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京都

我和戴夫并排躺在两个分开的垫子上，抽着烟，烟雾在我们头上弥漫。香烟是七星牌的。“7”是我最喜欢的数字，但这只是因为许多飞机机型的型号中都带“7”。在我俩的垫子之间放着一台随身听，我们各用一只耳机，一起听着英格玛的音乐。在这个夏天之前，我从来没听过这种音乐。我们随着音乐的节奏用燃着的香烟在头顶的黑暗中缓慢地画着数字“8”。香烟在空中留下一道道发光的轨迹，当音乐结束了，那轨迹还没有完全消退。

现在是8月，正是我们参加的赴日高中暑期交换项目的最后几天。我花了2年时间为这个项目做准备：去餐馆洗盘子，在结冰的冬日清晨踩着积雪步行去送报纸。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们大约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个项目。大多数都是像我一样的17岁高中生，即将进入高中最后一年的学习。我们先在东京待了几天——我很惊讶地发现，东京是日本最大的城市——然后又在日本西海岸的金泽待了一个月。我们每个人都寄宿在一个日本家庭里，除周末外，每天都要上语言课。我的寄宿家庭给家里刚出生的一条小狗取名为“马克二世”，几年后，当我上大学去日本探望他们时，这条小狗——虽然我是在它刚出生、最容易受外界影响的那几天里接触了它——看到我再一次走进它家时，高兴得来回跳跃，不停地摇着尾巴。现在，在飞回家之前，我们和带队老师梅格短暂地游览了一下京都——梅格是一名美国研究生，她最近在我日记本的最后一页用带着下划线的大字写下了一句话，告诉我必须永远牢记：无论身处何处，都要保持初心。

我很喜欢这句话，虽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她的意思：是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应该努力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当下的环境，还是——这个意思在我看来是矛盾的——即使走得再远，人也无法逃避自己？

今天，虽然是在京都的第一天，但我的思绪却不断回到遥远的皮茨菲尔德。而几天之后，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能回到那里。我父母去年离婚了。母亲离开了皮茨菲尔德。后来她又搬回来了，买了一栋小房子，离父亲、哥哥和我一直住的房子只隔几条街。现在，在她那间小公寓里，我们一家人坐在新买的圆形玻璃桌前，气氛尴尬地一起吃晚餐。

当时，父亲正在和一个女人约会——我认为他会和这个人结婚。她对我很好，但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对她像她对我一半好。现在，我和她之间至少有了与飞机相关这一共同点：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私人飞行员，已经去世了。他曾在皮茨菲尔德市立机场学习飞行，我也是在那里上的第一堂飞行课。她告诉我她也非常热爱飞机，并跟我分享了一些与飞机有关的故事，比如有一次她前夫带着她从皮茨菲尔德飞到纽约，在晚上8点02分得到机场允许，将他们驾驶的单引擎塞斯纳172飞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最长的跑道上。

我很愿意跟人谈论任何有关飞机的话题，比如了解肯尼迪机场对降落在它那儿的飞机的收费政策（她说，8点前的降落费用是一次25美元，8点后只要5美元）。但我和她的这个共同点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就是我父母的离婚令我很难过，并且他们离婚的原因我一直都不清楚。离开——就像我今年夏天那样——会让这件事儿变得更容易接受，有时我甚至会暂时忘了它曾经发生过。

远在日本也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故乡。我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世界上像皮茨菲尔德这样的城市不计其数；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出生地是永远不会变的，这个地方的名字太重要了，在某些年代，它甚至可能会成为你传给后代的名字的一部分。

我也是第一次想到，对我父母来说，皮茨菲尔德似乎曾是个不太可能被称为家的地方。特别是父亲，他出生在比利时西佛兰德省的一个小镇上，在布鲁日市接受的天主教神父培训。他离开比利时后去了当时的比属刚果工作，然后漂洋过海，在巴西3个大城市工作了10年。

母亲去皮茨菲尔德的过程则更直接一些，但对我来说，仍然不可思议。她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盛产无烟煤的小镇上。她的祖父母、外祖父母都出生在立陶宛，虽然母亲长大后主要讲英语，但她知道很多立陶宛语词汇。年轻时，她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外的一个天主教平信徒传教团体的成员。这个组织曾派她去过巴黎，在打算派她去印度尼西亚之际，她决定退出组织，搬到波士顿去。

1968年春天，多年来一直与自己的信仰做斗争的父亲从巴西前往比利时，途中在波士顿停留，因为有人邀请他在罗克斯伯里演讲，介绍他和其他神父在巴西萨尔瓦多市发起的社会与经济公平项目。母亲听了这个演讲后，第二天晚上就邀请父亲一起吃饭。他们互留了地址，但父亲知道母亲当时已经有男朋友了，这也是他认为他离开波士顿回国后他俩再也不会见面的另一个原因。

在比利时，父亲找到布鲁日的主教，告诉他自己决定辞去神职（他后来写道，他不想找任何借口，因为不想再“过一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父亲在笔记中写道，主教在几个月内和他见了3次面，并用“圣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就已经证明了”的观点来向他保证上帝的存在，但这些都没有改变父亲的决定。

