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

跨文化传播研究小组

摘要：本研究广泛搜集了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现象，从中筛选出十起具有跨文化传播典型性的事件，将这些事件作为理解跨文化传播现实格局的切口，通过对事件的评析记录下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动态。本研究运用跨文化传播理论阐释事件的文化意涵，还原事件的文化语境，发掘隐藏在事件背后的跨文化障碍，思考超越结构性限制、通向文化自由交流的可能路径。在关注现实问题的同时，本研究也在与跨文化传播的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尝试为理论研究注入更多的时代特征和现实解释力。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文化区隔 边缘群体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残酷历史的映照下，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议题，共识与合作也成为不同文化群体的共同心愿。然而通向全球化之路遍布崎岖，现实的文化交流始终笼罩在巴别塔的阴影之下。《查理周刊》遭受的袭击为文化歧视现象带来了鲜血的警告，漂泊的叙利亚难民则将文化融合的困境散播到欧亚各国。少数族裔和多元性别群体，一面不断突破旧的文化壁垒，一面也在制造新的文化争议。与此同时，崛起中的中国在“文化走出去”的历程中，也面临着种种挑战与机遇。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2015年的十起跨文化传播事件作为评析对象。这些典型的事件揭示了跨文化交流图景的不同侧面，刺激着我们用所学来解释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希望借助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从而为文化间的交流实践注入新的想象力与可能性。

一 《查理周刊》遇袭事件：文化区隔语境下的恐怖主义

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的一家杂志《查理周刊》遭遇枪击，12名杂志员工及警察丧生。这起袭击事件与该杂志频繁刊登有辱穆斯林先知的漫画有关。事件发生后，全球各地区展开了声援《查理周刊》的游行，游行者以“我是查理”为口号，捍卫新闻自由、表达自由。5月，美国笔会授予《查理周刊》“自由与勇气”奖。发起这起袭击的恐怖分子或被逮捕，或被击毙。数月之后，当时幸存的漫画家和员工们却因摆脱不了内心的恐惧与不安而纷纷出走，在袭击事件之前就已经因资金问题陷入萧条的《查理周刊》再一次面临停摆的危机。

《查理周刊》遇袭案体现了法国在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查理周刊》的讽刺风格深深植根于法国文化中悠久的讽刺传统，《查理周刊》的支持者认为，选择以引人发笑的讽刺绘画展现社会议题，体现了对自由精神和艺术本质的追求，就像一位支持者所说：“他们（《查理周刊》）引以为傲之处在于他们挽救了法国日薄西山的放肆的嘲笑传统，这是法国人坚持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精神之所在。”然而这种讽刺精神同时也显示出法国文化中的傲慢与褊狭。法国向来对自己的文化充满优越感，也许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国人看来，描绘穆罕默德并不是一种冒犯，而是其幽默才华的展现，但这种行为的确很难令法国的穆斯林和法国之外的文化体系所接受。

法国在将自身的文化审美标准施加于异文化的同时，却缺乏对异文化的容忍，因此导致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疏离。移民法国的外来者若想融入法国社会，只能摒弃原有的文化传统甚至宗教信仰，令自己变得更“法国”。“法国就像一个熔炉，它要求在牺牲某种多样性的基础上来建立一个团结的共和国。”在强势的法国文化笼罩下，穆斯林陷入漂泊无依的身份困境中。他们努力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化以融入法国的主流群体，试图“既是法国人，又是穆斯林”，却在现实中举步维艰，甚至没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正当意见。2004年，法国政府颁布法律，禁止公立学校的伊斯兰学生佩戴面纱。2015年，法国一些小镇的学校甚至采取“猪肉或什么都没有”（pork or nothing）的政策，伊斯兰和犹太孩子要么吃猪肉，要么饿肚子。

《查理周刊》案的凶手，正是一群生活在巴黎东北部郊区的伊斯兰青年。他们大多来自不和睦的家庭，在混乱与贫困的氛围中成长，中学毕业后便辍学游荡，靠微薄的收入度日，许多人还有着犯案记录。这些青年不但得不到法国公民应当享受的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还被看做社会安定的潜在威胁，法国媒体在报道时也倾向于将郊区的伊斯兰群体视为与法国主流社会相对立的他者，称之为“恐怖分子”和“边缘人”，建构出穆斯林区域与法国（Muslim lands or France）的二元对立镜像。“煮了太久的锅终于沸不可抑”，酿成了震惊世界的血案。然而暴力事件并未成为文化偏见的终点，反而开启了新一轮的他者化浪潮，少数铤而走险的犯罪分子被主流舆论以偏概全，使得绝大部分爱好和平的穆斯林也饱受批评与歧视，法国民众认为，“穆斯林在法国社会已经拥有太多权利与自由”。法国的高校教师也表示，在教授伊斯兰学生之时变得越发小心谨慎。

