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眼前是一座漂亮的房子，有一对夫妇曾经住在这里养大了他们的三个孩子。他们把房子外墙刷成了棕色，在窗户上挂起了绿色的百叶窗帘，庭院也布置得精致迷人。然而，很多房子都徒有其表，这座房子也不例外。它里面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不像它的外观那样迷人，相反，充满了苦难与伤痛。不过，它又的确与众不同，因为正在这里煎熬的家庭不止一个，其中的人们都急切地想要解决问题。他们都对婚姻和家庭怀着殷切期望，希望用系统而完备的方法改变现状。因此，这座房子虽然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在我眼里，却充满了希望、诚实、关爱与勤奋。

这座房子位于亚特兰大，重新粉刷后，有6位婚姻和家庭治疗师在这里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一起把这座房子取名为“家庭工作室”。这6位治疗师各有专长，卡尔·约翰逊和珍妮·蒙哥马利（Jeanne Montgomery）是多年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之前一直在市中心的一家家庭治疗中心工作，对于问题青少年的家庭治疗经验丰富。盖尔·哈格勒（Gail Hagler）则专注于治疗有成瘾现象的家庭；她自己也是一位母亲，4个孩子都已成人。杰里·皮肯斯（Jerry Pickens）有两重身份：家庭治疗师和大学教授。他在这两种身份间来回转换，专注于年轻人的家庭问题。最后是玛格丽特和我，虽然我们在家共处一室，但在这里，我们的诊室则隔着走廊各据一间；只不过其中一间经常空着，因为我们也是彼此最喜欢的协同治疗师。此外，我们还有一位前台主管——葆拉·博克罗斯，她开朗热情，富有责任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照顾和帮助。

玛格丽特和我已经一起工作14年了。最开始只是一种尝试，是我们之间相处的一个乐趣，但是现在已经习惯成自然。虽然我们本意并非如此，但是这种合作的确能够让我们靠得更近，彼此支持，否则传统婚姻赋予我们的角色只会让我们渐行渐远。

当然，每个人生来就被打下了时代的烙印。玛格丽特和我都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成长在战后的蓬勃与乐观中，然后在相对安静的20世纪50年代“成人”。我们在1963年结婚，那时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很传统，我们也不例外。玛格丽特作为女性并不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孩子的养育一定要由她来负主要责任；而我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因此，我们属于那个时代，现在即使很多规则和可能性都已被颠覆，我们还是如此。在本书中，我会谈到玛格丽特和我是如何努力适应这些新规则和可能性的。但这些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主题，本书的视角远比这更加宏大，它要讨论的是整个婚姻制度。

玛格丽特和我认识了4年才结婚；这期间我们虽然也有过紧张时期，但从未怀疑过彼此是平等的。我只是曾经因她的睿智和社交能力而心怀妒忌。然而，自从踏入结婚殿堂那一刻起，我们的地位就不断失衡，我们俩就像被诱导催眠了一样，被社会推动着默默改变。

结婚前，玛格丽特和我都在佐治亚州的一所学院教书，工作内容和收入都一样。可是，当我们结了婚并在校园附近的公寓安了家，生活就开始大相径庭。玛格丽特要负责准备每天的早餐，还要在上课之前收拾屋子。晚上，她要准备晚饭，我则读书或批改作业。晚饭后我收拾桌子，但是洗碗还是她的任务。一直等到9点左右，她才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忙自己的事情，包括写硕士毕业论文、批改作业和备课。然而这时的我往往已经休息够了，便开始挑逗她。

每当我回想当时的情景，都会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就这样过了几个月，竟然都没有质疑过，直到发生“牌桌”事件。我们当时的小家没有书桌，只有两张牌桌。我占了一张作为我的“专属”书桌，另一张则“兼任”餐桌和玛格丽特的书桌。于是，她在每天晚餐时间都不得不把东西收拾起来，腾出桌子。终于有一天，她因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爆发了。

