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孔子的担当(9)
四、反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指出，中庸之道贯穿在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律之中，影响了中国文化思维和人们的处世态度，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历史表明，中庸不是折中调和的中间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君子参透了运行于人世间的天地宇宙的规律，故而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人生至境，这不仅影响了东方文化，而且正在影响西方文化。
既然中庸之道如此好，为什么最终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出现鲁迅笔下批判的那种情形呢？我想原因有三：
第一，中庸思想是以“礼”为基础的，强调个人“德”行，即道德修养，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
首先，中庸是个人道德品质的集中表现。孔子认为中庸所具有的品质除“知”“仁”“勇”外，还把“忠、义、恕、孝、信、良、恭、俭、让”等作为人的必备品质，中庸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由此可知，践行中庸之德很难坚持和达到。其次，《中庸》的另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诚”。“诚”是什么？天之道！“诚者，天之道也”。人呢？人就应该效法天的诚道，所以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里也讲过，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说法不太一样，但意思是一样的。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德配天，德行可以跟天的什么地方相配呢？就是这个“诚”字。一个“诚”字，何其困难！再次，中庸思想是以“道”为表现形式而形成的方法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执中有权”“和而不同”等这些方法原则是在社会生活中把握的道，这种道是“中和”，即和谐。中庸就是在解决事物矛盾上寻找最恰当的道路，以达到事物和谐统一的境界。方法论的特征表现为恰切的“度”，即在面对复杂对象时精确把握事情的“分寸”。但是，要想把握“分寸”也是很难的。
从孔子在实践中逐渐接近“中庸”看，一个人要时时刻刻达到中庸之境确乎很难，难在中庸观的理想境界与现实人生的差距，难在人们在日常人伦生活中有诸多复杂要素而难以看透，难在对社会内外部因素考虑不周而易剑走偏锋，难在不易达到纯粹的、无遮蔽状态而最后走向中庸目标。这就是孔子兴叹“中庸不可能也”的原因之所在。然而，孔子又以自己不偏不倚的调整功夫，使中庸逐渐成为他主张中的一种蕴含，使很难达到的中庸之境成为可能。于是我们明白了，“中庸”尽管很难达到，但不是一种不可企及的至境。尽管孔子都说“不能期月守也”，但是仍是“道不远人”。
第二，人性的桎梏。
常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最高的标准恐怕也就是最难达到的境界。若以数学上的逻辑来分析，中庸就是极限值，只能逼近，永远也到达不了。所以，人类大多时候是生活在平庸与中庸之间，这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更不能回避的一点是，抛开人性善恶的争论，人性本身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谁也无法否认。
学者摩罗说：“（中庸）是一种调节自私本能、更加低成本地捍卫自己长远利益的智慧。……动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贪婪的，而且天生具有独占、垄断的欲望。”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古人并不都在自觉地践履中庸之道。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垄断欲等等方面，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即使在某人很谦让、很中庸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被相应的环境逼出来的。
第三，制度层面的因素。
中庸注重的是德行，但是德行的培养不能仅仅依靠个人的修养，必须在制度的保障下才能完成。缺乏制度保障，狂狷之徒如飞蛾扑火，乡原却如鱼得水，中庸自然会变质。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孔子的中庸思想也存在消极因素。正如匡亚明先生在其《孔子评传》一书中所写：“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事取其中’，希望在和平中损益（改良），惧怕革命，因此在方法论上只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不谈矛盾的斗争、转化。这是他的学说的严重缺陷。”由于孔子把平衡的地位和作用过分夸大，以至达到否认、阻止矛盾转化的境地，因此窒息了他学说的合理成分。其流弊所及，就是一切生活领域中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和阻碍变化的现象不时发生，且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应该明白，过分强调中庸，就不利于实现。
第六节 孔子留下了什么
两千多年来，学界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基本态度（政治权力化的孔子本文暂不涉及），一是利用，二是研究。旧时代的普通读书人和不识字的百姓基本都是崇拜孔子的。利用孔子和研究孔子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人崇拜孔子。中国思想史素有“六经注我”的传统，少有著作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一般都是在注释古籍时表达自己的思想。可见，利用孔子阐述、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自有历史。
在这些人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类。一类人以孔子为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在他们那里，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和政治家。说到底他们都是“托孔子改制”，打着孔子的招牌，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其典型代表：汉有董仲舒，宋有王安石，清有康有为。在当代学者中，蒋庆可算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但未能像他的前辈那样付诸政治实践，只能在书斋中议论和在纸面上宣扬。在他们的眼中，孔子是政治家，是“文宣王”，是没有王位的“素王”。他们最重视的经典是《春秋》，他们认为孔子作《春秋》，寄托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说“以春秋当新王”；或说《春秋》是“为汉立法”；或说“以《春秋》行天子事”。
