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种治疗方法
婚姻不是二人关系。也许在最早的“蜜月阶段”只有两个人，但很快就有许多“敌人”站出来考验两个人之间的忠诚，我们必须不断担负起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责任。人生中那些关键人物——“他人”开始施展威力，想方设法把我们分开。父母（或其他照料者）、兄弟姐妹、祖辈、七大姑八大姨、朋友甚至上司，尤其是孩子——这些人都需要我们付出时间、精力以表忠心。当我们穿过人群看向自己的伴侣时，他们不再单独存在着，而是淹没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
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极可能催生问题，激活我们童年记忆中类似的关系模式。例如，玛格丽特与她父亲十分亲密，唤起了我小时候对自己父亲的嫉妒心理，正是他粗暴地侵扰了我与母亲之间的特殊关系。因此，要理解婚姻必须先搞明白关系模式，因为麻烦的往往不是伴侣，而是这些模式纠集起的各种力量。
阿尔·佩索并不是家庭治疗师，他会用群体合作的方式进行个人心理治疗，而且很多来访者都是心理治疗师；我观察过他的治疗过程，受益匪浅。我将在这里讲述他的一个心理治疗案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关系如何激活了过去，他的治疗过程又如何构建了一个改变的隐喻。
在群体治疗中，阿尔往往使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模拟当事人过去生活的情景；当然他的方法不限于此。我最近就与其他10名治疗师一起参加了他的一次治疗活动。首先，我们围坐在诊室的地板毯上。一位年轻的心理医生坐在圈子的中心，今天轮到他被“治疗”。这位年轻人看起来非常不安，他对阿尔说：“我是个对自己很苛刻的人。”他又接着说：“我希望自己不再苛刻。这种性格让我非常压抑，我想改变。”
阿尔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盘着腿面向他的来访者坐着。他50多岁，身材颀长而健壮，虽然已经秃顶，但面相极其和善。此刻，他的表情出乎意料地冷漠，一副满腹狐疑的样子。“我可不想这么帮你，”他的语气温和而坚定，“我觉得，如果一开始你就想改变自己，那是错的。一开始，我们应该做的是承认自己，接受真相，把自己置身于真相的中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想改变，那岂不是自我否定了。”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年轻的心理医生似乎不知所措。“我不知道。”阿尔说。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他们互相看着对方。阿尔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着急。“等你有所感受再说。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从一个想法开始，尤其是求变的想法。”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年轻人似乎越来越难受了。“我感到自己有些方面没有做好，出了问题。”
“这可能是你的‘真相’，”阿尔说，“你对自己要求很高，但你觉得自己没有做好。”
“我想你说得对。”年轻人有点脸红了，阿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是我对你的第一感觉，”阿尔说，“也许我们能开始了。”
“我该怎么做呢？”
“又来了。”阿尔微笑着说。围坐的人中也有人在窃笑。又经过了一阵似乎无止境的沉默之后，阿尔提出：“我觉得你可以从周围这些人中选一个来扮演那个批评的声音。”
年轻人急切地想做点什么，于是就选了一位男士扮演批评的声音，然后继续坐了下来，而扮演者就站在他跟前。“这个声音正在对你说什么？”阿尔问道。
“说我做得不对。”
阿尔转向角色扮演者，轻声说：“说——‘你做得不对’。”
于是，角色扮演者重复了这句话，还有一丝严厉，而年轻人明显慌张了起来。他的脸又红了。
“那句话惹恼了你。”阿尔注意到。
“这句话太耳熟了。”年轻人说。
“还要他再说一遍吗？”阿尔问道，年轻人轻轻点头表示同意。于是，角色扮演者把批评重复了一遍。这一次，年轻人吓了一跳，好像被人打了一下。“你看起来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阿尔柔声说道。
“我伤心了。”年轻人回答。
“这种语气你听过吗？”阿尔问道，“我注意到你选了一位男士。”
“开始想我爸爸了。”
“啊，”阿尔温柔地说，“那就让他当你爸爸吧。我们现在假设他就是你爸爸消极的那面。”接着，阿尔又对角色扮演者说道：“扮演他爸爸消极的那面吧。”
角色扮演者说：“我现在正在扮演你爸爸消极的那面。”年轻人抬头看了看站在他跟前的高大男人。
