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关于疑问句的研究概况

疑问句的研究，和陈述句等其他句类一样，传统上主要归属于语气范畴，是按句子的语气分出来的句子类别，早期则以助字（语气词）为纲。马建忠（1898/2000）的《马氏文通》认为汉语传疑助字有六个：“乎”、“哉”、“耶”、“与”、“夫”、“诸”。它们的传疑功能又可分为三种：“一则有疑而用以设问者；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一则不疑而用以咏叹者。”以传疑“乎”字为例，“有疑而用以设问”的例子如“或曰：‘管仲俭乎？’”；“无疑而用以拟议”的例子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疑而用以咏叹”的例子如“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马建忠2000：361-377）前者相当于一般疑问句，中者相当于反问句，后者相当于感叹句。黎锦熙（1924/1992）的《新著国语文法》继承了马氏的观点，仍以助词为纲，把句类放在“语气（助词）”中去论述，共划分为五种：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惊叹句和祈使句。其中，疑问句分为“表然否的疑问”、“助抉择或寻求的疑问”、“无疑而反诘语气”三种。

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摆脱了以助字（词）为纲的束缚，从整个句子的语气入手，建立了汉语的疑问句系统。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上卷1942，中下卷1944）真正开始了对疑问句进行比较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认为疑问语气是一个总名，“疑”和“问”的范围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有传疑而不发问的句子，可以用问话的语调，也可以不用问话的语调；另一方面，也有不疑而故问的句子。前者是测度，后者是反诘。测度句介乎疑信之间，反诘句有疑问之形而无疑问之实，只有询问句是疑且问的句子。因此，疑问语气包括“询问、反诘、测度”，除一部分测度句外，都取问句的形式。《中国文法要略》把问句分两大类：特指问句和是非问句（包括抉择问句），并从结构、疑问点、疑问程度、功能、应用等视角对疑问句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描写。此外，王力（1943）的《中国现代语法》提出了“问语与答语的关系”，高名凯（1948/1986）的《汉语语法论》区分了“询问命题”和“疑惑命题”，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关于疑问句的较有特色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主要关注的是词类和主宾语的讨论，对句类的研究则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这其中也包括对疑问句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暂拟系统”和一些教材如胡裕树（1995）主编的《现代汉语》和黄伯荣、廖序东（1991）主编的《现代汉语》等在谈论句类问题时都涉及到疑问句，但均未作深入讨论。唯一值得一提的是黄伯荣（1958）的《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认为疑问句、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这四种句子“主要是根据说话的目的或句子的作用分出来的”。作者把疑问句分成四种，即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正反问，并比较分析了它们在结构上的特点。另外还分析了“表示猜想的疑问句”和“表示反诘的疑问句（反问句）”，反映了当时汉语语法学界的普遍认识。

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疑问句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先后形成了四次冲击波。（注：参见邵敬敏：《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次冲击波是由陆俭明（1982，1984）的《由“非疑问句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以及范继淹（1982）的《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引发的，标志着对疑问句的研究由宏观的分类研究转入微观的描写研究。第二次冲击波是由林裕文（1985）的《谈疑问句》以及吕叔湘（1985）的《疑问·肯定·否定》引发的，这些文章偏重于对疑问句的理论上的探讨，很有启迪意义。第三次冲击波以朱德熙（1985）的《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及其所引发的若干篇讨论方言中两种反复问句的一批文章为代表，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进行汉语方言疑问句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形成了对疑问句研究的第四次冲击波，重点是对特殊疑问句进行的专题研究，此外还包括反诘问、回声问、附加问、假性问，以及新兴疑问句式“有没有VP？”、“A不AB？”等。代表作是邵敬敏（1996）的《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是迄今为止对汉语疑问句研究最全面的专著，几乎涉及汉语疑问句的各种类型。

