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生态论的特质和主要指向

（一）特质

宗教生态论与宗教个案研究、宗教历史与现状研究不同，它的重心不在于阐明各种宗教自身的状况与发展，它侧重在宗教关系及其态势的考察上。宗教生态论也与宗教本质论、要素论、功能论不同，它的任务不在揭示宗教的一般特征并归纳出它的社会作用，它关注的是生活中宗教系统的生成与变化，宗教系统与环境的关系，文化共同体生存的总体态势。它吸收西方文化圈理论的要素，又不为其既定模式所限，而着眼于大的文化共同体内诸多宗教与非宗教文化之间的有机联系。它与宗教和谐论、宗教文化论有交叉，但又不重叠。它的特质在于把现实生活中相对独立的社群共同体（如民族、国家、地区）范围内的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看作是一种社会生命系统，内部有其结构层次，外部与大环境的社会文化系统相依互动，有调适也有矛盾，在内部不断更新和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中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宗教生态论就是研究宗教生命系统动态运行机制的理论，它把宗教看作活的文化，目的是促成宗教关系的和谐。

（二）宗教生态论重视自然环境与经济类型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前苏联苏维埃学派提出“经济文化类型”的理论，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有三种经济文化类型：渔猎采集型，锄耕农业型，犁耕农业型。他们又提出“历史文化区域”的概念，它指向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长期交往、互相影响形成相似文化生活的人民居住区。我国老一辈学者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人类由于自然环境之不同而形成生活方式之不同，从而促成文化精神之不同，大致有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学者张践认为，从历史上看，经济是影响民族宗教关系的重要维度。这一看法肯定了宗教发育状况受经济发展水平与类型的影响是有道理的。如原始氏族宗教的自然崇拜、多神信仰与巫术活动，对应着渔猎经济时代的氏族社会特点和需要；古代民族国家宗教的政祭合一与高位神、职能神崇拜，对应着农牧经济时代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近代世界宗教的扩展与改革、民族国家宗教的转型，对应着工商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经济的竞争；当代民族宗教的冲突与宗教民族主义影响力的提升，对应着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关系紧密而又矛盾空前增多的特征。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还可以从自然环境的差异说明神灵与崇拜活动的多样性。如临近湖海江河的族群崇信海神水神，依山而居的族群虔信山神，以农耕生产为生的族群崇拜土地神和五谷神，商业发达地区的族群则喜供财神，如此等等。直到今天，自然环境对人们宗教信仰的直接影响仍然存在，例如东南沿海居民对妈祖海神的崇拜，青藏高原居民对雪山神的崇拜，仍在延续。不过，随着现代经济的普遍发展和宗教文化的广泛交流，宗教生态中自然地理的制约和原有经济类型的影响日渐在减弱，成为次要的因素，而且多存在于各种原生型宗教文化区域。

（三）宗教生态论视野下亚伯拉罕系宗教生态模式与印度系宗教生态模式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区域、多信仰、多宗教的世界，宗教文化类型众多，丰富多彩，又在发展中不断分化、组合、更新、播散。从宗教生态论的角度看，它的生存模式是千差万别、变动不居的，又表现为交叉、重叠和大系统包含诸多小系统的复杂态势。宗教的分类，有进化论的分类，有地理学的分类，有语言学的分类，有神灵观的分类，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分类，有文化变迁与传播学的分类，不一而足。宗教生态论的主要任务不是阐述世界各种宗教的历史与现状，而是研究世界宗教中有巨大影响的几种大系统的宗教文化生态模式，从而更好地把握世界宗教的宏观格局。

秦家懿、孔汉思在其合著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一书中指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第一大宗教河系，源出于闪米特人，以先知预言为其特点，形成亚伯拉罕系统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第二大宗教河系，源出于印度民族，以神秘主义为其特点。第三大宗教河系，源出于中国，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圣贤，这是一个哲人宗教。该书对三大宗教河系各自特点的概括未必准确，但从宗教史上概括出三大宗教河系，即规模宏大的三个宗教文化系统，望之有如天上银河系之壮伟，这是有见地的，它们确实是世界诸多宗教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大生态发展模式。我们需要先对这三种模式中的两种模式的特点作出新的说明。

