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国进入南亚：基于文化深读和自我发展镜像的新视野

——以尼泊尔加德满都城镇化为例

为撰写本章，笔者与中尼双方的同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和巴德岗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察（2014年7—8月，此前于2013年6月对尼泊尔全境的主要发展和旅游区域进行了考察）。此项研究旨在分析，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建筑形态、水利用模式、生活方式、城市格局将产生何种生态影响，同时也试图分析在不断强化的水危机中，如何破局。

5人的研究小组希望考察能提供一个宗教型传统社会在迅速城市化的生态警示。就目前的初期研究，围绕世界文化遗产巴德岗古城周边，已经形成了扩大的“卫星城镇”，这些不断扩张的建筑集合体，摒弃了传统的建筑形态、质料、方法、理念，已经出现类似中国城镇扩张的形态。

这包括连续通过水泥公路连接的城市与郊区的交通系统，沿着公路出现大批中高层设计低劣的“城中村型”水泥框架房，医院、学校、超市、菜市场、公共空间、宗教场所等设施不均衡的排列，大批类似于批发城和主题型商铺区开始出现，以上所有的新增设施在节能、环保、排污、污染治理等方面指标都较为低劣——贫民窟和两极分化的城镇化形态已经出现，一旦尼泊尔使用和激活中国式的大水电、火力发电、垃圾焚烧、石油化工、工业化种植体系、低端电子工业和制造业的布局来满足新增需求，尼泊尔的生态将迅速恶化。

目前加德满都山谷的大部分城镇化地区，仍然每天周期性停电，旱季时分有5个月会周期性停水，加德满都各种电器商行所售卖的产品，从性能来说，和中国20世纪90年代相似，能源利用率低，但是西式的建筑室内装修已经很盛行，从这个意义上，加德满都的能源大漏斗已经形成，这个国家等待着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巨量投入以满足迅速膨胀的城市化需求。

在没有反思型现代化理论和回应本土发展议题的方案出现之前，尼泊尔可能重蹈中国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进而造成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后果。

一、尼泊尔城镇化：亚洲水困境的缩影

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古城和新城之间进行调查，不得不依靠狭小逼仄、尾气排放剧烈的迷你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即使是古城之中，也是摩托车、拖拉机、小卡车摩肩接踵，传统的尼泊尔古城是一座踱步行走，一步一神庙，五步一神坛的格局，完全没有给车辆预留下空间，新建的加德满都似乎也没有能力将现代交通良好融入城市肌体里，以至于在声音和大气污染这点上，加德满都的寸步行走都可以成为一种折磨。

自然力研究院此番与尼泊尔特里布凡大学（Tribhuvan）尼泊尔与亚洲研究中心的学术合作，旨在联合中尼双方的研究团队针对亚洲水困境和传统生态知识进行研究，使用人类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调查和田野方法，对加德满都的几个典型城镇化区域进行类型研究，最终自然力研究院将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水危机、城镇化、外国投资、可持续旅游等方面提供策略建议，委托尼泊尔《人民评论》等媒体渠道进行传播。

起源于公元8世纪的尼泊尔巴德岗古城曾经在12世纪到15世纪为尼泊尔的首都，遗留了大量设计精美的王家、宗教、手工艺、传统聚落的建筑形态和生活形态。据自然力研究项目顾问亚洲科技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席苏达善·提瓦利（Sudarshan Tiwari）介绍，巴德岗的水资源利用其实相当超前，因为建于加德满都河谷的山坡地带，巴德岗并不是临水而居的聚落，但是古人通过修建复杂的水渠，将河水和泉水引入城中，通过水井、水池、流泉等形式循环利用之后，再重新回到自然水体当中。

由于巴德岗周边城建扩张和人口增殖迅速，水环境急剧恶化，该区域已经有152口井、34个池塘、77个石构喷泉口完全干涸，余留的水井大部分失去饮用功能，现有城区的饮水依靠在屋顶架设塑料蓄水池，通过从周边车载运水来解决。

与自然力研究院考察过的印度、中国、泰国、越南等国家相同，这些国家的水危机都伴随着传统水和生态智慧的淡出历史以及现代经济和生活形态的迅速进入有关，以巴德岗为例，该城市从创立之始，便使用了一种“气势微宏”的设计和建造理念：不使用尺寸、规模、体量来建造气势，而是不断在微观、细节、局部上投入时间，来创造一种气势入微的效果。这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审美效果，关键是在时间长河中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生态智慧。

