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杜伊威尔的先验性批判

杜伊威尔最具创建性并奠定其大哲学家地位的哲学思想是“十五个样态（Modality）”（或法规领域）的理论框架。在杜伊威尔的哲学体系中，样态指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与意义。杜伊威尔也将“样态”称为法则（Law）（法则理念是杜伊威尔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杜伊威尔认为，现存的一切事物都在造物主的法则约束之下。法则是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界限。在《圣经》中法则被称为法令、判决、命令等）。这里的样态或法则包含几个内容：第一，它是造物主与万物的分水岭；第二，它建构了所有主体的存在框架，其不在现实之外或现实之上，而是作为现实的根基并渗透在万事万物之中；第三，它是所有现实可能性的原则。通过这个理论框架，杜伊威尔解释了现实存在的意义与善。这个理论框架不仅是本体论哲学，也是杜伊威尔实践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的根基。正是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杜伊威尔提出了他对现实事物的分析方法。这种实践性分析不仅包括对自然事物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事务的探讨。据此，他提出了独具一格的社会多元论，并详细地分析了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本质、地位与功能。

本书的目的就是在分析其哲学本体论“十五个样态”的基础上讨论他的社会政治哲学。杜伊威尔的社会政治哲学在其哲学体系中属于实践哲学，并占据核心地位。他的多元论社会政治哲学对美国的多元社会建设影响很大，很多美国公共知识分子都非常推崇杜伊威尔的社会结构论。

他的社会政治哲学与加尔文主义的社会哲学一脉相承，其目的之一就是反对罗马天主教一家独大的局面。作为基督教哲学的产物，同时刻有人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烙印，反对封建专制，提倡宪政民主。杜伊威尔从基督教本体论出发，却在其社会哲学中避免了宗教狭隘性，具有高度的包容性意识。这一点难能可贵。下面，笔者对杜伊威尔的哲学体系做一个简单介绍。

所有的哲学都开始于不满与批判，杜伊威尔的哲学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杜伊威尔对以往哲学的反思是通过两个路径实现的。现在我们就来具体探讨杜伊威尔是如何对过往哲学进行反思的，他究竟采取了什么样的反思路数。杜伊威尔对哲学的反思开始于对康德哲学的先验性批判（Transcendental Critique）。对康德哲学而言，先验性批判的目的是发现事物功能与本质的必要条件。但是，杜伊威尔使用先验性批判的目的是找到理论与哲学思考的必要条件。在讨论先验性批判的过程中，杜伊威尔首先拒绝了理论思想的独立性与自足性。他相信，单单理性本身不能为理论思考提供整体图景。所以说，如果我们将理性作为思考出发点的话，那么真正的出发点就被忽视了。

托马斯主义者从不能仅仅通过理论论证的方式说服一个康德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具备合法性。反过来，康德主义认识论也没有赢得托马斯主义的同意。在这些哲学学派的争论中，我们看出他们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因为他们都没有找到一种方式去揭示其真正的理论起点。

杜伊威尔相信，所有的哲学与理论思考都开始于一个特定的宗教起点。所以说，思想不可能是中立的。他认为，为了探索不同理论思考的根本不同与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追问理论思考的出发点，“在政治思想家反思他们的‘思想’之前，他们不可能触及彼此差异的真正根基。”杜伊威尔认为，为了识别哲学与理论思想的局限性与根基，我们必须找到作为理论思考出发点的假设。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不同哲学与思想之间的对话才成为可能。通过先验性批判，我们就可以找到不同哲学思想之间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杜伊威尔的先验性批判是通过两个路径实现的：第一个路径是反思哲学与整体思想的本质；第二个路径是集中反思理论思想的本质。

一 先验性批判的第一个路径

“哲学的本质就决定了其思考必然指向现实存在的整体意义与自我。”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得出杜伊威尔的先验性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杜伊威尔称之为阿基米德支点，“如果哲学的目的是找到整体的意义，那么它必须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去实现对整体的思考。这个有利的位置就是阿基米德支点。”第二个是关于最终基础与本源的问题，“哲学应当赋予我们理论视野去探索现存世界所有方面的内在统一性。”另外，“哲学思考其实是指向我们现存世界整体意义的理论思考。”杜伊威尔相信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说，第一个批判同样包括我们反思作为不可分割整体的真实世界的哲学起点。在这里，哲学的角色就具备了宇宙观的意义。

