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痛苦的中国人(7)
这座山很大。似乎没有血会从城市喷泉里喷出。似乎没有一个动物会开口说话。“山应该是空空如也！”（我这样大声喊道。）此刻，我才意识到：就在那个行将死亡的人弥留之际，我馈赠给他的仍然是一声咒骂，而且对这具坠落悬崖的尸体，我又送去了同样一句话。我的悼词是这样的：“你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是了！”
在这狭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正在跑步的女子。然而，她的出现并没有——减弱山上的空寂，反而使山更加寂静了。此刻，她就是美的体现。她留着一头金发，身穿一件在黑夜中发出消防栓的蓝色的跑步衫。她从身边迅速跑过时，笑着朝这个坐在树根上的人看了一眼。于是我也对她笑了笑。“今晚真美，不是吗？”——“是啊，这条狭路今晚就是永恒的存在。”那女子边跑边把玩从手上摘下来的手套，犹如在玩两个小丑一样。只见这对小丑时而来回摆动，时而向上弹起，时而折弯下来，时而又互相打闹起来，时而又相互拥抱在一起，而且与此同时，他们没完没了地交谈着。一只满身花斑的猫跟在那个跑步的女子身后跑过来，像是逃亡的样子；而追踪它的是一片小小的黄杨树叶，它几乎贴着地面在飞动。
当我又站起身来时，由于出乎意料的疲惫，我自然几乎无力再继续前进。棋牌室就近在咫尺（我是不是已经迟到了好几个小时呢？），可我似乎永远都到不了那儿。我被拽到了山路的一侧，掉进一片沉睡的低地里。我闭着眼睛，懵懵懂懂地离开了那个地方。这时，我身后传来了喘气声（原来是一群跑步的人），可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茫然地感受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仿佛我在山下的平地上沿着那条运河边走去。当我终于再次睁开双眼时，只见山路清洁工那把大扫帚靠在一块石板旁边，异乎寻常地结实。石板对面是那堵恭候已久的屋墙，犹如在强光的照射下，粗糙的墙面泛着白光，一扇扇窗户被照得通亮：“我来了。”是谁这样对谁说话呢？
另外那些牌手里，有一位神父、一位年轻的政治家、一位画家和主人。他们坐在主人的藏书室里。室内除了书，几乎什么陈设都没有。地面铺着宽木板，打眼看去，木板上的孔节仿佛在雪茄冒出的烟雾中不停地动来动去。正在打牌的人见我进了屋，便暂停了牌局。在我进门时，神父解释道，那张浅色的槭木桌的桌腿是圣安德烈十字架的形状，这位圣徒曾在一个X形十字架上受难。我碰巧叫“安德烈亚斯”，这名字引来哄堂大笑，也让我自然地加入了牌局。我坐到牌桌前，将扑克牌摆成一个扇形，仿佛压根儿就没有迟到似的。
进门之前，我还在楼下的门槛旁站了良久。这道门槛是由一根根粗细不一的圆形木桩组合而成的。木桩的顶端直打进地里。每根木桩上的年轮各异，它们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如同一个交错啮合的齿轮组，或者由于木头里的裂缝呈散射状，更像相互嬉戏的日轮。门口左右两边覆盖着深绿色的植物和两棵夹竹桃叶尖儿。门槛和夹竹桃都被安装在门楣上的一个射灯照得通亮，是要告诉人们，这里现在是一间棋牌室。“门槛，奏乐吧，”这是刻在大门上的一句古代铭文，“不停地奏乐吧。”
开窗的那堵墙上没有藏书，上面挂着画家的几幅画作。画作既没有装裱，也没有装玻璃，看上去像从墙里长出来一样：这些画作中有一幅铁锈红的、一幅硝酸灰的、一幅霉菌银的、一幅砖红的和一幅松脂黄的。与一般画作不同的是，这些画的色泽没有弥漫到屋内，而是浸润在原画中。据画家所说，“如果将色彩紧贴在玻璃窗上呈现的话，其光度就会取得更好的展示效果，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尽管有一个男人很长时间以来就居住在城里，可他依然是这个圈里的陌生人。他的眼睛始终让人无法看得见，它们如此深地陷在眼窝里，以至于看上去有点像假面具上的视孔。他的声音有时听上去就像个小孩儿一样，轻柔，不做作，从来不用在说话前先清一清嗓子。他一再拖延牌局的进程，因为每当轮到他出牌时，他总会在自己的牌上发现一种特定的花色，从而使他要对此详加评述。（或者他有时候弯下腰去，伏在地毯上，看上去好像要把那个酒红与钴蓝相间的图案涂抹到脸上似的。）他的身材极其矮小，脑袋正好高出了桌沿。每次发牌时，他都必须站起来。他要吃进的牌也只得让人推到他面前。
楼梯间里四处弥漫着一股苹果的香味，香味如此浓郁，让人觉得就像在一个专门存放水果的地窖里。尽管棋牌室里闻不到果香，但每每踏进门前时却觉得更加清爽了。然后，从楼下的厨房里时不时会弥漫出烧菜用的调料的味道，当然了，谁都几乎说不清那是些什么调料。主人一边打牌，一边还总惦记着正在烹饪的菜肴。所以，每回轮到他休息时，他总会在一旁猜测着调料的名称：百里香？鼠尾草？肉桂？有一回，窗户短暂打开时，便听见有人在说：“已经闻到了他预报的降雪。”（“他”指的就是气象预报员。）
