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隐喻
每天晚上大概11点，我都得出门去溜我家的比格犬。一般情况下，我对于这份苦差事都感到无聊至极。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我照例带着它出门，沿着日常路线漫步，可是却有一股深深的悲伤突然涌上我的心头。那是一个春日的夜晚，树木刚刚萌发新芽，一轮满月掩映其中，又大又红，生机勃勃。而我却陷入悲伤之中，怎么回事？而且我一向对遛狗心存抗拒，恨不得草草结束，可那一刻，却对这只在黑暗中四处嗅来嗅去的小生灵生出些柔情怜悯来，我怎么了？
不知为何，我想起了小时候有一次跟父亲去夜钓的往事。同样是一个春日，同样有一轮满月；我划着独木舟顺流而下，虽然白天我们也经常会在那条小河里钓鱼，可是我发现此刻的父亲竟然不再像白天那样严厉。他悠然自得，亲切极了，不仅没有批评我划船的技术，还一再地安慰我，说我划得好。想起他当时温柔的语气，我愈加悲伤了。
而眼前的这条比格犬，似乎也总是让我想起父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参军入伍，而他离家的那年，我才4岁。他很少休假，即便如此，他还惦记着给我弄了一条比格犬回来，那可是我后来最忠实的玩伴。甚至，我觉得它就是我与父亲之间亲情的纽带，在没有父亲的4年光阴里，给了我很多安慰。现在，我也给自己的儿子买了一条比格犬，只是16岁的他，一般都不会记得遛狗。
“为什么是今天晚上？”我疑惑不解。“为什么会突然想起爸爸？为什么会如此悲伤？”但紧接着，我就恍然大悟了：那一天是5月11日。23年前，我的父亲就是在一个同样温暖的春夜与世长辞的。
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在我们心目中“变形”的。如果某时某地有那么一连串环境因素与我们记忆中的时光相叠，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情感就会被激活，当这些情感足够澎湃、足够强烈，我们的个体体验就发生了“变形”。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街道，我们像平常一样沿它行走，也会因为倾注了情感而置身于一个象征性的世界。有一瞬间，我们已然身处梦境，那些熟悉的人和事物唤起了往昔的情感，我们可能惊恐万分，但却无处遁逃。
那晚的我便是如此。走在路上的我仿佛掉进了一张由各种联想编织起来的大网，这张大网带着我追寻对父亲的回忆，也让我深陷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勾连起这些回忆的是时间——父亲的忌日。然而，大网中还有其他因素，包括这部书的灵感之源，让我思考着自己的童年。而春夜、满月、比格犬，即使在我清醒的梦境中也不可或缺。
人际关系中当然也存在这种“联想聚类”；而婚姻，或者其他任何强度和卷入程度堪比婚姻的忠诚爱情关系，最容易发生这种激烈“变形”。然而，因为婚姻本身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其受影响的方式最为隐秘，其中的情感也最为触目惊心和难以驾驭。
乔伊斯·奥尔森①和托马斯·奥尔森是一对来我们这里治疗的夫妇。路上，他们一边开车一边聊天，气氛和睦。突然，妻子乔伊斯发现地垫上有一团黑色柏油，于是就用手指把它拈起来，一脸疑惑地端详着。
“那是什么？”托马斯问道。
“应该是柏油。”乔伊斯说。
“把它从窗户扔出去。”托马斯说。
他的语气居高临下，很不耐烦，乔伊斯感到有些恼火。她半开玩笑地说道：“我才不呢，我还没看够呢。”
“扔出去！”托马斯失去了耐心，直接命令道。
“不！”乔伊斯说，“别这么跟我说话。”
“听我的，天哪，你留着它干吗？”托马斯咆哮起来，继续下着命令，“你会把它弄到座椅上的。”
“我就不，你个神经病！”乔伊斯一反常态，也用咆哮回应托马斯。
他们俩冲进玛格丽特和我的诊室时，都是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似乎自己也对这场荒唐的争吵手足无措。乔伊斯还在反击，我们得让她把话说完，所以并没有加以劝阻。但是很快，他们就只顾重复自己的话，吵得没有任何意义。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打断了他们：“我不明白你们在吵什么。乔伊斯，很明显你是不喜欢托马斯说话的语气，像父母在训斥你。”
“完全正确，”她证实了我的想法，“我就是因为这个生气；他总是这样跟我说话，把我贬低得像个坏孩子，每次都是。”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