“你看起来吓坏了。”阿尔对坐在地上的年轻人说。
“我是吓坏了，还想不出该怎么回应他。”
“看来真的是这么回事。当你爸爸说你做得不对时，你觉得自己无法回应。那他想让你怎样呢？”阿尔问道。
“成功，进取，擅长运动，赚大钱，像他那样。”
阿尔仔细地记下了当事人的原话，他让角色扮演者说：“我要你成功，进取，擅长运动，赚大钱，像我一样。”就在角色扮演者说这些时，眼泪开始从年轻人脸上滑落下来。
“你是真的很伤心，对吗？”阿尔一边说，一边仔细观察着面前这个人。年轻人点了点头，却说不出话来。“发生了什么事？”阿尔问道。
“我好像听到爸爸说，‘你千万别像那样黏在你妈妈的裙子上’。”
“为什么不选个人来扮演你的妈妈呢？”阿尔提议。年轻人显得非常不安，他选择了一位女士，让她站在自己的身边。“她没穿裙子，”阿尔微笑着说，“但你可以黏在她的牛仔裤腿上。”年轻人真这样做了，还抬头看了这位“母亲”。“现在你有什么感觉？”阿尔问道。
“这大概就是我童年时的样子。”年轻人顿了顿，又说：“只不过我妈妈也有点黏我，因为爸爸对她的批评也不少。”于是阿尔又让那位女士紧抓住年轻人的胳膊。母子俩现在紧紧依偎在一起。“就是这样，”年轻人确认，“小时候就是这样。”
“看起来这就是你无法逃脱的困境。”阿尔坚定地说。
“现在我也是这样黏着自己的妻子的。”年轻的语气中略显尴尬。
阿尔静静地等待着，任由当事人的情绪自由驰骋。他的困境已经明确了；问题是他能否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我们可以讨论有关你妈妈的问题，以及这种关系对你婚姻的影响；但你不断抬起头看你的爸爸。因此，此刻你关注的应该是他。”
“我想告诉他，他的话伤害了我。”
“说吧。”
年轻人抬起了头，一脸恐惧地对“父亲”说：“你对我说话的方式伤害了我！”泪水止不住地从他脸上流了下来。
阿尔迅速转向角色扮演者，说：“接纳。”于是，角色扮演者像承认错误一样回应道：“嗯！”年轻人发现自己的话得到了肯定，大受鼓舞，于是自发往下说：“你简直气死我了！”角色扮演者这一次没有出声，等于肯定了他的痛苦。
年轻人突然害怕起来，好像担心遭到报复一样，说道：“他看起来太强势了。我觉得我该站起来才对。”
“站起来吧。”阿尔热情地说道。年轻人站了起来，面对着他的“父亲”。
“如果让他跪下来呢？”年轻人要求道。阿尔点头表示允许，于是“父亲”就跪在了儿子面前。“……让我们交换一下。”儿子补充道，语气中满是讽刺。他不停地瞥着阿尔，想要得到指导和准许。阿尔很警惕，他不想当控制性的“家长”，于是他仔细观察着年轻人的言谈举止，力争从中找到提示。他目光敏锐，善于共情，在他的支持下，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大胆。
“他跟你说的那些话好像把你气坏了。”阿尔观察到。
“我都火冒三丈了。”他喃喃地说。
“你该告诉他你有多生气。”阿尔说。
经过阿尔的允许，年轻人声音大了起来。突然间，他咆哮起来：“为什么我小的时候，你一丁点儿都不帮我？！为什么你一丁点儿都不关心我？！”角色扮演者开始发抖了，痛苦地呜咽起来。“你只关心你该死的工作，而不是我！”他怒不可遏。“然后你竟然还敢来对我抱怨，说我没让你高兴。对啊，你也没让我高兴啊！”角色扮演者蜷缩在地板上，装作痛苦地扭动着身体。而年轻人已经泪流满面，暴跳如雷。
“你心里有什么感觉？”阿尔问。
“我非常紧张。”
“你的腿都抽筋儿了。”阿尔指出。
“我觉得自己想踹他，就像他用语言‘踹’我那样。”
“我来看看你能不能这么做。”阿尔说道。然后他平静地指挥着周围的人去拿几个厚垫子，放在儿子和“父亲”中间，以免把角色扮演者踢疼。一切准备就绪，他转向了年轻人，说：“你先试一下，千万别把角色扮演者踹疼了。”年轻人踹了垫子几次，一开始只是试探，后来越发用力，而角色扮演者表示没有问题，可以继续。
于是，年轻人无论是表情还是身体仿佛都聚集了雷霆之怒，对着垫子猛踹起来。“父亲”痛苦地呻吟着。踹一次，呻吟一次。年轻人可能踹了五脚，一次比一次用力。阿尔不得不再次跟角色扮演者确认有没有伤到。“我没事。我能感觉到他在踹，但不疼。”
最终，这个年轻人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停了下来。他似乎终于放松了。“怎么样？”阿尔问道。
“感觉好多了。”
“你可能还有很多愤怒，”阿尔说，“但看起来这次只能发泄这么多。”他一边等着年轻人的回应，一边又观察起他来，“你现在看起来很难过。”
“你说得对。后悔，难过。”年轻人低头看了看仍在地板上趴着的“父亲”。
“是因为你爸爸没给你的东西吗？”年轻人无言地点点头。他已经向挑剔的父亲发泄了愤怒，现在该是深深的失望吧，因为父亲不够爱他，也不够关心他。阿尔略有迟疑，他在等待年轻人给出某些暗示。最后，年轻人抬头看向阿尔，似乎在说：“我还能做什么？”
“你可以体验一下有个理想父亲是什么感觉。”阿尔建议道。年轻人眼前一亮。“为什么不选个人去扮演理想父亲呢？”
年轻人这次用心多了，他环视了周围的人，最后盯住了他的朋友兼同事。他邀请这位朋友扮演自己的理想父亲，这位朋友也欣然同意了。
“给他找个位置。”阿尔指示道。年轻人坐在地板上，理想父亲则又站在他跟前。“原来”的父母角色仍然留在他们的位置上，一声不吭，人们暂时忽略了他们。房间里异常安静。年轻人抬头看着“理想父亲”。
