之论卫气营血，吴鞠通之论三焦，薛雪之论湿热，王孟英之论六气属性及霍乱都在必读之列。只有全面、系统地了解各家学说的学术体系，才能丰富学识，开阔思路，才能在继承前人学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湘潭医务界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医组织机构，刘老被推举为机构主要负责人之一。由于工作之便，刘老有更多机会接触同道名师，常与他们切磋医道，受益匪浅。

1954年，刘老参加了中医研究院的筹备成立这一工作。当时全国各地名医云集北京，刘老工作之余，利用这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学习各地名医学术特点和治疗经验，这对他提高学术水平、广开思路大有裨益。不仅如此，凡有出差机会，刘老必拜访当地名医，如上海程门雪，湖南李聪甫，浙江叶熙春、潘澄濂等老先生，他都曾亲聆教益。古人云“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又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寻师访友，可以广学识，长见闻，对于个人医道提高大有裨益。

（二）师古不泥古，辨疑不苟同

刘老在深究古典医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于脉学、本草、方剂以及临床各科，均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医学的内容虽极丰富，临床病证虽极复杂，只要从阴阳入手，就能从根本上掌握中医理论和辨证施治原则。因此，刘老常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阴阳而已。”

刘老认为在探究医学原理和处理医疗实际问题时，要有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思想，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有所创新。中医学的经典医籍诞生年代久远，当时社会经济条件落后，科技不甚发达，对一些疾病的认识、治疗不免存在局限性。对于那些不符合实际，经不起临床验证的记载，应该存疑待考，而不应该盲从。

治学之要就是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结合临床进行独立思考，提出独特见解。刘老的学术研究工作充分体现了“师古不泥古、辨疑不苟同”的批判精神和严谨治学态度，他始终认为：“凡读书上万卷，宜加深究，勿谓古人之法如此，便可执而用之。”

“辨证论治”“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两大特点，也是诊治疾病的灵魂和原则。中医学强调的是个体治疗，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但在个体治疗中，也有共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既要掌握辨证论治，也要遵循治病大法。

刘老非常推崇清代吴鞠通对外感、内伤病的治疗大法。吴鞠通在《温病条辨·杂说·治病法论》中言：“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治内伤如相，坐镇从容，神机默运……而人登寿域。”名医岳美中曾说“治急性病要有胆有识，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这些观点，对指导临床都很有意义。刘老的“治病大法”，即治病的指导原则是“治外感如将，注重祛邪；治内伤如相，善于调理”。

对于外感疾病，刘老认为当以祛邪为重。外来之邪，起病急骤，变化迅速，若形体不虚，其治当速，祛邪于体外，切不可姑息养奸，错失良机。其要诀在于辨证准确，选药精当，药量要足，药力要猛，一战成功。而对于内伤杂病，当以调理为要。内伤之疾，阴阳不调，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其常度，每易藏邪，此谓“奸佞”之徒也。对此，当审时度势，安内以攘外，特别对于胃气虚弱不胜药力者，更当先调养中土，缓缓图之，不可孟浪，待正气来复，脏腑功能恢复，气血和调，则邪无可藏，病可痊愈。

刘老临证八旬有余，对此感触甚多甚深。作为一位临床医家，对前贤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以科学的态度提炼与吸收，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个人的风格，做到继承中有发展，无论是宗景岳之说，还是承东垣之论，无论是效法丹溪之术，还是化裁清任之方，都结合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

刘老对于中医学术研究工作，既能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又善于辨疑、勇于创新，既重视各家学说得失，又不断在实践中求得真知，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探究精神，非常有利于中医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三）实践求真知，诊治重辨证

刘老认为中医学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由于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临床疗效过硬，深得广大群众的信任。而疗效的取得，固然需要理论的指导，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实践。因此，勤于实践是中医医师提高学术水平，丰富临床经验最主要的方法。

自学医以来，刘老从未离开过临床，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未曾有一日擅离职守。几十年来，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看病，从不懈怠，每日诊务极为紧张。他认为，只有不断实践，方能丰富自己的经验，在医术上才能精益求精。作为临床医生，最忌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空头理论，若仅有理论，乏于实践，必致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难合，难能奏效。