第二类人借孔子以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最典型的是倡导宋明理学的人。孔子很少讲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是个现实主义思想家，他比较多地讨论现实中的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教育问题，不太讨论诸如宇宙本源、形质关系等命题（这与老子不同，老子讲“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关心人生时的此岸，不太关心人死后的彼岸（葬礼和祭礼也是一种人生的礼仪，不是彼岸问题），所以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是现实感很强的思想家。但是人类总归有灵魂层面、信仰层面的要求，于是，佛道两教在魏晋以后大行其道，可算是乘儒学之隙而入。唐宋之世，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头百姓，崇佛成为时代风尚。因此，要排佛崇儒（如韩愈），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儒家也要借鉴佛教阐述形而上的问题的方式，于是讲“性”、讲“命”、讲“理”、讲“气”、讲“天理”、讲“人欲”，这也成为宋明理学的一大特点。他们虽然也讲政治，但根本上是依托孔子阐述他们的哲学主张，把佛道占领的形而上领域夺回来。20世纪的新儒学基本上是沿袭了这一传统。
还有一类人，或以孔子为心灵牧师，或以孔子为心理医生。主要是宋明以后庸俗的道学先生，他们大谈忠孝节义，似乎这是孔子的全部精神（程朱陆王也讲忠孝节义，但与这些庸儒截然不同）。黑格尔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依据大概就在于此。
据考察，《论语》的“大用”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可以治天下，一条是可以学道德，被治天下者治。这两大用途，也可以说是一个用途，用道德治天下——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世界。可惜，这两种用途都不大靠谱。
现在讲孔子，主要是程朱陆王；说《论语》，主要是道德修养，根子是宋学。宋代是尊孔的黄金时代。宋代有个著名传说，说赵普，即宋太祖、宋太宗的宰相，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究竟半部《论语》能否治天下，谁也不知道。
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确实是言过其实。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做百姓的治于人，责任只在配合（学道德）——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话说，就是“除非准备往上爬，全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李零先生指出，孔子的遗产，主要是三条：
（1）它保留了孔子的古典教育，以人文学术为主的教育。后世读书人，读什么，怎么读，都和这种教育有关。
（2）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读书一定要做官。他把读书人和中国的选官制度紧紧拴在一起。中国的文吏，都是阳儒阴法，产供销一条龙。科场不利，入幕坐馆、行医卖卜，都不是正途。
（3）孔子提倡忠孝，对中国的道德有影响，特别是孝悌，对民间的影响也很深。以德治国是中国的意识形态。
这三大遗产，决定了中国的文化结构：
（1）重文轻武，重文轻理。这从图书分类可以看得很清楚。《汉书·艺文志》把图书分为六类，六艺、诸子、诗赋为人文类，兵书、数术、方技为技术类，还是各占一半；《隋书·经籍志》把图书分为四类，兵书、数术、方技沦为子部的附庸，连四分之一的地位都没有。所谓学术，是人文的一统天下。
（2）重当官，轻产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或所谓儒林，汉学家把它翻成official-scholar，他们是已经当官的学者，或准备当官的学者，机会不同，目标一致。读书人，拙于谋生，急于用事，除了当官，什么都不屑为。秦始皇还重视农战，虽有焚坑，医卜农桑之书不禁，但汉唐以下，宋明以来，士农工商，只有士（不是武士，而是文士）才是正经出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实用之学，一直走下坡路，始终处于颓势。
（3）重道德，轻宗教。中国的愚夫愚妇，和全世界的老百姓一样，对宗教的需求很强烈，但秦汉以来，从来都是国家在儒学之上，儒学在释、道之上，大教在小教之上。王莽以下，国家大典是国家大典，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二元化；宗教本身，多元化。这一直是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孔子，地位虽高，和百姓有距离感，他们是敬而远之。道教、佛教和其他小教，对民间更有影响力。宗教是儒家的软肋。
一部孔子的传播史，也是一部斑驳的利用与批判的历史。至今，争论不休。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刘军宁指出，要对孔子的思想与自由与专制的关系做出区分。他认为，孔子的主要身份有三种，分别是：先知、君子、帝师。所谓先知，是因为孔子先于他人知道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的根本道德准则并告知于众；所谓君子，是指有高度文化修养的、高尚的人，是孔子最认可的社会角色与身份。在中国，君子的概念基本上是孔子一手建立起来的。他是一个自觉的君子，并时时以君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弟子。他还提炼了君子所应具备的许多美德，这些美德被后来一代代想做君子的人欣赏，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所谓帝师，帝师是老师的最高等级。孔子被视为不可超越的帝师，被帝王们争相奉为至圣先师，甚至被封为百代帝师。在孔子的三个身份中，最受重视的、最令人羡慕的就是他身后的帝师身份，以致帝师，而不是先知与君子，成为一代代中国文人的梦想。
刘军宁认为，对孔子，要接纳作为先知和君子的孔子，拒绝作为帝师的孔子；接纳主张自由的伙伴关系的孔子，拒绝主张专制的君臣关系的孔子。为什么？他认为，“君王们最看重的就是孔子及后来儒家的君臣学说。帝王师的本质，是教授帝王如何把天下的民众都变为君王的臣民，不论其用心多么良苦，在效果上都是在巩固君臣关系的格局，扩展君臣关系的秩序”。“在儒家的道德与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是最高的、最重要的关系。在回答齐国君主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听了这话心领神会，大喜过望，马上接着说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第十二》）双方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君主要像君主的样子，大臣才有大臣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才会有儿子的样子。所有社会成员要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国家才能安定。中国的君臣关系后来演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显然是一个清晰的源头。”的确，孔子还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是，一旦君主的地位不可动摇，任何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在强大的君权面前都无济于事了。孟轲讲“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对暴君可以诛之、杀之。但是，即便是诛杀之后，还是要回到以君为主的君臣格局中。一旦再出现暴君，历史重演一遍。中国的历史倒也的确是这么走过来的。孔孟的民本思想，仍然是站在君王的立场上的。君王即使优先考虑百姓的利益，最终还是落实到维护自己的江山上。这样的民本背后还是以君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