“感觉怎么样？”阿尔轻声地问。
“我希望他帮助我，支持我。”
“你想告诉他这些吗？”阿尔问。
“我希望你会帮助我，支持我。”他犹豫着对“理想父亲”说。
“理想父亲”经验老到，他知道必须一字不变地重复当事人的原话。他温柔地对年轻人说：“我会帮助你，支持你。”听了这些，年轻人的神情轻松下来；他似乎在内心深处释然了。
“我想让他说，我对于他来说很重要，比他的工作更重要，比其他任何东西——也许除了我妈妈都重要。”
于是，角色扮演者就说了这些话，与此同时，年轻人一边抬头看着“理想父亲”，一边用胳膊肘支着身体向后靠去。这些话好像能催眠，让年轻人深感安慰。“你比其他任何东西——也许除了你妈妈都重要。”
阿尔插话道：“听起来这会儿还需要一位妈妈，这样才能证明他对你的关注并不是背着你妈妈进行的。让我们选个人扮演‘理想母亲’，站在‘理想父亲’身边，他就能看到他俩在一起的和谐画面了。”于是又选了一位女士站在“理想父亲”身边，年轻人似乎放松多了。“看到他们在一起真好。”他一边说着，一边仔细看着这幅“理想”的情景。
阿尔注意到年轻人的身体越来越靠后，几乎都要躺在地板上了，于是说道：“你似乎需要人扶。要不要让人在背后撑着你？”年轻人点头表示同意。阿尔解释道，支持是慈父慈母的重要功能之一，于是他建议年轻人选择一个人来扮演理想父母身体的“延伸”。年轻人选了一位男士，这时阿尔问道：“我们能让他作为理想父亲的延伸吗？”年轻人没有说话，但是点头表示同意。
阿尔让这个新的角色扮演者跪坐在年轻人的身后，好让他靠在自己的大腿上。现在，年轻人能看到理想父亲，还能感到背后理想父亲“延伸”的支持。这些身体上的感受，终于让他对父亲的力量有了形象的认知。
他叹了口气，彻底放松下来，靠在身后那个人身上。有那么几分钟，房间里非常安静。他闭上了眼睛，神情安详，一副完全信任的样子，还有些孩子气。
阿尔说：“除了在背后撑着你，你还想让这位理想父亲对你说什么吗？”
“我希望他说他会支持我，帮助我成长。”
阿尔悄悄地对理想父亲说：“说‘我会支持你，帮助你成长’。”角色扮演者马上重复了这些话，年轻人听后更加放松了。屋子里弥漫着一种平和的气氛，窗外还可以听到鸟儿的啼叫。
“记住这个吧，”阿尔热情地说，“记住这种可能性。‘记住’这段经历。每当需要的时候，就想想它。”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道：“你能感觉到自己此刻几岁吗？”
“可能是5岁，快要上学了。”这时阿尔手表上的闹钟开始低声鸣叫起来。但是他并没有理会。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年轻人终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抬头看着理想父亲，微笑起来。“我想让他扶我起来。”他提出。阿尔也笑了，表示同意：“用这个方式结束似乎很好。”理想父亲果然向年轻人伸出了手，帮他站了起来。
年轻人彻底清醒过来，眨了眨眼，向他的朋友表示感谢。可是周围的人并没有立刻跟着动。“你确定让他们脱离角色吗？”阿尔问道。
年轻人一边亲切地笑着，一边说：“是的。”
“那就让我们脱离角色吧。”阿尔一本正经地说道。
“消极父亲”站了起来，说他以后再也不扮演这样的父亲角色了，然后介绍了自己。其他人也依次进行了自我介绍。轮到“理想父亲”时，他和年轻人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接着，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这时，阿尔对所有经历了治疗过程的人们说道：“欢迎你们来找我讨论今天的治疗，但是请只谈你们自己的感受，有任何评论也请对我说。这位年轻人还需要时间来吸收今天的体验。”
阿尔使用的正是精神运动疗法。这种疗法由他和他的妻子黛安（Diane）发明，他们以前都是舞蹈家。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在爱默生学院的舞蹈系工作时，就开始尝试用运动进行精神治疗。虽然这种疗法的理念和技术源于舞蹈和舞者，但不久他们就得到了波士顿退伍军人管理医院的项目资助，开展创新实验，接下来的5年，他们不停地改革这种方法使之适用于精神治疗。此后，这对夫妇在波士顿麦克林医院工作了8年，拥有自己特设的职位。在此期间，这种疗法的效果越发令人振奋，开始在该领域大放异彩。如今，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农村开设了一个训练与研讨中心，阿尔还在美国和欧洲主持着无数的训练小组。
精神运动疗法的核心理念是：如果要让当事人真正表达情感，让他们不断重构自己的幼年经历，就必须用原始的、肢体的方式来理解这些情感经历，构建和重构其中的关键问题。
至于上面对年轻心理医生的治疗过程，阿尔把它称为“构造”，即用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模拟实际的关系模式。他相信通过再现当时的心理情境，当事人能够回忆起那些久远但仍然痛苦的感觉。无论是当事人的肢体动作还是语言，阿尔都能明察秋毫，他还会别出心裁地安排角色站位，因此往往能激起当事人有关童年的强烈感受。阿尔其实是在塑造复杂的关系隐喻，帮助当事人按照自己渴望的模式将其重构。
