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痛苦的中国人(3)
我坐在厨房里，厨房小得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只能把碟子放在双膝上。墙上趴着几只盲蛛，紧贴着粗糙的石灰粉墙，它们的腿像指针一样细长，不停地在原地轻轻颤动，这使得整个厨房像一家静悄悄的、只有钟摆在滴滴答答的钟表店。有时，这些“钟”会交换位置，或者一只“钟”拖着“长腿”趴在另外一只上面，两只一起摆动。瓷砖地面上趴着几只短命的小动物，绽放不出一点生命的光彩：其中一只即将死去，弯曲的双腿剧烈地颤抖着；另外一只已经死了，它的腿呈拱形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完全隐藏在干瘪的尸体下面，形成木乃伊似的一小团，上面已积聚了厚厚的灰尘。万物生生不息，它们的陨落自有新生力量代替。这时，墙上出现了两只个头明显要小、颜色较浅的小家伙，它们或是刚出生或是新成员，很快就融入到同盟里，一起发出“滴答”声。在发掘工作期间，我已经很熟悉这些小动物了。它们在地穴里爬来爬去，一直伴随着工作人员。它们似乎已经成了房间的宠物，也包括里面写字台上那个黏土球里的不知名昆虫。它们是另外的太阳钟，支持那所谓的“有时间”，因为它们会引起我的注意，中断我的思绪。如果说人们以前用膜拜甲虫来膜拜太阳[12]（或者至少是观察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就不能在这种无毒的、不织网的蜘蛛中也得到同样的感悟呢？这些小动物要是突然出现，不会让人吓一跳，只会让人感到吃惊或欣喜。“盲蛛，门槛探寻者的守护者。”我在厨房里这么说道。夜间，听到了霓虹灯的嗞嗞声、电炉上方那个钟的闷闷作响声、楼下正在终点站拐弯处行驶的巴士反光镜的金属臂发出的咔嚓声。
那些长腿小动物发出的“滴答”声和摇摆声与我每天朗读的那首诗是有联系的。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我都会慢慢地、逐字逐句地研读其中的几句：维吉尔[13]关于农学的诗《农事诗》（等我老了，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想翻译这首诗）。那些诗句使我觉得时间倒退，或者让时间获得了另外的意义。
这部诗作的开头介绍了创作的意图：传授田间耕耘和捆绑葡萄藤的合适时机、养牛和养蜂技术，当然这些都是以“歌唱”形式呈现的。实际上，这首诗中蕴含了很多大自然的规律，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比如说，我在哥伊斯的家里有一株濒临枯死的葡萄藤，直到我在《农事诗》里读到了两句以前时常忽略的诗句，才知道谷物需要“殷实的土壤”，而葡萄则相反，需要“松软的泥土”。同样，我曾十分担心院子里的那棵月桂树，担心仲夏里即使很小的风也会吹落树上的叶子，后来读了维吉尔的诗才消除了这个顾虑，原来诗中曾提到，月桂树和橙树很相似，只是闻起来有区别，“风吹不落它翩翩起舞的叶子”（这看起来更像月桂树的特性，而非病症）。
然而，我觉得所受到的教育，并非那些农业知识，而是对那些一如既往有效的事物所持有的热情（绝非陶醉）——同样来自这首诗——太阳、大地、河流、风、树木和灌木林、家畜、果实（装在筐子和罐子里的）、器械和工具所持有的热情。在这些物体身上，可以说公理从世界上消失之前，留下了它的轮廓；远离那些制造分裂的武器（这个常用的词“武器”在这里代表的是那些追求和平的工具），这些物体中的每一个都这样给我打开了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的大门，因为它们永远脱离了那个历史，若即若离地共同存在着——这个故事通常仅仅用一个修饰词就会被讲述：缓慢生长的橄榄树，单薄的椴树，明亮的枫树，坚硬的榛树，松散的泥灰，炎热的东风，清爽的北风，带来露水的月亮。还有按照现在的审美观修剪成球状或方正的黄杨树篱笆，自身就包含着（或者保存着）——我还可以再次使用那个合适的修饰词——那“波动的黄杨树”；在我看来，由于有那个适合于物体的修饰词，它是可以再现的。正如人们所说的，维吉尔“是以一种雌熊生育幼崽的方式”把他的诗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既有生产时的巨大艰辛，又要在“舔抚”时付出更大的艰辛，从而让幼崽获得自己的生存形式：而且因为那些诗句对这些事物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所以在我这个读者看来，它们都一再使那些被歌颂的事物获得新生。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不是正有母山羊“吊着硕大的乳房，十分艰难地跨过门槛”吗？不是正好有走在田间小路上的母牛“用尾巴又抹去了走路时留下的脚印”吗？——抬起头时，正好看到一辆不知从何处开来的汽车拐上了运河桥，多亏有维吉尔的那些诗句，这辆车现在闪烁着异样的蓝光。