《查理周刊》遇袭案体现了法国乃至欧洲主流社会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文化误解与偏见。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以民族或国家为主体的不同文化群落之间频繁发生剧烈的文化冲突，傲慢与封闭的法国文化将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等移民群体对立起来，并尝试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以控制少数族群。此次恐怖袭击以鲜血的代价再次敦促我们反思文化同化政策的狭隘与危险，基于霸权思维干涉个体的文化自由，压制少数族群的表达空间，只会导致不同文化群体间的疏离与隔阂不断加深，最终结出暴力袭击的恶果。

二 《超级中国》热播：中国崛起的跨文化镜像

2015年1月15～24日，韩国KBS电视台推出新年特别纪录片《超级中国》，全面介绍中国的发展现状。该纪录片分为“13亿的力量”“钱的力量”“中国治世”“大陆的力量”“软实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中国之路”七个专题，分别从人口、经济、外交军事、土地、文化、政治六个侧面展示中国发展的成就，最后以中国复兴之梦为全片的终结。《超级中国》在韩国播出后受到热烈关注，在韩国的收视率高达10%，是一般纪录片类节目的两倍，是韩国纪录片史上的罕见之作。

有趣的是，不同于此前BBC、NHK等电视台拍摄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多渲染中国落后、传统的一面，刻画出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奇观。此次韩国拍摄的纪录片《超级中国》则一改视野，专注于中国的强盛与繁荣，镜头中的中国朝气兴盛，地大物博，拥有广阔的市场和惊人的消费能力。纪录片赞颂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就，认为“华丽的中国时代正在展开”。对中国的评价如此之高，以至于习焉不察的中国网友在观看之后，都纷纷惊呼“我国真是这么强大吗？”“韩媒把中国夸得太好，都让人害羞了。”

对此，《超级中国》的导演朴晋范说：“我们既不是韩国视角，也不是中国视角，而是站在全世界的视角看中国。”为了维持制作过程的客观公正，拍摄团队没有接受中韩政府或企业的任何资助，摄制组深入二十多个国家，通过各国官员、学者、企业家以及普通民众的多重视野，观察中国为世界带来的改变，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

尽管如此，《超级中国》始终植根于韩国本土的文化语境之中，立足于韩国民众了解异国文化的需要。总策划禹钟宅称，拍摄这部纪录片正是为了让韩国民众“更全面综合地了解中国”。有韩国民众收看纪录片后表示，虽然中国与韩国是近邻，但此前对于邻居仍然了解有限，通过这部纪录片认识了一个发展中的中国，甚至有韩国媒体将这部纪录片称为了解中国的“百科词典”。韩国网民称，“它介绍的中国对我们有很大启发，让我思考了很多”。同时也有不少韩国观众看完《超级中国》后，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表现出强烈的不安，体现出混杂了好奇、嫉妒与恐惧的情感特征。

中国近年来飞速崛起改变了冷战以来的国际格局，在带给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改变了外部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始终萦绕不去。韩国与中国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共享着大量的文化遗产，也缠杂着长期的历史恩怨，直接感受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超级中国》纪录片的诞生以及引起的热议，刺激中国民众思考一个久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的存在对别人意味着什么？”正是在这样的相互观照之中，我们清晰地看到自己在异文化中投射的镜像，进而破除自身视域的遮蔽，对自身的成就与问题进行冷静的审视，形成真正的文化自觉。这种反思进一步引导我们践行文化间性的思维方式，从他者文化立场出发反思自己的文化，从而开启通向不同民族文化间互惠性理解的道路。

三 《世界青年说》：跨文化对话空间的媒介建构

《世界青年说》是经韩国《非首脑会谈》正版授权，江苏省广播电视台自2015年4月16日推出的一套青年谈话类节目。该节目邀请十一国青年男代表，围绕当下中国最关心的议题展开讨论，力图以世界眼光看待议题，在差异化的对谈中达成理解。正如节目编导白岚所说：“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世界青年对青年话题的讨论，能够听到更多维度的世界声音，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人更了解世界，从而破除误解，求同存异。”