“我没太搞清楚你们吵架的起因，”我说，“乔伊斯，你拈起那团柏油，端详它，但是不愿意扔掉。”我想知道那团柏油是不是象征着什么，虽然我也不理解柏油能代表什么。此刻，我的脑中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乔伊斯坐在车里，手里固执地拈着那一小团黑乎乎的东西，任凭托马斯咆哮、命令，就是不肯扔掉。
“像是扔掉什么黑色的东西。”玛格丽特概括了柏油最重要的特点，继续暗示乔伊斯。
乔伊斯突然眼前一亮，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知道是什么了！”她说。托马斯也不像刚才那么怒气冲冲了。他留着一副学究式的络腮胡子，显得相当严厉和冷峻。“我们之前谈到了艾伦，但是不太愉快。”乔伊斯就说了这一句。
玛格丽特和我还是感到困惑，但是托马斯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乔伊斯注意到了我俩的困惑，说道：“艾伦是我之前的男朋友，我们恋爱了好几年，而且他当时已婚。”我想起来了，他们俩第一次来面诊的时候，曾经简短地提到过这件事，乔伊斯曾经爱过一位年长且已婚的男人。
他们两个30多岁才结合在一起，所以婚前情史都很丰富。此刻，乔伊斯能够如此释然地谈起那段关系，显然意味着她“不想忘掉”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的确，那段恋情错综复杂，既有禁忌，又有诱惑，虽是她人生的一个“黑点”，却让她难以割舍。她爱托马斯，但在真正与托马斯“融为一体”之前，她需要先处理好这些未了的前情旧恋。
更确切地说，他们两人都有未尽事宜需要处理。托马斯对乔伊斯的过往心怀嫉妒，表面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实则极尽挑剔，这不禁让乔伊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而且慑于这样的威力，她只能一再退让。所以，当前要想解决他们俩的问题，首先要帮助乔伊斯消除她的内疚感，同时帮助托马斯改掉他老学究一般的挑剔态度，解除他的嫉妒心理。
显然，这对夫妇对这些问题毫无概念。他们的冲突只是问题的一个象征，而“黑点”也只是用来代表问题的难度，他们俩在无意识中共同设定了这个隐喻或符号，只有当我们一起破解其中的内涵，才能着手解决他们婚姻的真实困境。
广义上，隐喻是在两个形象或概念之间进行类比的修辞方法，主要应用于诗歌。它与明喻不同。明喻会明确地表达类比，如“那棵树就像一只赤裸的手在乞求天空的宽恕”，而隐喻则直接将被类比的两个事物合并为一个身份：“树的光秃秃的手指乞求着天空的宽恕。”在隐喻中，树不像一只手，它就是一只手。这种类比更加直接，人们此刻也不再关心树和手的区别。
隐喻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历中的一些事、一些人，甚至一些词语，都具有象征性；这些“情景”因为我们投入的充沛情感，发生了“变形”，成了隐喻。正如在诗歌中，隐喻和它所代表的“其他实相”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在乔伊斯和托马斯的冲突中，那团柏油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它就是问题本身。
我认为之所以会有隐喻，正是因为我们需要它。我们需要用图像、符号、隐喻去处理我们的某些私人、内在体验，尤其是那些让我们焦虑或内疚的体验。
托马斯和乔伊斯这次争吵得如此激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来我们这里。在这里他们可以摆脱平日的克制，脱离世俗的规则，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感受。玛格丽特和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者自我”的视角，协助他们阐释自己冲突的内涵。同时，他们还可以更加“放肆地”抱怨彼此，因为无论怎样，我们作为“黏合剂”都会想方设法弥合他们的关系。在治疗过程中，当事人可能会将生活高度象征化，例如在治疗的最初几个月，他们会把一个小小的递盐请求都当成吵架的引子。但即使在寻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给生活的片段赋予象征意义。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大量无法表达、无可名状的感受，它们渴望得到抒发，也渴望世界的回应。为了让这些感受更加生动具体，我们都在寻找合适的隐喻，也希望别人能够借此理解我们，融入我们的生活。婚姻制度是创设这种隐喻的沃土。就像乔伊斯和托马斯，我们其实很在乎彼此的感受，并为此烦恼，因此我们才用符号来表达冲突，还千方百计地理解这些符号以保护自己。