阿尔的目的是在不伤害当事人父母的情况下，让他们“发泄”自己童年时期对原生家庭的愤怒和痛苦，其中不只是关于父母的负面感受。有的当事人怀着对父母的爱，却无法表达，还有的当事人失去了父母，却不肯承认自己的悲痛。有时候，阿尔还会让当事人选择两个人来分别扮演父母慈爱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然而，除了帮助当事人发泄累积的情感，阿尔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尝试，比如帮助当事人在内心构建积极养育“模式”。当然，这种构建的过程太短，并不能弥补整个童年，但它确实让当事人体验了一下他们所渴望的养育模式“样本”。这种治疗互动虽然只是象征性的，其精神负荷却非常满，对于某些长期无法得到满足的关键精神需求，这种方式可以予以满足，从而让当事人在此刻从容地生活，做出更满意和现实的选择。
精神运动治疗师谈工作时，会频繁使用“构造”一词。例如，谈到某个人受困于“现实生活”的关系冲突，他们会说这个人“在一个构造中”。意思是，这个人把童年的一些强烈感受带到了现在的关系中，并在当前情景中“表演了出来”。
若要利用婚姻或任何一种当前的关系来“解决”童年冲突，都会遇到一个难点，即我们可能会不断地重复同样的问题。就像这位年轻的心理医生一样，我们的身份早已被小时候的经历设置完毕，每当我们要推测当前关系如何变化时，也会参考这些经历。比如，那位年轻人认为男性会对他不满，但女性则会与他互相依附和依赖；他会根据这种经验推测未来的经历。
大多数人都特别善于推动别人来证实自己的推测，尤其是那些悲观推测。我们选择的伴侣和知己，总会自然地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剧中扮演起熟悉的角色；而对于他们的一些天赋，我们利用起来也毫不费力。让我举一个自己婚姻中的例子。
玛格丽特跟我结婚还不到半年，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我提示花销太大，买不起什么东西时，她就会特别紧张。有时，她会很害怕；有时，她则会大发雷霆。虽然结婚时不觉得，但很快我就在婚姻中扮演起了吝啬鬼的角色。玛格丽特不会算账，我得负责提醒她；她想买昂贵的家具，我得劝她说买不起。
这个“问题”不断发酵，我开始觉得委屈，也很内疚。大多数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好像被迫卷入了一场有关钱的战争，玛格丽特坚持向我开战。为什么她不会算账？为什么她不考虑我们的支付能力？然而，随着我深入了解她的家庭，我的角色来源就一目了然了。
我岳母6岁时就失去了父亲，她和她的两个兄弟是靠他们母亲教英语挣的钱长大的。钱始终是个难题。轮到我岳父母结婚时，大萧条开始了，银行倒闭，我岳父保罗（Paul）的积蓄也荡然无存。虽然他后来赚了不少钱，但我岳母克罗拉（Clora）一直无法摆脱小时候的金钱焦虑。她节衣缩食，还不断提醒家里人向她学习。“她的吝啬主宰了我的童年，”玛格丽特后来说，“我感觉她并不爱我。”毋庸置疑，我被推动着扮演了我岳母的角色，这个过程被家庭理论学家们称为角色诱导。
但是，这些冲突的确是由我主动激起的。我很快发现，如果我心情不好，只需我提到钱，玛格丽特就可以立刻跟我一起心情不好。即使前一刻她欣喜若狂，只要我提及家里钱的问题，她也会马上变了脸色。我没有故意要这么做，但是事情就是按这个套路发展的，虽然尴尬，却无一例外；我不禁为此感到担心难过：我谈钱——她不安——我感到了安慰。看起来，我在不自觉地利用她对钱的敏感，将自己的一些不良情绪“转移”到她身上。
我在思考这些冲突时，也发现了自己的金钱焦虑史。我父亲的职业生涯几经挫折，因此我们家的经济来源一直不够稳定，艰难时期也是靠着我母亲教英语挣的钱涉险过关。在某些方面，我的确跟玛格丽特的母亲非常相像，都是从小有金钱焦虑的人。我觉得我对父亲有很多怨气，因为他没有赚更多的钱，也没有更好地理财。这些焦虑和不满都聚焦在了玛格丽特身上。
为了理解和解决我们婚姻中的困境，就必须得直面前面那些问题。
我们在婚姻中构建的那些“构造”或隐喻统统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我饰演了玛格丽特原生家庭中的一个角色；另一方面，她也是我原生家庭中的一个角色。我的金钱焦虑让她想起母亲；她对理财的不屑（不负责任）则让我想起我的父亲。我印证了她的悲观推测；她也印证了我的。在年轻心理医生的案例中，那些角色扮演者知道自己只是舞台道具，相反，我和玛格丽特都把对方的不满和愤怒当成是针对自己的，于是才有了那么多冲突。