《世界青年说》借鉴韩国的《非首脑会谈》，形式与风格大体类似，不过相比《非首脑会谈》多选择社会话题针砭时弊，《世界青年说》更具有娱乐性，选取的话题较为轻松活泼。节目的议题来源主要为来宾提案、观众来信与网友留言，话题大多结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热点，如买房压力、职业规划、是否应将父母送去养老院、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大学生的就业选择等。该节目的嘉宾年龄集中在二三十岁，来自不同国家，从而展现了各国年轻代表经历跨文化适应与融合的过程。

各国代表在节目中既有碰撞又有共鸣。一方面，节目中各国代表都存在由本国出发的文化认同，在他人攻击本国文化时呈现鲜明的捍卫倾向，且在谈论他国文化的时候会产生由刻板印象与习惯性认知所导致的误解。如一期节目中俄罗斯嘉宾就曾向韩国代表提出了“孔子是韩国的吗”的问题；在谈论美食文化时，英国的饮食被认为缺乏多样性而遭到普遍的贬抑。此外，英国无处不在的饮酒传统和伊朗严格的禁酒文化、俄罗斯的等级差别与美洲的自由平等理念、美国与德国间的汉堡来历之争都引发了激烈的碰撞。

另一方面，围绕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社会道德等公益性议题和青年的自身发展，各国代表展现了全球性的关切与焦虑。在主题为“环境保护”的一期节目中，一名嘉宾在节目中播放了其在北极的视频记录，视频中展示了北极冰川的融化与北极熊的生存困境，使观众产生同情与警醒。此外，各位代表作为留学生，大多在节目中表达了初到中国后的误解与不适，这种共同的边缘人体验赋予了不同国家民众更多的情感共鸣。在中国观众眼中，节目展现出的中国文化也不再是“一个俗气冰冷的符号”，而是能够从中感知作为异乡客的留学生的真实生活。

《世界青年说》提供了一个展示多元文化的平台，使得不同民族、国家、文化背景的人们达成交流与对话成为可能。对话区别于独白，是由众多地位平等的主体进行的互动交流。电视谈话节目既使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充分互动交流，又以其全息的传播手段将主持人与嘉宾的对话传送给受众，使受众真切地感受到文化的碰撞，并从中领略异质文化的魅力。

但是节目的不足也不容忽视，一味关注轻松的话题而回避敏感的社会争议，使得节目的娱乐性有余而批判性不足，选题的讨论也流于表面未能深入。节目在主题选择上应当遵循“和而不同”的理念，既要尊重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赋予不同文化的人群以平等的话语权利，又要围绕人类普遍面临的议题进行充分讨论，促进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理解，真正构建起开放包容、多元并济的跨文化对话空间。

四 纪录片《纽带》播出——作为跨文化使者的汉学家

2015年5月17日，由央视纪录频道拍摄的八集文化纪录片《纽带》开播。《纽带》是第一部梳理海外汉学生命历程的纪录片，采访了十余个国家的180余位学者，由近五十个故事构成。纪录片完整再现了从沙勿略、利玛窦、罗明坚到费正清、孔飞力、史景迁等历代汉学家与中国交往的命运历程，描述了汉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而展现了中西方文明交流的跌宕故事。

汉学（Sinology）是指海外人士对中国的研究。最初的汉学研究群体包括来华的使者与传教士，他们将在中国期间的生活体验和观察所得撰写成游记，或者翻译中国的文献典籍，被所在国家的民众熟悉。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从欧洲到美国相继成立了建制化的汉学研究机构，系统地考察中国文化。汉学家们或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或是出于纯粹的智性追求，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同时，汉学家多在欧美的高校中担任教职，他们利用课堂讲述或著作出版，将有关中国的知识传播到本国，与新闻报道和影视节目一道，构成了西方社会认知中国的知识背景与情感底色。相比于大众文化产品对中国的再现，汉学家笔下的中国过滤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更为客观全面地呈现出中国的形象。

汉学研究虽然主要旨在丰富其本国的知识体系，然而汉学家们凭借文化漫游者的独特视角，发掘出中国学者和民众“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未曾察觉的问题，使得中国与西方相互映照，在差异中看清自己。因此，《纽带》的总导演刘军卫认为，“汉学家从长远来看反哺了中国文化”。“‘国际主义’是我做这部片子的重要背景。”汉学研究既将中华文明引渡到西方，又从西方文明出发回馈中国，促成了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

