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余论：华籍神父与近代天主教神学本地化

前文对《圣教理证》一书以及黄伯禄对该书的改编，该书与黄氏自身著作的关系做了粗略的考述。实际上，晚清时期各地天主教会在传播《圣教理证》一书时，皆有不同程度和取向上的改编。例如，山西天主教会即于1888年由华籍神父田文都等人，因该书与《俗言警教》二书“出自他省，购阅维艰；且文辞稍异，而理原大同，无须并览”，而合编成《真理警世》一书。

在时空变迁的条件下，黄伯禄的改编本流传最为广泛。香港公教真理学会于1937年的“非常国难期”出版了由蔡任渔重订的《圣教理证》，其底本即为黄伯禄改编本。蔡氏评价此书“人人爱读，风行全国”，而此次重订主要因“数十年来，朝代变迁，物换星移，而人类之思想，亦诸多更改，今非昔比……”，对其中批判迷信以及对“书内古代明线之言行引证，其有不切合正义者，亦割爱舍弃”，显示出不同时空环境下《圣教理证》一书形态和内容的变化，也透视出天主教在彼时环境下神学思想的变化。

而李问渔（1840—1911，名杕）于光绪十六年（1890）所著《答问录存》，则显示了晚清上海天主教华籍神父对《圣教理证》问答体形式的认可和主动选择。李氏在其序中，解释了选择用问答体以成此书的原因，“书名答问……大都自问自答，使理义明，而阅者易于领会，法至良焉”；他认为以自问自答的形式，更便于阐明理义，亦便于阅读者的理解，正如其所言，“我问之，俾不疑者亦疑；我答之，俾疑而欲问者能解其惑”。

黄伯禄、蒋超凡、李问渔等人，皆是晚清时期上海天主教教会内的华籍神父，是为彼时“辩教护教”的主力军，凭借深厚的儒学功底和经过系统化学习的神学思想，对儒家学说和天主教神学予以互相诠释和阐发。黄伯禄对《圣教理证》一书的改编，以及他由此而传世的《训真辨妄》《集说诠真》等书，是探究晚清华籍神父在天主教神学本地化诠释思想具体表现上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