杜伊威尔认为，为了实现上述反思，必须首先实现对自我的反思，“‘认识自我’必须是所有哲学的入口”。杜伊威尔主张，自我不仅仅是一个思考的自我，因为逻辑与理性思考仅仅是自我的一个样态而已。对杜伊威尔而言，自我是所有样态的统一体：

自我在其哲学反思中是活跃的，但是它必然会超越单纯的哲学概念。因为自我是我们所有功能的集结点，一种主观的整体性。这个整体不能融于哲学思想，也不能融于其他功能，亦或不能融于功能的整体，因为自我是所有这些的基础与假设。

所以说，对自我的反思与定义就是对理论与哲学的反思与定义。杜伊

威尔相信，理论与哲学反思的本质就是对自我的回归。而且对自我的最终回归也超越了对理论与哲学的抽象。真正的自我是不能通过理论思考获得的，因为自我的范畴要远远比逻辑与理性方面宽广得多。因此，对自我的真正反思必然超越哲学与理论思考，这就意味着对自我的反思必然是宗教性质的。所以说，所有理论与哲学的局限性是被逻辑与理性限定的。

杜伊威尔认为，为了理解整体，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整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必须超越被逻辑与理性规定的理论思想。对他而言，阿基米德支点对于理解整体概念至关重要，因为这个支点是理念整体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阿基米德支点不仅仅具备主观属性，而且超越了具体世界的多样性与概念的整体性。所以说，阿基米德支点必然建立在绝对本原的基础上。换句话说，阿基米德支点与整体性分享同一个绝对本原。

我们已经看到，先验性批判的第一个路径包括对哲学思想（对意义整体的思考）与阿基米德支点以及绝对本原的反思与追问。也就是说，阿基米德支点不可能脱离自我、绝对本原与整体性而孤立存在。自我——作为思考的主体——在根本上是宗教性质的，而且不可能停止追寻最终的本原。

概括来说，先验性批判的第一个路径涵盖了对整体的关涉、对哲学的本质与功能的思考、对阿基米德支点的寻求、选择这个支点的方式以及对绝对本原的探寻。从这个反思中得出：哲学绝不是中立的，而是宗教性质的。对杜伊威尔而言，宗教意味着现实意义的最终本原。

二 先验性批判的第二个路径

第二个路径主要集中在理论思考的本质上。这里反思的主要问题是：理论思想究竟是什么。杜伊威尔相信，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追问并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理论思想与前理论经验之间的关系，“在前理论经验中，我们通过理论思想的辩证思维能从经验现实的结构中抽象出什么？”杜伊威尔认为，“我们能抽象出这个世界的一个方面，一种对我们有意义的研究世界的方式。我们功能的一个方面——这种功能能让我们用分析功能来分析外界的数据。”

第二个问题是检验自我，这个自我是综合所有样态的自我。“通过什么样的立场我们才能将我们在理论态度中区分的样态重新整合为一个整体？”杜伊威尔的回答是，只有作为主体的自我才能整合所有的样态。换句话说，理论思考必须以自我为前提——这个自我比主体思考的内涵要宽广得多。在这个意义上，自我的本质与这些样态如何通过自我进行结合的问题也是必须回答的。这个答案必须与相对应的哲学本体论保持一致。

第三个问题集中在意义的绝对根源上。“反思自我、理论思考的自我指向如何可能？它们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在杜伊威尔看来，答案依赖于对意义终极本源的认同，因为对自我的知识超越了理论思考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对自我的理解不可能通过哲学反思达成。唯一的途径就是对绝对的认知。这种对自我的真正知识不是理性的，而是宗教的。

