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平及其测度

测度生活水平的最常用标准是实际GDP与全国人口的比率，或称“人均实际GDP”（其中，实际GDP是指经通胀调整后的商品和服务总产出）。之所以使用这一标准，可以用以下两点来解释。一是大部分国家的人口数据是可靠的，二是用于衡量实际GDP的方法普遍标准化了。在比较不同国家时，我们通常根据它们的人均实际GDP对其进行排名。同时，在讨论贫穷国家向富裕国家生活水平的“趋同”时，使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一标准已经成为惯例。

本书表明，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足以解释为什么人均实际GDP大大低估了任意国家（特别是美国）在特殊世纪中所取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一，GDP遗漏了生活质量的很多方面，这些对人们十分重要。这种遗漏的产生源于GDP指标的设计而非其理论缺陷，因为GDP测度的是在市场中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包括那些对人们非常重要的非市场活动的价值。第二，即使作为衡量市场活动的指标，GDP增长也会被系统地低估，因为用于将当前货币支出转换为经通胀调整的不变价值美元的价格指数会高估价格增长。这一部分我们将超越实际GDP的界限拓展生活水平的概念，下一节讨论价格指数偏误的来源，最后用相关例子进行总结，说明人类活动中容易被GDP遗漏或严重低估的一些主要方面。

人们通常根据加里·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来定义生活水平。 家庭将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与时间相结合，从中获得效用。电视机等新增家用设备，以及电视机画面质量提高等技术进步，将增加用于家庭生产和家庭闲暇时间的边际产品。例如，1955年人们观看一小时电视所获得的效用，要高于1935年在同一客厅中听一小时收音机所获得的效用。与使用搓衣板洗衣服并在户外晾晒相比，自动洗衣机和烘干机使投入家庭生产的时间更有价值。

让我们扩展贝克尔的分析框架，加入第三个元素，即市场工作的负效用导致家庭福利减少。其中，家庭必须进行市场工作，赚取收入，购买市场商品和服务。例如，如果在1900年需要用60小时工作收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到1940年可以用40小时工作收入来购买，那么在1940年工作负效用就减少了，变得相对较小。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文献中，很早就有对更短工作时间的解释，这可以追溯到爱德华·丹尼森。他指出，当每周工作时间从60小时缩短到40小时，人们的时均产出（output/GDP per hour）会更多，这仅仅是因为疲劳降低了那些额外工作时间的生产效率。

表现为降低工作负效应这种形式的进步并不一定仅仅涉及工作时间的减少，可能还包含工作强度的降低以及与工作性质有关的不舒适的减少（例如，轧钢厂工人遭受的酷热）。以农业劳作负效用的极大减少为例，如今，农民坐在装有空调和GPS（全球定位系统）装置的拖拉机中进行耕种，这与1870年跟在马或骡子后面用犁耕地的农民形成鲜明对比。通过将每一个家庭同时视为消费者和生产者，这一方法很好地解释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工作质量的极大提高，包括从容易发生身体损伤和危险的蓝领工作转向办公室、宾馆和零售店空调环境中的工作。同时，它还包括因为个人工作时间灵活性和可控性提高而得到的工作质量提升，这与制造业全盛时期装配线工作的高度受管制形成对比。同样，“青年素质”也因为取缔童工和受教育程度提高而得以改进，这充分反映在如下强烈的对比中：1900年的孩子在黑暗、危险的煤矿中赶骡子，而2015年养尊处优的青少年则使用多个电子产品发短信、发微博和玩游戏。这种强烈的对比也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如果涵盖家庭生产、闲暇时间的价值以及工作不愉快的减少，生活水平概念就超出了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及质量的变化。但即使如此，那些包含在GDP中的项目仍然会因为价格指数（用于将现值美元支出转换为经通胀调整后的不变价美元）的缺陷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这一转换要求用一整套价格指数来调整，例如将消费者以1965年价格（每加仑 0.3美元）消费的当期汽油支出调整为以2009年不变价格（每加仑3美元）计算的相应支出。在这个例子中，汽油价格在1965—2009年增长了10倍，因而1965年200亿美元的当期汽油支出会转换为以2009年不变价格计算的2000亿美元。用2009年价格计算1965年购买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就可以得到1965年的实际GDP总额，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其他每一年的实际GDP。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和汽油这种在几十年中质量维持不变的商品相同。当引入新产品，如室内空调时，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在炎热的夏夜可以在凉爽的卧室内睡觉而提高的消费者福利，可得的价格指数告诉我们空调出售后其价格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其基本价值的信息。更糟糕的是，新产品通常会在上市早期经历价格的急剧下跌，因为制造商需要扩大产能，实现规模经济。然而，官方价格指数会一贯地在新产品上市销售多年之后才将其纳入。例如，空调在1951年首次销售，但是直到1967年才被纳入官方价格指数；录像机于1978年正式上市，但直到1987年才进入价格指数。