台灯洒在桌面上的光圈；车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替代了消失在暮色之中的斯陶芬山的山顶）；坐在公交车里等候的司机；邻居家卧在花园里休息的狗；超市里堆叠的购物篮；灌木上栖息的鸟儿；萨尔察赫河河谷草地上垂挂着的树木的枝蔓；沼泽地农庄前空荡荡的木椅；平原上交错的十字路口；弯弯的弦月（取代了之前的飞机信号灯）；绿油油的菜田；温特山喀斯特地貌的落水洞（犹如倒置的金字塔）；电表盒里慢慢旋转的圆盘；滴落的露水；卵石滩淤积而成的冲积扇；陈列的尸体；插上翅膀的白羊[14]。
书打开着，灯也亮着，我走下楼去。我和司机单独坐在停靠的无轨电车里。外面避雨棚的长椅上放着一份叠好的报纸，下面是一摊呕吐物，像是已经凝固了。旁边海报上的年轻女子近乎赤裸，目光深邃，神情充满期待。一对情侣依偎着坐在运河桥的栏杆上，男子搂着女子。两人亲吻时，女子的白色漆皮皮鞋在栏杆下一动不动。
对面树林边缘的榛子树上，有时会有些淡黄色的柔荑花飘散下来，看不出是被风吹落的。许多刚刚开放、颜色微暗的柔荑花，像鸟爪一样散落在那桦树上。月亮周围泛起红红的月晕，按照《农事诗》的说法，这预示着暴风即将来临（白色的月晕则预示下雨）。
无轨电车只跑长途。这辆车在这个拐角处停了这么久，好像在等什么人。过了一会儿，确实从居民小区里走来一个女孩子，涂着黑色的眼影，脸颊上抹着粉红色的胭脂，身穿红色大衣，从远处就听到她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车子行驶后，她一直站在司机旁边，有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或用屁股碰碰他。傍晚，街上弥漫着沼泽地里常见的低雾，但时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过了几站，离老城区还有一段距离，我在哥奈斯网球馆那明亮的玻璃墙边下了车。那个女孩在我身后漫不经心地说：“印第安人”，我之所以在意，是因为就在不久前也听到了同样的话。那是一个朝我迎面走来的小男孩，对与他同行的妈妈大声喊道：“瞧，印第安人！”
网球馆明亮的玻璃墙后面，紧挨着地区公墓。这公墓在夜色中看起来不过是一大片树林，坟墓上燃烧着的蜡烛也不容易被看到，会让人误以为是森林公园。网球馆里传出击球、呼喊和跑步的声音。有时候，在那不透明的毛玻璃上，会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浮现的肩膀或髋部的白影。紧挨着运动场，有一家饭店，从它的排气扇里传出的嘈杂声，与其说是从这家小饭馆里传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从一家熙熙攘攘的酒店里传出来的。停车场里，密密麻麻地停着被露水打湿的车辆。毗邻公墓的郊外原野里，不断出现傍晚散步和跑步的人，他们要么到附近的咖啡馆里休息，要么消失在最高也不超过杨树的新房子里（至今在整个沼泽区还没有高楼）。
街道上方的金属电线在无轨电车经过时闪着亮光，电车驶过后还依然如此，一直延伸到街道深处，都被缓缓驶过的汽车前灯照得发亮。网球馆上方盘旋着欢快的鸽子，透过哥奈斯教堂的钟楼看到的是一片被月光照亮的云彩，它们把夜空衬托得分外明亮。这一城乡中间地带的夜晚充满活力。城里则截然不同。此时，城里的街道和广场都已人迹稀少，仅有的几个行人要么举止文雅，要么大喊大叫。这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烧柴的气味（难道是从火葬场漫过树梢而飘来的烟雾？火葬场的大烟囱一天到晚都冒着浓烟）。一架单引擎飞机在住宅区上空转了个弯，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这次没有发生坠落，至少在这里没有）。
一边是网球馆和公墓，另一边是阿尔姆运河。在运河坝基旁，有一座像农舍一样的建筑，素有“运河小屋”之称。一条路穿过一片荒芜的草场通往那里，饭店里的灯光洒在草场上空，在黄昏中的西天下呈乳白色，在黑暗中显得很刺眼，这便是草地边缘低矮房子的奇特之处。经营这家咖啡店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的妻子是老板娘（这样可以避免丧失领养老金的权利）。店前的花园比紧挨着的小区的房子还要小，点唱机不在招待客人的房间里，而是在外面的前厅里。这前厅无论大小还是外形都像是一个走廊。点唱机旁边有一个亮着灯的食品陈列柜。