加德满都谷地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保持了令人惊异的“中世纪相貌”：这里的聚落按照生活功能区、职业聚居区、种姓居住区、王族聚居区、祭祀区、神祈区等区块富有节奏感地排列开来，虽然没有严格的几何形制，但是按照宗教要义具有严整的建筑形态和生活形态安排。至今保留的长谷纳拉扬（Changu Narayan）寺庙位于巴德岗附近，距今约2000年，据一些考古专家估计，可能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塔，而nara就是“水”的意思，长谷纳拉扬在印度语中表达的是永恒建筑之宗（universal form）。

就巴德岗的民居而言，砖石和雕刻精美的门框、窗饰和屋檐支撑构成了独特的建筑美学，尼泊尔早期建筑者将最繁复和精美的部分裸露在外显示，塔、寺、神殿、神龛、水井、带檐长廊、涌泉广场、工匠聚落、商业街道、农业聚落成比例分布，形成独特的空间构造美学。

因为1934年的大地震，加德满都谷地的许多建筑遭到致命破坏，随后在修复过程中，又多次出现风格调整和修正，加上迅速扩张的城市化，造成一些区域的重要建筑和格局形成了变形，以至于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度考虑将它移除世界遗产名录，直到尼泊尔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之后，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和修复项目才得以恢复名誉。

由于尼泊尔政局不稳，脱离了王权统治的尼泊尔在种姓制度、毛派政治运动、政党内斗、政治效率低下、经济发展单一、山川锁隔等困厄下步履维艰；传统社会、宗教、生活形态在发生形变和蜕变的同时，与各种社会问题和国际互动交织，滋生了严重的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

加德满都的公共交通、公立教育、基础设施、环保设施、公共卫生、大气污染、建筑无序、人口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亚洲国家的恶例。据一直从事古建筑维护的拉宾德拉·蒲利（Rabindra Puri）介绍，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山谷已经损失了95%的古建筑群，代之以丑陋、低效、拥挤、污染巨大的新城镇群。

特里布凡大学尼泊尔和亚洲研究中心的同事提到一个有趣的案例，伴随着尼泊尔的种姓制度弱化、世俗化、宗教多元化、生态恶化，尼泊尔有史以来出现了另一种新现象：2年之内，加德满都新增了8000多家教堂。

特里布凡大学的研究社会运动的专家米根德拉·卡基（Mrigendra Karki）指出：“我家周围近些年出现了许多韩国人，他们用非常好的服务和待遇来吸引信众推广新宗教，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选择这个区域。但是这种趋势不仅是一种思潮和信仰变化，也预示着城市空间的变革。”

在他看来，尼泊尔社会真正的独特性在于它印度教、佛教的奇特混合，从巴德岗、帕坦古城、加德满都老王宫一带的宗教型建筑和构建的密集程度就可以了解宗教如何影响建筑形态和城市空间。

他提到：“我现在不让我的孩子随意外出，只准他们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玩，因为外面公路、汽车、摩托车太多，而且周边有不少陌生人，我时常带孩子去家里对面山上的藏传佛教风格的喇嘛寺。”

据研究团队调查，由于2006年前后的毛派运动，使得大批人员为躲避动乱迁居加德满都，粗略估计有200万人左右，另外在早期的外来移民中，大批藏族难民由于空间选择有限，在加德满都当地人认为是闹鬼和不祥的行刑场建造大批房屋。从这个意义上，信仰的改变、政治动乱、世俗化的加剧和外部投资的加剧，都会彻底改变加德满都乃至整个尼泊尔的典型风格和形态。

卡基所居住的区域是拉里德蒲（Lalitpur），是尼泊尔帕坦古王宫遗址（Patan）所在地，这一区域已经发生了更为迅速的城市化，新的城市建筑架构，像“树包塔”一样，逐渐将古旧迷人的中世纪建筑整体含在口中，在城市化、现代化、世俗化的唾液下，“老尼泊尔”正慢慢融化，消于无形。

即便如此，从残留建筑和居住形态的完整性、连续性、整体性来看，加德满都和巴德岗的遗产仍然足以让人流连。即使在最为拥挤和混乱的街区，时常有一个“天井院落”式的印度教或佛教建筑躲藏其中，与周遭的现代化噪音形成强烈对比，对于许多市民而言，他们的一天都从敬神和宗教性吟唱开始。

遗憾的是现有和新开发的街区既没有真正的“豪华”和奢侈，又完全失去了传统民居、王室和宗教建筑的特色和生态美学。

以巴德岗为例，它的王宫不喜浩大，一般不超过三层，大小甚至和部分民宅相似，它的独特性不是通过占据大量空间和资源，而是通过符号化、细节化、微雕等概念性和理念性来达成。用苏达珊·提瓦利（Sudarshan Tiwari）教授的话来说，巴德岗的建筑给每一滴雨水都注入了尊严，它们不是像西方建筑师那样视潮湿和渗透为敌人，巴德岗的建筑主要使用砖块和木材两种材料，让雨水参与建筑内部，同时控制它对建筑主要构建的影响，雨水带来的湿度，也是良好人居必备要素，它是具有生命感知性的建筑技术。

