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刚开始实习做家庭治疗师时，几乎每天都会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想过家庭内部的纠葛会激烈到那种地步。例如，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千方百计地想要进监狱，我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打消他的念头，因为他以为这样就能阻止父母之间的争吵；一位从小受够父亲虐待的男士，却无法控制自己用同样的方式虐待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位女士，尽管她的母亲警告过她的婚姻不会幸福，她却坚持结婚，而婚后的一切几乎完全印证了她母亲的预测。我对这一切深感懊恼，便去找我的导师卡尔·惠特克（Carl Whitaker）博士讨论：家庭成员之间到底有多么忠诚？而对于过往的那些遭遇，他们又有多么耿耿于怀呢？惠特克听罢我的问题，会心一笑，递给了我一本书——《看不见的忠诚》（Invisible Loyalties）。这本书当时刚刚出版，作者是伊万·博索门伊—纳吉（Ivan Boszormenp-Nagy）和杰拉尔丁·斯帕克（Geraldine Spark）。书的第一部分是博索门伊—纳吉博士撰写的，相当深奥难懂，但终于参透了字里行间的含义时，我茅塞顿开。博索门伊—纳吉博士的观点很有说服力，而且在他笔下，那些看起来有悖常理的人类自毁行为也似乎合情合理了。

这本书几乎重塑了我们那一代家庭治疗师的观念——关乎家庭，也关乎整个人类社会的因果规律。毋庸置疑，我们忠诚于所爱之人，这忠诚正是我们人生最强大的动力，但博索门伊—纳吉博士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的另一个隐秘而复杂的追求，即“关系正义”。透过一个个案例，我们发现当代人的种种疯狂行为只是在无意识地“报复”——为原生家庭父母施加的不公而“报复”。虽然这可能会抚平往昔的伤口，但当下也随之扑朔迷离。

博索门伊—纳吉博士讨论了我们对父母的亏欠心理。我在本书中引用了他的一些观点，但这些引文远不够涵盖他对我的重要意义。他对关系正义的兴趣不只出于临床考虑；他还在各种著述中，着力阐释自己对于人类斗争的看法，这些观点虽然复杂却颇具人性化，让我终生受用。因此，我要对博索门伊—纳吉博士表达由衷的感谢。

与阿尔·佩索（Al Pesso）的合作拓宽了我对家庭治疗的视野，同样让我受益匪浅。其中，最让我振奋的莫过于他自创的精神运动疗法①——不仅可以用于治疗孩童时期的历史问题，还能够用隐喻的方式有效解释一些非治疗情境下的关系问题。

我的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和我对杰姬·达姆高（Jackie Damgaard）博士深表感谢，她曾经是我们的心理治疗师。她目光敏锐、见解深刻、耐心细致而且性格直爽，当我们的家庭处在存亡的攸关时刻时，她给了我们莫大的帮助，这远超她的职责范围。

然而，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最亏欠的莫过于玛格丽特。一方面，她允许我提及我们的婚姻，另一方面，她还对我的写作本身提供了许多帮助。她屡次修改书稿；每当我对这本书失去信心时，她都会给予我最真切的鼓励。这本书中到处都是玛格丽特的身影，虽然我是作者，但她同样不可或缺——在我的生活中亦是如此。

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玛格丽特会时不时地强迫我停下休息，虽然我当时并不在意，但是此刻我却心怀感激。我必须要回归家庭生活，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读者们阅读本书时会发现，我是一个工作狂，我们夫妻间的争吵大都根源于此。我非常感谢玛格丽特，在她的陪伴下，我学会了珍惜眼前的生活，也下定决心守护自己的家庭，而非孩童时代的原生家庭。

我亲爱的姑妈艾丽斯（Alice）是我父亲家族中唯一尚存于世的长辈，她向我讲述了父亲家族的一些重要历史，还鼓励我记录下来。我特别感激她对于我的帮助和授权，也感激她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

我还要感谢我的编辑卡罗尔·科恩（Carol Cohen）。她耐心睿智，没有她的支持，我恐怕无法完成此书。她每次打电话都让我备受抚慰，我也因此坚定了写作的自信。

有几位同事提前阅读了本书书稿。我要特别感谢卡尔·约翰逊（Carl Johnson），他给出了很多细致的建议，让我受益良多。我也要感谢我的女儿萨拉（Sarah），她本来忙于自己大学校报的编辑工作，但还是抽出时间帮我编辑了若干章节，还提出了很多洞见。

葆拉·博克罗斯（Paula Bokros）是我们诊所的前台主管。她帮我解决了文字处理的技术难题，而且效率很高。她乐观幽默，总能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安排得有条不紊，正因为此，玛格丽特和我才能够生活得更加轻松。她也是本书的第一批读者，同样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我们的来访者们。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是他们的故事，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我修改了某些细节，有时候还将类似的案例合并，但是故事发生时的互动和对话都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来。这些故事饱含着我对他们的尊重和关爱，玛格丽特和我已经爱上了他们，因为他们也同样教会了我们很多。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1988年6月

①全称为Pesso Boyden System Psychomotor。——编者注（本书脚注均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