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我国外贸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外贸增长的观念、战略和政策都需要根据新时期的要求进行调整

在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要求外贸增长的观念、战略和政策都需要发生更大的变化。例如，以前认为国内能够生产、有资源，就不需要进口的观念需要改变，在能源和重要资源及生态环境的硬约束条件下，是否需要进口或国产的决策，要有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层次和多维的考虑。以前不同程度存在着鼓励扩大出口，不鼓励增加进口，仅仅就对外贸易谈做大、做强的片面倾向。在这种倾向诱导下，一些地方存在竞相优惠外资，因为外资能够带来更高的外贸、GDP、就业和税收指标，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内外资之间不公平竞争的不协调现象。尤其是目前，国内能源和重要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决定了我国将来根本无法支撑一个高耗能、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低产出、低质量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方式；国际市场规模的硬约束，也决定世界将来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大规模、低水平、同质化的数量扩张型的外贸发展方式。

二、对外需的依赖增大了开放风险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发展面对着外汇和资本严重短缺的瓶颈制约。20世纪80年代我国外贸有8年是逆差，甚至出现了外汇储备危机，这使得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取向得以强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长期以来，在发展观念上始终认为进口对国内发展更具负面作用，如侵占国内市场、冲击国内企业等，因此，在政策实践上则更关注出口，只是把进口作为“调剂余缺”的手段。这种“重出口、轻进口”的政策导向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取得了成功，使外贸从“逆差阶段”转变为“顺差阶段”，如图1-3所示。但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这种发展观念和政策实践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一个突出表现是近年来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越来越多。过去贸易摩擦还主要集中在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现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摩擦也在增多。而且贸易摩擦常常上升到整个经济结构的层面，这在2003年以来围绕“人民币升值论”的论战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有人认为贸易摩擦涉案金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并不高，但他们忽视了贸易摩擦给产业部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和预期的潜在代价。

图1-3 1978—2010年我国外贸顺差金额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通常认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优势在于：面向国际市场生产，刺激整个工业效率的提高；信息灵通，容易抓住发展机遇；能够克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国）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在这种战略和政策指导下，外需能够通过前、后产业关联作用拉动内需，来自发达国家的外需在投资和消费两个领域的“示范效应”推动内需升级；反过来，庞大内需市场也能够通过强化企业竞争力而促进外需，因为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激烈的竞争有助于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国内企业竞争力增强，意味着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外需的能力增强，我国的家电产业就是如此。

然而，外需与内需之间也存在对立性。过于倚重外需的战略和政策也造成一些副作用。第一，过度依赖外需客观上制约了内需的可持续增长；第二，过度依赖外需加剧了区域发展失衡；第三，过度依赖外需造成对我国不利的财富国际转移；第四，过度依赖外需背离了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

三、加工贸易关联度较差，对产业结构提升不够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一直在55%左右，但加工贸易增值率较低。这表明加工贸易对国内中上游产业的连锁带动效应没有太大改观，存在着参与程度浅、加工链条短、增值率不高的问题；也表明在加工贸易出口中许多中间投入品没有实现国产替代，而仍主要依靠进口。由于加工贸易与国内相关产业的关联带动性差，整体规模的扩大对国内其他企业、地区的辐射作用有限，因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不明显。

我国加工贸易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进口来源地为日本、东盟和韩国，主要出口市场则为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我国对美国和欧洲存在较大的贸易顺差，从统计数据分析，主要是由于加工贸易顺差较大而引起的。由于加工贸易的加工程度深浅不一，增值幅度相去甚远，原产地认定分歧较大等问题，造成我国表面存在较大顺差，但实际增值率并不高。加工贸易是国际分工和国际化生产所导致的经济合作形式，在生产、流通的过程中，日本、东盟、韩国这些国家和地区把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利益冲突也同时转嫁给我国，从而加剧了欧美国家与我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纠纷。

四、核心技术自主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猛增长成为我国出口结构变化的一大亮点。即使如此，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主要还是集中在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和组装。即使我国有一些机电产品出口属于中高端产品，但自主核心技术仍太少，主要依靠加工贸易方式。中国目前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了生产的全球化过程，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要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中的地位，就必须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

从世界出口和技术结构的演变来看，绝大部分有影响的国家实现从低端到中端、再到高端的结构转型，用了数百年的时间。大的核心技术演变，都是后进国家通过发挥后发优势自主开发新一代核心技术，从而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英国取代荷兰是通过开发和获得第一代产业革命的轻纺技术，美国取代英国是通过开发和获得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日本取代美国的传统制造业是通过大力发展节约资源的精细加工制造技术，等等。这是纵向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技术、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但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大国，我国的出口和技术结构转换将不是纵向的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而是横截面的动态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即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同时出现低端、中端和高端的结构。作为发展中大国，整体结构处于中、低端；但作为大国，可以同时维系和发展一些中、高端的核心技术和商品，如航天、电子和通信产品，为同时实现传统工业化和进入知识经济的结构转换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成功自主开发核心技术，一定要有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来支撑。但目前我国在这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核心技术开发或创新一定要与充分发展的要素市场互动。目前我国在商品市场上，一般竞争性产品的准入、交易或退出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但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其中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在市场形态上，城乡集贸市场、零售市场等低端的市场形态发展较快，商品期货等衍生品市场、资本证券化及风险投资等高端市场发展迟缓，从而制约着核心技术开发或创新。其次，核心技术开发或创新一定要与统一的大市场互动。19世纪中后期，美国的发展超过英国，与美国的大市场有很大关系。英国的轻型加工制造业曾是当时的“世界工厂”，但在发展包括内燃机、电力、汽车等在内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技术时被美国超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者是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国内市场，所以能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和创建如此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体系。因此，我国的大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是自主开发核心技术和高端市场的有利条件。但目前各地区和各行业普遍存在的本位主义、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分割了统一大市场，偏好洋货的倾向也不利于新生核心技术的研发和成长。

五、对国外资源的进口依赖不断增加

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源与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越来越大，在科学技术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下，这种硬性的约束是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增加供给来加以解决的。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在资源的拥有量和使用效率方面，以及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方面，都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目前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争夺愈演愈烈，对资源的控制已成为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美伊战争深刻说明了在战略资源问题上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远远超出了市场机制可调节的范围。在这一问题上，国家可以不惜动用各种手段，直至实施军事干预，以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这说明，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投资、开采、购买，在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节约型经济，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和平发展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