那天，玛格丽特一下午都在“书桌”前工作，就在她不得不收拾桌子时，她开始大声叹气。我听到了，就问她怎么了。

“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收拾桌子了。”玛格丽特回答得很简短。

“很遗憾，”我很同情她，于是就安慰道，“但必须有一个人腾出桌子。”

“那凭什么必须是我呢？”她的语气中全都是愤怒。我抬起头看向她。此刻，她站在那张摇摇晃晃的小牌桌旁，泪流满面。

“你怎么了，亲爱的？”我再次问道。

“你不知道？你根本没注意，对吗？”我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你根本没注意我做得有多多，而你做得有多少。”她开始列举她的家务活儿。“当然，你肯定也没注意，我一坐下来写论文，你就开始挑逗我。你没注意的事情太多了。”

我吓了一跳，第一反应就是她冤枉了我，于是我立刻为自己辩解起来：“你听我说，家里每个月的花销都是我出的。而且我还负责家里汽车的支出、房租的支付。”

“这些事情费你多长时间？我每天的家务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每天！”

“好吧，如果你想挑刺儿，我也没办法！”我反驳道。

“挑刺儿！”玛格丽特恼羞成怒，“你觉得这公平吗？”

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吵了几个小时。最后我妥协了，答应她以后会多“帮忙”，后来我也的确这样做了。只是，我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玛格丽特最终还得负起这个家的责任；而那次争吵的原因绝非个案，而是婚姻制度本来就是根深蒂固而又棘手的难题。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们仿佛受困于一个怪圈，里面到处都是各种指令或禁令，告诉我们自己是谁以及该如何行事，我们只能没完没了地学习。

我们结婚的时候，玛格丽特教法语，我教英语。后来，我决定转行做心理治疗师，于是她抓紧时间完成了毕业论文，赚钱养家，而我则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学习一些申请硕士必备的课程。接着，我硕士毕业后又得到了北卡罗来纳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项目的奖学金，玛格丽特也顺势申请了附近的杜克大学；她之前就对情绪紊乱儿童的问题有浓厚兴趣。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靠着奖学金和贷款并肩奋斗，家庭地位没有任何差别。两年后，玛格丽特获得了她的第二个硕士学位——情绪紊乱儿童特殊教育；而我则全力以赴攻读博士学位。

然而比起结婚，生孩子更能把两个人结结实实地绑在一起。我们俩曾经拥有一个温馨的“小社会”，甚至还彼此承诺，只要对方下定决心退出，就绝对不会阻拦。然而，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这个“小社会”就面目全非。一天前，我们还是格斯（Gus）和玛格丽特，联结我们的纽带脆弱但充满爱；第二天，维系着我们的就变成了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既珍贵又弱小，不免让人对生命心生畏惧；它属于我们，但更多地属于它自己。我们终于意识到，这个生命已经让我们合二为一，再无退路。

如果说家务是一种有章可循、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那么生儿育女则仿佛让人坠入五里雾中，陷入一场无法醒来的梦境里。我们成了父母，担负着几代人的期望。突然间，我整日焦虑于养家的经济压力，而刚从杜克大学毕业的玛格丽特则担心小萨拉会在某个夜里停止呼吸。我们三个人组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一个独立于世间却充满了神秘能量的小团体。若干世纪以来，人类正是靠这样的组织形式繁衍至今。

我们之所以决定生孩子，有一部分是年龄原因：玛格丽特生萨拉的时候，已经27岁了，那时候还没有羊膜穿刺术，这个年龄已经相当大了。在我们心目中，生孩子是人生的必选项，我们俩都心怀热盼；玛格丽特尤其如此。她想有自己的事业，但也渴望生儿育女。我也同样渴望成为一个父亲。