在几次面诊之后，乔伊斯和托马斯讲述了一场发生在周末的争吵。
托马斯说：“嗯，我按照玛格丽特的建议，跟乔伊斯商量照顾孩子的事情。我的想法是，星期六上午由我来照看艾米（他们6个月大的女儿），下午希望乔伊斯能让我看足球比赛，也希望不被艾米的哭闹声打扰。我只是建议了一下，乔伊斯可以带着艾米去别人家，例如她妈妈那儿。我没有其他意思，虽然我当时的确只想着自己。”他怒视着乔伊斯，而乔伊斯显然也很生气。“所以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上午还没过完你就带走了艾米，然后比赛中间又怒气冲冲地回来。艾米的确一直在楼上，但你气得要疯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乔伊斯嚷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晚上9点，你还在看那该死的比赛？”
“那是另一场比赛了，”托马斯半开玩笑地说，眼里闪过一丝轻蔑，“你不理我，我为什么不能看球赛？”接着他又严肃起来，“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不高兴。”
乔伊斯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喘不过气来。她的脸红了，眼看着眼泪就要流出来。她哽咽着，说起话来断断续续的：“问题是你说话的方式，托马斯。”她顿了一下，努力恢复镇定。“那感觉就像，”她又停了下来，控制自己的泪水，“你要把我推给我妈妈。”说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这太可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竟然还在哭！”
“也许你害怕生气吧。”我指出。
“有可能，”乔伊斯说道，流着泪的脸微微一笑，“我害怕他又冷落我。”她的呼吸仍然很急促，甚至抽搐起来，变成了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想哭就哭吧，不用忍着，”玛格丽特温柔地说道，“托马斯的话让你受伤了。”
“是的，我的确受伤了。”玛格丽特的话让乔伊斯彻底放弃挣扎，哭了起来，胸口也随着低沉而断续的呜咽一起一伏。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平复下来，呼吸也渐渐规律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托马斯。托马斯似乎很尴尬，悔恨交加：“听我说，亲爱的，我很抱歉。我……”
“我知道我反应过度了，”乔伊斯嗫嚅着说，“这样做不对。”然后她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因为你的足球瘾吵架了，也不是我第一次感到被你赶走。”她看着托马斯，眼中爱恨交织。
“那你当时的愤怒哪儿去了？”我问乔伊斯。
“我现在还能感觉到它，像在我胸膛中燃烧着。但我好像没办法把它发泄出来。那个星期六我被托马斯气得要死，但直到现在我才能说出来。”她似乎很尴尬，因为自己竟然无法表达愤怒。
“我们之前谈到过你小时候的问题，你觉得会不会有关系？”玛格丽特建议道，“那种被推给别人的感觉，害怕大声说话的感觉？”
“你是指什么？”乔伊斯还是不解其意。
“你以前没有过这种被冷落的感觉吗？特别是在孩童时期？”玛格丽特一边问，一边努力回想首次面诊时的一些细节。
乔伊斯犹豫了一下，思考起来。她双眼放空，表情茫然而悲伤。“的确很像我跟我妈妈之间的斗争，我确实曾经觉得她不管我。”她最后说道。
“你还记得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吗？”玛格丽特温柔地鼓励乔伊斯，让她继续回忆下去 。
“嗯，真奇怪。”乔伊斯比刚才专注多了，她直视着玛格丽特，“据说我是全家的掌上明珠，被宠坏了。我妈妈总这么说，我的外祖母和安妮的确对我宠爱有加，我爸爸也是。但在我妈妈眼里，这并不正常。”
“我记不起安妮是谁了。”我坦白说。
乔伊斯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叹起气来。“时间还够吗？”我告诉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听她讲自己的童年故事。“安妮是……”她看起来又一次沉浸在痛苦之中，无法继续。好几次深呼吸之后，她终于开口了：“我想安妮是真的很爱我。好了，我终于能说出来了。”她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介绍安妮的身份，于是便说：“安妮是一位黑人保姆，在我妈妈出门工作时都是她来照顾我。”