传统烧制的土砖地面、良好设计的沟渠和地势起伏、土法烧制的瓦片屋顶、木质建筑架构和土坯砖混墙都为这个雨季和旱季明显的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弹性空间，雨水、泉水、河水经过人为的精心设计，形成了独特水环境，足以供给饮用、洗漱、灌溉、景观、防火等综合用途，只不过这种水循环设计经不住迅速的人口膨胀和新派钢筋水泥建筑扩张，许多喷泉管口都是在旁边新建了一栋建筑后，彻底断流。

老巴德岗这种通透性、兼容性的建筑特点，使得水在城市体的宏观和微观循环得到了保证，而以硬体化、体量化、规模化、消费化、奢侈享受型、复制性的“非东方”城市化建造形态和技术变形，造成基于节省、节制、克制、美感、交换、流动的传统生活形态的式微。

二、“发展吠陀”：尼泊尔现代化需重视的宗教细节

吠陀二字，是中国人当初翻译梵文“Veda”时的对照词，它在梵语意味着“看见、知晓”，进而表示“知识”。时下的尼泊尔旅游标配：加德满都古城王宫游、塔米尔街购物、博卡拉滑翔、奇他旺看犀牛、喜马拉雅谷地徒步、蓝毗尼佛诞地朝圣等，虽然足以凑成一个有趣拼盘，这在客观上将尼泊尔视为一种景观上的例外，在实际发展的操作中，尼泊尔在宗教性和日常性的独特性经常被客体化和资源化，外来者没有从尼泊尔这个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脉络中梳理出一个“发展吠陀”。

也就是说，没有厘清宗教细节的任何现代化和发展方案，尤其是外来的发展方案，都客观上将对尼泊尔文化和宗教上的连续统产生破坏性影响。

许多经常国际旅行的驴友可能都听说过德国的Lufthansa（汉莎航空），但只有少数中国人知道这个词语其实是梵语，意思是“飞翔的天鹅”。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世界对印度、尼泊尔这一带梵语世界的着迷。但凡仔细端详南亚国家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西方式迷恋并不是浪漫化，梵语世界和南亚灵动神秘的历史的确令人惊异。

要看到尼泊尔的妙处，不被它严重的汽车尾气污染、单调的食物、混乱的新建街区、糟糕的交通状况、城市环境的脏污所干扰，非要凝神定气并保持一定的阅读量，才可窥得尼泊尔的堂奥。在尼泊尔，宗教信众进入神庙等场所，他们所求之事当地人称为“darshan”，它被理解成一种富有祥瑞的观瞻，可增禄得福，可以译成“见增”“达瞻”。

在巴德岗古城附近的长谷纳拉扬神庙（Changu Narayan），笔者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般的尼泊尔导游较少介绍，正如前文所述，长谷纳拉扬是尼泊尔最早的寺庙——部分考古学家推测它可能建造于公元3世纪初，或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塔庙。中文讲万变不离其宗，而这个寺庙建造所依照的原式叫“vishvarupa”，意即万变不离之“形宗”。

长谷纳拉扬里供奉的主神即毗湿奴之神，他有十重肉身，法力无边，以至于藏传佛教的喇嘛都对他有所感应和敬畏。

传说历史上有一个藏传佛教喇嘛身患麻风病，一日入梦，见一物光芒万丈，乘于巨鸟之上飘至，并告之前往尼泊尔的长谷纳拉扬，以获得十重肉身之“达瞻”，深感其真，喇嘛次日遂行。

同夜，长谷纳拉扬的主事僧侣也得一梦，毗湿奴之神亲现于前，告之西藏将有一喇嘛来求“达瞻”，务必将面前银瓶及其中的宝石取出，近石燃灯则光耀现出。梦醒之后，果然看见银瓶和宝石于其中。等喇嘛赶到长谷纳拉扬，主事僧侣将所梦之事告之，并燃灯照石，光芒瞬间放出，尊神十重肉身现于前，其神力致眩，喇嘛瞬间得愈。

熟悉《易经》的读者可能会想起“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之卦象解签，如果将“大般若光明云”等不可说光明云、檀波罗蜜音等不可说之音、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金翅鸟、飞龙在天等都看作奇幻之瑞象，前往尼泊尔的“达瞻”之旅似乎可以让人进入一个超时间的隧道，从历史直至未来。

尼泊尔的印度教和佛教相互交织混生，虽然经历迅速的城市化，但是仍然部分保持着极为原始和本真的中世纪样貌：拉利蒲尔的帕坦古城、巴德岗古城、加德满都老王宫广场、长谷纳拉扬神庙、帕斯帕提纳神庙（pashupatinath）等分布密集的古城和神庙实在是一部活着的印度教宇宙生成史，值得深度阅读和详细观瞻，而不是在广场拍照，寻些个木刻交媾图像、巨石雕塑、楼宇概观、街头莎丽美女拍照了事。