虽然决定生孩子时我们清醒理智，但孩子出生后的事情则有些失控。小小的萨拉，只要看她一眼，你就绝不会再有找别人照顾她的念头。她需要我们；而在那时，这等于她需要玛格丽特。这种选择像是“自动的”，没有其他选项，很自然。然而其后果却无比沉重：玛格丽特因为照料孩子精疲力竭，患上了慢性疲劳综合征；我则为赚钱养家惶惶不安。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也渐行渐远，越来越无法理解彼此。

读博期间，我对家庭治疗产生了兴趣；所有课程修完之后，我开始寻找医疗机构的相关实习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跟随卡尔·惠特克博士实习的机会。卡尔·惠特克博士当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那时家庭治疗刚刚兴起，他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我深知跟随他实习会让我受益终生，读者们也会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理解我的选择。

等我终于接到威斯康星大学的见习录用通知，搬家之事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听到我的勃勃雄心，玛格丽特便也欣然同意。1968年夏天，我们这个小团体到达了麦迪逊，这时的玛格丽特已经又有孕在身了。

我现在可以稍微理解她那时的心情了：没有工作，没有朋友，在一个陌生城市的小公寓里，照顾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而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她的丈夫早已经被工作夺魂摄魄，几乎不见踪影。的确如此，我当时完全沉浸在治疗师培训中。本来，惠特克就极具个人魅力和影响力，这让我很享受实习治疗师的身份并协同他进行家庭面诊。同时，他对我的专业发展兴趣浓厚，这也让我心满意足，因为我内心深处一直渴望能有一个支持我的父亲。

第一年，我已完成了实习要求的庞大工作量，还经常和惠特克一起加班工作，撰写论文。我几乎不着家，甚至还跟玛格丽特形成了每星期六吵架的惯例，原因很简单，她只是想让我花一小时陪她散步。虽然我照做了，但往往心不在焉。那时的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能更有建树，怎么能飞黄腾达，已经无暇他顾了。

即便我终于写完了论文，完成了实习，培训也远未结束。用惠特克的话来说，培养一名合格的家庭治疗师需要“10年”。更何况我又可以申请下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经费了，我当然要继续拼一把。不过，虽然第二年我仍然沉迷工作，但时间稍微充裕了一些。

威斯康星州的冬天十分漫长，从10月底开始，直到次年5月中旬才真正结束。“每当我想起那头两年，”玛格丽特回忆时说道，“还是会气得咬牙切齿。虽然身边有两个孩子，但其实我是在孤军奋战。如果没有邻里帮助，像洛拉（Lola）和萨莉（Sally）这样的孩子妈妈，我肯定挺不过来。”我回答道：“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不会再那样对你；我多么希望当初能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你和孩子们。我很抱歉。”这全是我的真心话。

博士后出站后，我还是想留在麦迪逊，想和惠特克“再待一小段时间”。我有了一份工作，在附近一个诊所讲授家庭治疗课程。同时，威斯康星大学精神病学系也邀请我加入它的临床教师队伍。但是，玛格丽特有话要说：“我受够了你的学生身份。如果非要留在这儿，那就给我一栋房子，一辆像样的车，以及正常的家庭生活。我想要扎根在这里，想要真正的家。”

至于这个真正的“家”，我们是在广告中无意发现的。“温格拉湖边的老房子，需要修缮。”麦迪逊是一座很棒的城市，不仅因为它是威斯康星州的首府，还因为这里坐落着一所伟大的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个城市被4个相邻的湖泊所包围，温格拉湖是其中最小的，它周围就是麦迪逊分校的植物园和城市公园。“温格拉湖边不会有房子。”我们互相警告对方不要抱什么期望。结果出乎意料，这里还真有3栋房子；其中一栋正在出售。那是一栋建于1914年的灰泥房子，已经破旧不堪了。1月份一个下雪的黄昏，我们找到了它；它的前门对着安静的城市社区，后门望出去只见湖水和树林。昏黄的灯光下，玛格丽特和我手拉手站着，对这栋房子和这个地方一见钟情。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忙着打电话向家人借钱付首付，我们有信心还清贷款——只要我能在工资之外再多做点私人业务。

