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巴西之根、资源诅咒、丛林热

——海外投资治理困境

因为独立智库自然力研究院《中国海外投资环境影响与文化适应》项目的缘故，我自2012年起，与巴西利亚大学、金砖五国智库的同事锁定几个土著资源密集区域进行合作研究，我主要针对巴西政府、智库、国会、非政府组织、中国企业、中国驻巴西政府代表等方面进行访谈，其他巴西同事在土著区域进行走访和调查，最终试图了解包括中国资本在内的外部经济力量如何在巴西土著区域进行投资，并可能产生哪些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

2013年6月，我在巴西圣保罗、巴西利亚、莫托格罗索等地区访问和采访了两周，其间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海外投资如何在巴西的生态敏感地带产生影响，特别是当地人如何面对来自外部的生态风险。

我和巴西的同事在巴西利亚碰面，然后开车前往莫托格罗索，司机是当地土著夏湾提人（xavante），他在巴西利亚的政府部门工作，他提到这个称呼其实是葡萄牙殖民者给取的，当地人自称阿乌翁恩·乌普达比（A'uwe Uptabi），意思是真正的人。因为殖民者的压迫，阿乌翁恩人四处流徙，遍布巴西利亚、莫托格罗索、戈尼亚州等地，这些区域有中国人投资的大豆种植园，而在毗邻的巴雅地区（Bahia），有更大规模的中国农业投资。

根据巴西发展部提供的数据，2012年巴西出口中国贸易值达412亿美元，中国出口巴西的贸易值达342亿美元，增长迅速，相比较中国对巴西的出口贸易，2009年仅为150亿美元。同年，巴西出口中国排名前四名的商品为铁矿石139亿美元，大豆119亿美元，原油48亿美元，甘蔗11亿美元。可以看出，中国对巴西的投资，目前仍然集中于资源、土地、劳动力密集型的区域，这些投资具有重大的环境风险，容易造成毁林开荒和生态退化、水土污染，并且在项目地使用童工等问题。

在采访巴西利亚负责招商的部分官员得知，2013年前五个月，巴西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增长迅速，相较去年增幅达24.5%，从66亿美元增至82亿美元。虽然中巴贸易呈现量上的可观增速，但是因为中国投资海外的结构性、战略性、文化性缺陷，使得中国海外生存面临着巨大挑战，巴西也不例外。

一、背景：权力交织的巴西土著政策乱局

巴西1988年宪法231条专门针对印第安人而设，其中特别提到土著所居住的土地属于联邦政府，但是土著对地面上的财产拥有权利，政府在与所涉土著协商之后，可以同国会共同出台开发政策，进行水电或矿业开发等投资。

2002年，巴西对国际劳工组织169条的内容进行了修订，进一步对土著事务和本地协商进行了详细约定。目前巴西全国13%的国土涉及土著权益，而这些土地97%位于亚马逊区域，尤其是亚马逊北部，随着土著权利运动的开展，未来土著所涉土地有可能增加至国土面积的20%，但是这些区域人口分布稀少。一些土著权利团体甚至宣称瓜拉尼（Guarani）的印第安人即将创立一个独立国家。围绕土地所有权、土地利用的争斗在巴西非常激烈，其格局也相对复杂，不仅少数族裔团体希望获得更多的实际控制区域，政府也希望扩大自己能够直接掌控的区域，以进行各种商业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巴西政府还要面临私有领地的法权问题，例如马托格罗索（Matto Grosso）前任州长布莱罗·玛吉（Blairo Maggi）私人就拥有40万公顷的土地，因此国内农业改革、私有土地政策改革的呼声不断。

巴西现有的土地政策和土地地权矛盾造成了管理和保护上的难题，巴西的农业开发使用大量的化学制剂和杀虫剂，农牧业发展蚕食了大量土地，造成植被区域的减少。在亚马逊丛林地带的隆多尼亚（Rondônia），当地为了发展农牧业，大量森林被砍伐，牛已经发展到1200万头。一些为新能源提供原料的甘蔗种植也是亚马逊保护的大患，尽管如此，帕拉州（Pará）、福勒克萨-里别罗州（Flexa Ribeiro）还在向国会呈交议案，希望能获准进行砍伐，为了能在亚马逊丛林过渡带发展甘蔗种植。

