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言语行为研究简介

国内学者对于言语行为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的本体研究，二是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对汉语事实进行的应用研究。

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的本体研究或是对奥斯汀和塞尔等国外学者建立的理论体系的介绍或评价，或是从哲学、认知、语义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前者有：顾曰国（1989，1994a，1994b）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评判》、《John.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与心智哲学》、《J.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评判与借鉴》、张春隆（1994）的《论言语行为及存在的问题》、段开成（1988）的《舍尔的言语行为理论》、高一虹（2000）的《沃尔夫假说的“言外行为”与“言后行为”》、郭津揩（1989）的《语用学中的‘言语行为’理论》、贾玉新和李洁红（1993）的《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能力》、唐燕萍和张友芬（2002）的《言语行为新解》等。

后者有：从交际意图角度对言语行为进行讨论的有：刘光准（1989）的《言语交际的交际意图和紧缩现象》、辛斌（1999）的《言语行为、交际意图和预示语列》、林波（2002）的《交际意图的语用认知新探》、李庆生（2001）的《论言语行为的可观察性》等。结合隐喻的角度讨论言语行为的有：王松亭（1998）的《隐喻和言语行为》、房红梅（2001）的《人际隐喻与言语行为理论的互补性》等。从两种以上语言文化的对比方面进行言语行为具体类别研究的有：孙淑芳（2001）的《隐含祈使的间接言语行为句》、黄永红（2001）的《对言语行为“道歉”的跨文化研究》、张绍杰和王晓彤（1997）的《“请求”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王爱华（2001）的《英汉拒绝言语行为表达模式“请”》等。从语篇分析方面讨论的有：苗兴伟（1999）的《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篇分析》、李旭霞（1999）的《请求语篇的认知分析》等。结合认知理论和语义、语用学来讨论言语行为的有：冉永平（2002）的《认知语用学的焦点问题探索》、钟守满、王伟（2000）的《言语行为动词语义分析及构架》、严世清、陈腾澜（1998）的《语义学与语用学的互补性》等。

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对汉语事实进行应用研究的主要有钟守满、刘大为、徐默凡、吴剑锋等。刘大为（2002）分析了言说动词、意向动词和外部动词之间的关系，认为言说动词在语义上都指向一个口语的或书面语的言说过程。言说的不同方式，就造成了这些动词的不同词义，所言说的外部事件被表述为一个受到这些动词控制的句子宾语。通过言说动词的自指功能论证了任何句嵌式递归都起始于一个自指的言说动词。刘大为（2004）从意向动词和言说动词对视域的控制入手，发展了一种新的篇章分析方法。认为任何篇章的视域结构，都是在一个主视域的控制下，以转述和引述的方式引入其他视域而构成的，意向动词和言说动词都能使用转述的方式，而引述的方式只能为言说动词使用。钟守满（2004、2005）对英汉言语行为动词进行了专项研究。从语义认知角度对英汉言语行为动词的可比性、认知结构分类以及句法结构的异同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从不同的认知角度看言语行为动词构成的句子所涉及的告知关系会有不同的认知分类框架及不同的认知解释，主张立足于旁听人的视角，将言语行为动词分为单向和互向两种，单向又次分为一般右向、特殊右向、一般左右向三类。此外，钟守满（2004、2005）还分别具体分析了英汉互向类和“tell/inquire”等动词的信息传递认知结构和语义认知特征，并给出了相应的语用解释。值得一提的是，钟守满（2005）认为言语行为动词还具有人际意义，并从逻辑和人际功能的角度分析了断言、承诺、表情等五类言语行为动词所具有的人际意义。钟守满（2008）的《英汉言语行为动词语义认知结构研究》可以说是国内目前唯一一部有关汉语言语行为动词研究的专著，是作者近年来对英汉言语行为动词进行对比分析专项研究的成果总结。徐默凡（2008）通过修辞行为和修辞意图的分析尝试解释言说动词的隐现规律。吴剑锋的博士学位论文《言语行为与现代汉语句类研究》（2006）针对目前句类研究的问题和不足，尝试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整合心理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汉语句类问题。通过对言语交际行为的重新分析，以言语行为作为解释因素来分析以往汉语句类研究的误区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代汉语句类的类型模式、语义结构、语言标记以及句类与话语结构的关系，力图构拟出一个具有宏观理论视野的相对全面、系统、科学的现代汉语句类系统。吴剑锋（2008、2009）集中分析了汉语言语行为动词的元话语功能及句类地位问题，指出了言语行为动词可以作为句类划分的标准。吴剑锋（2008）则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下探讨了汉语句类的八分模式及汉语八大句类的语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