在临床实践中，他对“治病大法”的灵活应用就很能体现这一点。治病大法，实际上就是他治疗疾病的总体原则和指导思想，也是他临证经验的精髓和灵魂，具有很好的临床指导意义。

刘老认为外感热病为六淫时疫所致，起病急骤，变化迅速，所以治疗之初，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迅速祛邪于体外，以截断疾病的发展，正如将军之用兵，应有胆有识，不宜过于犹豫。至于祛邪的具体方法，历代医家都有不少阐述，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兵贵神速，祛邪务尽，这就是“治外感如将”的意义所在。

刘老曾与儿科研究所协作，对小儿病毒性肺炎进行临床研究，根据其临床症状，如发热、咳嗽、气喘、鼻煽等症，医者一般将其归属于“风温”范畴，主张以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小儿病毒性肺炎，但往往难以控制病情，病死率高。小儿病毒性肺炎是肺脏实质性病变，来势急，传变快，刘老认为其治疗不必拘泥于卫气营血的顺序，在发病初期即应发汗透表、清营解毒并举，用麻黄、杏仁、石膏、甘草、连翘、金银花、牡丹皮、生地及局方至宝丹等。通过数百例的临床实践，确实取效甚捷，避免了不少患儿出现热极生风或热入心包等危重症状，提高了治愈率。

外感病，邪实为主，祛邪为先，故药物剂量往往宜重，否则难能为功。如刘老借鉴古人用大黄的经验，治急性细菌性痢疾里急后重而辨证属实者，用生锦纹大黄末30克，一日作三次服，乃建奇功。再如1956年刘老推广治疗乙型脑炎的经验，借鉴温病学派大师余师愚用石膏法，以白虎汤为主方，对重症邪实者，一日用石膏达500克，迅速清热，疗效卓越。

内伤病多因经年累月、正气耗伤，脏腑功能失调而成。治之当如宰相治国，统筹全局，深谋远虑，从容不迫，因势利导，悉心调治，即“治内伤如相”。如刘老治疗功能性水肿，患者多呈颜面及下肢凹陷性水肿，似属邪实，但患者年龄多在40岁以上，病程较长，且同时伴见头晕、心悸、气短、乏力、失眠、纳差等心脾两虚之证候。辨其病机属本虚标实，治疗应着眼于整体，以补虚培本为主，不宜过用分利之剂，否则不但水肿难消，且易耗伤正气。临证时，刘老常用健脾胃调气血之法，以归脾汤加减，多获效验。

又如治疗一名风湿性心脏病患者，病史16年，西医诊断为“二尖瓣狭窄伴闭锁不全，三尖瓣狭窄；阵发性心房纤颤，二度房室传导阻滞，心功能不全”。因长期服用洋地黄制剂，已有不良反应，要求服中药治疗。刘老根据患者心悸、气短、胸闷、全身乏力、纳差、两足水肿等症状表现，认为属脾阳不振、痰湿痹阻气机，方用苓桂术甘汤加党参、生薏苡仁、防风等，以此方坚持治疗半年余，病情大有好转，后经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证明上述疾病明显好转，心房纤颤减少，心脏功能也得到改善。

再如冠心病的治疗，刘老认为活血化瘀疗法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也能获一定疗效，但属于治标之法。因冠心病患者多年高体虚，若不细加辨证而一味攻伐，势必戕伤正气，导致虚者更虚。因此，当按标本缓急原则，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或标本兼顾。治本以滋肾为主，治标重视通阳化浊。在缓解期，刘老往往给予滋肝肾、通心阳之方，配制成丸药进行调理，多获稳固疗效。

由上可知，内伤病多属本虚，故治疗必须重视标本论治。又因其来也渐，其去也缓，故须因势利导，不可操之过急，制方求稳，保护胃气，有方有守，徐徐图之。刘老治内伤病往往守方十几剂、几十剂乃至上百剂，其间只根据病情变化稍事增损，疗效满意。

在实践中求得真知，在诊治中求得辨证，在临床中求得疗效，这就是刘老临证“治病大法”深得人心、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而在推崇中有思考，在探究中有批判，在继承中有创新，这是刘老临证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