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存与发展模式可称为一元分化式。三大教以亚伯拉罕（伊斯兰教称易卜拉欣）为共同先祖，以《旧约》为早期经典，先有犹太教，再分化出基督教而有《新约》，又分化出伊斯兰教而有《古兰经》，同出一源，在经典启示和先知代言上依次承接，有因有革，相续出新。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对接，构成一族一教、同体互融的生态，从而保证了苦难流离中的犹太民族有精神支柱和身份认同，不致离散沉沦。基督教的出现和发展，则是适应了地区性多民族的罗马帝国的精神需要，同时基督教成为欧洲各民族的统一身份。由于欧洲文化的深度基督教化，在蛮族入侵和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各民族仍然是文化上的共同体。在近代宗教改革和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并逐步实行政教分离之后，基督教仍然是欧洲共同体和派生到美国、加拿大的民族国家的精神纽带和文化底色。随着西方帝国的殖民活动和在全世界的扩张，基督教进一步从文化上加强了向外的传播渗透，使它的生态空间扩大为跨越五大洲、四大洋的超型文化圈。仅就美国而言，其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教式。美国是移民社会，多民族必然导致多宗教，它又在法律上强调政教分离和保护信教自由，因此宗教文化表现为自由竞争，丰富多样。但这只是在政策层面上如此，在文化生态上却一直以基督新教为基础或底色，而后容纳其他各教，并非真正平等地对待所有宗教。美国主流社会有很深的“WASP”（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情结，美国价值、美国政治与外交都浸润着基督新教精神。例如美国以上帝拣选的民族自居，要承担“拯救全人类”的责任，因此它要领导和称霸世界；美国的历届总统除一位是天主教徒外，余皆为基督新教徒，就职时要手按《圣经》宣誓；美元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字样，其“爱国誓词”也强调公民要效忠的美国“归上帝主宰”；它的社会道德以新教伦理为导向，认同勤俭致富、荣耀上帝；它的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人权及强烈的选民意识都根源于基督新教的个体意识（上帝爱每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独立宣言》认为人权是“从上帝那里被赋予”的。美国的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只在局部范围生存，远不如基督教那样有全国性影响。在“9·11”事件发生以后，穆斯林群体经常成为国家安全部门监控的对象。这就是美国宗教生态结构的现实特点。伊斯兰教一向与阿拉伯民族的社会高度一体化，对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全方位、全过程的影响。它既适应了阿拉伯民族在强盛时期统一帝国扩展实力和文化的需要，也能够在阿拉伯民族衰落和分裂时期维持精神家园的需要。它的生态空间随着与基督教较量的胜负而时大时小，但在中心区域是稳定的。当代阿拉伯世界中有些国家是世俗政权，但伊斯兰教仍具有国教地位，保持着主导文化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宗教极端主义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环境之间出现种种生态失衡的状况，不得不进入它的转型期。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其崇拜的神灵是绝对的唯一神，它至高无上，独一无二，全知全能全善，不承认任何他神。由此之故，其宗教极端主义必然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由于同而不和，三教内部必然不断分裂，形成教派互斗；外部必然不断对抗，造成宗教冲突。基督教分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伊斯兰教分出逊尼派、什叶派和其他教派，彼此不可能重新联合。中世纪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的“圣战”，当代基督教强势族群的强权主义与伊斯兰教弱势族群的宗教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以及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斗争，都说明亚伯拉罕系统的宗教文化生态是一元分化模式，彼此渐行渐远，存在着内部紧张的基因，在争斗中优胜劣汰，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常态的。根据钱穆的理论，亚伯拉罕系统的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大类，其特点是向外寻求、流动、进取、战斗，一是空间扩展，二是无限向前。因此其发展过程表现为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内外竞争激烈。在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高度发展而成为地球村的形势下，在人类面临共同的生态、社会危机，却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作为世界主流文化重要部分的亚伯拉罕系统原有的宗教生态模式，越来越显现其陈旧和与国际社会生态健康化的不适应。其中缘由主要是在斗争哲学支配下的宗教极端主义流行，必然导致民族宗教激烈冲突，如不有效加以制止，将把人类引向灾难。因此，亚伯拉罕系统宗教生态必须做大的调整，关键是壮大开明派的力量，抑制极端主义，倡导贵和的理性的宗教温和主义，并使其主导宗教的发展方向，这是内部的决定性因素。同时，通过平等开放式的宗教间对话和推动进步舆论，从外部予以推动。