我穿过田野走了一段，在店门前跺了跺鞋上的泥巴。这房子里的嘈杂声不绝于耳——突然爆发的齐声大笑；混杂的叫喊声，此起彼伏，一声压过一声；咖啡壶烧开的声音；在小小的停歇期间，听到的是投币自动点唱机发出的基调——里面一定是一幅人挤得满满的画面。但当我走进去时，却发现这两间矮矮的运河小屋几乎是空的。一张桌子周围坐了四个人在打牌，头上都戴着帽子；邻桌坐着三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是临产的孕妇，一个似乎有一点髭须，头发染成了栗色，另一个女子的脚边卧着一条猎犬。还有一个人抱着手风琴，轻轻地为那些打牌的人伴奏，他们每出一张牌，他就会弹出一个特别的音符。店主倚靠在柜台桌上，腰带后面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拴着一支铅笔，一直垂到小腿肚上。窗台上的一摞画刊和盆栽一样高。这里不像市里的咖啡店那样有挂在架子上的报纸，如果有人想看报的话，老板就会从二楼拿他自己的报纸来给客人看。这两间房子沿着运河大坝的方向排开，大坝远远高出窗户的下沿，一天到晚遮着光。仅有的几张桌子异常宽大，就像在乡村酒店里那样，“可以多坐些人”，还有双层的桌布也是依照饭店里常见的样子铺的：一张白色方格桌布斜铺在一张颜色较深、质地较厚的垫布上，上面放着一堆啤酒杯垫和一个编织筐，筐里装着调料瓶和木质牙签（不再像以前一样是用“柔韧的小檗木”做的）。房间里微弱的灯光与外面的灯光形成鲜明对比，只有灯光从上面直射的那张桌子才稍微亮一些。
工作了一整天后，走进这家饭店，就是听听餐桌旁的人们在攀谈中时不时提及的地名“马武特尔村”、“阿布特瑙”、“格尔林”、“伊本”，我已经感到很惬意了。疲倦的我也融入其中，在那微弱的灯光下，我在想，这正好使我变得不那么显眼：没有人会问我，或者反对我。当我离开时，也不会有人谈起我。不过总会有人注意到我。
我坐在角落里的老位子上，看着饭馆里这两伙人，也偶尔会透过窗帘的缝隙望着外面。北面天空下，城堡那高高耸立的灰色监狱大墙依稀可见，运河蜿蜒朝着那面墙的方向流去，上面横贯许许多多的小桥，前景中就有一座。桥上并排停着两辆车，车窗都开着，司机们透过车窗聊着天，好像他们在这儿不期而遇似的。一辆轻型摩托车敏捷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这位桥上的车手有一瞬仿佛在飞驰。不一会儿，桥上就空荡荡的了。一对白发老人坐在堤坝旁一条长椅上，长椅像运河边的其他长椅一样，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此时，桥上出现了一辆像匣子一样的环城小电动公交车，里面唯一一位乘客像坐在地上一样。过了一会儿，又在同样的位置闪烁起救护车的蓝光。那蓝光很亮，照在酒馆里一个哈哈大笑的女人牙齿上，耀眼夺目。
这里也住着南欧人，一个黑眼睛、棕色皮肤的半大小子和一个跟他长相相似的孩子走了进来，拿着一个大空酒瓶，在柜台前换满满一瓶酒。其间，他说那个孩子是他“叔叔”。他在这里上小学，那里有专设的外国人班，叫“五彩班”：不是因为他们近乎独特的授课工具——彩色粉笔，而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肤色，校长常以这个班为骄傲。他们甚至有专用的校门，开学时间也跟其他奥地利学生不同。到了岁末，他们画的画不光贴满了整个墙面，连所有的柜子里都塞满了。大礼堂展出的画作不仅有充满异域特色的风景，还有本地人所看不到的本地美景。这个有五彩班的学校位于城市另一端，在卡普齐纳山[15]后面的沙尔沼泽地区。那些外国孩子来自城市的各个地区。今天的报纸上报道说，有一个学生昨天在街上被撞死了。不过报纸大多报道战争：土耳其人对希腊人，伊朗人对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对阿尔巴尼亚人。——这个讲述者身旁那个孩子正举起一根棍子朝四周挥舞着。
两人临走时，又在前厅站了一会儿，往点唱机里投了一枚硬币，里面只有一张马其顿民间音乐唱片。片刻间，这个无头无尾的旋律便响彻整个小屋。顿时，眼前发生了变化：饭店变成了约旦河西岸某个餐馆的花园露台，露台是空的，充斥着沙团的沙沙声、棕榈叶的噼啪声、还有无尽的音乐，东面就是死海。孕妇直起腰来，双手把散在双肩上的头发撩到头顶。歌声中，她久久地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坐在死海岸边的女人，代表着大海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