近年来，疑问句研究又有新的拓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专注于疑问句的功能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徐盛桓（1999）的《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杨明天（1999）的《疑问句的非疑问意义》、杉村博文（2002）的《论现代汉语特指疑问判断句》、伍雅清（2002）的《汉语特殊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研究》、徐阳春（2003）的《疑问句的语义、语用考察》、刘丹青（2005）的《句类及疑问句和祈使句：〈语法调查研究手册〉》、曾毅平（2006）的《报道语体与文艺语体疑问句的分布差异》、林茂灿（2006）的《疑问和陈述语气与边界调》、陈振宇（2008）的《现代汉语中的非典型疑问句》、刘大为（2008，2009）的《制造信息差与无疑而问——修辞性疑问的分析框架之一》和《修辞性疑问：动因与类型——修辞性疑问的分析框架之二》等等；二是专注于疑问句的语法化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有曹瑞芳（2002）的《〈论语〉疑问句中疑问语气的表达手段》、高列过（2004）的《东汉佛经疑问句语气助词初探》、何亚南（2004）的《中古汉语疑问句中“为”字的词性与来源》、刘开骅（2006）的《中古汉语Vp-neg式疑问句句末否定词的虚化问题》、冯春田（2006a，2006b）的《疑问代词“作勿”、“是勿”的形成》和《反诘疑问代词“那”的形成问题》、叶建军（2007）的《疑问副词“莫非”的来源及其演化——兼论“莫”等疑问副词的来源》、李宇凤（2007）的《也论测度疑问副词“莫”的来源》、朱冠明（2007）的《关于“VP不”式疑问句中“不”的虚化》、叶建军（2008）的《疑问副词“还”溯源》、冯春田（2008，2009）的《试论疑问代词“若为”、“若箇”的来源》和《汉语疑问代词演变的特殊规则》等等；三是加强了汉语方言的疑问句比较研究。如邵敬敏等（2010）的专著《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以及陈泽平（2004）的《北京话和福州话疑问语气词的对比分析》、邓思颖（2006）的《粤语疑问句末“先”字的句法特点》、甘于恩（2007）的《闽方言疑问句比较研究》等论文。

由于汉语的疑问句在结构上有特殊的标记，在语义上有特别的内涵，在语用上有特定的功能。因此，疑问句历来是汉语语法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研究的成果主要涉及疑问句的结构类型、分类系统、疑问代词、疑问语气词、疑问语调、疑问程度以及问句与答句的关系等方面。其中，与我们的研究有直接关联的主要有疑问句的分类系统、疑问程度、疑问句的功能、疑问语气词等。

2.2.2.1 疑问句分类系统的研究

疑问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得出的分类结果也不相同。根据邵敬敏的归纳（注：参见邵敬敏等著《汉语方言疑问范畴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主要有五种情况：

（1）派生系统

这是根据疑问句内部小类的派生关系进行分类而得出的系统，以吕叔湘（1985）为代表，认为特指问与是非问是两种基本类型，而正反问与选择问是由“两句是非问合并而成的”，即从是非问中派生出来的，如：

你去？你不去？→你去不去？

你去？我去？→你去还是我去？

疑问句的派生系统的内部关系为：

（2）转换系统

这是根据疑问句与陈述句之间的转换关系进行分类而得出的系统，以朱德熙（1982）为代表，认为疑问句有是非问句、特指问句和选择问句三类，可以把这三类问句都看成是由陈述句转换出来的句式：①只要把相应的陈述句的语调变换成疑问语调，就成了是非问句；②在相应的陈述句里代入疑问词语，加上疑问语调，就变成了特指问句；③把陈述句的谓语部分换成并列的几项，再加上疑问语调，就变成了选择问。

疑问句的转换系统的内部关系为：

（3）结构系统

这是根据疑问句的结构形式特点进行分类而得出的系统，以林裕文（1985）、陆俭明（1982）为代表。林裕文认为疑问句在形式上的特点有四点：①疑问代词；②“是A还是B”选择形式；③“X不X”的正反并立形式；④语气词与句调。因此，疑问句内部的对立应建立在这四项形式对立上。陆俭明在具体比较了疑问句各种类型后认为，特指问句和选择问句有两项重要的共同点与是非问句形成对立：①前两种疑问句都是由疑问形式的语言成分构成的，而是非问句则是由非疑问形式的语言成分构成的；②前两种疑问句末尾都能带语气词“呢”，不能带“吗”，而是非问正好相反。

疑问句的结构系统的内部关系为：

（4）功能系统

这是根据疑问句的交际功能即说话的意图进行分类而得出的系统，以范继淹（1982）为代表，认为除特指问句外，其他的疑问句都是一种选择关系，是非问句是选择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范氏分类的出发点是语义理解，对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及机器翻译等更具有实用价值。

疑问句的功能系统的内部关系为：

（5）选择系统

这是根据回答是要求肯定否定还是针对性地选择进行分类而得出的系统，以邵敬敏（1996）为代表，认为：①是非问和正反问本质上都是一种是非选择，关键是句子中出现的选择项是单项还是双项；②特指问和选择问都是若干的选择，关键是选择项是有定还是无定。

