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崇尚仲景，化裁经方贵活用

历代医家无不从古代医典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来充实、升华自己。而且对这些经典医籍，常常是“朝而诵读，昼而见症，夜而辩论”，如痴如醉，不能自已。据传医圣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期间，除处理政务外，还坐堂看病，求治者无数。刘老是喝着湘水长大的，从小崇尚张仲景，对仲景之《伤寒杂病论》更是推崇备至，爱不释手，常常体悟、诵读至天明。《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一书评价刘老，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崇尚仲景，善用经方，且能博采众长，熔古今名方于一炉，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对外感热病，内伤杂症及老年疾病之疑难大症，必穷源究委，敢于创新，另辟蹊径，每每出奇制胜，疗效卓著。”这个说法，甚是贴切。

（一）经方贵在活用，忌在以方套病

经方为历代医家所推崇，但应用经方最忌以方套病，呆板不化。刘老临证常用经方，但又不拘泥经方。无论经方、时方，都贵在灵活运用。试看仲景用方，全在灵活变通，如桂枝汤之化裁，可以加桂，也可以去桂，可以加芍，亦可以去芍，加减变化，十分灵活。

所以运用经方，还必须善于抓住主证，法随证立，方从法出，证以方名，方证一体。临证中见其主证，即用其方。刘老用桂枝芍药知母汤主治足膝关节红肿较甚的痹证，每获佳效。肾著汤则以“腰中冷，如坐水中，腹重如带五千钱”为主证，故用于以腰重冷痛为主的寒湿腰痛，包括西医所称的部分腰椎疾病，稍事加味，亦确有良效，而甘草附子汤的主证为“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用以治四肢关节疼痛为主的痹证，也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这些都说明辨清主证对于正确使用经方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不同的疾病，但见相同的主证或相似的病机，就可用其方。如“太阳病，项背强，无汗，恶风者，葛根汤主之”，项背强是葛根汤的主证，其病机为风寒之邪客于太阳经腧而致，将此方用于肩周炎、颈椎病而伴有项背疼痛不舒者，屡屡取效。虽然这些病不属于太阳中风，但因病机与太阳中风的葛根汤证的病机有相似之处，故可变通而用。同时，还必须明确每一方的方义，以扩大其应用范围。如麻杏苡甘汤的主证是“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但观本方有麻黄、杏仁宣上疏风，薏苡仁祛湿，可适用于痹痛部位在上者。刘老用本方治疗下颌关节炎，虽然没有本方主证，但因与本方方义合拍，故用之有效。

1957年8月21日，一个6岁男童患者，因高热，体温40℃，头痛，呕吐频作，烦躁不安，嗜睡，时躁动抽搐，间发谵语，经西医做腰椎穿刺脑脊液化验，确诊为乙型脑炎，当时查体：口唇干燥，脉弦滑数。因病人就诊时牙关紧闭，故未察舌象。诊断：暑温偏热。治疗方法：辛凉重剂，佐以凉开，主以白虎汤加减，重用石膏120g，另以安宫牛黄丸1丸，溶于汤药中，分5次鼻饲。服药2剂，体温降至38℃，惊厥呕吐已止，能进饮食，但仍有时谵妄不识人，大便5日未解。脉沉数有力，舌苔黄燥。刘老认为此为阳明里热实证，用承气汤取釜底抽薪之意。石膏用量改为60g，服该方1剂后，大便已通，体温降至37.5℃，神志完全清楚，谵语已除。继以上法并佐养阴之剂，调理旬日而愈。

1972年，刘老随医疗队赴山西农村时，曾遇一女患者，罹病数日，发热面赤，神志不清，狂躁抽搐，不明所以。当地医生投以解热、消炎、镇静之剂，罔效，全家惶恐，急来求诊。刘老详询病史，得知发病之日，正值经水适来，此病乃伤寒热入血室之证，急投小柴胡汤，服药两剂果验。事后传为佳话。

1973年，刘老南赴江西巡回医疗，曾应邀到某县医院会诊一个3岁男儿患者。西医诊断为小儿病毒性肺炎，用西药治疗月余，仍高热40℃不退。患儿消瘦，腹胀纳差，大便稀溏，脉细数无力。此系一派脾阳虚之证，只宜温补脾阳、少佐寒凉即可。遂以乌梅丸加减，一剂热减，三剂热净。