在这两种先验性批判的基础上，杜伊威尔对大陆哲学传统之后的西方哲学做出了内在性与先验性批判。在其内在批判中，他试图从哲学内部去理解每一个哲学家或哲学传统。其目的是挖掘、展现它们的基本假设和暴露它们深层次的问题。杜伊威尔的追问范围非常广泛，从苏格拉底一直到20世纪中期，包括中世纪哲学家。通过反思与追问，杜伊威尔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思考都是建立在一种宗教假设的基础上。杜伊威尔称这个宗教假设为基本动机。一个基本动机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驱动力，去驱动思想家诠释现实与社会理想。杜伊威尔认为，基本动机是所有思考的决定性要素，基本动机不同对现实与社会的理解就会大相径庭。通过对历史上各个思想流派的批判，杜伊威尔识别出四种西方思想中常见的基本动机，其中的三种具备二元论特质。第一种是古希腊思想中形式与物质的二元论；第二种是圣经思潮的创世—堕落—拯救动机（Creation-Redemption-Salvation）;第三种是中世纪自然—恩典的区分；第四种是来自启蒙思潮的自然—自由二元论。通过这个分析，杜伊威尔提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中立的或者脱离思想者的基本动机。马克思的理论假设是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笛卡尔的理论假设是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其结果就是这两个伟大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与观点完全不同。

杜伊威尔的哲学分析并没有停留在指出任何一种哲学都被其宗教信念影响这一论点上。他进一步指出任何哲学或理论思考的本质内容必然包含这个基本动机。这种哲学观念引导杜伊威尔对理论思潮进行了先验性批判，这个批判从康德开始。杜伊威尔的工作就是去追寻与理解使理论态度得以可能的条件。关于这个问题，杜伊威尔认为，所有的理论思考都必然追问意义从哪里来。意义的原初性就是超越我们思维理性的基本动机，其绝不可能通过理性得以解释。从这个角度出发，杜伊威尔认为所有完整的哲学都必然追问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世界是什么；第二，理性的连贯性；第三，意义来自哪里。杜伊威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对话得以可能。但是，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对话的哲学家都必须公开自己的基本动机。杜伊威尔明确表示，他的基本动机就是创世—堕落—拯救。他的思想体系来源于加尔文主义与他的老师亚伯拉罕·凯波尔。正是在这种动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十五个“样态”的理论体系并建构了其社会政治哲学。因此，杜伊威尔的社会政治哲学带有明显的宗教属性。

下面，我们就来大体看一看杜伊威尔十五个“样态”的理论体系（这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详细探讨）。

为了解释事物的存在属性与意义的存在方式，杜伊威尔提出了著名的十五“样态”论，也即事物的十五个存在方面或属性。这些“样态”分别是：算数（Numerical）样态、空间（Spatial）样态、运动（Kinematic）样态、物理（Physical）样态、生物（Biotic）样态、心理（Psychic）样态、逻辑（Logical）样态、历史（Historical）样态、语言（Lingual）样态、社会（Social）样态、经济（Economic）样态、审美（Aesthetic）样态、法律（Juridical）样态、伦理（Moral）样态和信仰（Confessional）样态。这些样态都有自身的核心价值和发挥作用的范围及方式，它们之间的排列有固定的顺序和意义。通过这个理论，杜伊威尔描述了事物的存在属性，并将意义赋予了事物（杜伊威尔所说的“意义”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不同，它的意思是被造物不具备自足的属性与特质，本身没有意义，必须依赖其根源——造物主。杜伊威尔的“意义”概念在其他的哲学体系中就是指现实）。他反对虚无主义哲学，肯定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杜伊威尔认为，他的“样态”理论并不是封闭的，事物的存在方式还可能表现为其他的“样态”。

为了避免对“样态”的误读，笔者简单地阐述一下“样态”的特点以及属性。首先，它们不是具体的存在，而是具体存在发挥功能的方式或者是具体存在的属性；其次，“样态”之间不能相互还原，它们都有各自的领域；再次，它们的排序规则也是固定的；最后，任何一个现实的具体存在都可以展示出多样的“样态”属性。