印度宗教生态模式可称为一元多神嬗变式。婆罗门教起源古老，以《吠陀》为经典，以梵天、毗湿奴、湿婆为三大主神，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信仰梵我一如、业报轮回，与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相结合，全方位覆盖了印度的社会文化。在一元宗教内部，天、空、地三界诸神众多，各司其职，掌管人间万象万事。为适应时代的变化，婆罗门教也经历了后期吠陀和梵书时代、奥义书时代和经书时代的不同阶段，这是小嬗变。公元前5世纪以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兴起，主张慈悲为怀、众生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获得社会中下层的欢迎，甚至得到刹帝利阶层和国君的支持。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尊佛教为国教。印度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经历了数百年间婆罗门教与佛教的对抗，婆罗门教吸收了佛教、耆那教和民间信仰的若干成分，演化为新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再加上伊斯兰教的强势进入，逐渐将佛教挤出印度。印度教重新占据除了伊斯兰教社区以外的印度社会的精神世界。这是一次大嬗变。梵天、毗湿奴、湿婆成为三位一体的至上神，重视瑜伽的修行之道。印度教对于民间的多神崇拜很有包容性，能够同时容纳苦行主义与纵欲享乐，其种姓分别也有松动，小的嬗变时有发生。但它与印度民族文化结合较深，其教义的普世性较少，虽然信徒众多至今仍未超出民族的范围，非但没有成为世界性宗教，而且在外部与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不断发生冲突，以至于20世纪中叶在英国殖民主义策动下，转信了伊斯兰教的原印度居民中心区，从印度分裂出去，建立了巴基斯坦国家，彼此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对抗，至今仍在延续。这是印度宗教生态的又一次大嬗变。按照梁漱溟的观点，西、中、印三种文化路向和根本精神不同，各有优劣。西方文化向前求进，中国文化调和持中，印度文化反身向后。印度文化确实长于冥思返观，追求神秘主义体验和内心解脱，所以内向炼养式和苦行式宗教发达，同时也锻炼了体悟思考能力，推动了哲学型宗教的繁荣，《奥义书》和佛经代表着直觉思维的最高水平。在印度社会文化大环境（主要是种姓制度和神灵的民族色彩鲜明）中，印度教最适宜生存延续，而佛教的普世性、平等观与社会的等级制、民族意识之间的紧张始终不能有效消除，于是它悄然退出印度，经过南北两条通路而走向世界。佛教在中国遇上儒家的仁和之道及道家的虚静之道，找到适宜的文化环境，于是蓬勃发展，形成佛教发展史上新的高峰期，跨出了它演变为世界性宗教的关键一步。

（四）中国宗教生态的多元通和模式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地区、多宗教、多信仰的国家，没有一神教的传统，却有多元文化和谐互动的深厚传统。从自然与经济生态来说，地理整体单元和农业为主、农牧互补，形成民族众多并内向会聚及边缘伸展。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多样，因而有众多民族及其文化。但中原农业发达，文明先进，民族间的争斗、交往、迁徙，其主流指向中原，内聚力强大。同时中原文化不断向四周辐射，周边游牧民族入主或认同中原，又带动边疆进入中华版图。西部北部有高山沙漠，既是屏障，又有陆路交通与境外连接。东部南部有大海形成海防，又可与世界海路相通。从民族生态上说，一方面，民族与文化多样；另一方面，多民族又内向融合，生成主体民族汉族，像磁铁把多民族吸引在它的周围，彼此共处，互相渗透，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种民族结构和生态，直接造成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成分结构和关系生态：中华文化在成分结构上有双层性，即数十个单元民族文化各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复合型中华民族，又有文化的主体性和共通性；在关系生态上以和谐、接近为主旋律、总趋势。从社会类型来说，中国在农业文明发达基础上把早期氏族血亲关系扩展为宗法关系，形成牢固的家族社会。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夫妇、父子、兄弟是基础关系，君臣是父子的扩大、朋友是兄弟的延伸。中华民族在农业文明与家族社会土壤里生长出亲情、乡情与群居智慧，追求和谐稳定，喜欢用家庭乡里的眼光看社会看世界，亲近土地和自然，产生出孔子、老子为代表的以儒家、道家互补为主脉的中华思想文明，既重人文道德，又重自然本性，以中和之道为精神方向，逐步建设起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生态系统。