1980年，刘老于门诊遇一胃扭转女患者，患病已经数月，经当地中西医治疗乏效，专程来京就诊。此为临床罕见之病，患者精神萎靡，面色白，双目微浮，气短乏力，脘腹胀满，呃逆反酸，食后更甚，胃痛阵作，喜暖拒按，好发于清晨及午后，不思饮食，形体消瘦，大便秘结，2~3日一行。舌苔薄白，脉象弦细，观其脉证，乃为脾虚中满，兼有积滞，脾虚为本，积滞为标，治宜消补兼施。《伤寒论》有“发汗后，腹胀满者，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主之”，《金匮要略》有“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正与本病合拍，故合二方而投，服二十余剂痊愈。

上述病案证明，疑难杂症以经方奏效，在于辨证精准，灵活运用。

（二）继承重在发扬，化裁意在贯通

刘老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提出：重视先天，虽可宗景岳之说，但补肾不必专主地黄；调理后天，虽可承东垣之论，然补脾不必胶着参、术、升、芪；养阴可效法丹溪，但须防滋阴之品寒凉伤胃；活血化瘀可取王清任之方，然须分清虚实而后用之。

刘老认为热痹基本病机为湿热相搏，风邪外袭乃是诱因，治宜清热利湿，散风通络。观吴鞠通之宣痹汤，为苦辛通法，清热与利湿并重，兼通络止痛，主治湿热并重之热痹；李东垣之当归拈痛汤则以清热利湿为主兼有疏风散邪之功，主治湿热相搏，兼外感风邪证。刘老常二方合用治疗热痹，又参以个人经验，重用生甘草以泻火解毒，配生地以凉血润燥，对于常年久病，正气虚弱者，稍佐调和气血之品，施于临床每获显效。

如1993年11月，曾经治疗一位美国31岁的男性患者，在美国诊断为“皮肌炎、类风湿关节炎”，长期服用大量激素，病情无好转并导致股骨头坏死，行走困难，丧失一切劳动力，洗澡都需人帮助，最后求诊于刘老。当时，辨证为肝肾两虚，湿热交阻，治以扶正祛邪，标本兼施，取东垣之当归拈痛汤及吴鞠通之宣痹汤加减，结合个人经验，重用甘草及生地以泻火解毒，凉血润燥，经过100剂中药治疗，病情逐渐好转，并逐步停用激素和一切西药，继服100剂，病人能自己从美国来中国找刘老看病，连续反复多次来中国求诊，病情得到控制，并结婚成家。

1976年，曾经治疗19岁女青年，患慢性肾炎，全身水肿，腹大如鼓，经中西医治疗，经久不愈。就诊时除水肿、腹水之外，尚见面色白，四肢不温，小便量少，舌淡苔白，脉两尺细滑无力。据脉证可知属肾虚无疑，而前医皆投温阳利水之剂，水肿非但不除，反而日趋严重。患者病程已久，又迭进分利之品，阳损及阴，阴阳两虚。虽然无阳则阴不化，但是徒温阳则阴更伤。此时，唯景岳理阴一法，俾阴生而阳长，水能化气，可望一愈。遂遣理阴煎，重用熟地、当归以养阴，少佐姜、桂以水中求火，不用分利之品，并嘱多食鲤鱼，或红烧，或糖醋，但不放盐。宗此法调治半载，水去肿消而收全功，后未再发。

此例肾炎患者，高度水肿，可谓难治之证，刘老以塞因塞用之法治之，此乃《黄帝内经》反治法。若不明景岳阴阳互根之理，何能用理阴煎方？而服鱼之法，又是借鉴《千金》鲤鱼汤之义。首先《千金翼方·杂病·水肿》云“炙鲤鱼主肿满”，炙鲤鱼即烤鲤鱼，所以需要注意食用熟鲤鱼，《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中·虚损》也告诫：“勿用生鱼。”除此之外，《备急千金要方·食治·鸟兽》言鲤鱼“主咳逆上气，疸黄止渴”，综上可知熟鲤鱼主治水肿胀满，而且能清热利湿、降气止咳。参以现代科学，可以理解为鲤鱼能补充血浆蛋白之不足，而且要将鲤鱼蒸熟或煮熟，有利于蛋白质消化吸收。

如此一来，《黄帝内经》、《备急千金要方》、景岳及现代科学知识融会贯通，这是在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学习前人的学术经验，不可拘泥于一家之说，而应博采众长，既要善于继承，更要善于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扬。