“你是指你一岁，你妈妈去工作的时候吗？”玛格丽特问道。
“是的，我最近从爸爸那里了解了很多当时的情况。”她又停了一会儿，好像在思考，“就在我出生前，我的外祖父去世了。我妈妈一直跟他很亲密，却跟自己的妈妈相处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外祖母决定和我们一起生活，其实我觉得是我爸爸鼓动的。他们两个相处得非常好。因此在我家，我妈妈跟外祖母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听起来，你父母之间关系也不太好，”我补充道，“你外祖母和爸爸是一派，你妈妈是另一派。你支持哪边？”
乔伊斯说：“我肯定是中间派啊。”她又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还有呢。你看，我们家当时住在一个小镇上，爸爸在那里开了一家五金店，后来生意失败了，我们只能搬到亚特兰大去。他找了一份工作，而我一岁的时候，我妈妈也找了一份给人当秘书的工作。我觉得她并不想工作，但是不得不去。她曾经跟我暗示过，工作不仅为钱，也为保持神经正常。所以我的外祖母和安妮……”她的声音颤抖起来，“负责照顾我。”
“你每次提到安妮这个名字，都好像要哭。”我观察到。
乔伊斯沉浸在回忆的遐思中，继续说道：“我知道。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给我唱歌，抱我，给我讲故事。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她只是像我说的那样，照顾我。但为了照顾我，我的外祖母也付出了很多。”
“她们很爱你。”玛格丽特指出。乔伊斯默默地点了点头。“安妮后来怎么了？”玛格丽特问道。
乔伊斯抬起头，一脸恐惧，好像不愿意谈这个话题。最后，她终于继续说：“我11岁的时候，开始对妈妈越来越无礼了。每当我跟她吵架，都会求助于安妮或是外祖母，结果有一天，我妈妈就解雇了安妮，告诉她我们没钱雇她了。”此刻，房间里一片寂静，每个人，包括托马斯，都意识到了这件事对乔伊斯人生的巨大影响。而乔伊斯则看起来既严肃又悲伤。
“她照顾了你10年，”玛格丽特带着一丝愤怒说道，“似乎还因为你变‘无礼’才被解雇。难怪你无法自信起来。”
乔伊斯说：“你是什么意思呢？”
玛格丽特解释说：“你无礼，你妈妈就解雇了安妮。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你会把‘无礼’与拒绝和失去挂钩。所以你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不敢惹怒别人。”
“比之前更加小心翼翼了。”乔伊斯认可了这些说法。
“是的，”玛格丽特说，“我猜你之前就很担心会惹到你妈妈。”
“你说得太对了。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她努力对我好，说她爱我之类的。但她的语气总是让我联想到冰水。她总是用这种冰冷的语气责备我犯了错。我一辈子都在听，但我永远不明白我哪儿错了。”
“我猜，你错在太招人爱了，唯独她却不爱你。”玛格丽特一边说，一遍思考着。
“这有什么错呢？”乔伊斯疑惑不解。
玛格丽特说：“这的确没有什么错。但在你和你妈妈之间就不行，而且这些问题似乎在你出生前就存在了。”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是，我妈妈与外祖母的关系扯到了我身上？”玛格丽特点头表示同意，乔伊斯继续说，“在我妈妈小时候，她们确实关系不太好。我说过，我妈妈是外祖父的心头好。”
我已经在旁边听了好一会儿，仍然无法想象乔伊斯被她母亲拒绝时那种强烈的感觉。我努力想象着这个未曾谋面的女人，在脑中勾画出一幅模糊的画面：一个女人看着另一个女人——或是自己的母亲，或是安妮——照顾着自己的孩子，怒火中烧。她是多么遗憾而又内疚啊，但这样的一幕却古往今来一直存在。“你了解你妈妈的童年吗？”我突然插话，把乔伊斯吓了一跳。我的脑中快速闪过了他们的家庭关系图，那是我在首次面诊时画的（见下图）。“我记得你妈妈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吧？”
“你怎么会记得？”乔伊斯说，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我完全打乱了玛格丽特与她的对话，玛格丽特现在看起来略微有些恼火。“我的姨妈艾拉。她是我外祖母的心头好，但跟我妈妈的关系很差。”