中华信仰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主要表现是：第一，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人文理性引导宗教信仰，二者互为补充。孔子儒家仁礼之学和老子道家道德之学，本质上是人学，崇拜圣贤超过神灵，它们规定着中国各种宗教发展的主流路向，即神人一体，以善为教，从而避免了欧洲中世纪神权政治和神学垄断，使宗教义理贴近现实生活，有益道德教化。而宗教又弥补了儒、道两家缺少彼岸追求和神灵慰藉的不足。汉魏到近代，儒、佛、道三教鼎立是中华信仰的主体架构，其中儒为导向，佛、道辅翼，三家相得而益彰。第二，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民间宗教与正统大教相别又相互流动，形成民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不仅同时满足了上下阶层的信仰需求，而且在互动中保持着宗教的生命活力。民间宗教可分为民俗性宗教和组织化宗教。前者如家族之祭祖，农业、牧业、海事诸神及行业神崇拜，岁时节庆祭祀，人生礼仪，佛、道教影响下的宗教民俗，各种生活神（王母、财神、城隍、寿星、文昌、药王等），巫傩风尚，宗教性禁忌等。后者如白莲教、大乘教、八卦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三一教、天地会等。正统大教则有国家郊天宗庙社稷之祭礼，道教、佛教和陆续传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民间宗教吸收正统宗教的营养，正统宗教以民间宗教为基础。发展中彼此有竞争有摩擦，但又相互依存和转化。组织化民间宗教具有不稳定性，往往成为社会抗争力量的旗帜。第三，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中华民族信仰文化有鲜明的民族主体性，表现为：其一，敬天法祖为全民尊奉并数千年不变的基础性信仰（不可脱离，但可兼信他教）；其二，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仁为体，以和为贵，以生为本，以德为上，追求福寿康宁的核心价值，提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的民族精神，具有和而不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博大胸怀。因此它在文化上必然是开放的，易于接受外来宗教并使之中国化。佛教是请进来的，经过儒、道两家的洗礼，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进入主流文化。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儒家礼教、理学相结合，成为中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利用，出现曲折与冲突，但爱国守法的团体、人士和活动仍然被中国接纳，有正常生存空间，只是中国化的过程较为漫长。第四，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在儒家“和而不同”和道家“有容乃大”思想引导下，不同宗教互相接近、彼此和谐而且会通，成为风气，历代王朝文化政策主流是三教和多教并存，有的还举办三教会讲，使得信仰关系以和谐为主旋律，还出现二教或三教共信的“信仰混血”现象。百家异说可以殊途同归的观念深入人心，信仰的多样性被视为普遍正常的现象而得到尊重，在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上则表现为“因俗而治”，“兴教安边”的路向。于是，中国宗教以其突出的多样性与和谐性而得到“宗教联合国”的称号。第五，连续性与阶段性共显。中国信仰文化生态在长期发展中有变化而无断裂，前后相续，有因袭、有革新，一直与古老文明源头活水血脉相连。传统的“尊天敬祖”长期不变。儒学的仁和之道、五常八德、天人一体等人学之理，古今不易。道家的尊道贵德、道法自然、重生尚柔等朴真之则，常驻常新。同时，不变又寓于变动之中，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上古是多神共生的氏族原始文化，尔后是尊天敬祖的三代宗法文化，再后是理性觉醒的春秋诸子文化，继后是学教并重的秦汉礼义文化，此后是时间最长的三教和多教繁荣的中古德性文化，最后是中西交汇的近代变革文化，目前中国文化仍处在变革之中。中华信仰文化生态的发展，如同百川汇集的长河，水量充沛，含质丰富，不断有新流进入，也常有弯道和险滩，那不过构成了一道道不同的风景线，而河水继续奔腾向前，流向人类文明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