对于自己的问题和历史，人们往往选择忽视，却很愿意投射到伴侣身上，借此发泄。这是最难抗拒的人性诱惑。对于他们在原生家庭中的遭遇，我们这些治疗师不仅能洞察秋毫，还能提出无数的解决办法。当然，我们自己也必须努力克服这种诱惑，否则它们只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小时候的家庭经历已经塑造了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并不了解其他选项，于是往往会不断重复自己熟悉的模式。在婚姻出现某些“问题”后，我们还是会反复向对方发难，以印证彼此的悲观推测。在年轻心理医生的案例中，他如果在表达愤怒后就停了下来，不再治疗，就会陷入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阶段：他可能会因为“表达了一些愤怒”而略感安慰，但同时也会体会到残缺、遗憾和失望。
因此，我们的关系面临着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积极的结果或者更好的“结局”，并把它创造出来。我们必须一遍遍地提醒自己，过去并不意味着未来。那些隐喻——无论有关婚姻还是其他关系，我们都可以重塑。首先，我们可以用年轻心理医生的案例，特别是他亲眼看到自己愿望成真时的场景来提醒自己，然后在外部支持下，想办法让这个场景成为现实。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经历同样的过程。
在自我重塑的过程中，我们最好遵循阿尔给年轻心理医生的首条建议。从自己的真实情况开始，而不是愿望。对于自己“放肆”情绪的根源及彼此间的联系，我们必须微察秋毫。对于伴侣的情绪，我们要学会更积极的回应，减少恐惧和防备心理。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是要想实现它，我们必须先了解并接受自己的情绪。
大多数人很小就学会为自己不稳定的情绪担心，有时候还希望马上赶走负面情绪，特别是对所爱之人的愤怒。然而，我们的活力、能量和生命恰恰来源于体内的这股骚动。苦恼和伤痛是成长的朋友，促使我们改变，通常还指明了改变的方向。
因此，首要任务就是了解，我们何时会陷入情绪“构造”或重要的关系隐喻中。下面是一些值得关注的线索：
每当我们处于某种特定的情景，就会感到不安。例如，如果一个朋友几天都不回电话，我们就会感到沮丧；再或者我们打了一个推销电话，却没有得到订单，我们又会感到沮丧。这些事件就是隐喻，暗示着我们对拒绝很敏感。
我们的反应与具体情景不够匹配。例如我们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这么点小事却让我如此不安？”
不管别人怎么跟我们保证，也不管我们怎么告诫自身的理性，某种感觉就是无法消失。例如我们有时候会问自己：“为什么总是这样对我？”
对于这些不断重复的糟糕经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人生的关键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并总能在童年中显现其根源。下面的两个例子，一个属于我，另一个属于我的一位来访者。
在搬回亚特兰大前后，我强烈意识到自己与孩子们的关系欠佳。玛格丽特希望我在养育孩子方面更多支持她；而我也发现自己太过沉浸于工作，失去了很多亲子乐趣，因此大伤脑筋。此外，玛格丽特与孩子们似乎建立了某种同盟，我被排除在外，这也令我极为不满，于是我行动起来，绞尽脑汁要融入他们的亲密同盟，让他们知道父亲的厉害。
当时是7月中旬，亚特兰大闷热得要让人窒息，于是我们决定到山里去待两个星期，租个小木屋，舒适凉爽地放松一下。“我终于有大把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了。”我对自己说。
假期的头几天很愉快，我们彼此间相安无事，但就在一个星期要结束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了这个家恼人的关系模式。每当有什么好玩儿的事情，玛格丽特就会第一时间收到孩子们的汇报。吃饭的时候，他们不忘跟她开玩笑，划木筏的时候，他们还把她推进湖水里。而我呢？如果我跟哪个孩子单独相处，话还有的说；如果全家人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一样被排除在外。我费了很大力气不去在意这些，但还是失败了。
有一天下午，外面下着雨。小木屋里没有电视，所以我们实在无事可做，也无处可去。不知谁提议玩大富翁，虽然6岁的朱莉娅不愿意，但我们还是坐在晃晃荡荡的牌桌旁，玩了起来。
大胆购买、抱怨手气、开那些地名的玩笑、催着下手、借入借出、无聊地等着轮到自己，以及闲聊。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融入了这个熟悉的家庭场景，但渐渐地，我开始退出，越来越多的交谈发生在玛格丽特和孩子们之间。我在旁边坐着，沉浸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已经很享受了；但很快我就感到了彻骨的悲凉。我暗自发誓要重新加入他们的对话中去，便开始说这说那，但是萨拉打断了我，她总是急于跟玛格丽特说话。我至于跟她生气吗？似乎太幼稚了。于是，我默默地走了一步棋。几分钟后，我又开始张嘴说话，但这次马克开始笑话玛格丽特落入了“监狱”。接着，本来轮到我了，朱莉娅却抢了先。“嘿，”我生气地说，“还有我呢！”