在最重要的产品发明中，福特T型汽车是一个代表，它于1908年以950美元的初始价格开始出售。在接下来的15年里，亨利·福特将流水线生产方式引入汽车生产，汽车价格惊人地降到了1923年的269美元（参见表5.2）。按照购买福特T型汽车支出的美元现价计算，1923年的实际GDP是1908年实际GDP的3倍多。但是这一事实在GDP统计中完全看不到，因为直到1935年才有关于汽车的价格指数。

因此，价格指数忽略了新产品的福利收益以及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价格降低的福利提高效应。此外，在测度已有商品的质量方面还存在“质量偏误”。在任意给定月份，大部分电视机的型号都与前一个月的相同，价格指数测度的是已有型号任意月份环比价格的变动。但是，这将忽视能够以较小价格变动提供更大屏幕或更高清晰度图像的新型号的不断引入。消费者成群地停止购买旧型号而转向新型号，但是价格指数并没有考虑到质量价格比的提高。 汽车燃油效率和家电能源效率的提高，如室内空调机和烘干机等，是官方价格指数中特别显著的质量偏误来源。

价格指数同样遗漏了消费者从新型零售渠道中获得的收益。例如，沃尔玛（Walmart）出售食品的价格通常要低于传统超市。 这里有两种价格指数，一种是超市中的鸡蛋价格，另一种则是沃尔玛的鸡蛋价格。消费者以更低价格（例如低20%）购买同样鸡蛋的能力从未被记作价格降低，价格指数高估了消费者购买鸡蛋的实际支出，因而GDP的增长存在遗漏。类似这种“销售点替代偏误”导致大量的实际GDP反复地被遗漏，最初发生在百货商店取代小型专卖店，随后是邮购商品目录与乡村杂货店竞争，接着是超市开始销售食品、沃尔玛以比传统超市更低的价格供应食品，最近的则是网络销售比传统销售渠道提供更广泛的多样性以及更低的价格。

许多更高生活水平的来源丝毫没有纳入GDP，最初是房屋质量的大幅提高，其典型代表是抽水马桶取代了室外厕所，集中供暖取代了柴火和大型炉灶。青霉素的发明拯救了成千上万条生命，每一条生命都有极大价值，但是GDP统计只会记录用于发明和生产的劳动力和设备方面的费用。其他类似的例子包括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和服务员强调使用肥皂清洁，使抽水马桶成为城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19世纪后期认识到一些在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存在污染、掺假和稀释等问题。

生活水平提高的最后一个方面，是预期寿命延长对退休后闲暇和居住地选择方面产生的间接效应。在早期，工人们经常在退休年龄之前死亡，或者没有足够的财富来享受退休生活，这使他们不得不同子女生活在一起。如今大部分人活得比退休年龄长，且大多有足够的财富可用于搬到一个阳光明媚的老年社区，该社区可以提供高尔夫球场、游泳池、纸牌游戏以及与子孙联系的Facebook（脸书）。

住房质量的部分提高涉及一些发明，尤其是电气化。但是，有一些改进却与发明无关，例如，从旧式公寓的房间到郊区独栋房屋的转变，则主要源于住房面积的正收入弹性，以及也能让工薪阶层家庭购买自有住房的信贷机构的发展。更高的收入同样具有溢出效应，从而影响其他并不一定需要创新的购买类型，包括在洁净水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

创新驱动的进步与收入驱动的进步有着明显区别：对居住空间的需求取决于使城郊生活成为可能的交通运输创新，而洁净水则取决于过滤和氯化技术。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行业（例如制造业）与生产率较少甚至没有增长的行业（例如建筑业或教育）共存的现象，可以用“鲍莫尔成本病”这一术语来归纳，也就是说，创新密集型行业（如电脑生产）的相对价格随时间降低，而非创新型行业（如弦乐四重奏演出）的相对价格却随时间提高。鲍莫尔成本病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被治愈，例如，唱片、磁带、光盘和MP3（一种能播放音乐文件的播放器）使弦乐四重奏的一次演出可以被数百万人听到。但是，某些经济活动仍然显示存在鲍莫尔成本病，没有技术缓解其相对成本的上升，包括现场演出的座位、高校学费和医疗服务费用。

测度不准确这一问题与将1870年至1970年这一百年定义为“特殊世纪”有相互作用。测量误差在早期是最大的，不管是生活水平的范围还是价格指数偏误的程度，都是如此。显然，在很早以前消费者从各类生活中得到的被GDP完全遗漏的福利收益是最大的，对消费者福利的贡献而言，从搓衣板到自动洗衣机的转变无疑比以下两种转变更加重要：人工控制转向电子控制，12磅 的洗衣缸转变为18磅的洗衣缸。未被测度的所有收益中最重要的是预期寿命的延长，这在1890—1950年比后来更加迅速。价格指数偏误在特殊世纪的早期也相对更大。在1900—1935年整个时期，汽车价格都被官方价格指数所遗漏，这是任何其他价格指数偏误都不能相比的。价格指数自身也在不断改进：2015年的价格指数优于1995年的价格指数，而后者又相对好于1975年或1955年的价格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