印度教中的吠陀知识，从其源头就将自己的宇宙发生学和哲学阐释与旁系文明分开，形成了极为有趣的解释：神庙处常见的人形金翅鸟，通译为迦楼罗，它的另一重意义是“语言之翼”，它帮助超越时间、融化时间本身的吠陀得以传递。

再有，许多塔庙的横檐之下都有一扇实心的假窗（torana），很多游客只觉得是雕刻精美的装饰构建，而忽视了其重大的意涵——瑜伽之术将人的思维比作窗户，它不是让光线进入内部，而是建筑内部神光的外通之处，当寺庙大门紧闭，信众可以从一个刻有神现法相的实心窗户中获得“达瞻”。

（一）理解尼泊尔：不可回避的几种“吠陀”

1.听梵音而不语辨

印度教中把自己的知识当作一种直接传递、本质的、听觉之物，也就是一种被听到的知识和梵音，而不是一种通过学习、自我训练、借助于能动性延伸的记诵知识。这意味着游尼泊尔不可错过之物是它的声音，几乎所有的宗教场所在晨昏之时都有敬神的吟唱和颂歌。要知道，这可不是什么简单民俗演唱，而是真正的印度教大知识，其中不乏《黎具吠陀》（Rig Veda）、《娑摩吠陀》（Sama）、《耶柔吠陀》（Yajui）、《阿达瓦吠陀》（Atharva）、《奥义书》（Upanisads）、《博迦梵曲》（Bhagavad）这样的吠陀经典。

在巴德岗杜巴广场附近的毗湿奴神庙清晨有长达一小时的“社区吟唱”，村民迤逦而来，仪式繁复而简奥，其寺庙虽小，但供奉的三尊神像精美绝伦。巴德岗的陶马迪广场和塔丘帕广场早晚也有规模不等的仪式和供奉，尤其是塔丘帕广场的黄昏，神职人员还会用灯火燎照佛像，信众得以在微弱火烛照耀下，看到其中尊神的法相，游客有时还可加入仪式，从神职人员手中接过火来，把它“吃掉”，或是借其余热涂抹身体，除此之外还有牛奶，象征性吸饮之后，余留尽数抹擦至头顶，仪式的终了，里面还会捧出一盘酸奶和米饭的混合物，人人皆可讨要一些直接口服。

拉利蒲尔的帕坦广场古建筑群已经被“后发建筑”所包围、吞噬，几成孤岛，但其中的神庙雕刻和晚歌十分精彩，虽然非印度教徒不得登楼，但是在楼下观石刻造像而听梵音，会有别样的体会。你甚至可以在一街之隔找一民宅改建的旅馆住下，在窗口远眺闻听歌颂神祇的诗章；或是在黄昏清晨，到帕坦博物馆旁边的喷泉池取水处，与当地百姓一道洗漱，取水而饮。

在加德满都，无论是哪一个古建筑群，里面原先都均匀分布着各种水井、喷泉、水池和取水口。由于城市化扩张、基础设施滥挖、人口暴增、污染加剧，这些水基本干涸。加德满都游客的日常饮用水都靠瓶装矿泉水，水龙头的水一般来自屋顶架设的黑色塑料桶，经由井水或自来水过滤、加压而至。这些水即使是当地人也只是用来洗漱，不可饮用。在巴德岗，由于周边城建扩张和人口增殖迅速，地下管网落后，污水处理滞后，水环境急剧恶化，该区域已经有152口井、34个池塘、77个石构喷泉口完全干涸，余留的水井大部分失去饮用功能。

笔者居住加德满都的一个月期间，适逢雨季，城市时常一雨则成涝，四处污泥，但如果是居住在加德满都塔米尔购物街附近——这一般是中国游客经常光顾和聚集之处，可以选择在清晨沿着雨季泥泞街道步行至老王宫广场，路途会经过多个神庙，其中都有大批信众供奉，仪式非常热闹，可以听到各种民间吟唱和乐音。

在加德满都的民俗购物区域，时常见到各种二手图书，里面有英文、法文、日文、韩文、德文等多国语种，唯独难见的是中文图书。询问老板图书的来源，说大多是旅游者留下来的物资再利用，而问及为什么没有什么中国书，对方答道：中国人不读书。