总体来说，土著事务不是巴西政府的重中之重，相较之下，教育、医疗、社会公共政策、劣势人群保障等领域的进展更快。在政府工作重心的偏倚格局之下，土著团体为了谋生，将大批土地租赁给外来人员，这又造成新一轮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总体来说，宪法禁止在土著区域开矿，但是国会在这方面的立法被搁置了，政策空档期的许多水电和矿业开发并没有考虑到土著的权益，许多土著团体自己上马土法采矿，让当地环境雪上加霜。

2013年国家土著基金会（National Indigenous Foundation，葡萄牙语为FUNAI）向国会提交了新的土著所享土地地图，许多团体也提交了它们认为的所属地地图，包括国家殖民和农业改革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lonization and Agrarian Reform，葡萄牙语名称为INCRA）、帕尔玛勒斯基金会（Palmares Foundation），后者提到了由巴西历史上逃亡奴隶组建的社区——也就是奎隆博拉斯（quilombolas）的土地区域。在这些土地地权争斗中，国家土著基金会面临主要压力，各个组织活动频密，如果奎隆博拉斯和非洲裔巴西人不积极活动，他们的处境将每况愈下。一些土著团体使用更为策略性的抵抗政策，例如蒙杜如库人（Munduruku），他们选择在帕拉州贝洛蒙蒂（Belo Monte）水电站建设区域抵抗，以获得最大的外部支持，当地政府计划在塔帕约斯（Tapajós）和特勒斯-皮勒斯（Teles Pires）修建大型水电站。

二、资源诅咒下的“丛林热”和都市症候：对巴西抗议性政治的人类学分析

2012年4月初，巴西Barreiras的Bahia发生无地农民运动，作为犯罪率高发的地区，当地无地和失地的农民，攻占市政府，同时强攻“无主”的大片土地，中国的重庆粮食集团的大豆种植和加工16亿美元的投资地就在这一区域。巴西的农民运动在当地叫做“无地农民运动”〔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Terra（MST）〕。

与土著权力、政府不良治理、外部资本、社会失序和分化等复杂原因有关的巴西抗议性政治，时常借由某个具体事件导火索蔓延开来，其中有些抗议因为涉及外来投资者，与中国的投资走出去战略关联起来。不仅是巴西，中国应对走出去战略遭受挑战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一个利益平衡和多元对话机制，避免海外巨额投资陷入“万家诉讼”的联合抵制。

（一）巴西的土著语境：和中国民族政策迥异的格局

相比较中国，巴西的土著在内部组织上更为精细，讨论的机构更为多元，其在表达和利益诉求等方面更为直接。

专门从事土著权益保障和呼吁的杂志《巴西之根》主编希德（Cid）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巴西的土著有220多种，说着180多种语言，虽然分布广泛但是有不少专业组织架构，例如亚马逊土著组织协调机构、土著组织安第斯协调机构、中美洲印第安事务、巴西土著权益表达组织、巴西土著研究院知识产权项目、族际记忆和本土科学委员会等。

这些多元的土著权益和知识赋权组织不仅起到团结彼此传递知识的作用，还能在重要的场合代表不同族群和集体，向外来资本、本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清晰表达自己的诉求，对各种环境、发展、文化保护争议等问题进行商讨和寻求路径解决。当然，巴西的土著因为长期遭受压迫和殖民阴影，他们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外族人”，同时报以最为严厉的打击。

在巴西利亚住房部工作的人类学者帕特拉斯·赞帕诺介绍，巴西的土著最为重要的利益保护举措就是推动巴西各级政府对土著区的划分、勘界、确认，以最大限度保护他们的族群利益。有关巴西土著到底应该占据多少土地，如何划分，也因此成为长达数十年的政策游说拉锯。当我6月初访问巴西首都议会大楼的时候，就有多个会议厅在激烈讨论有关土著权益的问题，而在我即将离开巴西时，就目睹巴西声势浩大的街头政治和示威游行——当然这个超过200万人的示威关涉巴西的发展机遇公平、社会福利和政府腐败，但也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巴西的社会问题，内在矛盾激烈，一触即发。

