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己人认同

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农村社会基本的社会关系，是村庄社会形态的基础。村民在村庄生活中运用不同方式来建构“自己人认同”，彰显出不同的行为逻辑。事实上，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把“人”按照自己人和外人的方式来划分（杨宜音，2000），自己人的交往遵从人情规则，而与外人的交往则遵从陌生人规则。费孝通说：“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 ‘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须往来了”（费孝通，1998: 73）。杨宜音（1999）认为自己人认同是信任建构的过程，自己人认同是从农村“自家人”观念转化而来，是一种关系信任。贺雪峰（2009c）在考察熟人社会治理的时候认为，农村社会的人情作为一种机制把外人转化为自己人，从而使得熟人社会的治理成为可能。杨华（2009a）认为，“农村的纠纷调解中，经常运用的方式是 ‘举例说明’，以此来表明自己人的立场，也就是自己人的调解。从人情到治理、调解，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事项都离不开自己人”。自己人认同是农民的一个基本行为逻辑，而认同也具有不同的性质。

自己人认同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是信仰层面，传统中国农民有祖先崇拜的传统，杨华（2009b）认为祖先崇拜是中国唯一一个与西方社会宗教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信仰体系。祖先崇拜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农民的“同根”意识，松冈村的农民在讲到与周围人的关系时常常说：“都是一个太公的后代，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农民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成为农民精神世界的一种信仰，即一个太公的后代就不能斤斤计较。自己人就是依附于农民血缘关系之上的，农民可以不问理由地把族人当成自己人，这便是祖先崇拜与同根意识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映射。第二个是社会层面，除了信仰层面，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物都有社会性的表现，主要表现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面子和荣耀等社会性评价。农民在自家荣耀的时候要有人来分享，而在自家困难的时候又需要别人来帮忙和鼓励，自己人就是在舆论和道义上的社会支持网。比如，鲁东西傅村的农民说：“如果一个人家里穷，但若他的兄弟堂兄弟多，并且都有本事，那么别人就不敢小瞧此人。”社会层面的自己人与农民的尊严和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相关，自己人的圈子就是尊严和社会地位的共担者，荣辱与共。第三个是功能层面，包括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和合作，农民日常交往的需要，红白喜事中的互助合作等。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总有一些事情要通过相互合作才能完成，自己人的圈子就是一个互助与合作单位。在福兴村，直到笔者最后一次调查时（2010年4月）农民还有合作种田的传统，也就是邻里之间或者亲朋好友相互帮忙种田。日常生活中的功能需要也是自己人认同圈发挥作用的重要契机。

不同的村庄有不同的自己人认同逻辑，农民的自己人认同逻辑即农民在说话办事的时候把对方看作自己人，行为方式是好处共享、困难共担。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自己人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网。在对是否属于自己人问题进行考察时，笔者是通过一个问题进行测量的，即“如果兄弟与人打架，你遇见了会不会上去帮忙？”如果被调查者不假思索地回答“会”，那么这意味着农民的骨子里就是把兄弟看作自己人，认为给兄弟帮忙是天经地义而可以不问缘由的事情。在亲密的兄弟关系中，打架帮忙就是一种姿态，就是自己人的姿态，这意味着自己人认同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帮忙打架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测量农民自己人的认同圈有多大时，笔者继续设问：“如果是堂兄弟呢？”“如果是本家族的人呢？”这是一个质性研究的调查题目，目的是了解在农民的心目中到底会把哪些人看作自己人。一般情况下，同一类村庄中农民回答所显示的行为逻辑是相似的。在三个个案村庄中的测量表明，农民的回答与贺雪峰（2007b）关于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圈子相符。在赣南松冈村，农民把一个自然村范围的族人看作自己人，族人相互打架的情况很少，如果有矛盾就由有权威的老人来主持调解，他们的调解是“自己人的调解”（杨华，2009a）。而本族人与外族人出现矛盾时则很可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械斗。这意味着地缘和血缘关系重合的宗族是一个农民认同的边界。鲁东西傅村农民对此设问的回答是，亲兄弟打架肯定会上去帮忙，堂兄弟打架也要上去帮忙，不过再往外的圈子就不是自己人的圈子了，那时候农民就要“秉公判断”，看到底是“谁有理”。五服之内的圈子是自己人，自己人具有不问缘由的“共同感”。在辽东福兴村，农民对于以上设问的回答普遍是，“不会参与打架，不文明，兄弟打架也要看他有没有道理”。尽管兄弟之间的感情要好于与其他人的感情，但是福兴村农民并不会因为感情而不顾道理。然而，福兴村农民并不是没有自己人认同，而是移民社会的性质使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上的自己人认同。福兴村农民同样把堡（即自然村）看得非常重要，堡子中的人家就是一个天然的团体，日常生活中总有要用到对方的地方，农民特别不愿意与本堡的人闹僵关系。本堡的人家办事，福兴村农民认为自己一定要去随礼，这个意愿非常强烈，以至于单身男性（因为单身，意味着办酒的名目很少）一般也要在本堡内随礼，否则就意味着此人不会为人处世。

三个个案村庄具有不同的自己人认同圈，认同的性质有所差别，而形成自己人认同的社会机制也不同（见表2-3）。赣南松冈村凸显的是信仰层面的自己人认同，这是因为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建立在祖先崇拜和同根意识的基础之上，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宗族组织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信仰层面的价值规范是农民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主要依据，自己人认同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需要。松冈村自己人认同的形成机制是信仰和功能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鲁东西傅村凸显的是社会层面的自己人认同，这是因为家族之间的分立是村庄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集中表现在小亲族之间在荣耀和社会地位上的竞争。小亲族是一个荣辱与共的自己人圈子，农民在这样的结构下不得不重视彼此之间的社会评价和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此外，小亲族也满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需要。辽东福兴村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圈是堡（即自然村），因为没有血缘关系，农民更加注重互助合作，小心翼翼地维护彼此之间的和睦关系，维持低度的“和谐社会”。与前两者不同的是，福兴村农民的自己人认同是通过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合作以及人情往来建构出来的，具有松散的特点，多是为了满足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需要。

表2-3 三个个案村庄的自己人认同逻辑

自己人认同是建立在地缘和血缘关系之上的农村结构形态，在具体的村庄情境中，自己人认同具有不同的形成机制与性质，从而影响着农民的行为逻辑。对三个个案村庄的分析表明，血缘关系是形成紧密自己人认同的关键，而地缘关系只能形成松散的自己人认同。血缘关系形成的自己人认同与村庄既有的结构形态产生了互动，使得农民的自己人认同与村庄结构形态相互型塑。自己人认同有信仰、社会和功能三个层面的含义，不同的村庄组织结构形态使得自己人认同在不同层面起作用。重要的是，自己人认同作为一种根植于农民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机制，在社会的运作中起着根本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