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遗忘的文明：法治与中国文化

夏勇

研究中国文化与法治，首先要面对的，是常常议论的一个话题：“中国古代有没有法治思想？”学者们——尤其是西方汉学界人士——多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代虽然出现过“法治”这个提法或者“法治”这个构词，但并没有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概念。理由是，中国古代的法治论在实质上是人治论，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还有的学者直截了当地讲，法治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也是西方文明的特征，在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专制主义中国，既不可能出现法治，也不可能出现法治思想。

可是，问题在于：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思想？“真正意义”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衡量是否为“真正意义”的标准是西方的，那么，为什么要以西方的尺度为标准？再进一步，为什么会提出“真正意义”这样的问题？

我想，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一个文化认识和叙述问题。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化与法治之前，最好先讨论一下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叙述文化。

在我们的时代，不仅法治成为一个西化的概念，而且文化本身也成为一个西化的概念。这里所谓的西化，不是说文化的存在形式，而是说文化的叙述方式。通常，人们不但不否认在西方文化之外还存在形形色色的其他文化，甚至还打起文化多样性的旗号，强调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或国情，可是，当他们叙述非西方文化的时候，秉持的却是西方文化立场，使用的却是西方文化概念，这是很荒唐的。因为，本着这样的立场和概念，他们所说的多样性，不过是多种异常的形态，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人类文化色板上的边缘或点缀；他们所说的国情，不过是对某种现代标准暂时缺乏的历史性宽宥，是对自己作为另类的合理性论证，是对某种进步趋势的节奏性规避。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看作某种文化“缺什么”的观念，是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反映。在这里，文化之间的差异，首先被认作为某种重大的缺乏——缺乏西方文化已经拥有的、作为进入最先进时代之门槛的那些特征。随即，那些特征又逐渐成为评判的尺度或标准，于是，不具备某种特征，就被偷换成不符合某种尺度或标准，即特征概念偷换成标准概念。倘若某种文化不具备某种特征，它就是不“适格”、不合格的，这种文化里即便有再好的东西，只要不符合西方的标准，那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或者就是无意义的。

这里的逻辑是经不起推敲的。倘若按照这样的历史观和文化观来叙述非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就不仅谈不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汇流，而且，更多的是把文化叙述变成了遗弃、忘却乃至消融非西方文化的一种活动，最后只剩得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

不论是回顾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国历史，还是考察工业化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类荒唐逻辑已然成为事实，成为当代文明的一种现象。平心而论，在比较文化研究中，研究者自身的文化眼光、偏好或倾向乃至文化立场，都是不可避免的。它们不仅可以宽宥，甚至应该给予鼓励。比如，西方的学者，大可用柏拉图、奥古斯都关于两个世界、两个城邦的眼光来打量中国的“天”与“人”、“入世”与“出世”等概念，中国的学者也不妨用儒家的或道家的眼光，来打量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派的快乐主义和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通过所谓文化叙述，任意而粗鄙地把别家的文化改头换面纳入自家的文化谱系，或者用自己的标准去裁剪别家的文化，是合适的、正当的。

在欧洲文明中心主义泛滥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最严重问题，恐怕还不是在不同的文明传统之间比较与穿凿是否合适、是否正当的问题，也不是文化眼光、偏好或倾向的问题，而是非西方文化区域里的人们尤其是学者，自觉地、主动地用偷换过的标准概念来叙述和评判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他们热衷对照西方的特征和标准，把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描述为“无特征”“非标准”。这就好比拔起自己的头发，离开自己生长且熟悉的土地，然后再回过头来打量自己的家园，于是，就难免“认不得”自家的文明，乃至指鹿为马了。

可是，问题又在于，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恰恰是办不到的；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偏偏是改装不了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经验，文化乃人文化成，凝集作为民族群体的人们的生命体验和共同精神。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是不宜用别的民族的生活经验来叙述的。别的民族的生活经验和关于生活经验的观念，即别的民族的历史及其历史观念，只能作为叙述的比较参考。所以，不管我们如何在主观上拔起自己的头发想离开自己的土地，却又偏偏离开不了，也离开不得。在这个过程里，始终与我们相伴随的，不仅仅是发肤之痛，更多的是心灵之痛，是无以逃遁的疑虑、紧张、失落与迷茫。

现在，让我们进入本题，讨论中国文化与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