这种围绕在土著、权益保护机构、政府官员、外商之间的利益划分、信息鸿沟和态度差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巴西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多重困局——而与土著和本土社会有关的坏消息，对外资和政府来说，并不一定是好消息。

阿德里亚娜·拉莫斯（Adriana Ramos）是巴西富有影响力的社会环境研究院的执行秘书，也是可持续亚马逊论坛的负责人，她认为巴西的许多法律虽然在不断完善，但是在执行层面却相当宽松，为各种事实上的违法和不合规，留下了各种可能。

包括可持续亚马逊论坛在内的多家组织对巴西官方的土著事务机构颇有微辞，认为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凡是涉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土著权益维护，他们的反应速度偏慢，态度过于敷衍塞责。目前巴西政坛有多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在划分土著居住区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原则上这些被标示的土著区域，其投资违法的难度和成本将大大提高。

于是，在巴西利亚的政府部门门口，一拨拨的土著群体来首都告“御状”，示威游行，而另一方面各类超大型的投资仍在持续进行，例如贝洛蒙蒂（Belo Monte）水电站、加拿大投资的巴西最大金矿、重庆粮食集团的重庆“油瓶子”工程——耗资57.5亿元人民币、占地300万亩的大豆种植园项目等。在从巴西利亚开车前往蒙托格罗索的过程中，我看到沿路的植被是草场、灌木和密集丛林，是向雨林地带逐渐过渡的草原式景观。

司机拉法约（Rafael）告诉我，这里的植被已经逐渐被破坏了，随着牛群和种植的逐渐增多和扩散，必然造成整体环境的退化和沙化。我从蒙托格罗索城镇驱车3小时进入司机所住的村庄，这里相比较沿路的城镇，植被比较丰茂，但是可以看出，这些丛林地带，已经逐步破碎化，被不断扩张的发展区和垦殖区域切割成破碎的地块，形成一个个的“生态孤岛”。

（二）外来者与土著的角力：超越僵局需要更具实质意义的企业责任

有关资源、土地、生计，在土著、政府、外来资本看来，其意义和内涵各不相同。在土著看来——如厄连娜·坡蒂瓜拉（Eliane Potiguara）的族群领导层所描述：“土著人的所有的财富在于土地、文化、传统、精神信仰、艺术、语言这一整体，它共同构成一种世界观。”我在巴西调查的过程中，许多土著人群和组织领导人都将外来人称作“入侵者”（invader）。在巴西，巴勒斯坦诗人马哈玛德·达维希（Mahmud Darwish）的一句话时常为土著权益组织所援引，从这也可以看出当地矛盾的剑拔弩张：“坚持抵抗，保持警惕，准备战斗！”

对于政府而言，土著的权益和抵抗在他们看来是自己1988年宪法的承诺——长期没有完全兑现的承诺。巴西虽然在宪法中有对土著领土的描述，以及对其权益的确认，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中，土著的领土标识、确认、立法、施行却步履维艰。一旦有巨额外资的诱惑，政府经常就擅自发出开发执照，没有和本土利益关联者协商之下交与外人，造成大量事实层面的争议和矛盾冲突。

根据巴西社会环境研究院提供的数据，2005年，发生在泛亚马逊丛林区的印第安人土地的采矿，一共涉及了123个不同印第安族群的土地，而所涉及的项目地一共卷入了2982个土地个案，其中只有367个印第安土地被政府正式标识，其余都是印第安人眼中遭侵略的乡土，他们都遭遇“资源诅咒”。

在外来资本的眼中，巴西丰富的矿藏、物产、资源被视为处女地，无论它是否关涉当地人世代居住的栖息地、神迹频现的场所、生物栖息的挪亚方舟，都被简单当作一个项目来进行开发，他们和本土人的关系时常被处理成经济补偿关系。

面对这些来自外界无所不在的影响和凌厉攻势以及沟通僵局，我去调查的土著村庄里的人对外地人都没有好印象，包括我这样的中国人，虽然司机告诉我，我是这个村子里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此前，曾经有日本人来到这个村子里拍摄过纪录片。