的确，相比较其他国家，中国人能带上各类图书，通过居住在尼泊尔百姓家中，学习当地语言，研究当地文化、宗教、民俗等知识，长时间浸泡式的尼泊尔旅游实在太少。

2.尼泊尔“混乱表象”后的宗教光晕

一下飞机场，见惯了超级机场和宽阔大厅的中国游客通常会睥睨嘲笑尼泊尔机场的小气和寒酸，等出了机场进入加德满都市区，更是会被沿路凌乱、烟尘尾气漫天、混杂的城中村式的建筑所击垮——这是个什么脏乱差国家？

但这正是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游客应该去理解其逻辑，并检讨其行为，改良其游历习惯的机会。

由于尼泊尔的种姓制度、王室残留影响、政治派系林立、山川锁隔、毛派政治运动、内部民族矛盾、印度和中国对其的“三明治效应”，尼泊尔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

旅游虽然是尼泊尔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它的旅游由于在规模、基础设施、盈利模式、旅游服务、延伸产品链、消费模式、利益分配模式等多方面的问题，造成了新的不平衡和利益区隔，进而造成资源本来就匮乏的尼泊尔，选择了饮鸩止渴的方式回应新增的需求。

如果游客选择一般的观光、享受型、景点式、浅度游、猎奇游、购物游、美食游的方式，势必让尼泊尔回应这些需求而吸引快钱去重新打造一个大众旅游化的尼泊尔“游历小品”。

在博卡拉，它已经出现了“丽江化”的现象——围绕雪山和湖畔地带修建大批奢侈性酒店和旅游住宿群，同时配备天珠、木雕、佛像、唐卡、经碟、织品等常规旅游产品，各种用于“发呆”、酒吧、咖啡、中国餐馆、披萨馆、意大利面、泰国菜的旅游设施已经完全占领了博卡拉的旅游空间。

在奇他旺，这里的野外考察、农家住宿、夜间购物、河畔啤酒屋、观犀牛等常规猎奇性项目，已经将深度科考性、体验式、学习式、生活方式游等模式冷落在旁，不利于本土植物学、动物学、民俗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景观维护和开发，而是在走中国丽江先申遗、后资本、再造城的老路。

蓝毗尼这个释迦牟尼诞生地，本来或许可以通过恢复佛诞日自然、地理、宗教、人文、建筑、生活形态原貌的方式进行富有佛教简醒、本真、圆融意味的建设尝试，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佛教迪斯尼乐园，德国、日本、韩国、中国等纷纷在此建造各自风格的宗教场馆，许多建筑都是钢筋混凝土材料。

尼泊尔作为旅游和认知的对象，其真正宝贵和独特的始终是其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多元性，通过更为深入观察和细心设计，尼泊尔完全可以在保护自己历史特色的同时，增加不同族群和阶层的收入和文化丰富性，甚至在世界遗产地保护、山麓型地带现代化、传统农耕和知识传承、宗教传承和文化多样性建设等方面设计成具有国际样本意义的国家。

3.吠陀经典梵音几种：建筑是吠陀的“3D打印”

尼泊尔的传统民用建筑、神庙、佛塔、石雕、铜雕、木刻在其精美外表之下，都附着极为独特的世界观、原初认知模式、宗教经典梵音。在不经学习和阅读之下的尼泊尔游历，容易感觉他们的建筑“千篇一律”，只是在细节处各不相同，但是这里面隐藏的细节值得更多体味。

印度教将整个世界当作一种祭献，所谓梵我不二，梵即是我，梵在我中，梵我合一。它把世界分为物理、地质意义的一层，主宰物为语言；气态意义的一层，主宰物是思维；天体和极天意义上的一层，主宰物为呼吸和气。

许多神庙建筑都是具体模拟印度教视为原初物质的神山、圣湖，所谓上承天地，中接其气，充盈六方，渊沛宇宙。凯拉萨（Kailasa，也就是冈底斯）就是湿婆之神在物理意义世界上的宫殿。在巴德岗杜巴广场，马拉王朝的国王将自己的居所建造得如神宫一般，直接与神比邻，它仿造的印度佛塔，直接模仿的就是凯拉萨之神山，尼泊尔传统建筑木雕中无处不在的蛇神（naga），它不仅是神的形象，也是一种永恒流动的隐喻，象征着时间的永远流转。

在这些象征、符号、语言、现象流动的永恒之城，人们选择吟唱这些歌诗，这里笔者根据多米尼克·古道（Dominic Goodall）的印度教经典英文版译出，因隔着梵文和印度教两种玄奥知识，难免有讹夺之处，有心的读者宜寻找更好的译本甚至原文。