疑问句的选择系统的内部关系为：

2.2.2.2 疑问程度的研究

能认识到“疑问”的程度问题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的，当首推吕叔湘。在他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中，吕叔湘认为疑问语气是一个总名，“疑”和“问”的范围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有传疑而不发问的句子，可以用问话的语调，也可以不用问话的语调；另一方面，也有不疑而故问的句子。前者是测度，后者是反诘。测度句介乎疑信之间，反诘句有疑问之形而无疑问之实，只有询问句是疑且问的句子。因此，疑问语气包括“询问、反诘、测度”，除一部分测度句外，都取问句的形式。实际上，吕叔湘是按疑问程度把疑问句分为“询问、反诘、测度”三类。

赵元任（1979/2001）对疑问的程度也有所论及：“‘吗’字是非问句‘对于肯定的答案抱有或多或少的怀疑，也就是可能性在50%以下’，‘V不V的问话是不偏于哪一边的’”。

徐杰、张林林（1985）把疑问程度予以量化，分为100%、80%、60%、40%四个等级，主要考察疑问句类型与疑问程度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有两条：①疑问程度越低，其表达形式越灵活，可选用的疑问句式越多；疑问程度越高，其表达形式受到的限制就越多，可选用的疑问句式就越少。②高程度疑问的典型句式适应的范围最广泛，而低程度疑问的典型句式适应的范围较窄。

黄国营（1986）根据徐杰、张林林的《疑问程度和疑问句式》和语境把疑问程度确定为五级：

李宇明、唐志东（1992）把疑问句分为高疑问句、低疑问句和无疑问句三种。

邵敬敏（1995）通过几种疑问句式以及疑问语气词的比较，指出信与疑是两种互为消长的因素，信增一分，疑就减一分；反之，疑增一分，信就减一分。因此，当信为1时，疑为0；信为3/4时，疑为1/4；信为1/2时，疑为1/2，信为1/4时，疑为3/4；信为0时，疑为1。对疑问程度起决定作用的是疑问句类型，其次是疑问语气词。正反问由于提出肯定、否定两项，因此可能与不可能各占一半，疑惑程度居中，即信、疑各为1/2；特指问对所询问对象完全不知，疑惑程度最强，即信为0而疑为1；反诘问虽采用疑问形式，但问话人心中已有明确的看法，答案就在问句中，没有什么疑惑，因此是信为1而疑为0；“吗”字是非问句则是信为1/4而疑为3/4；“吧”字是非问句是信为3/4而疑为1/4。除疑问句类型之外，疑问句中的某些副词、助动词以及上下文语境都会对疑问程度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一定限制的，即不可能超越某一种界限，否则就要变成为另一种疑问句类型了。也就是说，其他因素只能起到“微调”的作用，从而疑惑程度构成0-1的一个连续统。

2.2.2.3 疑问句功能的研究

疑问句的功能的研究就是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视角来研究疑问句的功能，主要涉及疑问句的疑问域、疑问信息、疑问标记、疑问功能的衰变和迁移等。

张伯江（1997）运用共时语法化的观点来辨析疑问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他认为疑问句的疑问域有大有小，主要有三种：点、部分和整体。疑问域为一个点，就是特指问句所反映的事实；疑问域为一个包含析取关系的集合，就是选择问句所反映的事实；疑问域为整个命题，就是广义是非问句所反映的事实。据此可分为：A.特指问句；B.选择问句；C.是非问句。疑问域的不同反映了期待信息量的不同。因此在话语中表现出强度不等的倾向性功能：疑问域小的问句所需要的信息量小，往往标志着一个话轮的结束；疑问域大的问句所需要的信息量大，常常标志着一个新的话轮的诱导，即广义的是非问句常常在话轮转换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把各类疑问句的功能描述如下：

疑问域：A（一个点）<B（一个区域）<C（一个命题）

转换话轮作用：A（较弱）<B（中性）<C（较强）

李宇明（1997）认为：仅用一个疑问标记来传递一个问元的疑问信息，称为疑问标记的独用；用两个或三个疑问标记共同传递一个问元的疑问信息，称为疑问标记的复用。疑问标记的复用会带来疑问信息的羡余，但是疑问标记并不羡余。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句中出现了疑问标记，但它并不负载疑问信息，或不能很好地负载起它所应负载的疑问信息，称为疑问功能衰变。