我忍不住继续说道：“所以，当你妈妈去工作，安妮和外祖母照顾你的时候，你就成了你姨妈的象征，让你妈妈备感嫉妒。你象征着‘被宠坏的’老幺，你妈妈从小就嫉妒那种孩子。”乔伊斯显然被这种复杂的逻辑弄糊涂了，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我要确认她明白我的意思，所以就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次我讲得更加温和，也更关注她的感受。“你是家中老幺，而且她的妈妈在照顾你。”
“看来这一切的确在我出生前就开始了。”她最后说道。
玛格丽特清了清嗓子，然后对我宽慰地笑了笑：“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很抱歉。”我说。
玛格丽特再次转向乔伊斯：“我同意格斯的观点。你妈妈非常嫉妒其他看护你的人。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或其中一些问题，在于她和你外祖母：但她把怒火指向了安妮。她无法解雇你外祖母，也许她很想这样做。”
对于乔伊斯来说，小时候这种被母亲冷落和推向他人的感觉，在与托马斯的互动中再现了出来。托马斯扮演了她母亲的角色，乔伊斯把过去和正在遭受的伤害、愤怒都投射在他的身上。现在不爱她的人换成了托马斯，他似乎一直在逃避乔伊斯的精神需求，迫使她把这些需求放在别处。
人的无意识是无法精确感知事物的，它只能识别模糊的轮廓、熟悉的形状。乔伊斯感知到了她所爱和依赖的人正在把她推开。尽管现在她已经长大，要把她推开的人是她的丈夫，而要推去的地方是她母亲身边，但是她的内在小孩还是透过情感的阴霾认清了当前的“现实”；而这个现实的“形状”又唤醒了她根源于原生家庭的情感。对于乔伊斯的母亲来说，幼时的乔伊斯也曾冷落了她，投向其他看护人甚至父亲的怀抱。
当然，托马斯的冷漠、疏远也是他们婚姻产生困境的原因之一。乔伊斯想要和他亲密时，他总是充满戒备，烦躁不安，甚至经常把乔伊斯推开。他很注重自己的隐私和精神“空间”，或是着迷于电视体育赛事或是沉迷于工作，总之他们俩经常因为这些事情争吵。此外，因为托马斯从事科研工作，经常要在实验室加班，这也是他们争执的导火索。
“我希望你能多关注我，多跟我在一起，多包容我，”乔伊斯唠叨着，“你得告诉我你的感受，跟我更亲密。”
“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像是被包围了。”托马斯回答道，他要捍卫自己的“空间”，而且说这话时整个人都在明显后退。
他的戒备心理很强，跟很多男性一样不喜欢过于亲密，乔伊斯则渴望亲密和被人接纳，这些都源于他们各自的成长经历。对于托马斯来说，正是由于自己的母亲依赖性很强，经常侵扰自己，所以他才非常渴望保持独立和分离。
托马斯的疏离让乔伊斯想起了自己母亲的冷漠和疏远；而乔伊斯渴望亲密的行为，却让托马斯想起了自己母亲对他的侵扰。这是一出非常典型的婚姻芭蕾舞剧，女人追，男人退，一圈又一圈。乔伊斯追得越紧，托马斯就防备得越严密；托马斯防备得越严密，乔伊斯就追得更紧。
就像这场关于柏油的争吵，其背后就隐藏着一种“追求—疏远互动模式”。这是由家庭治疗师汤姆·福格蒂（Tom Fogarty）提出的一个概念，象征着一种婚姻关系“构造”，也是一种婚姻的隐喻。在这种婚姻中，双方的情绪过于激烈，以至于无法正常沟通，理性的自我也消失殆尽，甚至还把远在孩童时期的情感倾注到这出“戏剧”之中。
至于婚姻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两极模式，我会在后文中继续讨论，但在此刻，我们需要关注奥尔森夫妇冲突中浮现的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非理性和侵扰性情绪会袭击到婚姻？为什么我们把这些情感发泄到伴侣身上，而不是直接去找小时候那个关键人物以牙还牙？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对父母发火，却对伴侣肆无忌惮？
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复杂，但我们可以在这里做出第一步尝试。我们可以把乔伊斯想象成一个两岁的孩子，她可以正常地发脾气，但是已经能够感受到母亲的冷漠。她不理解母亲的这种情绪，但能体会到其中强烈的威胁。她无法理解工作的劳累、抚养孩子的辛苦，也无法理解母亲和外祖母之间的矛盾以及父母之间的问题。她只知道母亲不喜欢她，这让她感到恐惧。母亲不在身边已经令她非常不安，而她也在好奇另一件事：为什么外祖母和父亲对她要好很多。她生母亲的气，因为母亲的冷漠而痛苦；但在内心里她在逃避，她害怕自己的愤怒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母亲最近经常因为她发火；如果她直接抛弃了自己怎么办？人类幼儿是一种极其脆弱和无助的生物，他们无法像其他很多物种一样快速成长，照顾好自己。在某些“氏族”社会中，家族所有人一起承担养育孩子的重任；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孩子不可能自由地在各家各户间随意走动。因此，在大约20岁之前，乔伊斯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家庭中，她的核心家庭及其“延伸亲属”体系是唯一的安全感来源。