屋子里并不安静。通往藏书室和各间卧室的旋梯上总会听得见脚步声；楼下，有人正摸索着穿过房间，那声音又轻又急，像动物的爪子发出的声音。从屋外传来一阵抓门的声音，一只猫被人放了进来，只见它一路小跑窜到桌子底下，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这只猫脸上的毛呈深黑色，眼睛是黄色的；一旦它闭上两眼，整个脑袋就只剩下漆黑一团了。
楼底下一间屋子里，有人在拉大提琴。那低沉而持久的乐声为整幢房子增添了一种动听的氛围。随着大提琴乐声的回荡，那时间的节奏也放慢了：几乎每个从屋外路过的人都会驻足聆听；屋里打牌的人也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倾听着。看样子，仿佛对这些听众来说，在这时而悠长时而短促的乐声中，那一个个事物都停滞不动了，就像传说中的俄耳甫斯[19]的声音一样。与此同时，那也是一曲轮船上的音乐：藏书室天花板上的护板就属于那个对应的轮船大厅，而镶嵌在三角墙里的椭圆形小窗就相当于舷窗。
这时，大提琴的演奏戛然而止。随后响起了葡萄酒瓶开盖的响声。走道里又响起了电话铃声。（“不是我的”，主人这样说道。与此同时，有人从楼梯上跑了下去，可能是个年纪不大的人。）在那漆黑的花园里，有一棵冬青树上的长春花闪闪发亮，树上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一动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乌鸫。花园大门前的柱脚旁，卧着一头石狮，大小和兔子差不多。此时，在山下的城里，那家出售香烟报纸的正在营业的小店前围满了人，这就是“晚间烟店”。停在火车站的那一列列火车看上去五彩缤纷，无比巨大，就像是那些更大些的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既是它们的起点，也是它们的终点；而轨道则像一座横卧的金字塔一样。在距离火车站较远的地方，那座监狱围墙上尖利的玻璃碎片看上去像迥然不同的金字塔。
我们在山上的牌局打得很仓促。要说有一个人走了神，那就不用再说了，其他人哪里还会有心思玩下去呢？可是，我们大家都完全专注于打牌。我很少玩得这样干净利索，甚至每次都想赢牌。这期间，只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最终无非就是一场索然无味的自相残杀而已。尽管如此，可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尽管我们平常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可是牌打得越久，我们彼此就越觉得陌生，甚至连搭档都置之不顾了。即使我们谨小慎微地维护着游戏规则，可我们的眼神和手势却是作弊者的眼神和手势；而这样的作弊则意味着：你要玩就一味地玩下去吧。此时此刻，聚会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沉醉之中。我们中不会再有人会感到自己在场——而那个我们本该早就待着的地方，此刻“一切都为时太晚”了。一方面，这五个沉醉其中的人开始发起牢骚，而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玩下去：主人不停地斟满酒杯；画家每瞥上一眼，就会在屋里高声叫出一个新的花色（哪怕只是书本背面的几个霉点）；而神父则与众不同，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杜洛克研究大师，又撰写了一部关于该游戏在欧洲各国发展史的论著，他总是出其不意地向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特殊规则，且一个比一个奇特，一个比一个复杂（尽管这些规则并非每次都对他自己有利）。
唯独那个政治家可谓是竭尽全力，寻求转机。他表现得好像自己是这次聚会的负责人。而这个夜晚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次随便的聚会，而是一种考验的时刻。恰恰在休息时，他就始终跃跃欲试来证明自己。他感到自己受到挑战，要向人们展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各种状况。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会，他都不放过，立刻会果断地参与其中。要是屋里出现一只老鼠，他便会去叫醒正在熟睡的猫，并赶它去捉老鼠；要是一只玻璃杯掉到地上，他便会立刻把散落着碎片的周围区域都封锁起来——就好像那里发生了一场大灾难似的——还会像一个维持秩序的人一样向那个拎着铁锹和扫帚前来的人招手示意。一些别人心不在焉或犹豫不决的地方，对他而言却如同一方乐土。然而，他当初用以证明自己的领导才能、活力和掌控权的每一刻，现在看来，无非就是给别人带来不快。他的一言一行就像是一个坐在一条超载的小船里的人一样：他一个劲地使劲摇动，试图把熄火的引擎发动起来，结果却折腾得更难发动了；与此同时，他的动作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坐在他左右两边的人轮番被他打到脸和肚子；最终，他用尽了一番力气，却使小船难逃被掀翻的厄运。为了让几个打牌的人重新聚起来，他首选的方法是寻找共同点。由此，他发现，主人和画家每喝一口葡萄酒后放下玻璃杯的方式是相同的；而在神父和主人身上，他又发现了一个共性，两人眼镜的镜片度数是一样的；而我“这样一名老师”，则和他本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打牌时不是搭档，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喜欢把扑克牌用力扣在桌上，而不是拿起来。