徐盛桓（1999）认为：如果疑问句的形式表达陈述性内容或指令性内容，即是疑问句功能的迁移。疑问句的功能是“全疑而问——半疑（猜测）而问——无疑而问”，与之相应的是“强发问——弱发问——非问”；非问包括陈述性内容和指令性内容。疑问句探询功能的变化是从强发问过渡到弱发问，探询功能的迁移是从“问”迁移到“非问”。

杨明天（1999）认为疑问句有两种功能：一种为寻求信息，有疑而问；另一种为传输信息，直接通报某一事件。第二种功能与表达说者的主观情态意义紧密相关，表达非疑问意义，如：建立交流联系渠道的意义；建议等其他意义；各种主观情态意义：通过疑问表达加强上文的意义；有礼貌的请求意义；意愿流露意义；警告、威胁意义；讽刺、嘲笑、挖苦意义；恼怒、谩骂意义；谴责意义；羡慕、赞叹意义；懊丧、惶恐意义；惊讶意义；督促意义等。为此认为汉语中的疑问句意义的研究可以从语义—功能、语用角度进一步深入展开研究。

杉村博文（2002）指出，在由“谁”和“什么”构成的特指疑问判断句中，①“谁/什么”出现在句首充当主语时，“谁/什么”和“是”字的宾语构成同一关系，而同一关系既可以存在于两个事物之间，也可以存在于某一概念和某一类事物之间。同一关系有时只有“指别”作用，有时在“指别”的基础上还兼有“说明”作用。②“谁/什么”出现在句尾充当“是”字的宾语时，句子的主语和“谁”、“什么”既可以是成素与类的关系，又可以是同一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关系，句子语义都偏重于说明性叙述，留有说话人阐述自己看法的余地。

伍雅清（2002）对汉语特殊疑问词的非疑问用法的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指出了无论是从语义、句法还是语音角度，或者是从几个角度结合起来研究，都是从特殊疑问句的结构本身或是WH-词的语义解释本身出发的，都有其不足之处。进而提出两种解决方法：一是提出一个WH-词的非疑问用法的优选模式，二是从疑问句句式之间的语义关系探讨对WH-词的解释问题。从优选的角度看，汉语WH-词的非疑问用法遵从下列的条件：①首先取决于该WH-词是否在疑问算子的辖域范围内以及该疑问算子的性质。如果是在疑问算子“呢”（隐性的或显性的）的辖域内，那么WH-词作疑问词解。②如果不在疑问算子的辖域内，而在其他的允准语（如否定算子、条件句或全称量词）的辖域内，则WH-词作非疑问用法解。③除了在全称量词的辖域内以外，WH-词的词重音使该WH-词作疑问用法解。④单位词、事实性动词和表尝试义的语境起非疑问用法WH-词的辅助允准语的作用。从疑问句句式之间的语义关系来看，对WH-词的解释不一定要局限在句内，可以从答语的角度进行。

徐阳春（2003）从语义、语用的角度对有疑而问的疑问句进行考察，着重探讨此类疑问句的问域、问点、预设及其恰当性问题，认为疑问句的问域总是由包含若干命题选项的析取式及询问标志所构成，问点可以通过对不同命题选项的比较来确定，只有所有预设均为真的疑问句才存在真解答，只有符合恰当性要求的疑问句才能顺利地得到真解答。

曾毅平（2006）以问句比率、问句平均字数、语言环境、结构、功能中的21项语言与言语特征标注报道语体与文艺语体的语料，以此揭示疑问句在报道和文艺两种语体中的分布差异，并从语境功能域角度解释了差异的成因。将疑问句置于语体中作量化研究，考察其语体差异，这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陈振宇（2008）认为在汉语中，当疑问从句做宾语时，一个句法语义上的陈述句或祈使句，可能因为言语行为的作用而成为疑问句，这就是汉语中的非典型疑问句，它们处于疑问与非疑问之间的过渡地带，并存在疑问程度的连续变化。从言语行为的角度可以划分出四种非典型疑问类型。所有这些非典型疑问句的主句都可带非疑问标记，而不能有疑问标记。它们有着不同的疑问程度。汉语中某些特定的话语标记在类似的结构中也有同样的功能。从语力、邻接性和话语标记角度看，共有六个因素决定究竟有怎样的疑问程度：直接性、人称指向性、场景性、关涉性、未来时间性、行动貌、句末疑问、长疑问、疑问话语标记是“正向要素”，即满足这些条件，疑问程度就增加；而主句焦点性、反问语境则是“负向要素”，满足则疑问程度降低。直接性、人称指向性、场景性、未来时间性、行动貌、主句焦点性、反问语境、疑问话语标记都是主句及其语境的性质，它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关涉性、句末疑问、长疑问则是少量的从句性质，它们具有补充作用，当句子是非典型疑问句时，它们可以使句子的疑问程度略为加强。