不同于央视此前拍摄的《大国崛起》等同类纪录片的宏大历史叙事，《纽带》采取微观的视角切入，从鲜活的个体出发。通过遍访全球的汉学机构，再现了汉学家的故居、学校、纪念碑等生活情境和书信、日记、著作等一手资料，尝试还原汉学家认知中国的跨文化体验，展现了一位位汉学家如何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走上担任跨文化交流使者的道路。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纽带》“打破了长期以来东西方文化对峙，传统与现代二分的思维……强调了文明间的互相借鉴”。

汉学研究长期以来在中国被视作一门冷僻的学问，不为大众所知。随着史景迁、孔飞力、宇文所安等汉学家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并在国内畅销，汉学研究逐渐受到瞩目，2014年史景迁访问中国甚至被媒体视为可以与当年利玛窦来华相比。然而海外汉学递嬗更迭的历史，仍然不为大众所知。《纽带》的播出，进一步将汉学推向大众，受到观众的欢迎。很多网友在看完这部纪录片后表示，从这部纪录片中“深受启发和感动”，感慨“原来汉学有这么多故事！有机会我想听听国外的声音！”

在全球化社会，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为此，既要推动有形的“一带一路”建设，还需重视汉学研究这一推动文明对话的无形“纽带”。汉学家作为践行跨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纪念。我们已经进入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镜像”时代，唯有聆听他者的声音，学习他者的智慧，才能更好地反观自己，在差异中彰显文化的自觉。纪录片《纽带》的播出，正是打开了一扇通向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

五 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少数群体自由的“他者化”困境

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结果，做出美国各州不能禁止同性婚姻的裁决，意味着从此同性婚姻将在全美50个州合法。在最高法院做出上述裁决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时间在推特上表示：同性婚姻合法的裁定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6月26日当晚，作为联邦政府象征的白宫身披七彩灯光变身“彩虹宫”，以庆祝这一美国平权史上的历史性时刻。然而，对这场关于自由的胜利，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理解。

对于同性恋者来说，这场胜利足以让他们如同孩子一般“伏案喜极而泣”，并感谢为所有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而奋斗的一代代人们。《纽约时报》以纽约州为例，回顾了推动这场胜利最终到来的巨大力量的汇聚过程。2011年，纽约州同性婚姻合法化，使全美享受同性婚姻合法保护的人口翻了一倍；2013年，生活在纽约州的83岁的Edie Windsor状告联邦政府一案胜诉，规定婚姻为一男与一女结合的《联邦保护婚姻法（DOMA）》被废除，至此同性婚姻夫妇亦可享有包括无偿继承已故配偶遗产等在内的婚姻方面的联邦福利。正如即将迎来86岁生日的Windsor在同性婚姻合法法案通过后接受采访时所说，自己当年的胜诉并非一个微不足道的结果。而对更多美国民众来说，这是一场因爱而生的胜利，他们将FaceBook的个人头像设置彩虹为底色，并发布“#LoveWins”（爱能战胜一切）的标签，掀起了一股引人注目的社交媒体“彩虹热”。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场胜利值得欢呼与骄傲，在媒体报道的表述中，关于这场胜利所闪烁的自由与权利的光芒似乎有些黯淡。《纽约时报》引用反对同性婚姻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论述称：“宪法根本没有提到同性婚姻这个问题，那些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可以赞扬裁定带来的各种‘有益的’后果，但不要赞扬宪法。”因此，这是一场以宪法形式宣告的胜利，而非一场由宪法赋予的胜利。此外，不少媒体发现，同性恋者获得的新自由将危害到不支持同性恋者的原有自由，《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就展现了同性婚姻合法给部分南部州带来的困境：由于对同性结婚持有宗教异议的官员不得在强迫之下为同性伴侣颁发同性结婚证、主持同性婚礼，不少官员恐无法继续原有的工作；对于有宗教信仰的普通人而言，恐怕从此也只能在家中僻静处小声耳语内心的真实想法（不赞成同性恋与同性婚姻合法）。

同性恋合法化的直接目的是赋予同性恋群体需要的自由与权利，更深层的目的是解决同性恋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使同性恋群体与非同性恋群体乃至反对同性恋群体不再抱有对彼此的敌意、消除对彼此的成见，促进不同群体在同一个社区内进行平等、有效的交流与对话。这一直是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同性恋群体期待并为之奋斗的目标。而通过法律手段将同性恋者的各项权利合法化，似乎是同性恋群体争取自由、使非同性恋群体改变对其偏见的最佳方式。

