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人文学要籍解题

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文化诗学”主要以区别开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利用了两个学派的资源而著称。本书认为其核心在于以福柯的权力思想来阐明文学活动，以此作为不着边际的历史主义真正走入现实的标志，也是形式主义走出语言牢笼的关键。在对“莎剧以及“英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具体枇评中，肯定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三个艺术生成维度相通的权力博弈关系，并在这些节点所形成的诗学“振摆”空间中表达其文学批评的整体理念。

桐城派作为清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清代学术发展有着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第一，作为清代理学中坚的桐城派在发展轨迹上与清代理学存在相似性；第二，它与清代汉学之间存在既相争又兼容的复杂关系。桐城派在有清一朝居于学术正统的地位，清朝灭亡后又被斥为“谬种”。这种学术及政治地位上的大起大落使桐城派具有了学术研究上的典型意义，对桐城派学术思想流变的梳理，不仅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流变的认识，也

本书对王嘉及其《拾遗记》进行了宗教本位和文学视阈相结合的综合考察。具体而言，书中对王嘉的籍贯和卒年进行了考证，对其交游和著述作了深入的探究，并从儒、释、道及谶纬之学四个方面对王嘉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对《拾遗记》的研究首先是梳理了历代官修、私修书目对《拾遗记》的著录，并对《拾遗记》的版本及体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次是对《拾遗记》文本内容和艺术特色等的专题研究，涉及到了《拾遗记》中的女性、神话，

本书以生态批评方法解读印度文学经典，既有对印度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学的总体研究，也有对吠陀、两大史诗、佛本生故事等印度文学经典作品和迦梨陀娑、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印度经典作家的生态主义解读。全书总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总体研究主要从总体上梳理和把握印度文明的生态主义特质及其对印度文学的影响；个体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对印度文学经典中蕴涵的生态智慧进行细致分析和深入挖掘。

本书将中国当代大陆儿童诗作为研究对象，力求较全面、系统地考察近七十年当代大陆儿童诗的发生发展状况，从文学史语境考察当代不同历史时期儿童诗文本蕴含的内在思想和艺术选择。从诗学语境探究当代大陆儿童诗的丰富性和审美建构维度，分析当代大陆儿童诗的特异性和建构当代大陆儿童诗学的可能问题。并从当代大陆儿童诗价值体认和发展不足两个方面进行估衡。以期为21世纪大陆儿童诗的良性发展提供借鉴。

本书以新世纪以来粵东地区的小说和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既有对区域性现象的整体论述，又有对陈继平、林渊液、陈崇正、林培源、吴纯、陈润庭等小说家和游子衿、黄昏、阮雪芳、陆燕姜、辛倩儿等诗人的个案分析。微观见证近年粤东叙事和抒情两个领域的精神潮汐。

超验，在作者看来，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哲学思维。“超验”的诗学探索，旨在将诗的审美与哲理认知有效地统一，建构文学艺术的本体性（语言》与总体性（诗性）合一的象征诗学。针对宙同化、同质化等“非诗”写作趋势，该书着眼于探讨诗的超验写作的话语特征特征及表意可能，以期对当代诗歌发展提供参考。通过分析海子、昌耀、洛夫、西川、潭延桐等诗人作品，勾勒“超验”诗写的理路与可能，由此呈现作者倡导的语言本体意识层

清代诗歌、诗学之盛及其风气的转变与幕府甚为相关，清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乃至繁盛也与幕府的作用密不可分。本书以清代乾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幕府为研究对象，以点带面地论述了乾嘉幕府对诗学演进以及文人生存状态的影响。将乾嘉“幕府”与“诗歌”的状况全景展示于笔下，既描绘出四个幕府中文人群体的“群贤图”，又呈现了诗学演进的“众生态”。

本书是对百年新诗中具有一定影响的诗人的研究，涉及从五四时期到当下具有特色和影响的诗人。在诗歌发展中，文本是确认诗歌成就的根本依据，而文本的创造者（诗人）在文本创造过程中往往会经历诸多复杂的艺术与心理过程，本书所选的诗人都是在新诗史上的不同时期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作者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对他们的作品进行深度解读和讨论，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时期诗歌发展的大致轮廓，既是对不同诗学主张的具体彰显，也可以为新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