这种漠视和不信任，在巴西国际教育研究院院长恩约博士（Henyo T. Barretto Filho）看来，是现有环境保护僵局的表征之一。巴西的宪法有专门的土著权益条款，当地也尝试搭建泛亚马逊河流域的生态保护网络，并试图明晰土著人对自己所居住土地的管理权和环境治理权，但是这些网络和社区教育，在强大的外来资本影响下，经常消逝于无形。要想控制外国资本的环境影响，不能仅限于一时一地，否则国际资本和国内利益集团总是可以进行游说和收买，并通过不同的政策和优惠来瓦解民间的抵抗联盟。

阿德里亚娜提到，很多具有灾难性生态影响的项目，其操作逻辑都是相同的：首先获得政府的执照——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模糊的权力界限，使得很多项目不需要经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组织、民间机构、项目所在地民众的共同协商，而是可以逐一击破。接下来许多国际组织都转过来说服民众，在讨论为什么这个项目是必要，当地可以获得哪些收益，土著人必须学会适应现代社会，而不是去讨论投资是否合法，这种投资和发展如何减少生态影响。

“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得环境保护运动越来越难，现在政府都把吸引投资和拉动经济看得很重，以往来自公众的环境压力也减弱了，这造成一些企业根本不在乎什么生态承诺，有时候签订的承诺书根本不当作一回事。”阿德里亚娜说。

在另一头，巴西目前正在推动兴建世界上最大的造纸厂，同时还在规划兴建世界上最大的化肥厂和炼油厂，巴西和秘鲁之间也在推动跨洋南美铁路计划，一条全长4544千米的铁路将横亘于海拔40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脉之间。

可以预计，南美的泛亚马逊地带，其未来潜在的生态危机，都与资本的超大计划密切相关，如果将全世界不同区域的环保力量视为相对独立的生命体，它的组织完备性、效率、远景和“资本动物”的完备、效率和野心是不可比拟的。当今世界，宏大的超级项目越来越多，出台越来越容易，而基于小区域的环保微雕和案例扩散越来越难，许多地球上最有生态价值的区域，都因此变成“生态的孤岛”。

（三）从墙面到街面：可以阅读的巴西街头政治

2013年6月17日20多万人的巴西街头示威，我当时正好在圣保罗。事件发生的当日，当地向导告诉我，前面正好有人示威，说我们必须绕行，否则会被人流和乱阵堵住。当晚，我打开电视，看到各大电视台都在播放此次大规模示威的动态。

对于一个对巴西认知较浅的外国人，我看到眼前的这些运动和场景，直接让我联想到的是初到圣保罗在街道看到的各种政治表现，那便是圣保罗路边建筑四处可见的密码涂鸦，首都巴西利亚睡在市政大楼周围的流浪者，巴西利亚在富人区周围临时搭建的流浪者空间。这些都是巴西社会流布于外的显在文本，完全可以“阅读”，而此次的街头大规模示威，只不过是翻到另一个用“行动”组织起来的章节。

在葡萄牙语中，示威这个词用的是manifestation，而这个词语在英语世界中，更通常被译作表征和显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巴西日常政治用语的准确，因为正如这个词语所示，街头的示威和抗议，并非一个突然隆起的“安第斯山脉”，而是日常政治火山和街头地震活动的突然性表达，换句话说，巴西的街头政治在平日就是“显现”和“标示”出来的，不容回避和忽视。

从圣保罗国际机场乘车进入圣保罗市区的时候，我作为初到巴西的外地人就留意到一个特殊现象：圣保罗进城沿路的许多建筑外墙都画满了涂鸦，但与其他地方的涂鸦不同，这里的涂鸦不仅是画在建筑低层的墙面，而且是像爬墙虎一样，蔓延至建筑的各层，甚至顶层。所用的元素并非是各种图像，而是一种难以解读的图符。我甚至在圣保罗市政厅对面的高大建筑上，也能看到用红色油漆，像中国血书那样书写的各种图符。当我询问巴西的同事这些图符的意义，他们自己也无法通过日常的葡萄牙语来理解。我随后进入圣保罗的博物馆和文献馆去了解这一特殊现象，这才一窥巴西街头墙面政治的堂奥。