然而在美国主流媒体对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报道中，同性恋者所争取的自由的正当性受到重重质疑，被建构成一种非常规的自由，打上了“越轨”的烙印。立场保守的政府官员和媒体人士通过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一属于同性恋者的自由“他者化”，维护自身的主流与正当，正如一位获得了自由的胜利却仍感到无奈的同性恋者所说，“政府已经形成一种观念，我们好像罪犯一样被看待”。由此可见，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排斥依然未曾消除，同性恋者仍旧被隔离在主流之外。

自由的观念自从诞生之日起便面临着“群己权界”的思考，此次围绕美国同性恋者合法化的讨论，不仅为自由主义的思潮增添了新的注脚，还揭示出主流群体如何通过话语的运作将少数群体的自由进行他者化的贬抑。不同种族、性别、阶级的群体，只有真正践行主体间性的交往理念，从他者的立场出发进行思考和回馈，才能摆脱自由的他者化困境，走向互惠性的自由。

六 冯唐翻译泰戈尔引发争议：文化转译是否可能？

2015年8月，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名著《飞鸟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之初并未有太大反响。从11月下旬开始，网络上出现了一些针对冯唐译作的质疑，如“亵渎泰戈尔”“充斥荷尔蒙味道”等，甚至有人摆出“诗歌翻译史上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的架势。12月28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官方微博发布消息：鉴于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并将组织专家团队对译本中的内容进行认真评估审议后再做出后续的决定。

1915年10月，泰戈尔的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被首次译成中文，100年来，泰戈尔的作品已有300多种中译本，仅《飞鸟集》一书，就有郑振铎等近十个中文译本。而冯唐这个版本的《飞鸟集》在民众看来，用充斥荷尔蒙味道的字眼“解开裤裆”和“绵长如舌吻”亵渎了泰戈尔饱含深刻哲韵的“its mask of vastness”和“It becomes small as on”。《印度时报》在《对泰戈尔诗作最色情的翻译在中国引发争议》的报道中称冯唐不懂孟加拉语，显然只是用浅显的中文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中国作家翻译泰戈尔作品激起愤怒》引用了中国作家周黎明的批评文章“有内涵的独创性作品和只为引人注目的叫嚣间是有鲜明界限的。冯唐越过了这条界限，把宁静的诗句曲解成了粗俗下流的性暗示。这大大伤害了中国喜爱泰戈尔的读者”。相比于印度媒体对观点的间接阐述，印度网友的反应则远为激烈，甚至有的网友表示要“马上绞死他”。冯唐自己回应称，一部翻译作品是否存在译者的烙印，这是读者自己的体悟，我不可能按照别人的要求做，我认为我翻译的风格就是我理解的泰戈尔的风格。

语言与文化相伴而生，既是文化的载体，又塑造着文化的面貌。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的开篇就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的命题，认为人创造了自身的文化环境，并借此维系自己的生存。因此，语言之间能通过规则进行翻译，却又因为文化的不可通约性而产生意义的遮蔽，当译者将英文的诗句翻译成中文时，需要跨越的是文化与历史的巨大鸿沟。正如弗罗斯特的名言“Poem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翻译让我们丢失了语言转换中最精妙的理解。而那份理解便在对原著的忠实和背叛中相互摇摆。只有诉诸符合文化经验的隐喻模式，移情和理解才可能实现。面对泰戈尔《飞鸟集》语句的翻译，人们更愿意接受郑振铎的“浩瀚的面具”“永恒的接吻”“殷勤好客”，而不是冯唐的“裤裆”“舌吻”“骚”。郑振铎和冯唐都能移泰戈尔之情于自己的语言，只是语言内化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也外化出了截然不同的代码。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阐释的行为。就翻译本身而言，它既有着纯粹语言转换的功能，同时也有着跨文化意义上的阐释功能。冯唐的翻译之所以引起争论，是因为他的隐喻模式不符合大众的文化经验，无法唤起大众的移情与理解，因此则会招来排斥。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在转换著者的言语代码时，要遵守其文化规范，顺应其惯用的言语策略，但更重要的是要与著者进行对话：沉浸其文化语境中，了解著者用词的文化根源，尝试体验著者的经验，体悟创作时的历史背景，与此同时，寻找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用符合译者本土文化的方式去表达。如此，原著才能跨越文化在另一个国度里延续“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意义的跨文化共享才成为可能。

七 叙利亚难民危机：对“他者”的偏见与恐惧

根据联合国2016年1月发布的信息，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人数达到650万，约有480万人逃往国外。难民大多逃往邻国，包括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和伊拉克，还有相当一部分难民涌向了欧洲，美国、加拿大等国也制定了相应政策救济难民。这场难民潮堪称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难民危机。