乔伊斯的童年异常漫长，她被囚禁在家里，必须遵守那些无意识的情感“规则”，例如一些不成文的禁令，如禁止表达愤怒、禁止承认脆弱，甚至禁止提及性。她还是家庭冲突的牺牲者，这个家分裂成了几“派”，她只能无辜地被卷入其中。
然而，乔伊斯的问题不只在于她的家庭。真正对她影响至深的还是与母亲的关系。母亲曾经哺育了她，在她生命的最初回应她的需求，而且似乎理解她所有的哭闹；然而，母亲也在不断疏远她：在她一岁时外出工作；随着与自己有矛盾的人来照顾她，母亲变得愈加冷淡和寡言少语。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与母亲的关系在人生早期就遭到破坏，其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对于乔伊斯来说，母亲的否定极大地威胁到她，于是她小小年纪就“决定”压抑自己的情感，做一个完美的孩子；这种拼命讨好的人生策略一直跟随她到成年。
与母亲的关系会对孩子的人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他们之间的互动却经常出现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家庭乱象就会丛生，尤其是那些精神紊乱的母亲和她们的儿女。家庭的另一种不公平是父亲缺位，它不仅让家人痛苦，而且对家庭有相当的破坏性；虽然我们可以质疑这种传统的家庭角色架构，说它不够智慧，却必须承认其合理性。总体来说，孩子们还是高度依赖母亲的精神支持，母亲的角色无可替代；一旦缺失，后果极其严重。
对于孩子来说，一旦发怒，就很可能面临父母的惩罚。那么如果他们的确因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心生怒气，该怎么办呢？权宜之计就是让他们把对父母的情感“一分为二”，然后先把威胁性的部分放在一边。比如，让他们先想想“好母亲”的形象，包括让他们珍视和依赖的部分；再把让他们感到威胁和愤怒的部分划分到“坏母亲”身上，然后让他们努力忽略这个形象。同时，孩子也可以在脑中把自己分成两个不相干的部分，一个是“好我”，由自己乖巧顺从的方面组成，另一个是“坏我”，最后再把“坏我”与“坏母亲”联系起来。在孩子的自聚焦逻辑中，他们会把“坏母亲”的出格行为归咎于“坏我”。“我让妈妈生气了。”他们会自己这样解释。然后，他们会下决心把母亲和自己的消极方面藏在心底，确保自己的安全感。
这些“分裂”的感受，特别是消极的部分，仍然留在孩子心里，没有得到释放，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消散。例如，很多孩子都会因为遭遇不公而极度愤怒，这源于他们对公平的渴望，就像这个世界也渴望公平一样。然而，这些情感力量只能潜伏或墨守起来，或是像洪水被拦在堤坝里，或是像四处蔓散的电荷，撞击出火花。
在孩童时代的后期，孩子更加无法公开承认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因为他们遇到了另一个障碍：他们发现了父母的问题和弱点。日渐成熟的他们，不仅窥到了父母的弱点，还被卷入父母的困境中，成为“帮凶”。父母的情感纠葛裹挟着他们，令他们充满了困惑和不满，却只能拼命克制自己的感受。怎么能对自己的父母不满呢？他们给了我们生命，为生活拼尽全力，现在只不过困于一些自身的问题罢了。于是，大孩子为自己冒出的不满感到内疚，因为即使父母做得不对，他们仍然值得爱戴。时间越久，内疚就越是深刻。而父母越是脆弱，他们的孩子就越是坚定地爱着他们。
因此，有很多没有得到表达的情感，包括童年的疯狂与缺憾，跟随着人们进入了成年；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痛苦遗存的威力。我们想当然地觉得，离开了家，所有的事情就都抛在了身后；结婚了，就有了全新的开始。殊不知，在成人世界里，特别是婚姻中，我们还是在热烈追求那些本该在孩童时期得到的东西：身心完整，被人接纳和认可。
在当前文化中，婚姻可能是最受欢迎的心理治疗形式。我们似乎都相信婚姻能改变我们的生活，带给我们更多自信。我们坚信，一定会有某个人在我们软弱时鼓励我们强大，在我们空虚时给予我们充实，在我们孤独时带给我们安慰；这种关系有让现实变形的魔力。只需听听流行歌曲的歌词，就能明白这些期望多么普遍。
