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农民：从业、生活、行为方式变迁

马克思指出，“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围绕着巨大的生产力聚集起来”。在当今社会，广大农民被卷入现代化大潮中，具有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一些新特征，正在经历历史蜕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改造传统小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构建与新的社会形态相适应的基层社会基础，国家对传统农民进行了改造，这种改造以农业改造为基础。通过分配地主土地消除封建剥削阶级，在此基础上，为实现集体公有制，国家又引导鼓励农民实现合作化大生产，并最终走向人民公社大集体，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及奉献精神，消除剥削赖以存在的经济及体制基础。当然，对小农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过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技术提高，自动化程度加深，小农最终会得到改造。由此，也可以看出改造传统小农任务的艰巨性。即使从1958年开始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以意识形态及政治动员为基础对广大农民进行生产、生活及行为方式的深入变革与改造，不过这种改造因无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而失去体制、资源优势。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社会变革有其本质缺陷。实际上，广大农民是具体的、历史的，既有的社会环境对广大农民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广大农民又具有自己的理性选择意识，会根据自身意志去改变并创造相应的制度，徐勇称其为“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在历史上，广大农民就是一个理性的实践行动者，有其特定的行动逻辑。

二、改革开放后农民从业方式及职业身份的变化

现代生产方式占领农业，带来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市场化及城镇化发展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这些变化从乡村经济、社会等微观领域展现出来。折晓叶等人通过对中国东部和南部乡村的实证研究指出，在乡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大量的乡村经济实体成为推动乡村社区变迁的重要力量，不断推动着传统乡村社区向现代“超级村庄”的转型。毛丹通过对30年来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分析指出，改革开放后，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村庄正经历着从农业生产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转型，具体体现为经济共同体的转型、治理共同体的转型及农民社区的转型。项继权教授在对河南南街村、山东项高村、陕西方家泉村的调查研究中，也充分说明了具有市场化特征的集体经济力量在推动乡村社区变迁中所呈现出来的重要力量。新时期，以市场运行机制为基础的经济实体与社区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利益共同体，各类经济实体不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以其独特的方式推动着乡村社区的发展。其中，乡村企业成为推动当代农村社会转变的重要力量，更深刻地推动着农民从业方式的转型。

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使整个社会结构开始分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步形成。陆学艺以职业及对资源的占有为基础，将整个中国社会划分出十大阶层。在现代化推动下，越来越多的职业兴起，职业的分化给广大民众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传统的农业种植的自身优势在现代化发展中日益消失。非农职业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收入及其他收益，农民更加趋向选择经济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工作。即使是在西部经济不发达、相对来说较为封闭的乡村地区，广大农民的职业结构与从业方式也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型，经济效益比较高的非农产业越来越成为广大农民的首选，中青年已经从农业中脱离出来从事非农产业，职业身份逐步发生变化。

三、当代农民生活、行为方式的变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使广大农民实现了从业方式及职业的转换，由此，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提高。雷雨运用统计学理论，采用线性回归模型、灰色预测模型等定量方法对当代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进行了预测。他指出，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每增加1元，消费支出相应地就增加0.778元。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在2012—2015年将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有望超过6000元。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广大农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消费支出比重明显提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城镇化大力推进，广大农民的生活方式及生活习惯日益向城市居民接近。

在马克思看来，在城镇化进程中，“尽可能实现劳动人口的平均分布，实现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的融合使城乡之间的文化和生活条件日益接近”。广大农民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农民的行为方式及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思想日趋开放，主动接触社会，追求富裕幸福的生活，形成了敢于冒险、敢于竞争的心理品质，冲破封闭保守的传统观念束缚，创造条件获得更多的合法财产性收入。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性消费也趋于多元化，很多西方的思想观念、文化艺术形式等传入中国，形成了与中国民族文化的融合和激荡之势。现代社会发展对广大农民的精神及行为方式产生了重大冲击，在精神文化方面：一是娱乐性、消遣性消费多，发展性、智能性消费少；二是精神文化消费的世俗性、媚俗性和失范性；三是经营精神文化消费的价值取向发生偏差。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被真正卷入工业化、市场化大潮中，他们的从业方式、生活方式及思想观点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城镇化背景下尤为明显。这是一个传统农民蜕变的过程，也是农民与城市居民逐步趋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农村社会转变的过程，深刻地改变着民众的行为及心理，整个社会呈现全新的社会形态。

四、利益扩张与需求多元化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农民历来精于算计，曹锦清在对河南省一些边远和落后地区农村的人类学考察中，就指出“中国村落农民，历来善分而不善合”。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和人类学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中提出了“道义小农”的概念，指出这种小农具有公平互惠原则；波普金于1979年在其《理性的小农》一书中也指出，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小农，就如一个在政治市场上的投资者，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做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利益性、精于算计是小农的根本特征。

从我国实际来看，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广大农民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及行动空间，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也发生了明显的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广大农民需求日益提升。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改革的深入，市场成为人与人相联系的中介，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农民社会分化所产生的不同群体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不同的农民阶层都有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在经济利益及自由、民主、平等价值观的指引下，广大农村社会日益分化，民众的需求也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并与这个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起来。如表1-3所示，在新的历史时期，广大农民更多关注种养殖和外出打工所需要的技能、农田水利建设、农产品市场供求等，诸多与民众日常生产、就业、生活紧密相关的利益需求日益凸显出来，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表1-3 农民需求结构位序

资料来源：刘义强：《建构农民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基于一项全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问卷调查的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在现代社会，广大农民的利益需求与整个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如果说个体的内在需求是一个人为维持最基础的生存发展所必须获取的条件，那么外来社会环境变化所引发的个人需求的扩展则是个体为适应社会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竞争性的市场社会，个体的自身素质及水平直接决定他的就业竞争力及自身发展前途，因此，教育需求日益凸显出来。代俊兰、李合堂通过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自己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当然，在个性化需求日益增多的同时，广大农民的公共服务型需求也日益增多。如表1-4所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成员于2013年寒假对农民居民进行了调查，医疗保险等核心公共服务需求已经得到满足。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传统时期广大农民需求程度不大的各种公共服务需求在当代日益体现出来，需求呈扩张之势。如表1-5所示，黄振华通过对7687位农民的调查发现，当前劳动就业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生产服务仍然是当代农民最基本的服务需求，也是迫切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

表1-4 当代农民已经获得的服务需求

资料来源：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综合改革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调查资料制作。

表1-5 农民最需要的公共服务

资料来源：黄振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需求——基于7687位农民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总体上来看，现代社会发展不断改变着传统的乡村社会面貌，无论是在乡居住、生活的农民，还是流入城市打工、居住的民众，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与发展，他们需要具备更多的条件，基本需求及个人利益都在呈现急剧扩张性，这种扩张性一方面是应对环境发展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农民对高质量生活水准的追求，体现在物质及精神两个层面，个体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意识也不断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