巴西街头的涂鸦，本地话叫Pixaçāo，它是巴西青年表达社会对其漠视的墙上权力表征，也就是在日常上演的“墙面示威”。不管是什么建筑，无论新旧，“高尚社区”或是低等聚落，只要他们想，这些涂鸦者就会把自己的抗议和身份表达在墙体上，有时候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在高楼上做一些涂鸦。同时涂鸦者会根据建筑的形态和社区所在，选择涂鸦的模式和风格，以至于可以用来作为不同帮派的地界标示。在这种墙体示威中，它在属性上是非法的，在那些官员和高级白领的眼中，这些涂鸦充满攻击性，涌动着凶猛的诉求和情绪，但不管你是否承认，巴西的年轻人都会将这些特征“显现”（manifest）到城市街头建筑的各处。

因为巴西街头涂鸦的无所不在和游击性，政府和商业机构逐渐无法忽视它的存在，有时候甚至进行反向收购和“招安”，例如通过举办艺术节和商业拍卖，将一些具有高度风格性的涂鸦出售，甚至造就了一些涂鸦明星，但是在以城市为背景的涂鸦政治中，涂鸦的真正意义是一种宣示和抗争。它向公众传递了一种信息，有一个群体存在，同时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它的存在是一种不被主流上层所承认，但是却必须要承受日常的视觉沟通。涂鸦的内在语法，有时候并不是让你看懂，反而是通过风格化、密码、游戏，对任何所谓高等社区、正统社会、统摄权力的藐视和进攻。

巴西同事帕特拉斯·赞帕诺告诉我，他们在整理了林德赛·布什等学者针对涂鸦和贫民窟的专门研究基础上，试图对低下收入人群的住行进行改善。据他介绍，巴西的涂鸦pixa其实是标签的意思，它是城市中被剥夺社会资源青年群体对公共空间的重新标签，提示上层社会高大的繁华建筑与贫苦贫民窟之间并不遥远，庞大的群体承受着日常的饥馑和生活的绝望。这些字母为阿拉伯、哥特式字体，书写的模式有重金属乐队海报的特点，例如铁娘子、AC/DC，它是青年赤贫群体对上层的宣战和墙面抵抗。这些墙面诉求和抗议，其表达的内容和17号上街的人群抱怨和诉求有着惊人的相似。

有趣的是，无论是在圣保罗还是巴西利亚，除了这些“作者隐退”的墙面政治和示威，还有许多日常的“政治性身体”在街头显现——那就是巴西街头的流浪者和乞丐。他们可以毫无避讳地出现在任何地方，旁若无人地席地而睡，无论晨昏，不管场合。巴西的街头管理者没有像中国人一样，修建各种凸起的水泥钉桩，或是用各种保安和隔断，阻止这些人肆无忌惮地使用，而是很大程度上默认了与这些人的共处。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小广场，我甚至看到当地的流浪者在午后，集体跳起舞蹈，同时旁边是各种愤怒街头演讲者的喇叭声响伴奏。

在资本控制的城市化魔方中，这些异见的表达者有时候可以对“周遭社会”进行更为实质意义的进攻。巴西利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利通·古马雷斯介绍说，巴西的许多土地只要不是私有的地块，或是模糊的地带，无产者可以直接进驻，搭建自己的临时居所，甚至造成事实的居住区和占有，所以在巴西利亚，外地人可以很惊讶地看到一些豪华地块的周围，全是贫民搭建的窝棚。“而当地法律规定，凡是一个地方，你住满了5年，这个地方就归你了，假如说，我请你帮忙给我看房子——不是出租的方式，碰巧也超过了5年，你是可以告我，把这个房子归到你的名下的。”

在巴西利亚，我的夏湾提（xavante）族群的土著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些朋友直接在巴西利亚的富人区建造土著风格的房屋，形成非常独特的巴西“建筑政治”，他也在这个区域搭建土著风格的房子，如果乡下的亲戚来巴西利亚，他就把家人安排到这里居住。