人们不仅期待婚姻具有这样的魔力，还期待这种魔力长盛不衰，当然，它背后正是我们低幼时期高度理想化的“好父母”形象。我们梦想这种关系能让我们和谐共生，互惠互利，能带给我们滋养、安全、珍爱和无上的权力。只要与这个人“结合”，我就将无所不能。
然而，现实生活枯燥乏味，充满了艰辛和内耗，至于这种理想化的关系隐喻，重要的不是其是否会出问题，而是何时出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旦无法维持这种理想状态（有人要花很多年才肯承认这一点，因为梦想很难磨灭），就会激活心底那处久远的伤疤；不仅对自己和伴侣失望，也会想起儿时对自己和父母的失望。我们的伴侣变成了“坏父/母亲”，我们自己也是“坏我”。童年所有的愤怒和伤害都可以借此发泄到今日的婚姻中。
我们的结婚对象会提高这种童年经历“移位再现”的概率。他们好像被什么强大的力量吸引着，总是能帮助我们再现儿时与父母的斗争。我们本以为他们会跟我们的父母截然不同，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会在婚姻中遭遇小时候的关键问题和冲突。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小时候就因为嫉妒和无助备感煎熬，因为亲密行为而持续恐慌，或者因为受到冷遇而默默忍耐，那在婚姻中也将大抵如此。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样的人——唤醒我们童年最痛苦记忆的人——结婚？“为什么我会碰巧嫁了一个拈酸吃醋的男人，他怎么会如此冷漠和挑剔？”乔伊斯最终大喊出来，带着些许幽默与惊愕。
这些问题太复杂了，我们不妨在这里稍稍讨论一下。孩童时期，我们经常感到伤心，因此便不断逃避。我们不敢再去冒险，就把感受埋在了心底，不去尝试其他的可能性和替代方案。我们的一部分死了，或者说休眠了，它可能是我们的性意识，也可能是我们的愤怒、淘气或创造力。我们变得保守和善于妥协。
然而，这个饱受挫折、伤痕累累、与世隔绝的部分最终还是要迸发出来，它渴望重见天日，自由自在地生活——生命本就应该如此率性和充沛。问题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它的复活。
婚姻就是不知不觉中以此为目的的一场“试验”。其部分内容就是再现我们小时候的困境，所以我们当然要去寻找能帮我们做到这一点的人。
但是这场试验还有其他要解决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只是简单地再现儿时困境，却没有改变的希望或期待，那将多么令人沮丧？因此，我们的伴侣除了无意中扮演一些类似父母和兄弟姐妹之类的熟悉家庭角色外，还能帮助我们改变剧情。他们来自另一个家庭，代表着新鲜和变化。他们与我们不同，也与我们的父母不同。他们能让我们改变自己，改写人生脚本。
谈到这里，我想起了自己与玛格丽特的一次争吵。有一次，我母亲谈起我的“性格变化”，说到我曾经是一个开朗热情的孩子，喜欢说话，也充满活力。“但是在9岁左右，你突然就安静下来了，我一直没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她说道。我回首自己的童年，这个变化并不难解释。
1942年父亲去当兵时，我才4岁，正处于恋母情结的懵懂阶段；这个阶段的男孩经常想象着驱逐父亲，与母亲结婚。这种正常的幻想往往威力十足，但却总是被现实中的父亲挫败，他们才不会理会这些。典型的结果是男孩会收起对母亲的迷恋，开始向父亲学习。然而，我的情况则不同，命运安排我幻想成真。我的父亲真的消失了，在我4岁的时候，大人们戏谑地称我为“家里的男人”。在无意识中，我真的把自己当成了母亲的“伴侣”。
结果父亲回来后，我们俩似乎成了“情敌”。我记得一次特别痛苦的经历。那是战争末期父亲的一次休假。母亲做了一顿特别的早餐，显然是为父亲做的，她并没有按照我的喜好把鸡蛋煎成皮鞋那样硬，而是父亲喜欢的苍白的，像是没煮熟的样子。我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就用叉子戳着那团滑溜溜的东西，醋意大发。
“吃你的鸡蛋。”父亲说。
“我不喜欢吃。”我说。我更大胆了，用叉子把鸡蛋翻来覆去，向他挑衅；然而鸡蛋竟从我的盘子滑落到刚买的桌布上，我吓坏了。父亲察觉到了我和母亲之间的某些联盟，恼羞成怒，马上抽出军用皮带向我冲了过来。我吓得缩成了一团，但是皮带还是像雨点般抽了下来。
这就是我母亲眼里我变得孤僻和害羞的起点，显然她并没发现这与父亲退伍之间的联系。我当时肯定在无意识之中做了一个决定，即我的外向是危险的，受到了父亲的胁迫，我必须把它隐藏起来。从此，“保持低调”似乎成了我的座右铭。
我在新英格兰一所大学读大三时遇到了玛格丽特，我那时仍然很害羞，社交时也不够主动。虽然玛格丽特也有不安全感，但她算得上是一个社交达人。我是诗人，独来独往；她是社会人，有很多朋友和社交圈子。我们在很多方面彼此吸引，但是她的开朗热情的确让我着迷，也让我感到受到威胁。