但这位政治家还是输了，是我们大家之中最显而易见的；他惊诧地瞪大眼睛，豆大的汗珠从发际上滚落下来。最糟糕的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样一个场合里不具有掌控权，而是一意孤行。恰恰正是这一点，自然把其他人渐渐地相互拢在一起了。刚才还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的他们，此刻却在暗暗地互相使着眼色，甚或在偷偷地抿着嘴笑。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桌下轻松地伸开两条腿。唯独就缺少那样一句或许能够带来气氛骤然转变的话：然后，这样的时刻也来到了，简直莫名其妙，有人顺便提起即将到来的复活节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过三天，钟声又会响起了。”这就是转机：我们无拘无束地打完了最后一轮，接着便下楼去餐厅吃夜宵了。
随后，主人提议在壁炉里生火。话音刚落，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要去点火。山毛榉劈柴已经几乎发白了，这些劈柴没有被整齐地码放起来，而是横七竖八地堆在宽敞的入口走道里。牌手们手里都拿了几块劈柴，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壁炉室。门外过道里的电话机旁，一直站着一个半大小子，那是主人的儿子。他背对着大家，把听筒紧紧贴在耳边，丝毫也没有转过身来看一看那哄哄嚷嚷的情形。（“自从放假开始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他父亲说道。）
餐桌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关上了，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这些牌手坐在那里喝酒，天气预报有雪，雪花（有人说是“最后一场雪”）从黑暗里（“成群结队的鬼眼睛”）飞出来，飘落到窗户玻璃上，刚开始还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但随后就无声无息了，好像玻璃上张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主人的儿子继续在走道里对着电话机嘟哝着。每一片飞舞而来的雪花都像是一种象征，既不确定，又无法确定。
我用指尖轻轻地触了一下太阳穴，就像是在感到沉闷或者疼痛时一样。我把椅子推回去，转过身去问神父：“在宗教传说中有没有门槛的说法呢？”——“是作为物体还是意象呢？”——“两者兼而有之。”
当神父思考这个问题时，其他人也纷纷议论着，犹如他们也意识到了似的。
主人说：“我们这儿的猫从来不会莽撞地从门槛上跨过去。它们每次跑到门槛跟前时，都会停住脚步，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地面。有时候，它们还会避免和门槛接触，直接从上面跳过去。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比如被狗追赶时，它们才不再会在门槛前迟疑：这时，跨过门槛进入屋子里才是上策。反而追赶的那一方自然会在那里犹豫起来。”
那位政治家说：“我总是反复做着两个有关门槛的梦。在第一个梦里，我光着脚，从门槛上滑到门柱上，原因是，无论这个门槛的材料是木头还是石头的，表面都很光滑，边缘还被打成了圆形。但我每次都会安然无恙地滑到另外一边，而受到惊吓是有益的，因为我在滑倒时一直问自己：我在哪儿呢？而且正是由于这样的惊吓，我才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门槛就有点像跳远运动员的踏板。而在另一个梦里，它只是一个房子的门槛，况且就像如今的新式楼房一样，只是一根金属条。但我总是跨不过去。在整个梦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只是站在那敞开的门前，打量着自己的脸在脚下的金属门槛里映现出来的模样。当我终于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时，只见身后有一间玻璃房，里面有几个同声传译员正等着我开始一番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