从以上角度来看巴西多地的大规模示威，并不是简单的“两毛钱”引发的骚动——起因是巴西政府宣布全国11个首府公交车票价格统一调高0.2雷亚尔，由3雷亚尔调至3.2雷亚尔，而是日常累计反抗和不合作的一次“批发提供”而已。

我所有的巴西朋友和同事，以及部分受访者都在抱怨，巴西存在严重的腐败和贪污问题，最为关键的是，这些罪行没有得到任何惩罚。他们认为巴西虽然有政治意义上的民主程序，但是这个程序并没有对严重的腐败构成任何实质意义的控制和惩罚。此外，巴西朋友所抱怨的城市市政混乱和公共服务的缺乏，我本人也深有体会，圣保罗的中心市区是传统历史建筑和现代高楼错落交织的有机形态，但是一出市区，整个城市基本上是建筑的灾难，成片的建筑如意大利面一般散乱叠加，污物遍地，道路设计杂乱无章，下午4点从市区前往机场，花了将近3个小时——而以正常的城市中等拥挤通勤速度，本应该半个小时。

在我这个外人看来，6月17日的街头大规模示威只不过是抵抗和抗议从墙面走到街面，从散乱各处变成集中显现（manifestation）。美联社引用Datafolha舆情研究机构的数据，提到圣保罗的示威者几乎没有任何政党背景，四分之三的人第一次参与街头示威。这些随机性、平民性和日常性，或许正是巴西日常抗议政治更为具象的一种表现。政客们向来容易颟顸和视而不见，直到你用肉身将各种愤怒具象化、剧烈化，他才会转过身来。

以巴西城市随处可见的街头政治，抗议的日常性、墙面的“怒吼”来看，这次的示威游行并非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的“茉莉花”或街头革命——媒体某种程度上存在“定义失能症”，容易把任何聚集和大规模示威，联想成茉莉花式的街头革命。

在我看来，巴西政治和日常抗议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混合和即兴，正如巴西的标志性身体扭动——桑巴舞，桑巴的本意就是抱怨、呐喊、忧郁，而它的表现、外在和显现（manifestation）却那么具有狂欢、即兴、重复和娱乐性，而桑巴一词的词根来自非洲的班图语。我相信巴西多个城市在6月17日的示威，许多示威者都是以卡恰萨甘蔗酒开始和结尾的。

（四）海外投资治理概念的提出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规模和区域逐步扩大，如何保证海外的资源性、文化性、战略性投入的近期和中远期收益，巩固中国海外国民、海外资产、虚拟资产的安全，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在传统的政治治理情境下，对外投资、文化交流、政治互动基本上是基于国内政治体系的利益格局展开，然后由各自政策和项目管理的归口部门单线管理，造成了许多海外项目无法在危机时刻，第一时间集中最优质的资源进行应对。中国的海外活动往往具有连带影响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环境类、资源类的投资，如果处置不当，会对政治、文化传播、民间交流、旅游、教育、国际协作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从南苏丹、缅甸、菲律宾、马来西亚、乌克兰等案例就可以看出，由于当地政治情势的剧烈变动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它已经对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存在和海外利益产生了严重冲击。

具体到巴西的情境，中国公民、企业、文化单位在巴西的活动，虽然都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切入，但是一旦进入多民族、多族群、政治势力派系林立、国际组织多元、利益冲突尖锐的巴西，它就和巴西内部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议题混融在一起，甚至和巴西国内贩毒黑帮、各种底层“看不见人群”的社会利益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特的海外治理情境（overseas governance scenario）。

任何一个从属于外交部、海外涉外团体、企事业单位、民间团体的传统条块分割都将使得海外的治理，尤其是投资治理陷入一个低效、低质的困境和循环。随着中国海外生产区域的逐渐扩大和利益互动深化，中国必须补上海外投资治理这一缺陷：在制度设计、人员管理、工作方式、人才引入、社会杠杠使用、知识工具等多方面进行革新，以最大限度保证中国国民的海外安全和合法利益，同时也保证中国各种正当海外战略的有效施行。