若干年后，我们搬回亚特兰大，认识了一对刚生完孩子的年轻夫妇，他们也买了一栋巨大而破旧的房子。“我能理解那个女人，”玛格丽特充满感慨地对我说，“那栋房子似乎能让她有安全感，让她免于世界的纷纷扰扰。但她还不知道，那栋房子也可能会变成她的监狱。”

就这样，我们过上了传统意义上的生活：一份工作、两个孩子、一栋房子、一些邻居和朋友。我的时间又充裕了一些，工作也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于是我们便开始探索这个叫作“家”的地方。当时，周围的世界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每天都要上演，闹得城市天翻地覆，但我们的小日子几乎没有受到影响。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动荡是年轻人的事情，而我们要做的是开车穿过路障，带孩子们去乡下野餐。

早期的妇女运动对我们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虽然这场运动也是从麦迪逊开始的。我曾经见证过一场纷争，夫妇俩都是精神病科住院医师，他们向系里申请每天只工作半天，这样就可以错开时间照顾家中的婴儿。为此，他们甚至威胁要辞去工作，幸好他们的申请最终得到了批准。我十分钦佩他们的婚姻模式和育儿模式，但也隐约感到不安。玛格丽特和我肯定不会这样。

最初我们只是想在麦迪逊“再待一小段时间”，然而实际上却待了10年。我先是辞去了工作，着力开发我的私人业务；后来还在麦迪逊分校的另一个系教书。与此同时，我一直跟随惠特克在全国各地举办工作坊，并共同撰写论文。

至于那栋老房子，它耗费了我们几年的周末时光装修装饰，但即使它再迷人，精力充沛如玛格丽特也不想禁锢其中。萨拉在幼儿园里过得并不愉快，随着她迫近入学年龄，玛格丽特开始认真考察当地的学校，很快，她就得出了最后结论：这些学校僵化、守旧，而且缺乏想象力。于是，她便联合了其他5位孩子母亲向社区学校施压，要求开设一些实验班。

这群母亲感兴趣的是英国的大课堂教育。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一种教育模式。当时由于德军轰炸，英国儿童不得不待在城外的学校，这些学校不再划分年级，也不再按科目教学，而是通过一些个性化和系统化的主题将知识“整合”起来进行教学，因此有时也被称为“统整教学”。然而，玛格丽特她们的请求并没有得到社区公立学校的支持，它们都拒绝在示范班中融入这种教学方法。于是，这些母亲干脆自己组建了“温格拉学校”，在一个空置的教学楼里租了教室，又请了几位优秀的教师，书柜和桌椅则由我和其他几位父亲制作完成。就这样，萨拉在自己妈妈的学校读上了一年级。

一年后，就在朱莉娅（Julia）出生前夕，玛格丽特成了“温格拉学校”的董事。她摇身一变成了职业妇女，就是这么突然，甚至要抱着吃奶的婴儿主持会议。而两年后，这所学校小到幼儿园，大到六年级，所有的年级都开设了起来，甚至因为报名者甚众，还出现了等候学位的情况。

从很多方面来看，那时的我们似乎生活富足，称心如意。我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玛格丽特的事业也蒸蒸日上，最主要的是这份工作可以有一半在家完成。即使她必须去学校，朱莉娅也可以跟着她。我们还请了一位出色的大学生——玛丽（Mary），每周来三个上午照顾朱莉娅。

但实际上，我们俩之间的一些东西缺失了。我们的生活似乎步入了正轨，但太过独立。她有她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我们仍然无法理解彼此的生活。她不愿意让我在临近下班时安排面诊，因为那意味着我又要加班，也对我出差举办工作坊牢骚满腹。我则对她充满嫉妒，因为她有那么多朋友，跟孩子们也无比亲密。我们互相埋怨，都觉得对方在婚姻中有失忠诚，但是表达时又都很委婉：“你并没有把我们的关系放在第一位。”