（三）以重剂治重症，以平剂起沉疴

刘老一生临证喜用经方，然又不拘泥于经方，无论经方、时方，加减变化，灵活变通，辨证施治，方随证立，或以重剂治重症，或以平剂起沉疴，或守方不移，或药随证变，往往自出机杼，屡起沉疴大疾。

如刘老于1956年8月5日主治一乙型脑炎10岁男性患儿，患儿以“持续高热40℃伴抽搐、昏迷”入院，入院时患儿不省人事，频频惊厥，角弓反张，两目上吊，周身灼热，小便失禁，大便未解，苔白，脉沉数，西医注射青霉素，口服退热药无效。请刘老会诊，辨证为：暑温偏热，热甚生风。治以清热解毒，养阴息风，方用白虎汤合增液汤加金银花、连翘、蜈蚣、全蝎等药，辅以安宫牛黄丸清热开窍。以水600ml煎成200ml，每2小时鼻饲1次，连服2剂，患儿转危为安，体温降至39.2℃，患儿已醒，惊厥减少。共服药17剂，疾病痊愈。处方中石膏用量150g，蜈蚣2条，其剂量之大，实属罕见。

刘老治疗眩晕也颇具特色。眩晕是临床常见内科疑难病症，患者甚众，深受医家重视。历代医者对眩晕论述颇多，《黄帝内经》主上气不足，河间崇风火，丹溪力倡痰，景岳重下虚，林林总总，各有所重。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刘老认为眩晕乃肝肾二脏本虚标实之证，总结出从肝肾论治眩晕八法，并在具体临证时辨证施治，灵活运用，或从肝治，或从肾治，或肝肾同调，所治甚众，往往覆杯而愈，每奏显效。尤其在论治阴阳两虚之眩晕方面，推崇张景岳的先天学说。张景岳在《黄帝内经》“上气不足”基础上，提出了“下虚致眩”的见解，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所以，才有了上虚补其气、下虚补其精之说，精气并补乃成治疗阴阳两虚眩晕的不二法门。

刘老认为阴阳俱虚之眩晕的根本在肾，而肾为阴阳水火之宅，故主张以阴阳为纲论述眩晕的病因病机，以阴阳互生互长之论确定治疗大法。根据“虚者补之，损者益之”之旨，治疗上采取平补阴阳、养脑定眩之法，方用自拟补虚益损定眩汤，用怀地黄、怀山药、枸杞子、山萸肉、菟丝子、牛膝、杜仲、川续断等煎服。偏于阳虚者加鹿角胶、肉桂；偏于阴虚者加龟甲、炒三仙。在使用温肾药时，多用平和之剂，少用燥烈之品，意取“少火生气，壮火食气”之意。同时虑及阴阳两虚之眩晕患者多为年老体弱者，故常加炒三仙以助运化。

就治疗肾炎而言，刘老认为既要注意水肿等全身证候的改善，又要重视反映肾脏病变的尿液变化，并在辨证施治中强调掌握清利湿热、调和阴阳、升降脾胃的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有“水液浑浊，皆属于热”，但所言浑浊是肉眼所见，与显微镜下的浑浊是有区别的，只是性质相近似而已。何况，肾炎患者的尿液，在肉眼观察下也有浑浊者。可见肾炎所引起的尿液的异常变化，主要由于湿热所致。所以，湿热伤肾是肾炎的主要病机。

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刘老发现猪苓汤是治疗水热互结、阴津受损之肾炎良方，方中诸药和缓而不峻烈，相互配伍，共奏育阴利水、清利湿热之功，滋阴而不敛邪，利水而不伤阴。既可清下焦湿热，又可以滋少阴之源，切合邪热阴伤之病机。所以，刘老治疗肾炎患者时，大多在此方基础上，根据证情适当加减，灵活运用，确能取得卓越疗效。对辨证属湿热兼表而肿者，主要用荆防败毒散加减治疗，若水肿甚者可用疏凿饮子；阴阳两虚者用六味地黄丸为基本方；脾胃失和者常用补中益气汤或胃苓汤；尿毒症辨证属肾竭胃败时，则用橘皮竹茹汤等，这都是难得的用药、组方经验，在临床应用多有显效，屡起沉疴。

以上均是刘老的治学心得和临床经验。唐代医家王冰说：“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用经方也是如此。古人所说径与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科学的治学方法。只有用好经方，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临床病证中游刃有余，屡收奇效。因此，其治学心得和临床经验，是值得有志于中医事业者咀嚼和寻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