三、中国海外生存的新知识：浅析政策人类学的余地

中国很多企业进入海外投资之后，留在当地的一般多为技术、管理背景的高管，对当地的文化、宗教、政治、传媒、社会细节了解程度和学习能力相当有限，而这些“软因素”往往最终影响企业在海外的持续繁荣和发展。

中国企业和政府的海外生存真正需要进行思维范式转化的是企业儒化和文化涵化（entrepreneurial enculturation/acculturation），真正从自身文化特质、文化身份的角度思考自己企业与西方企业和传统企业不同之处，多用文化认知的角度思考自身品牌，多用创新型组织和创意传播的方式组织当地的利益协同机制，甚至开始思考中国儒商体系中的道德基因和文化基因，用于海外的智投模式中来。

（一）发展近视——中国缺少“生产”共同远景的能力

在自然力研究院调查的中国海外投资缅甸、印度、尼泊尔、南非等案例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中国在区域合作和经济发展问题上，整体缺少一种创建共同远景的能力。中国当然会强调互惠、共赢这些套话原则，但是没有从战略审视、文化融入、风险预判、远景说服等角度让投资对象国理解与中国投资者的合作是长期互惠的远见行为。

为巴西总统提供咨询战略的巴西应用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负责金砖五国研究的首席学者热纳托·鲍曼（Renato Baumann）认为，中国在金砖五国的架构中，最为沉默，在许多大型会议中，中国往往谨小慎微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这些特征在中国进入陌生市场的过程中也有表现。这造成许多地区对中国人存在严重的隔膜和误解，而一旦中国的项目位于民族众多和利益纷争的区域，中国投资的长期收益必然受到影响。

中国国企投资海外时，遵循中国官僚机构相同的管理架构，例如按照国别的一类地区、二类地区确立行政官阶的科层，根据对国家政策的落实契合度，形成对海外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激励和外派制度，按照其任务性质来定岗定编定待遇，同时遵循在国内投资的雷同策略，企业办小社会，形成海外关系小社区，渐渐出现封闭性、利益分化和抱团。

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国的海外投资和资本流向，一般都被国际社会认定为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有时在执行一种国家任务，尤其是当中国海外投资以海量的投资在国际咨询机构认定为高风险区域进行短期巨量投资时，更被认为是一种以企业为媒介的政治策略行为，也就是自然力研究院所称的商业外交（business diplomacy）。

在采访中国驻巴西利亚农业参赞二秘闫书鹏时，他提到中国在巴西的投资主要是资源领域，为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他认为对于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新殖民主义指责，中国不应就事论事而是应该看其背后的逻辑。国际贸易必然是建立在分工和比较优势情况下的自由贸易，巴西相对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更高，所以中国商品有价格优势，但是不能因此将中国理解为剥削者和殖民者。虽然深处族群问题复杂以及斗争此起彼伏的区域，中国驻巴西利亚的政府机构了解到有关企业投资导致的环境压力和族群冲突的消息很有限：“我们作为政府机构，企业来投资都会来这里备案，但是企业在进行投资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遵守当地的法律，不会对其进行具体和细节的指导。”

自然力研究院在金砖国家进行调查时发现，当中国资本走向海外，围绕着国际社会、国际投资场域、中国海外政务、中国海外资本、国际媒体等主体的信息鸿沟、观念认同、专业程度有着巨大差异，中国海外投资如果仅仅依靠国家外交、遵守显在社会规则、漠视影子权力和“丛林语法”、单向度行政化的沟通策略，极容易陷入上述不同知识圈的灰色地带和陷阱区，不断酿错而不自知，知错但不知脱困方略。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区，例如东盟、南中国海、湄公河次区域、南亚次大陆等，还是在非洲、巴西、印度这些新兴经济和政治互动地带，中国都没有生成合作远景的能力。这种远景指的是能够让合作对象国真正心悦诚服的区域合作框架、文化认同、远期利益达成机制，同时用负责任的投资和具有想象力的合作框架，实现包容增长，使世界更好理解中国。