玛格丽特曾经和我讨论过一起工作的可能性，但很犹豫；我们甚至还试过一次。那时我博士刚刚毕业，我们一起面诊了一对夫妇，我们俩紧张极了。那对夫妇没有再来复诊，我们俩因此深受打击，断了合作的念头。

5年后的一天，我正在跟一对夫妇面诊，那位妻子怀孕了，对即将到来的分娩惶恐不安。她诉说着自己的恐惧，我想方设法安慰她，向她保证大多数分娩都没有问题，还教她一些放松的技巧。可是，她还是害怕。突然，玛格丽特的笑脸浮现在我眼前，我像找到了灵丹妙药。那是她在生朱莉娅时的笑脸，我还记得她当时说：“这是我一辈子的高光时刻。”

“我知道谁能帮你了。”我对那位妻子说。果然，玛格丽特轻轻松松地融入了面诊，不一会儿这位年轻的妻子就卸掉了所有的焦虑。她的分娩很顺利，而玛格丽特从此便开始跟我合作诊疗。可见，前面的5年，我们在各自领域都有所建树，信心大增，因此再合作起来就容易得多。很快，我们又治疗了一对当时尚未离婚的夫妇。玛格丽特总能把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这让我羡慕不已。她还比我更擅长拨开表面的迷雾，一语中的；而且她也更开朗外向。我们会在家里讨论案例，并尽量避开孩子们，玛格丽特也开始阅读家庭心理治疗的相关文献。我们都心潮澎湃地期望这场试验能迸发出不一样的火花。

但其实一开始，我就怀疑自己的某些动机。我嫉妒玛格丽特在温格拉学校的成功吗？要让她放弃自己的事业吗？要把她绑在我的身边吗？尽管我没有明确问过自己这些问题，但能感到其中隐藏着恶作剧的意图。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这些别有用心的动机都暴露无遗，尽管它们都是不自觉的。同时，玛格丽特的问题也都呈现了出来。

许多心理治疗师都是因为要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才选择这个专业的。起初，我们只想针对个别问题学习科学知识；但是学到了一定程度后，我们发现只有先治好自己的心病才能成为合格的治疗师。因为，在与病人的密切接触中，治疗师本人也会经受强烈、直抵灵魂深处的刺激，任何焦虑不安都会原形毕露。迟早有一天，我们的病人会让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心病，因此，我们或者提前寻求帮助，或者干脆冒险让病人为我们“治疗”，否则就得退出这个职业。在我看来，真正成功的治疗师都曾经成功地治愈过自己。

如果“病人”是夫妇或者家庭，那治疗师暴露自己心病的可能性还要更大。这些夫妇或家庭其实被困在了关系争斗中，治疗师或许能够与来访者保持距离，但这种斗争的威力极大，会像旋涡一样无情地将治疗师卷入其中，更何况有的来访者会主动试图把治疗师卷入其中。如果治疗师也是一对夫妇，那么缺点就又增加了一个：他们自己婚姻斗争中的龌龊之处恐怕也得暴露出来。

玛格丽特和我不仅想当生活伴侣，还想成为工作拍档，可是我们越努力，越发现这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情。怎么做我们才能既亲密又彻底地平等？怎么做我们才能坚守自己的意志和独立的身份，同时还亲密无间？越来越多的来访者，尤其是女性来访者寻求婚姻中的公平与平等，那我们自己的婚姻是否已经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呢？我们能否在事业合并的同时，让孩子健康成长呢？对于来访者来说，玛格丽特和我的婚姻会是成长与变化型关系的典范？还是应付他们的职业谎言？

事实上，我们用了很多年才发现自己婚姻中的深层次问题。起初，它们大多都表现为我的问题。当时的玛格丽特像当今许多女性一样，既渴望成为慈祥体贴的母亲，也想拥有证明自己价值的事业。她努力维持着二者之间的平衡，却发现我是个无处不在的障碍。她一一列举了我的那些所作所为——全都在委婉地跟她唱对台戏，就在这时，我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她的所思所想在不断变化，而我还留在原地。