父亲觉得去美国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再加上他在波士顿已经有一些朋友，其中包括母亲——他们一直在通信——于是，他又一次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母亲在洛根机场接的他。第二年，他们结婚了。他们在波士顿住了几年，然后搬到了佛蒙特州的伯灵顿，在那里他们收养了我的哥哥——他出生在若昂佩索阿，这是父亲在巴西的10年中生活过的大都市之一（就像他在笔记中写的那样，这是“美洲最东边的一座城市”）。不久之后，父亲在皮茨菲尔德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前，他们从未到过这座城市，尽管他们曾在伯克希尔[1]的其他地方度过蜜月。他们到皮茨菲尔德度过第一个冬天后，在第二年的晚春生下了我。

参加这次赴日高中暑期交换项目的其他学生来自亚特兰大、坦帕、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这些新朋友中只有一个人以前听说过皮茨菲尔德，我把这一点连同他们在这之前从不认识我这个事实，一起视为一种自由。我不用告诉他们我最近才摆脱了语言障碍。我知道他们中有几个人怀疑我是同性恋，但他们都没有以我最常听到的那种故意侮辱人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不用告诉他们我父母离婚了，也不用告诉他们我在家乡所拥有的那些短暂的友情——我向他们描述的那些友谊听着都像是可以持续一生、牢不可破的。

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梦想着与皮茨菲尔德有这样的距离。因此，这个梦想实现得完全出乎意料：当我从太平洋彼岸回顾我的生活时，我发现，虽然我担心回家——回到高中，回到离异的父母身边，回到这个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而我又迫不及待想离开的城市——但我也确实爱我的家乡。

这种矛盾体现为，我会和其他学生开有关皮茨菲尔德的玩笑。事实上，这个夏天，这种对皮茨菲尔德的戏谑已经成为我的“拿手戏”，而以前我从来不会这样：我跟他们说，“翻山越岭进入皮茨菲尔德需要密码，还需要特殊签证”。一位新认识的来自布朗克斯区的朋友笑着问我皮茨菲尔德是否有特殊的握手方式。“有的，”我告诉她，“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换一种方言，但那样你就听不懂我说的话了。”（我已经可以拿不被理解开玩笑了。）

在今年夏天我所结识的朋友中，戴夫和我关系特别好。戴夫几乎和我一样喜欢飞机。他很幽默，我经常被他逗得捧腹大笑。每次大家被要求分成两人一组——比如结伴完成语言练习，或在巴士上坐在一排，或合住一个房间时（就像在现在这家旅馆里一样）——我们就会选择对方。戴夫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出生地加利福尼亚的事儿，我也给他讲了很多关于皮茨菲尔德的事儿。我不光会对他开一些关于皮茨菲尔德的玩笑，还会努力而笨拙地给他介绍那里的真实情况：那里的山是什么样子的，那里的第一场雪会什么时候下，我哥哥会惹些什么麻烦，我在那里有哪些朋友，还有那些说出来也没人会信的我们做过的疯狂事儿。

在这个安静的旅馆里，房间里几乎全黑了，下一首歌开始播放了，我和戴夫各自又点了一支烟。当我点燃香烟时，我想起了在皮茨菲尔德的一个同学。那天，大家在他家厨房里吃着丽兹饼干，他妹妹对他母亲说，她觉得我是同性恋。他母亲把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宽慰我说：“乖孩子，别理她。我要是真的相信她这话，你觉得我会让你睡在我家吗？”

突然间，在京都的这间旅馆里，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自己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皮茨菲尔德。（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都还在那儿。）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就是羞耻，但我知道此刻我想想些别的事儿。

如果这不是我的幻想之城——我已经17岁了，尽管置之不理是件幼稚的事情，但我得把这些抛在脑后——那就是京都。在我们到达京都之前，我研究了这个环山城市的地图，试图搞清楚地图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水路、寺庙和神社是什么地方。梅格对我们解释说，京都这个名字可能听起来很陌生，但是在日语中，这两个字的含义非常简单明了，就是“首都”和“城市”的意思。我对这座城市的年龄很感兴趣：京都诞生于哪一天呢？

我向后靠在靠垫上，当我抬起头时，视野中仿佛出现了旅游手册中折叠式地图的简单草图。我们手中的香烟燃烧着，烟雾盘旋着。有那么一阵儿，我都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这时戴夫说话了，我想象着头顶上的京都地图，仿佛这座城市一直在那里等待我的回答。

现在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我俩吸烟时发出的声音。我想象着房间没有天花板，旅馆没有屋顶，香烟的烟雾围绕着日本天空上的星星旋转。或者我也在天空中，俯视着灯光，俯视着我们自己。我们躺在床垫上，床几乎就是地板的高度，而在我的家乡，只有鞋子才放在这个高度。然后戴夫讲了他朋友的事情，一个关于他朋友的女朋友的故事。在这几乎黑漆漆的屋里，我们可以成为想象中的任何一个人，去任何一个地方。

注释

[1]皮茨菲尔德是伯克希尔县的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