这种远景首先需要中国知识界、民众、企业界、政府真正以平视视角对他国进行系统的了解、认知、分析和沟通。

（二）不能坐等自然的“复仇”：海外投资需战略革新和认知转型

在巴西，土著人被称为巴西之根，他们的土地被理解成巴西的文化精神载体（cultural ethos），虽然世界各地都有一个“发展压力”，但是现有许多发展项目的环境保护、生态正义、国家利益交换、利益集团格局的不均衡和内在缺陷，预示着它潜在的问题，以及修复这一后果的代价高昂。

我们在非洲和亚洲某些区域，已经看到中国失去“整个国家”的例子，中国许多投入——有些是持续几十年的投入，都付诸东流。中国以国家援助、国企运作、资源载入、海外农民工、法庭辩护式传播的发展模式，造成了中国在海外战略纵深的板块式丢失。

巴西和南美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和中国资本流向地，类似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第一战略性调整，就是重新整理有关世界的知识观和看世界的认知图示，不要一进入外国，就用“这个有什么用，这个怎么赚钱，这个怎么吃，为什么这里没有人用”这类思路来思考问题，同时将中国人的关系学和软公关贿赂模式用到海外情境当中。

中国应该思考不同国家在发展阶段、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科学发展、自然科学认知、人群福祉共建、经济发展的新可能等角度去思考它与中国的互补。只有这种转变，才可能看到巴西在族群文化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社会权益争端与解决、社会管理创新、生物基因开发、本土宗教和自然环境保护等方面给中国带来的重大提示。

从这些角度看，巴西的许多区域某种程度上是热带丛林中的西藏、云南、贵州、新疆；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巴西利亚又给中国的现代化大都市以重要的竞争力和城市管理提示，彼此都有相似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一天不能给世界提供新的知识和格局，它就一天也不能摆脱旁人的蔑视、不解、猜疑。

从技术操作层面，中国的海外资本在机构管理应该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管理方案和多学科团队，不仅是被动理解国际合规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约定，而是要更好主动创造中国基于自身历史和现实发展痛苦和成绩的“元话语”，更顺畅地与外国项目地所涉及人群沟通。

四、结语：中国海外投资全球战略背后急需一种“中国观”和“全球知识”

在中国服务海外生存的智库建设和政策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其实至少存在三个维度，只有这些维度被系统照顾到，才可能实现中国摆脱长期在知识领域的“知识逆差”，为世界问题提供自己的观点、视角、方法和原创思想，也就是中国观和全球知识。

首先，针对海外情境的智库研究应该是一个二价结构（dyadic），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不断寻找中国和海外之间的相互关联，才能理解中国和海外社会的真实差异，社会问题的呈现模式，所面临的全球化陷阱，在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因此，中国和海外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和研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海外情境的）“中国观”。我们的很多研究，往往是基于单一视角研究的程序跳转，硬生生从一个国家、语境、场景转换到另一个背景当中，出现问题是必然的。对于海外国家来说，他们如果能汲取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向全球化、市场化、现代化国家迈进中所犯过的错误，这对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样，如果我们能理解非洲、巴西、印度等国从封建、落后、殖民、后殖民语境中挣扎的阵痛和认知痉挛，了解他们的欲望、抱负、责任、眼光、憧憬，我们可以进行更好的沟通和交流。

其次，海外智库研究的第二维是寻找到一个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要站在第三极看中国和海外，刚才所说的是站在彼此的时间和空间相互观照，作“镜面观”。寻求一个国际语境和维度则是一种“第三只眼”和跨越观念。我们因此要非常仔细研究来自欧洲、美洲、亚洲各国对“他们的海外和他者”的体察和认知，从他们的视野中还原出另一个海外议题和研究目录，并通过这个认知路径来指导以本国、本族、本谱系为主体的策略设计和方案实施，通过这个研究的视觉循环来理解“我”这个主体的研究独特性和局限性。

海外智库研究的第三维在于真正的原创性和中国本位，这不是一种学术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反思性抱负。我们要通过中国这个研究地域，中国学者这个群体，中国经验作为一种反思路径，中文作为一种思索性语言，生产一种真正原创性，启发知识增长的原创力。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在知识界长期的“知识逆差”，大量西化、洋化、客体化、工具化的知识梳理和被动认知，缺乏原创能力，想象力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