环顾众人——特别是我们的男性来访者，我发现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也不愿意支持自己的妻子拥有新角色——特别是那些日益对女性开放的新角色。当女性不断变化，我们还留在原地。我们没有分担自己那份家务，没有相应地增加陪孩子的时间，也没有提升对他们的责任感。我们找了无数个借口拒绝支持自己的妻子，还直截了当地反对她们改变。

面对丈夫的抵制（当然还有工作上更严峻的挑战），有的女性选择牺牲自己的事业；有的则变身“女超人”，奔忙于事业和家庭孩子之间；还有的则逃离了婚姻。然而，几乎每一对寻求治疗的夫妇中，妻子都是一副满腹怨恨的样子，丈夫则深感威胁——往往是默默的。我暗自思忖：“为什么我们男人没有办法适应妻子的变化呢？”这个问题让我纠结了好几年，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我将试着概述男性这种心理的根源，对于在性别角色不断变化的新世界中努力适应的男性们，我也将提供一些建议。

玛格丽特和我竭力保持着婚姻与事业之间的平衡，然而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女性也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性别冲突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这一点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例如，有时玛格丽特会让我带孩子进行某项活动，我明明已经按照她的要求行事，却还是会遭到她的干涉。有时候她做了某项职业决定，会要求我给予支持或鼓励，但之后又会对我的建议心生不满，把她的困难全都归咎于我。像许多其他女性一样，她要尝试去做一些上一代女性没做过的事情，不仅没有榜样可以参照，也没有在内心“允许”自己改变。

跟大多数夫妻一样，我们发现自己的本意是美好的，却总是被一些强大却无意识的力量所破坏。我想支持玛格丽特拥有自己独立平等的事业；但某些不怀好意的冲动却一再出现，让我这个理性的愿望大打折扣。同样，玛格丽特似乎也不能完全按照她的理性行事。

我们试图反抗这种力量，同时也开始扪心自问：“到底是什么在阻碍我们拥有亲密无间又彻底平等的婚姻？”这个更宏大的问题才是本书的根本主题。

我们看待任何家庭问题时，往往都要通过审视社会来寻找外在根源，尽管如此，心理治疗师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却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对于成年人的任何问题，我们都要学会向内看，向回看，直抵孩童时期的阴影地带，在那里，人们基本的世界观已经形成。社会的确规定了不同性别的行为方式，但是真正把这些灌输给孩子的仍然是他们的父母，这一过程不仅通过话语，还通过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时候的经历；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必须深挖这些躲在暗处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改变自己在孩童时期就学到的“生存规则”。

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斗争模式非常复杂，虽然性别角色冲突是本书中最重要的隐喻，但它也只是其中一个主题而已。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冲突了解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我们有多么忠诚于自己的父母——儿时那个父母，有多么忠诚于我们被抚养的那些经历。尽管我们不喜欢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甚至讨厌他们对彼此和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但我们仍然保持着忠诚。作为家庭治疗师，我们不得不处理这个影响着婚姻和所有成人生活的根源，于是最大的问题出现了：“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只沿袭父母的优点，然后超越他们，走向一种新的生活，建立一种新的家庭？在成长与变化面前，我们该如何保持对家庭的忠诚？”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人性必定要经历尤为痛苦的挣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会研究很多关系隐喻，会发现它们的核心都有这种与原生家庭搏斗的痕迹。无论我们要改变生活的哪一方面，父母的影响都无处不在——我们热爱他们，他们虽然注定有各种缺点，但教会了我们认识世界，而我们对他们的忠诚也不计代价，至死不渝，甚至有时过于盲目。

每对新人结婚时，都相信自己将创造一个比上一辈更美好、更幸福的家庭；我们理应实现这一目标。为此，我们必须研究并面对自己的历史，以免历史重演。

那么，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呢？就从我们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地方——此刻开始吧，唯愿更轻松自由、更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