——及汝生时，思之渊薮，强神以力，固地于觳觫，定山于飘摇，均匀天地，天乃得出，屠龙而七溪现，逐黑恶之神而奔牛出，钻石得火，此神为因陀罗（又名帝释天）。

出自《黎具吠陀》

——谁造人之踵？谁赋人其肉？其踝？其指？谁开其窍？造其睾？生殖之器？谁使其稳立于地？谁造其踝于下，膝于上？连接以胫腓？何处为膝盖连接之处？谁人得知？四体相连，彼此嵌合，膝以上延之以躯干、臀部、大腿，谁人造之，四体如此紧合？天下神祇，其数几何？谁造人之颈项、胸部？谁造出乳头？何神所造肩胛？何神所造肋骨？谁接其手臂，使动而事乃成？何神将肩胛与躯干相合？谁凿出头部七孔，耳鼻嘴目得以出？因何神力，两足、四蹄之物得以四处奔走？

出自《阿达瓦吠陀》

——[世界作为一匹祭献之马]唵，如是，黄昏为祭马之头颅；太阳为其目；鼻息为风；喘息之口，火得以出。时间之年为其身体；天空其背；气为其腹；地为其下腹；月相之弦，其侧腹；中间之弦，其肋；四季为其四肢；月及既望，四肢衔接；日夜其蹄；星斗其骨；卷云其肉。沙为其胃中之食；河流为其脏腑。其肝肺为山峦；毛发为树。东方为其前部，西方为其后部。哈欠之时，电闪；摇摆其身，雷鸣。尿时则雨，声音现，即马鸣。

出自《奥义书》

三、城乡连续统：另一种观照南亚社会的视角

在现在的发展语境中，尤其是在中国和南亚社会，有关城市、乡村和现代化，存在几种认知前提：

第一，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母系制度的孑遗，乡村的精神性、亲属关系、归属意义上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聚落形态上的价值，邻里守望，鸡犬相闻，浓重的亲情和熟人社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乡村提供人类一种最为温暖的存在方式之一。

第二，都市或廛市，天生具有政治经济学特征和统治心态（governance mentality），同时具备一定的宗教意义，许多都市的设计从一开始就在拥抱一种远景认知和宗教情怀，想象一下玛雅神殿之下次第展开的臣民聚落，东京汴梁宫苑之外的市井繁华，再将视觉平移，联想一下英国利物浦的海上帝国，美国用方尖碑、穹顶、广场、公共空间支撑的一个现代帝国城市模型，以及巴西利亚用飞行器形制建造的科技主义人类之城等，可以看出，早期都市和现代都市并不是乡村亲属关系和劳作系统的自然延伸，而是另外一种愿景、抱负、资源禀赋下的生存解决方案。从这一意义来看，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国家竞争，综合表现为城市的竞争，这也可以解释，外国新闻工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时常用城市的名称来代替“统治集群”。

关于认知前提，其实还有很多，笔者再次试图强调一点，中国在进入南亚（以投资、旅游、文化交流、政治互动的方式）时，应该看到这一传统社会身上的中国镜像，也就是类似于中国在20世纪初、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现代性困惑和发展阵痛，并从自己的发展经验反思基础上提供一个新的中国走出去和投资南亚（乃至全球海外社会）的新发展和现代化解决方案。

现在的都市发展学过度依靠统计学、经济学、政治学的知识，这些基于计算、预估、假设、解决、设计、控制、系统的科学主义尝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某种意义上，现在的许多城市病，其实并不是城市必然的产物和后果，它其实是知识论、认知论、谬误的建筑学、社会学、人类学后果。笔者并不是一个“反城市”论者，如果在描述中出现对乡村的偏爱，仅仅是因为乡村存在许多城市所需要的营养，它能提供给人类聚落和生存的绝对不是资源等短期利益，乡村是一种认知论和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绿色建筑、可持续城市、节能建筑是一个伪概念，提瓦利教授认为，真正生态友好的建筑应该是植物化建筑：不是节省和节耗，而是自给自足，具有内生和循环性。

视线回到整体意义上的中国和亚洲社会，现在乡村生活的颓败和城市病往往是一种病态知识观带来的，它涉及想象力、时空向度、认知能力、人主体性的危机。城市化通常被理解从urbanization这个词译过来，但在笔者看来，良好的城市化应该是herbanization，herb是草药也可泛指任何植物，这个词语可译成植物型城市化。

植物型城市化首先是一个形态学和城市建造逻辑概念，首先需要从光照、雨水、地下水、土壤、地质、宗教发生学等多角度，依照自然提示，形成最佳的建筑形态、生产形态和生活形态布局；而不简单把城市化当成一个城市经济学、发展学、政治学命题来完成，完全不顾城市和城镇自然生长的周期和规律。

在实现形式上，城市化和城镇化应该仿造植物发生学、形态学、生物学的规律，让建筑、人、生产、生活形成均衡、动态、互生、次第、主次的关系，并在具象意义上大量保存传统本土物种，将这些植物利用到保土、美观、遮阳、避雨、噪音隔断、日常饮食、宗教象征等用途上来。