游戏还在继续，但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孤家寡人。“好像我是隐形的。”我对自己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的窘迫。玛格丽特和孩子们依旧玩得很开心，而我却难过得要死。我希望有人，当然是玛格丽特，能发现我的痛苦，然后拯救我。我想大声说出来，破坏这欢乐的气氛，但是却觉得这样也于事无补。我现在很生气，我知道自己说什么都会显得自私和荒唐。为什么我感到如此孤立和孤独呢？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起琐碎而轻松地闲聊？
我的内心深处翻江倒海，越来越绝望。终于，又有人抢了我的顺序。我被气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于是猛地站了起来，愤怒地说：“如果你们谁再敢忽视我……”
“格斯，你怎么了？”玛格丽特吓了一跳。
“我受够了被你们当空气的感觉。”我脱口而出。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玛格丽特说，也变得怒气冲冲。我受不了了，箭一样冲出了屋子，冒着细雨跑进了树林。我听到小木屋里朱莉娅在喊：“爸爸！等等！”但我并没有停下脚步，难过和尴尬让我无法回头。
树林里一片寂静，我一进来就好多了。我找了一片树荫坐了下来，等待着。远处，我听到马克在喊我。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可笑。一家人玩游戏，而我突然毫无征兆地冲了出去。我必须得回去面对他们。
孩子们都吓坏了，我先向他们道了歉，然后不得不去面对气得咬牙切齿的玛格丽特。她怎么气成这样了？无论我多荒唐，但我的确很痛苦。但是，关键问题是——我怎么气成这样了？
我始终没弄清楚为什么自己当时会反应过度，甚至一星期后回到亚特兰大，我还在思考这个问题。这种恐慌应该与我在原生家庭中的孤立感有关，但是在我有关家庭的清晰记忆中，并没有过孤独或被排斥的境遇，那么这种强烈的孤独感和孤立感从何而来呢？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让我对自己有了一些新认识。也许我在幼年的某个节点的确孤独过，只是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只有一个妹妹现在住在新墨西哥州。伤心之余，我拿起小时候的相册翻看起来。问题出在什么时候呢？我随便翻了几页，就被几张照片吸引住了，那时父亲刚刚退伍，我们全家搬到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几乎所有的照片都幸福洋溢——终于团聚了，幸福不是理所当然吗？然而，其中一张照片稍显异样，是在一个州立公园拍摄的。我们去那里露营，围在一个砖砌的烤架四周，母亲正在做早餐：她跪在地上，正在炒鸡蛋，父亲就坐在她边上，比我小4岁的妹妹则坐在了他的腿上。我站在一边，离他们都有点远，看起来不太高兴。
我仔细端详着这张照片，终于想起来了。起初是一点儿，之后越来越真切，我用尽全力回想那种强烈的孤独感。虽然我当时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但一定在想，“我在这个家算什么？”这段记忆将我置身于一处虚无之境，我将当时的痛苦抹去了，留下了一段人生空白。但是我到底抹去了什么呢？
“当然。”我自言自语，回忆起父亲揍我那件事。父亲离家的日子里，我肯定对母亲有着特殊的意义。可是父亲回来后，我就成了他的敌人，母亲必须跟我保持距离；她不是故意的，只是不自觉而已。父亲对母亲和妹妹都亲切有加，唯独对我不是。我们之间关系紧张，默默地相互较劲儿。可见，12岁的我是多么孤独。
一旦想起来，这孤独感就让我无法自拔，那些孤寂无助的片段开始在我脑中不断闪现：妈妈带着妹妹去买菜了，我一个人在家伤心难过；学校里，我无缘无故地感到难过；晚上睡不着觉时，我便盯着窗外无线电塔上闪烁的红灯，暗自思忖：“我看到它了，它却没看到我。”相册里还有一张照片：我的妹妹骄傲地坐在母亲腿上，我只能在旁边看着。
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原生家庭中的孤立感会在此刻涌上我的心头，让我心如刀割？但紧接着我就明白了，马克正是我当时的年纪。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都在“追寻”自己的踪迹，同时还夹杂着一丝中年人对衰老的焦虑；我一边“追寻”，一边强烈地渴望能挣脱原生家庭那些束缚的模式。所有这些最终导致了小木屋事件。我在现在的家庭中复制了童年时的孤独感，而久藏心底的冤屈也终于找到了出口。大富翁游戏恰恰为我提供了一个精神“构造”。
大多数情绪过载的情形，都有我们的伴侣在场。因此让人崩溃的不仅是遽然出现的孤独感，还有面对这种情形的处理方式——逃离，玛格丽特先是惊慌失措，接着又恼羞成怒。在两个人都崩溃的情况下，事态极易失控；一旦双方都无法冷静，后果将无法设想。
“为什么玛格丽特这么愤怒？”我暗自思考。因为太尴尬了，我并没有立刻问她原因，而她也没有马上回应。