难民融入接收国的过程远非一蹴而就，穆斯林难民对于崇尚基督教的西方社会而言，更是一群陌生、遥远的“他者”，因此在西方媒体和民众的认知中，始终存在着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和作为穆斯林的“他们”之间的对立，西方媒体在“9·11”后将伊斯兰文化称为恐怖主义文化便是明证。这种刻板印象至今依旧盛行，在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人们更加担心难民中渗透着恐怖主义势力，穆斯林难民被直接认定为是危险的、夹杂着恐怖分子的群体，是对于既存社会秩序的威胁。

接收难民的责任和限度在欧美各国引起了广泛争议，经济负担和社会安全成为政府和民众担心的主要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宣布放缓难民收容计划，部分欧洲国家对难民的开放政策也遭到了更为强烈的反对。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调查，有1/3的民众认为英国不应该继续接收叙利亚难民，而德国自2015年年初以来，至少发生了817起针对难民庇护所的袭击事件，足见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敌意。正如牛津大学学者Alexander Betts所言，“叙利亚危机将全世界的人道主义体制置于十字路口，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反思我们如何保护和帮助如此大量的无家可归之人。”

对难民的恐惧与对穆斯林的偏见混杂在一起。《纽约时报》称，美国民众的反难民情绪与反穆斯林情绪相勾连，愤怒而不可阻挡。一些美国共和党人士要求以不同标准对待基督徒难民和穆斯林难民，如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建议只接纳基督徒难民，而得克萨斯州参议员Ted Cruz则认为国家应该继续为基督徒提供安全的避难所，而排斥那些“被ISIS渗透的难民”。

一些难民自身也感受到了作为“他者”被贬抑的处境。英国《泰晤士报》叙述了一位名叫Ahmed的难民的经历，说明了他逃离叙利亚后面临的挑战。作为一名“异乡者”, Ahmed表示“很感激，但不想来”，因为语言不通、原有职业资格无效等障碍使他一切都需要从头来过，况且逃亡过程中也饱受折磨和嫌弃，西方社会对难民的“他者”认知直接转化为行为作用于他。

此过程中也有媒体着力消解西方社会对叙利亚难民的“他者化”认知误区，寻求理解和包容的空间。如德新社报道了叙利亚难民在车祸现场救助德国极右分子的故事，突出叙利亚难民善良的一面；英国BBC则报道了叙利亚难民中的演员、饶舌歌手、发明家等职业身份的个人故事，一个个鲜活的例子强化了难民内部的差异性，能够打破刻板印象，增进对这一群体真实而全面的认知。《纽约时报》也指出，穆斯林难民本身便是战乱的受害者，并不能与恐怖分子等同，各国应当抱有善意。哥伦比亚大学的Yegor Lazarev等学者则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对于非伊斯兰国家，宗教以外的其他相同的身份可能会有助于对叙利亚难民的接纳，例如对于很多欧洲人而言，战争时代因迫害而流亡的历史身份可能会强化他们对当下叙利亚难民的同情。

面对这一全球性危机，各国应当摒除主流话语中对难民的“他者化”叙事，用对鲜活的生命个体的描述来唤起共同的情感诉求，将难民群体也纳入“我们”的范畴，从而消解“他们”在“我们”心中产生的疑忌和敌意，为文化间的互惠性理解搭建坚实的桥梁。

八 芝加哥警察黑人抗议运动：不甘沉默的边缘群体

2015年11月，时隔一年之久的芝加哥警察枪击黑人青年的事件视频终于完整呈现在公众视野中。根据视频内容显示，黑人青年当时正朝着远离警察的街对角走去，突然遭到警察枪击倒地，15秒之内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连续枪击了16次。11月24日，该白人警察被指控犯有一级谋杀罪，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芝加哥警察首次被指控谋杀。30日晚，白人警察在交纳保释金后被释放。次月，开枪的白人警察被宣布将不会被予以起诉。

这一事件引起了美国民众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芝加哥被认为是“下一个弗格森”。黑人青年游行者不仅仅为了视频而抗议，还缘于他们曾亲身遭受的种族主义、暴力和贫困经历。“Black Lives Matter”组织成为抗议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该组织成立于2014年，旨在抗议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存在的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黑人抗议运动的示威者用粉笔在路面上写抗议宣言，造成了韦斯特切斯特405高速关闭十余分钟，并导致9名示威者被捕。12月24日，示威者集聚在美国商场和交通枢纽，呼吁人们在一年中最繁忙的这一天停止一切商业活动来纪念因为警察暴力而逝去的生命。这一活动被媒体称为“黑色圣诞节”。12月26日，由于芝加哥白人警察在调解家庭纠纷时开枪打死了一名黑人大学生和有五个孩子的黑人母亲，事态急剧升温，并最终导致市长伊曼纽尔公开道歉，警察局长麦卡锡被免职。

