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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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起源与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少数思想家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存在。但是,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没有人与管理打过交道。现在,美国人口统计局提到的“管理与专业人员”已经成为劳动力大军中最为庞大的一个团体,占劳动力总数的1/3还要多。管理已经成为促成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在人类历史上,管理首次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能够在生产领域中雇用了大量知识工作者与技术人员,这使得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以往的任何一个社会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事实的确如此,以往的社会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人员。即使在不久以前,仍然没有人知道如何把具备不同技术与不同知识的人集合在一起,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18世纪的中国是西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因为中国为受过教育的人提供的工作机会超过了所有欧洲国家——每年约有2万个就业机会。而如今,美国的人口与那时中国人口的数量相差无几,美国每年有100万大学生毕业,绝大多数都能找到待遇优厚的工作,这正是管理给他们提供了这些有利的工作机会。

知识,尤其是那些高等知识,总是会趋向于被专业化。知识本身并不能够产生什么东西。但是,一个现代企业(不仅是大型企业)却可以雇用上万个具有高等知识的人,他们代表着60多个不同的知识领域。各个领域的工程师、设计师、市场专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心理学家、计划人员、会计师、人力资源管理者——都在一个共同的企业中工作。如果不是身处一个处于管理中的企业,那么任何人都无法发挥自身的效用。

究竟是过去100年中的知识爆炸先出现,还是把知识应用于生产领域的管理先出现?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觉得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如果没有发达社会赖以生存的知识基础,那么,无论是现代管理,还是现代企业都无法生存。同样,正是管理,事实上也只有管理,才使得知识与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他们自身的作用。正是由于管理的出现,才使得知识从社会的装饰物与奢侈品转变成为一切经济实体的真正资本。

回溯到1870年,也就是大型企业刚刚出现雏形之时,能预测到这种发展趋势的企业领导人并不多见。其原因不在于他们缺乏远见,而在于缺少先例。当时,唯一的庞大而永久的组织就是军队。因此,对于那些建设洲际铁路、钢铁工厂、现代银行和百货公司的人来说,军队的“命令-控制”结构就是一种模式,这也就不足为奇。在这种模式中,高高在上的少数人发号施令,位于下层的大多数人按照命令办事。这种模式一直延续了近百年。然而,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它并非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在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注入企业之后,它立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弗里德里克·冯·赫夫纳阿尔滕耐克(Friedrich von Hefner-Alteneck)是大学培养的第一个制造业工程师,于1867年被德国的西门子公司雇用,他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研究部门。此后又创建了其他专业部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制造商公认的职能已经确立:研究与设计、制造、营销、金融与财会,此后又出现了人力资源(或人事)开发。

在当时,另一种管理导向的出现及其发展对企业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大。这种发展就是采用培训的方式,对体力劳动实施管理。在过去40年的时间里,培训是战争时期的必要产物,推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变革,因为它使那些低收入的国家做到了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高效率的竞争者——但工资仍然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经指出,生产和销售棉纺织品或小提琴都需要体力与管理上的技能。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来说,这种技能和劳动力传统的开发可能会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很大的转折,大量非技术、前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力几乎转眼之间就成为了生产者。为了满足这种管理上的需要,美国与英国的企业开始采用弗里德里克 W.泰勒(Frederick W.Taylor)在1885~1910年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大规模地对蓝领工人进行系统培训。它们分析了任务后,使之分解成单个非技术性的操作,而这种操作是很快就能被学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培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首先为日本人所应用,20年后又被韩国人采纳。日本人和韩国人对培训的应用成为了它们国家经济腾飞的基础。

到了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管理已经逐渐地被应用于制造业中更多的领域和方面。例如,管理中的分散化经营使一个企业集大规模与小规模经营的优点于一身。会计从简单的“簿记”发展成为分析与控制。计划产生于1917年和1918年的“甘特图”(Gantt Chart),并发展成为战时生产制定计划;逻辑分析与统计分析也被用于制定战时生产计划,它们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使经验与直觉转变为定义、信息与判断。由于管理概念被应用于分配与销售,市场营销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此外,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初,美国一些管理学的开拓者开始对制造业的组织方式提出质疑。这些先驱者包括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初创时的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Sr.)、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的罗伯特 E.伍德(Robert E.Wood)和哈佛商学院的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他们认为,装配线只是一种短期问题的解决方式。虽然装配线能带来很高的生产率,但是它在经济上却不尽如人意,因为它缺乏灵活性,对人力资源的利用率低,而且工程技术的水平也比较低。他们开始思考并试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自动化”的出现,并使之成为组织制造业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他们的思考和试验还产生了集体协作,质量中心以及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并且还使组织成为管理人力资源的方式。所有这些管理上的创新都是把知识应用于工作之中,都意味着以系统与信息替代猜测、体力以及繁重的劳动。用泰勒的话说就是,这些创新都标志着以“更聪明地工作”代替了“更勤奋地工作”,脑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体力。

这些变化的重要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变得尤为明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人仍然在战略方面表现得技高一筹。由于内部战线较短,他们只需要较少的后援部队就能取得与对手相同的战斗能力。然而,最后还是同盟国赢得了胜利——他们靠管理取得了胜利。美国的人口只有其他交战国人口总和的1/5,军队的数量也仅占其他交战国军队总和的1/5左右,但它生产的战争物资超过了其他交战国生产量的总和。它可以把作战物资运送到中国、苏联、印度、非洲和西欧这些遥远的前线。难怪在大战结束之时,整个世界都充满了管理意识,或者说,管理已成了一种公认的特殊工作,它完全可以被研究,可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在战后时期享有经济领导地位的国家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开始认识到,管理不再只是局限于企业管理,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它与努力有联系,这种努力把其他拥有不同知识与技术的人集合在一个组织中。它有必要被应用于所有“第三部门”,如医院、大学、教会、艺术团体和社会服务机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部门在美国的发展比商业部门或政府机构的发展要快得多。尽管加强对志愿人员的管理和进行募捐的必要性可能会使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与营利组织的管理者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之间仍然有许多责任是相同的——如制定正确的战略与目标、开发与培养人才、衡量工作成果与绩效,以及推销各自组织的服务。世界范围的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