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平和生产率的无规律提高

拓展生活水平概念的尝试大部分是定性的，因为我们无法精确测度与创新和技术进步有关的消费者福利提高这一概念。然而，理解包含在标准概念的历史记录中的重要信息至关重要。图1.1显示了1870年以后的生活水平、生产率和人均工作小时（以下简称人均工时）的基本数据，并且以1920年和1970年为分界点将整个期间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对应有三个柱形，每个柱形都表示相应时期中的年均增长率。每组柱形中的左边柱形（白色）表示人均实际GDP（即人均产出）增长率，中间柱形（黑色）表示每小时实际GDP（即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第三个柱形（灰色）表示人均工时增长率。

图1.1　1870—2014年人均产出、时均产出和人均工时的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在这一历史记录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方面。第一是图形的对称性：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每个柱形的高度几乎相等，但是中间时期（即1920—1970年）则有明显差异。中间时期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时期，而劳动生产率增长则更高，其年均增长率达到2.82%，而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的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4%和1.77%。与第一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相比，中间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超出人均产出增长率很大一部分，这说明在1920—1970年人均工时出现了锐减。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间时期人均工时减少得如此之快？同样，还有第二个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工作时间减少，还是人均工时的减少以某种方式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加快？

1920—1970年人均工时的减少反映了指向同一方向的几个因素。首先是生产工人每周工作时间的长期减少，到1920年已经从每周60小时减少到每周52小时。其次是罗斯福新政立法的影响，包括直接减少工作时间以及授权工会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到20世纪30年代末每周工作40小时。一个不相关的因素是1947—1964年的婴儿潮，这使与工作年龄人口（16~64岁）相比儿童人口（0~16岁）增加，因而降低了工作时间与总人口的比值。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减少工作时间的负反馈反映了劳动经济学的标准观点，即随着实际收入增加，个体将不会把他们所有的额外收入花费在市场商品和服务上，而是以增加闲暇的形式消费一部分，也就是说工作时间将更少。

第一个时期（1870—1920年）中人均工时的变化可以忽略不计，这大概表明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就业使城市工薪阶层雇员每周工作时间温和减少，前者的工作时间更长且受限制更多。1970年以后，人均工时的少量增加包含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趋势。在这一时期的前一部分，大概是1970—1995年，由于家庭主妇摆脱家务劳动而进入市场就业，人均工时增加；而在1996年以后，人均工时的减少是因为壮年男性和青年人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2008年以后，劳动力退出市场的规模又因为婴儿潮一代的老年人退休而进一步扩大。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在1920—1970年比其他时期增长得更快呢？我们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分为三个部分，具体参见图1.2。这里，时间间隔与图1.1相同，只是因为缺乏一些数据序列，我们必须选择1890年而非1870年作为起始日期。每一个柱形都被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白色标示的顶部代表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些被广泛认可的估计来自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的研究。 用灰色标示的中间部分说明了每工时资本投入量稳定增加的作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持续来源是每个工人配备的资本数量更多且质量不断提高。 资本投入与劳动时间之比上升的效应通常被称为“资本深化”。

图1.2　1890—2014年时均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及其组成

资料来源：参见数据附录。

除去教育和资本深化的贡献之后，剩下的部分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我们通常称之为“索洛余值”，用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的最杰出缔造者罗伯特·索洛的名字命名。这一测量指标是说明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潜在效应的最佳代理变量。结果令人吃惊，因为教育和资本深化的贡献在每个时期几乎相同，所以中间时期劳动生产率的较快增长都源于更快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在本书之前，我已经用“大波浪”来提醒人们注意美国经济史的这一方面。

1920—197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优势地位十分明显，几乎是其他两个时期相应增长的3倍。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值得注意的是，1920—1970年这50年占1890—2014年这124年的40%。如果每年或每10年同等重要，则从1920年开始的50年将占到189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长的40%。但实际情况是，1920年之后半个世纪里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占整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66%。

我们之前将1870—1970年定义为“特殊世纪”，似乎与图1.2中所表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相冲突。虽然，只有特殊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表现出了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我们可以用两种对称的方法来陈述这一难题：为什么1920年以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那么慢？为什么1920年以后的5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如此迅速？

保罗·大卫给出一个主要假说，他对电动机械和电子计算机的演进提出了一个如今广为人知的类推。 1987年，罗伯特·索洛嘲讽道：“你随处可见计算机时代，但就是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中看不到。” 实际上，保罗·大卫回应道：“稍等。”他认为电动发动机和其他电动机械的先例表明，在伟大发明与其生产率增长的回报之间需要一个很长的孕育时期。保罗·大卫提出，从托马斯·爱迪生1882年在下曼哈顿区建设珍珠街电厂，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制造业电气化带来生产率增长不断高涨，之间差不多间隔40年。他认为，电气化在制造业中的实现之所以滞后，不仅因为需要时间来发明和完善机械，而且需要电力价格自身的大幅下降。

在1990年的文章发表仅仅几年之后，大卫的类比便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美国总体生产率增速在1996—2004年开始猛增，几乎是1972—1996年相应增速的2倍。但是，这一类推在2004年之后被打破。在经历8年的激增之后，劳动生产率增长再次回归到1972—1996年的缓慢水平，尽管平板电脑、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在2004年之后的10年里迅速普及。与此相比，在20世纪20年代电气化对工业效率的促进持续了8年以上。生产率增长在30年代后期开始加速，并且持续到了40年代，从而带来了图1.2所示的1920—1970年令人瞩目的年均增速。

大卫关于发电机/电脑的类比只维持了8年，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电力革命比计算机革命更加重要。而且，1920年以后的生产率高涨并不仅仅依赖于电力，还依赖于内燃机。毫不奇怪，汽车对1920年以前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很小，因为它们仅仅在之前很短时间才出现。1900年登记汽车数量仅为8000辆，仅在30年之后就达到2680万辆，美国家庭拥有汽车的比例达到89.2%。总体经济的生产率部分取决于工人（包括卡车司机和送货人员）可以多快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正如20世纪20年代建筑热潮中安装了成千上万部电梯方便了垂直移动并提高了城市密度，汽车和卡车数量的增长也加速了人们在农村和城市间的横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