总的来说，植物型城镇化的要旨如下：强调自然生长，长出来的城市，乡村可以成为城市的土壤和滋养（虚实的双重意义上）；植物具有天然的生态性和自足性，它的光合作用、能量经济、绿色审美属性是城市化最好的老师，现有的城市颟顸、笨重、无趣，少有自给自足，24小时的攫取和索求，而好的城市和建筑都应该学会自己呼吸、自净，不是一旦停电停油就是一个废墟死城。

在7月和8月的加德满都，研究团队特别调查了几个区域的农贸市场，发现本土蔬菜和食材极为单一，以西红柿、土豆、豆角、茄子、秋葵、黄瓜、瓠子、辣椒为主，祭神常用的鲜花也不是随处可见，但是前往长谷纳拉扬的一路，由于向山地爬升，研究人员发现许多潜在可利用的植物、生产、耕作类型，既可保护生态性，又发挥综合的城市农村连续统（urban-rural continuum）的作用。

在加德满都、拉里德蒲、巴德岗的许多区域，仍然有许多在传统建筑形态基础上沿用和改良的区域，那里大都保留了传统的建筑形态和生活样态，但是居住者又通过各种材料和风格，不断衍生、搭建、营造出具有实用性、美学性和宗教性的效果，虽然这些新增建筑并不一定是原真性延伸（authentic）。

危险在于，加德满都这种“小品化”、片段化的保护和商业应用，如果没有整体的城市设计为基础，极易退化和萎缩，成为没有生命的博物馆。对此，自然力研究院核心的咨询和策略建议是重新设计尼泊尔可持续旅游的利益布局，让旅游收益能以更为均衡的方式在城市区域、社区、职业、业态内部进行分布，引导国际游客更为理智和负责任地消费；同时，在城市功能、宗教社会学、建筑形态学设计上引入同类城市的最佳执行案例和做法，并通过设计尼泊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植物日常多样化应用的方式，让山地、平地耕作区、城市绿色缓冲区、社区内部绿耕、旅游餐厅之间形成良好的利益和礼物流动。

植物型城市化的核心在于系统，它像植物一样存在各种层次、群落、区位、生态位，而非形态和功能上，通过技术武装起来的孤岛和囚笼。目前许多亚洲城市的水问题虽然呈现一种“癌症形态”（水是社会和生态问题积重难返的病征和效果）和“发展后果”，在其表象后，有着深刻的宗教、哲学、意识形态、认知模式的原因；在许多宗教盛行的传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环境问题更是宗教危机的集中显现。例如，在印度教看来，水的概念是一种原初物质，它是一种涤除和跨越阈限的工具，在它身上体现一种整合性的修复力量。

至今帕斯帕提纳神庙（pashupatinath）仍然是印度教最为神圣的寺庙之一，俗称烧尸庙，印度总理莫迪在8月初历史性访问尼泊尔的行程里将专门来此朝圣，而在“非宗教的外人”看来，寺庙脚下的巴格马蒂河水早已混浊不堪。虽然印度教徒的往生尸体在焚烧后将送入这条永恒之河，一直流到恒河。这个认知的差异告诉世人，污净具有相对性，水在宗教意义上，它的神性是永远流淌的；日常的世俗变化和动荡之下，水一旦变成解渴和资源性物质，那是它衰变退化的开始。

在巴德岗古城，几乎所有的水源地都出自神的建筑，水从各种具有象征性的怪兽嘴里连缀流出，最终到人的嘴里，“水龙头”这个词有趣地交代了这个日常器具在中尼文化之间的互文——尼泊尔许多喷泉口都有一个张开嘴的龙形（或鼍形）兽。

当地尼泊尔民间雕刻师傅印地拉·堪吉（Indra Kanji）告诉我，印度教中水来自湿婆之神的大脑，“水龙头”下面一般还有一个举着海螺号角的雨神，通过神的吹号，带来雨水。从这一意义上说，尼泊尔、印度、中国这类传统农业、自然神崇拜、宗教传统浓重地带的水危机，其肇始往往都是宗教在世俗化社会的危机缩影。许多巴德岗受访者都对古城的老样貌留恋，但是面临严酷的生计压力和经济诱惑，许多人也无能为力，事实证明，如果全靠居民自觉（甚至在宗教和遗产法约束之下也无能为力——加德满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古建筑构建和佛像失窃），没有系统且持续支持，尼泊尔难以有效保护“祖上的荣光”。

距离加德满都1037千米之外的云南昆明——笔者进行博士研究的滇池，也同样有一个相似水定律。滇池的污染有一个“680规律”：20世纪60年代建设性破坏开始萌动和加剧，20世纪80年代生态恶果显现，2000年左右到达质变，此后14年逐步加剧呈“水癌症”死局。同时，伴随着滇池污染，整体崩塌和消失的是滇池周边，乃至昆明的龙文化、龙王庙、滇池龙信仰。