终于，玛格丽特说话了：“我只知道部分原因。我小时候父母吵架，父亲也会离家出走。他会收拾好过夜的行李，冲出家门，告诉我们他要去俱乐部过夜。他一般都会回来，但偶尔就真的不回来了；而我每次都心惊胆战。”顿了一下，她又说：“我想我也反应过度了。”
因此，虽然我再现了自己小时候被家人孤立的不满，但同时也扮演了玛格丽特小时候她父亲离家出走的样子。玛格丽特的记忆被我唤醒，心惊胆战，这又反过来让我惶惶不安，是不是这样呢？可能是的。
我们就是这样不断揭示自己的真相——尤其是小时候那些深埋心底的关键真相的。我们必须仔细思考下面的问题：是什么让我们焦虑不安？为什么会出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情绪感受？哪些事让我们难堪却又一再发生，最终让我们无法继续容忍？只要关注这些问题，那些“让我们无法继续容忍的”情绪就会无一例外地引出我们自己的关键真相。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倾听自己在说什么，尤其是当我们表达不满和说带有“弦外之音”的话时。
阿伯格夫妇都是聪明优秀的好人。山姆是成功的律师，琳恩曾经是杰出的社区志愿者，她养育了三个孩子；眼看着他们都要成年了，她便找了一份全职工作，在当地一家博物馆做筹款人。现在，连他们最小的孩子也要自立门户了，于是他们不得不直面自己惨淡的婚姻：夫妻生活很少，争吵很多，亲密或爱也很缺乏。他们似乎彼此关心，但不再有幸福可言。
既然家庭生活的内容和方式变了，山姆也在努力地适应这一切。他主动承担起一些家务。琳恩开会时，他就去洗碗，但“忘了”把锅刷干净。岂知，琳恩只注意到了那些锅，“你这么能干，为什么还留了点活儿没做？”她说。“为什么”这三个字的声调高得刺耳，带着一丝挖苦的意味。山姆觉得很委屈，所以躲了起来。琳恩彻底生气了：“一看他那副冤屈难过的样子，我就禁不住怒火中烧。”
有一次，他们开车去参加一个聚会，山姆走错了方向，迷了路，最后迟到了。琳恩诘问道：“你明知道迟到的话我会被气死，为什么还要这样？”“为什么”这三个字又带着苛求的语气，山姆又莫名其妙地伤心起来，这比犯迷路的错误还让他难过。琳恩不仅因为山姆的态度愤怒，还似乎因为这些小错而感觉受到了背叛。
琳恩总是这样小题大做，令人费解。她高声咆哮着：“你怎么能这样？”声音却嘶哑而且痛苦。终于，在经历了大约4件这样的小事后，我们决定跟琳恩深谈一次，探寻这种神秘痛苦的来源。按照她自己的话，她没有被人背叛过；父母彼此相爱，她也爱他们。但是说这些的时候，她表情并不轻松，声音里也全是痛楚。
我没有放弃。“你的父母有没有伤害过你们的家庭或你？”她仍然不记得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她的父亲曾经生意兴隆，但最终败在了公司总裁的手中，不得不退休。几年后，他就死于冠状动脉血栓，才50多岁。毋庸置疑，父亲的死是琳恩心中的一道伤疤，她使劲儿压抑自己的悲痛，不肯发泄。她很爱自己的父亲，她也曾是父亲最喜爱的孩子，然而他生命结束的方式却过于悲惨。
山姆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对琳恩说：“我不想打断你，但你上大学时不是有一些事情吗，就在我认识你前后？”
“信不信由你，我也是刚刚想起来，”她声音轻轻的，“我还以为自己全忘光了呢。”
“能给我们讲讲吗？”玛格丽特温柔地问道。琳恩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给自己鼓劲儿。这回她的脸色都变了，而之前她只用声音表达痛苦。
“嗯。”她猛吸了一口气，然后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充满忧郁。“大二时，我从学校回家，发现我爸爸有了外遇，酗酒也很严重。而且，这都不是一两年的问题了，”她继续说，“从他开始与自己老板起冲突就开始了。”她停了下来，从记忆中回过神来。“我妈妈诉说着他外遇和酗酒的事，我到现在都记得她那痛苦而委屈的样子，就像她必须忍受这一切。但我完全接受不了。他在我心目中是最好的爸爸；在我看来，他就像挂在天上的月亮。”又停了一阵儿，她眼神悲伤而空洞地看着前方。“然后，当我还在生气，任何事情都没来得及解决的时候，他死了。我们甚至都没来得及谈这些。”
我们发现自己多了一项任务。琳恩对父亲的感情被阻滞住了，她无法彻底感受突然失去父亲的悲痛，因为她对他充满愤怒；同时她也无法彻底感受对父亲的愤怒，因为她爱他。他的死令她悔恨交加。这两种情感相互阻滞，琳恩迷失其中，于是便把它们都埋藏在心底；但是在婚姻中，她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把这种既恨又痛的复杂情感聚焦到了山姆身上。当然，对于琳恩发泄的情感——那些永远都没机会向自己父亲表达的情感，山姆也并不无辜。
每当他因为琳恩的怒气而躲起来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琳恩母亲形象的投射，逆来顺受，满腹委屈，这让琳恩更为愤怒。琳恩的这种困境与我们的类似：母亲是“好的”受害者，忍辱负重，自己怎么能向她发火呢？孩子们当然有权抱怨，希望父母更强大、更自信、更成熟，但他们也经常因为这样的想法愧疚悔恨。怎么能对受害者生气呢？琳恩又压制了自己对母亲“不可接受的”愤怒，同样再次将这种情感发泄在山姆身上。
