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王子今先生也曾强调：“交通系统的完备程度决定古代国家的领土规模、防御能力和行政效能。交通系统是统一国家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社会生产的发展也以交通发达程度为必要条件。”[2]明清时期，陕西商帮千里跋涉至川西藏区的雅安、康定，并在此生存、生产、生活，历时500多年。1872年3月，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考察南方丝绸之路，来到荥经、汉源交界的大相岭，目睹身负15～18条藏茶（每条16～20斤）艰难行进在崎岖小道上的背夫，由衷惊叹，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不可能如此负重前行。随后，法国外交官方苏雅于1903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于1905年、美国探险家小西奥多·罗斯福兄弟于1928年、中国纪录电影开创者孙明经于1939年先后来此考察，用文字、图片等形式记录了当时雅康贸易的繁荣。当年陕商经营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使康定由小山村变为“藏卫通衢”“茶马重镇”。陕商聚集于康定“老陕街”，店铺有百余家，仅茶店就有80余家。自宋代起发展至民国，1928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的《全国商会条例》中，将康定与上海、武汉并称为三大商埠。康定“茶马互市”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藏族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本书以明清时期陕西乡村为背景，探寻当时中国的基层传统社会体系及其多元化的反映，具体选取陕商在川藏的贸易往来作为研究对象，借助田野调查、文本分析及人物访谈等，尽可能还原明清时期陕川藏贸易的形成、发展及演变历程。紧扣“商道”“商帮”“商品”，通过发掘道路、客栈、祠堂、锅庄、会馆等陕川藏贸易遗迹，听取政府、学界、民众三层主体对陕川藏贸易的不同认识，结合文献考证，考察陕川藏商道上的八大重要产品——茶叶、食盐、布匹、药材、烟酒、皮货、木材、典当的商贸实际状况，研究并解决“明清时期陕商川藏贸易发生了什么”的问题。由此，揭示明清陕商及其西南贸易的深刻意涵与影响，阐释其对当代西南、西北经济联合发展的重大启示与经验借鉴，赋予当代陕商新的发展思路。因此，这既是对“一带一路”的交叠拓展，亦是用当代眼光对过去史实的重新发掘与借鉴。遥遥呼应丝绸之路的“特殊性和互联性”，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与规律性。

本书的主要结论是：首先，陕商利用从事西部畜牧产品与中部农耕产品交易的优势地位，促成了关中、秦巴、川边、藏地的冶铁、木厢、造纸等行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焙茶、制革、水烟等产业开发，推动了西部经济的融合发展，构筑起西南、西北的贸易网络；其次，陕川藏贸易促进了民族贸易的往来及区域经济的繁荣，保证了民族关系的稳固及边疆统治的安定，推动了民族文化的传播及民族关系的融洽；最后，通过构建准确权威、开放共享的商帮资源公共数据平台，加强商道典籍整理编纂及陕川藏经典文献互译出版工作，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商道文化传播格局，不断丰富、细化“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商道内涵及实施举措，促进西南滇、川、藏大三角区域与西北陕、青、甘的经贸文化合作共建机制。

本书的创新之处是：首先，坚持以史学为主，结合经济学理论，基于研究理论基础勾勒陕商入川赴藏贸易过程与经营特点，通过经典案例，探讨经济演变规律，明确有中国特色的商帮发展道路；其次，基于“一带一路”的视角，进行明清陕商川藏贸易整体化专门研究，明确回答明清“陕川藏商道上发生了什么”的问题；最后，通过明清陕商研究，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贡献升至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明互鉴的高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陕商精神将鼓舞和激励新时代陕商续写辉煌，成为人们心底值得永久珍藏的记忆。

是为序。

刘立云

2019年6月

[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页。

[2]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