在此次黑人运动中，美国的主要媒体均对事件进行了调查分析和讨论，指出黑人青年在警察、司法系统、暴力、受教育、贫困等方面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将黑人遭受的贫困、教育、不平等待遇纳入新闻话语当中，认为“许多活动抗议者不仅仅是因为枪杀视频而走上街头，更源于他们所亲身经历的种族主义、暴力和贫困”。《华盛顿邮报》引用黑人运动者话语称，“我告诉你，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当有更多的愤怒。”“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谁不公正地夺去了一个人的性命，而应该关注的是有一个人的性命被不公正地掠夺了。”《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则聚焦于美国黑人不平等的历史和芝加哥的个案特征分析。《纽约时报》以芝加哥为原点，梳理了黑人虐待历史、长期的不作为形象、财政和机构设置的不合理以及警察制度改革的艰难等，指出“芝加哥警察一直面临着虐待、种族主义、监管薄弱和沉默不作为的指控”。专家评论和黑人抗议者的话语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消息来源，政府部门及政府官员在报道中鲜有发言，未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和沟通。

事实上围绕黑白种族之间的冲突，在美国社会从未停息，业已成为严重的文化裂痕。在2015年6月17日，便有一位21岁的美国白人青年出于“复仇主义情绪”，冲入非裔教堂并枪杀9名黑人。随后这一事件引发了是否在公开场合保留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邦联旗的争议。南北战争中南方军队使用的邦联旗现在主要被用来缅怀阵亡的士兵，也被认为代表着南方的荣誉与勇气，然而在非裔美国人眼中，他们看到的是仇恨和压迫的历史和白人至上主义。至今，取消邦联旗的议案再未有机会被提起。

白人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黑人等“未充分代表”（underrepresented）的共文化群体则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在枪杀黑人青年的辩护中，白人警察声称“他朝着我们走来……这对于警官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威胁”，在几乎不与黑人对话及沟通的情况下就扣动了扳机，以至于黑人们反问“为何你们首先选择开枪而不是寻问清楚”。黑人的生命及平等权利就这样被遮蔽在种族主义和强制性权力之下，而警察系统的沉默和零处罚则加剧了群体冲突的产生。

黑人运动和组织的不断发展是边缘人群寻求积极对话和平等权利的努力，虽然带来了社会治安的混乱，但为边缘人群打开了一条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的渠道，使之在媒体的报道中获得“能见度”。美国黑人与白人的群体沟通和文化交流需要建立在平等的权利关系之上，在相互适应中寻求对话的可能。只有在开放的话语空间中积极交流、充分互动，让利益各方的声音都能被平等地听到，才能推进族群间的和解，避免大规模激烈冲突的发生。

九 特朗普发表种族歧视言论——反思“政治正确”原则

201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转发了一条附有虚假数据的推特“81%的白人都是被黑人杀害”，而真实数据应是15%。《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写道：“我不知道特朗普内心深处是否种族主义者，但他无疑将自己塑造成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总统候选人。”这位共和党领跑人“说出了很多美国人心里想但嘴上不敢说的，因为他们觉得那不符合‘政治正确’。但我们厌倦了只是站在后面让别人书写我们应该怎么想怎么做”。

“政治正确”在《朗文当代英语辞典》中的解释为“精心挑选语言、行为和思想，使它们不冒犯或侮辱任何人尤其是妇女、黑人、残疾人等”。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是指关于避免社会歧视的一整套观念和态度，主要用于种族和性别领域。然而，当“政治正确”被操作成一系列僵化的指标和严苛的观念，就开始招致社会主流群体的反感，甚至认为自己受到了逆向歧视。根据一项调查分析，白人无党派人士和共和党支持特朗普的人中，三分之一相信在如今的美国有“大量”（a great deal）白人歧视。费尔里·狄金生大学的一项民调显示，68%的受调查者同意特朗普提出的“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政治正确”。参议员泰德·克鲁兹（R-Tex）说：“政治正确正在害死人”，因为它阻止了奥巴马政府关注潜在的穆斯林恐怖分子的活动。曾任神经外科医生的本·卡森在因为放言“穆斯林不应做总统”受到批评后表示“政治正确正在摧毁我们国家”。