大多数人对待过去那些痛苦的经历时都跟琳恩一样。我们往往记不得自己对父母失望的事件及相关感受。我们对父母如钢铁一般忠诚，于是我们会压抑或否认与他们有关的消极感受。如果非得触及这些往事，我们就必须忍受背叛他们的痛苦，承认这些挚爱的人并不完美。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想办法不必那么愤怒，也不必再因此而内疚。比如，去了解我们父母人生中的一些决定性事件——显然他们也有父母。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学会理解，最终学会宽恕。
我们寻求自我理解，于是需要探索自己的历史，尤其是倾听父母讲述我们幼年时期的事情，特别是记忆模糊的6岁之前的时期。我们需要了解那段时期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住在哪儿？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刻？我们有没有跟父母分开过？父母可能并不愿意谈论这些问题，或者很警惕，这时候家庭相册也是让我们了解自己的绝佳途径。仔细观察家庭成员的位置安排：谁搂着谁的胳膊？谁看起来满意，谁不高兴？哪张照片里落掉了谁？为什么他们被落掉了？如果能与父母或兄弟姐妹一起看照片，观察就会更完整——这是个绝佳的办法，因为照片总是可以引起大家共同的回忆和讨论。
另一种了解自己幼年的方法是观察父母与我们孩子的互动。一般情况下，父母对我们孩子的回应与当初对我们的是一样的，同时还会给我们一些他们当时遵循过的育儿建议。当然，所有的父母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做祖辈肯定要比做父母更轻松、更成熟；由于这种变化，我们往往会羡慕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从我们父母那里得到的温暖和关怀要远多于我们。
我们探索过去，并不是为了把我们的问题归咎于父母，逃避责任。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审视过往，是为了更直接地体验自己心底久埋的情感，是为了在成人生活中摆脱这些隐秘而微妙的情感侵扰，从而控制自我，获得自主。
我们首先要让自己正式承认，虽然表面上往往如此，但伴侣的行为并不是我们苦恼的主要来源。如果能经过这一关考验，并敢于探寻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更加了解自己，还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泰然。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伴侣，但是可以学着改变自己对关系中某些困难和潜在危机的反应。一旦我们能够给予不同的反应，我们的婚姻——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系统——也必须随之改变。而当这两者改变后，伴侣自然而然就必须改变了。
我承认这种方式有风险，也可能带来损失。例如，在我们探索人生问题根源的过程中，伴侣可能会失去某种之前对我们很重要的魅力。我们不能再随意指责他们，不能再把他们视为完美的人，不能再期待他们给予我们安慰。我们不能再像过家家的孩子那样彼此依赖，也因此不会再有象征性的父母陪伴身边的感觉。于是，我们必须直面人类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学会照顾自己。
我们能收获的是一种自己变得强大的感觉，我们将有能力承受这个世界的挫折和攻击，还将有人与我们并肩战斗。我们与伴侣变得一样了：有时胆怯，但有时也疯狂，有优点，但也有缺点，具有非常典型的人性。我们爱他们，但有时也恨他们；他们回到家，我们欢欣鼓舞；我们总是能找到共同话题。他们可以忍受我们的无理取闹和玩笑，而且总是能预知我们要说什么。他们的身体是我们在夜里的安慰，尽管与他们的性爱可能不再像最初那么激情澎湃，但却集结了我们双方团结一致的力量——愤怒、欲望、温柔、忧郁、玩闹。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学会珍惜他们的陪伴，光是这“陪伴”就足以让我们更加勇敢。最终，我们也可以勇敢去爱，并且被爱。
因此，有些事情值得我们期待和奋斗。在家庭，这个由伴侣以及孩子——将夫妻关系具体化的人——组成的小团体里，我们的人生面临着最艰难的考验，并将领悟人生真正的意义。令人振奋的是，我们可以塑造其意义，选择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的理智，还要透过生活的浮光掠影探知自己强大的无意识情感，学会信任它，并与之合作。这才是我们最关键的优势，是可以对抗命运的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