刘大为（2008，2009）对修辞性疑问进行了集中分析，较有新意和见地。其中，刘大为（2008）区分了语法性疑问和修辞性疑问：以“有疑而问”为特征的疑问是语法性疑问，语法性疑问被塑造成“无疑而问”则是修辞性疑问，即在无疑中通过制造信息差来设疑。提出“让步是制造信息差的主要方式”，人们为追求信度提高的不同程度而寻觅不同的让步方式，肯定性让步、否定性让步、推断性让步、扩展性让步四种制造信息差的方式造成了修辞疑问的四种类型：试诘问、反诘问、推论问、正诘问。这样的方式越多，无疑而问的修辞疑问类型也会越多。

2.2.2.4 疑问语气词的研究

疑问语气词在早期曾被称作传疑助词，马建忠（1898/2000）的《马氏文通》认为汉语传疑助字有六个：“乎”、“哉”、“耶”、“与”、“夫”、“诸”。它们的传疑功能又可分为三种：“一则有疑而用以设问者；一则无疑而用以拟议者；一则不疑而用以咏叹者。”以传疑“乎”字为例，“有疑而用以设问”的例子如“或曰：‘管仲俭乎？’”；“无疑而用以拟议”的例子如“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疑而用以咏叹”的例子如“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前者相当于一般疑问句，中者相当于反问句，后者相当于感叹句。《马氏文通》以后，不少人均以疑问语气助词为纲来研究汉语的疑问句，这些研究共同性的缺点是把疑问语气词和句调混为一谈，对语气词作用和意义的分析也仅凭语感，缺少验证和比较，因此主观随意性强，缺乏科学性。

20世纪80年代后，对疑问语气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几篇很有建树、颇有影响力的论文。

胡明扬（1981）特别重视口语，分辨出同一语气词在口语中的不同变体及其表示的不同意义；把语调所表示的意义和语气词所表示的意义分开，重视语气词本身所具有的基本意义，发现了不少以前鲜为人知的特点和规律，如指出了“用‘呢’和不用‘呢’的区别在于‘呢’是提醒对方”等。

陆俭明（1984）认为要判断疑问句末尾的语气词是否是疑问语气词，必须“要看它是否真正负载疑问信息，这一点又必须能在形式上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陆俭明对一般认为是疑问语气词的“吗”、“呢”、“吧”、“啊”逐个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①是非问句的疑问信息主要由升调与“吗”分别承担，因此，“吗”是疑问语气词。②一般特指问句与选择问句的疑问信息由疑问词或疑问结构承担，句尾的升调或“呢”只是一种羡余信息，但在“丁四呢？”“我不要钱呢？”这种特指问和选择问的简略形式中，如果没有“呢”，只能理解为是非问句，所以这里的“呢”也是个负载疑问信息的疑问语气词。③“吧”是个表示“信疑之间语气”的语气词。④“啊”不负载任何疑问信息。因此，现代汉语中的疑问语气词只有两个半：“吗”、“呢”和半个“吧”。

邵敬敏（1989）用大量语言事实证明，即使在“非疑问形式+呢”这类特殊疑问句中，疑问信息也主要不是“呢”来承担的。也就是说，疑问句的性质不是由语气词“吗”或“呢”决定的，而是由疑问句的性质决定选择什么语气词。因此，“呢”只是非是非问的一种形式标记，有没有这个形式标记并不影响疑问的性质。“呢”的基本作用是表示“提醒”，在非是非问句中表示“提醒”兼“深究”；在非是非问的简略式中还兼起“话题”标记的作用。

史金生（2000）通过对“呢”在三种环境中使用情况的考察得出：“呢”的基本语义功能是表疑惑，在不同的语境中还有以疑为问、追问等附加功能，在语法上有成句作用，在语篇上有预示功能、连接功能和转移话题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