在此意义上，尼泊尔的城镇化和水危机，是喜马拉雅山麓、佛诞地，亚洲发展和水困境的另一缩影和哀歌。

任何一种区域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城镇规划、产业规划都对应着一种水资源使用模式和形态。也就是说，所有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都对应着人的“水足迹”（water footprint），要实现一个区域发展目标，除了考虑钱、政策、制度、区位、时机的因素，最主要还要考虑自己区域的水利用和水耗损模式是否可以持续。

四、结论：打破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本研究基于田野数据和区域观察，提出了一个三重困境理论视角，用于解释传统型社会向西方式现代社会过渡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即自由的现代性流态、固定的持续增长、主权（或族权）式的民族文化连续统三者之间的彼此掣肘和悖论式困境。

（一）现代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计都有一个永续增长、可持续增长、包容性增长的“增长预设”，这是一种流动的现代性，指向繁荣、富强、自由的远景。

（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同时都强调这种增长和繁荣应该是具有社会正义和兼容性的，也就是人人都可以从这些过程中获益，即一种民有、民创、民享的发展。

（三）与此同时，这些国家都强调保护本土自然、资源、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试图在上述目标达成的基础上仍然具有自身的身份特征和文化特性。

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大批新楼盘迅速发展，造成大批与城乡结合部融合的混生社区和新贫民窟。基于体量、规模的亚洲型城市化，没有充分考虑阶层、宗教、本土气候、环境压力、政治赋权等方面的因素，只关注区域功能上（尤其是商业功能）的集约化和集权化，人口短期内暴增，大批村民变市民，形成一批城市低收入群体。

城市规划者和投资者应该从功能、形态、细节、软件上建设一个智能化、生态性、回应本土发展议题的新型城市，而不是建造和复制一个同样问题丛生的新城市区块。

亚洲许多传统区域是个“老国家”，早已经有自己成熟的城市形态（urban morphology），无论是哪个省份，哪个县域，其实都散布着一些城市智慧。在城市体量、民族聚居、传统承袭方面，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昆明颇为相似。现在的昆明在建筑学和城市发展方面有一些不足之处，其中原因便是对许多本土“发展吠陀”的长期漠视：

首先，审美想象和远景思维，具体而言就是风水观。老昆明是个龟背和蛇山的风水观，沿着长虫山的天然屏障，昆明是枕在湖边的水绕之城，滇池水系与城市中传统河道形成自然的沟通和循环，城市与农村凭借寺庙、荒野、田畴形成自然的隔断和渐变。这些遵循了几千年的规律发生了变化。

其次，让功能来自然过滤和淘汰城市形态。在翠湖区域，造币、纺织、洗布、刺绣、文房四宝、商铺、市井生活、教育、文人雅集等功能自然构筑了一个彼此联通和呼应的城市形态，所以如果真要建立一个新昆明和呈贡花城，它应该有生态学家、环保组织、设计师、农艺师、诗人、鲜花店、花艺店、生物基因研究者、土壤学家、昆虫学家、手工艺人、编制工人、果蔬菜农、美食人士、鲜花食品烹调师、民俗学家、各种有着原生和生态生活方式的民族聚居者的有形城市空间，依照他们的使用习惯和生活方式，让城市自己提出生长的需求，形成一个自然、不造作、有效率的生长型城市和智能城市，而非一个行政中心在中央，附属产业的功能区在周围环绕的行政区划“图表式城市化”（计量经济学和行政规划学意义上）形式。

最近，云南在提城镇化上山，这种发展路径最为重要的潜在价值在于，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自然资源的独特性和自然地理提示：云南的所有城市其实都在山上——云贵高原上，也就是说，即使是再平整不过的云南城市，也是生活在高坡之上。从这个角度看，当大批的中国内陆城市在“高楼城市化主义”和“拥堵城市形态”之下狂飙突进，失去自己的城市之魂时，作为已经在高原之上的云南和西南，它们应该守住什么样的城市景观和高原心态？真正雄心壮志的云南人，应该将上海、北京、广州想象为“钢筋混凝土农田”，自己只要在高坡之上设计一个基于生物利用、文化保护、前现代城市遗存、民族意蕴保护、具有农业审美意义的生态智能城市。人类不需要在谷俄罗多海（彝族先民对滇池的称谓）、苍山洱海边、三江并流区域，看到另一座喧嚣、拥挤、摩登、时尚的平庸城市群。

这些中国自我发展的镜像和主体体验，应该是中国投资者、文化交流和传播者、政治话语互动者最应该和处于过渡转型状态的亚洲传统社会分享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