难道我在她身上找到了自己一直压抑的部分？有可能。难道我想要从她那儿获取这种能力，完成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有可能。
结婚后，我开始妒忌她的开朗热情和社交能力，而她也不愿容忍我的小肚鸡肠。没过多久，我不想再继续处于社交边缘，她也无法再容忍我因为她“太爱说话”而在桌子底下踢她。
毋庸置疑，我必须在玛格丽特面前保持风度；与其恼羞成怒、冷嘲热讽，还不如学着去竞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深入内心，寻找多年前埋藏起来的那个开朗热情的自己。我不得不成长。玛格丽特也不得不忍受我偶尔爆发的嫉妒，但是由于她从小到大一直遭到她母亲的嫉妒，这个任务也相当复杂。
我相信每个人结婚时都怀着这样无意识的“计划”。我们虽然注定要再现小时候的困境，但是都希望这一次能对困境做出不同的回应。这一次我们渴求能够拥有美好的结果。我们想要弥补，想要公平，想要一个“正确”的结果。我们的伴侣恰到好处，不仅能帮助我们再现童年场景，还可以提供一个强大的“杠杆”，用他们童年时期的家庭角色来改变我们的困境。
婚姻是一种业余的心理治疗方法，这意味着它不能完全解决患者的问题，这一点很关键。只解决部分问题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的愿望很强烈，让其再次落空会让我们更失望。
就这样，我们结婚了。我们的伴侣能让我们猛烈地回想起小时候的困境和身份，正是这些身份决定了我们大致的人生方向以及其中的痛苦。不仅如此，伴侣们还会帮助我们改变那些困境。但是，婚姻也存在着危险，我们有时也会在其中作茧自缚，织出一个坚硬的、无法逃脱的茧，就像童年的束缚，再把童年遗存至今的所有挫折和愤怒发泄其中。我们的伴侣显然不太理解这些愤怒的根源，他们只能自己去解读，这其中不免掺杂着由他们过往经历所造成的曲解。
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能透过这些愤怒看出我们内心的伤痕和呐喊，还希望他们都是理想的“家长”。但是，这些“过去”太痛苦了，已经铭记于心，因此我们每次都用它们预测未来。即使我们极力避免重复过去，这种努力本身也已经被过去所界定。不管愿不愿意，成年生活里的关键人物都将与童年时期的十分相似；而且我们特别善于找到这样的关键人物，印证这种相似性。
这种互动模式并不稳定，因此导致了许多婚姻的失败。在“婚姻之茧”中挣扎若干年后，我们会轻易决定“舍弃”这种关系，挣脱它的束缚，实现最终的成长。
最终，当确信伴侣无法改变或不愿改变时，我们会经常激怒他们，然后根据自己的逻辑轻易地走到下个步骤：去找寻一个新“语境”，或是一个新伴侣。这就是人们决定离婚前的心路历程吧。通常双方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甚至还会“合作”或串通一气。
面对巨大的压力，要想解决问题，改变自己的生活，我们所能想到的就是离开这个带给我们不幸的人，摆脱这种错误的结合。然而，虽然有些婚姻必须结束，但另一些婚姻却不乏转机，否则下一段关系中还会继续重复同样的问题。所以真正的问题不仅在于这场婚姻，也在于两个人各自的内心。
离婚并不能解决我们个人内心深处的挣扎，我们可以带着这些伤口走进这一段婚姻，就同样可以把它带入下一段。
既然我们已经变成了强大的成年人，便拥有很多的选择和可能性，绝不会再像孩子那样无助。此外，我们还必须明白：我们的伴侣并不完全无辜，他们与我们惊人地相似；两个人一起合作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关系隐喻，并在其中再现各自人生的关键问题。一旦破解了这些问题的根源及其原因，我们就可以寻找其他解决方法，而不是不断地在它们身上摔倒。
婚姻就像一场催眠，要打破它，首先就要面对它，用心感受它的威力。本书将带着我们探索内心深处的过往，甚至感受时光的倒流，但我们并不是要沉迷以往，而是要通过面对它，把它彻底抛掉。
我们期望最终有那么一天，我们能面朝彼此，一边感受周围的世界和自己强大而自由的生命，一边跨越彼此之间的深渊，感受“它”的存在。这个“它”将与我们极其相似，让我们有机会摆脱孤独，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它”又与我们截然不同，以至于似乎与我们完全无关。至于我们的伴侣，最终我们会发现他们如此熟悉，却又永远不同。
①来访者的名字通常采用化名，考虑到实际情况和读者体验，书中来访者及相关人士的名字只保留汉语，未标注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