对“政治正确”的反感使得很多人大胆地表达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不宽容，挥之不去的文化偏见再度抬头。特朗普便对自己的“政治不正确”引以为豪，他认为自己的对手都无可救药地被“正确”和“应具有的举止”限制和削弱了。特朗普的种族言论虽然不时引得舆论一片哗然，然而其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事实上，最近的民调数据显示，特朗普的支持者至少部分是出于种族焦虑。在选民看来，特朗普的直率、大胆揭露党内腐败、“政治不正确”、政治局外人的地位、对于移民问题的观点都得到了大量美国人的支持。更有一位蓝领阶层的受访者一针见血：“他说话就像我爹。”

美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一直围绕着“政治正确”往复循环，被自身的意识形态所捆绑，以至于作茧自缚。口无遮拦的特朗普在此时乘势而起，在日趋平淡的美国政坛掀起一阵旋风，民众对“政治正确”的逆反心理，恰恰成为特朗普竞选的助力。不管特朗普最终能否当选，都使得我们反思“政治正确”的理念与实践方式。传统上的“政治正确”仍然基于狭隘的主体性哲学，即我者与他者的对立，需要做的仅是斟酌自己的行为，使之不冒犯他者。然而这种理念实质上加深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鸿沟，时时提醒界限与隔阂的存在。鉴于此，应当基于主体间性的思维对“政治正确”进行反思与重构，使得不同群体间相互建构，最终达成互惠性的文化间理解。

十 北汽福田印度“神山”建厂引发纠纷：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文化冲突

根据《纽约时报》2015年12月31日的报道，中国北汽福田公司在印度选址建厂时，买了印度西部的一片250英亩的农田，福田公司希望在附近继续拿下1250英亩的土地，作为企业的工业园区。这块土地坐落于山岭之下，旁边有河流经过，按照中国的“风水”之说，属于一方福地。福田汽车副总裁赵景光称，这片规划项目可以刺激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数千乃至数万的就业机会。

尽管印度当前迫切需要外资经济来缓解就业压力，然而福田公司的建厂行为却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因为北汽福田公司工厂园区所背靠的山峰，乃是两千余年来印度僧侣修行栖居之地，根据印度教的典籍记载，曾有高僧在此望见过神灵显迹，故而在印度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每年都有大量信众前来朝圣。居住在当地的僧侣内马德（Kailash Nemade）认为：“神灵与科学在当代社会同样重要，不应该相互否定，然而这个公司（北汽福田）在这里开设的工厂，将破坏神山的灵性。”按照印度当地的法规，工厂的设址应当距离寺庙500米以上，还要求保留一条14米宽的土路，供当地民众前往山上的石窟朝拜。

北汽福田公司于2014年9月进驻印度，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开设了首家海外分公司，旨在将其打造成开拓海外市场的“样板工程”。然而由于与当地政府沟通不畅，北汽福田在印度的业务始终未能顺利进行，为此多位负责印度业务的高官被勒令离职。此次在山脚下建厂，再次被当地的风俗打乱了规划，致使未能如期动工。

由于日益提高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开拓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基础产业转向周边国家，开启了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进程。2015年5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7集纪录片《与全世界做生意》播出，记录了120多个普通中国人与世界各国来往贸易的情形，他们在经济力量的指引下走向世界各个角落，通过自己的勤奋和智慧在全球商业社会中占取一席之地。然而北汽福田在印度的遭遇提醒我们，刚刚迈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尚未做好应对跨文化冲突的准备。

跨国企业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企业的触角伸向不同文化的市场时，会面临种种跨文化的冲突。此前跨国公司涌入中国市场，引发了一片“狼来了”的呼声，星巴克在故宫开张等行为被指责不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遭到中国舆论的抵制。时过境迁，如今轮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时，中国的企业家却未能在前人的经验中吸取智慧，缺少对目标市场文化习俗的考察和尊重，欠缺的跨文化能力也制约了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且随着公共外交理念的普及，中国的跨国企业负载着营造中国形象的使命，如果不能融入当地的文化，还将影响到海外民众对中国的认知。

有鉴于此，跨国公司在面对文化差异时，应当汲取跨文化传播的学术理念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智慧，配合使用文化相容与文化规避策略，在冲突中寻求融合，在遵循全球化思维的同时尊重本土的特质，进而在多元市场中培育起文化互动的空间，用平衡的权力运作来实现文化间的互惠性理解。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不仅从经济和政治上走出国门，同时在文化上切实走入异文化的怀抱，赢得全球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