杜伊威尔的样态论有效地打击了还原论思潮。他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通过上述一个或者是其中的几个样态去解释自然与社会，还原论的错误在于将其中一个“样态”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机械唯物主义者将复杂的现象，如气愤、浪漫的情怀，简单地理解为大脑脉冲的运动。简单地说，样态就是现实的不变属性以及意义的存在方式，所有的存在都可以通过样态的不变属性得以说明。物理上的分子运动是依照物理样态的不变规律发生的；诗歌是依据审美样态的不变规律写成的；国家是依据法律样态建成的；家庭是依据伦理样态组建的。

在上述十五个样态当中，前面六个样态是决定性（属于自然规律）的，后面九个样态是规范性的。前者是不能违反的，比如重力定律；后者主要对人的行为起规范性作用。即使人们的行为违反了这些样态的意义，也无损这些样态意义的完满性。比如，如果某人在公交车上并没有给老年人让座，只能说这个人的品质有缺陷，但绝不会影响伦理样态的完满性与规范性。社会人在所有的样态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人的意义只有通过所有的样态才能理解。但是，杜伊威尔认为，只有人与社会组织才具备这种特殊性。这种对人的理解源于他的基督教基本动机。动物则依据心理样态；植物依据生物样态；无生命存在依据物理样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实体仅仅在一个单一的样态中发挥作用。它们的属性也是多样态的，只不过对它们的理解不必通过所有的样态。社会组织，如教会、学校、医院、政府也都在所有的样态中发挥作用。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社会组织都具备各自的特殊性，也就是区别这些社会组织的标准。杜伊威尔认为它们各自的特殊性是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引导性功能（Leading Function）（引导性功能指一个结构整体的最高主观功能与样态。其之所以被称为引导性功能是因为它引导其他的功能样态，比如一个苹果的引导性功能是生物样态）。这种引导性功能是由相应的样态规定的。这就是区分不同社会结构的主要标准，比如教会的引导性功能是信仰样态，国家的是法律样态，医院的是伦理样态。

当您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您是通过语言样态来理解本书的。不仅如此，还包括概念分析的逻辑样态、看与听的心理样态。事实上，我们每次发挥一个功能都是多样态的，只是其中有些样态发挥比较明显与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组织也是一样，它们每次发挥社会作用也都是多样态的，单单从一个样态出发是无法理解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在杜伊威尔看来，每一个事物的存在意义都必须通过相应的样态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无论是自然物体、个人还是社会组织，无一例外。一辆宝马车，它物理上的存在意义表现为钢材、塑料、皮革等；其运动属性体现为交通工具；社会属性体现为其表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经济属性表现为它比较贵；审美属性表现为它的流线型美感；信仰属性表现为很多年轻人将其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也就是说，事物的存在意义从本质与原则上来讲就是多样态的。这种分析方法，杜伊威尔主要应用于他的社会政治哲学中，这是其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在杜伊威尔的实践哲学中，每一个样态都界定一个不同的理性或理性行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杜伊威尔比较精确地分析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属性与国家的实践方式。

下面，我们就从整体上了解一下杜伊威尔的哲学特征，以便读者从杜伊威尔哲学整体框架的高度理解其社会政治哲学。

杜伊威尔的哲学与其他的体系哲学相比，至少具备三个不同点。第一，它看重哲学思想的前理论态度，也就是基本动机，杜伊威尔将其理解为理论思想何以可能的出发点。从对前理论态度的重视程度来看，杜伊威尔比康德、胡塞尔与海德格尔走得更远。第二，杜伊威尔的哲学立足于对现实本质的追问上，在他看来这种思考哲学的方式是宗教式的，而且任何理论思考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的基本动机是创世—堕落—拯救。杜伊威尔探索了这个宗教动机的哲学含义，并将他的哲学称为基督教哲学。其所有的哲学分析都立足于此。第三，杜伊威尔认为意义（造物主的恩典）比存在或过程更加重要。他认为意义是被造物的所有，其拥有一个宗教或神圣的根基。意义来源于造物主，而不是人的活动。正因为如此，所有的一切都有意义，而不局限于与人相关的事物。杜伊威尔认为，意义是事物其所是。也就是说，事物就是意义。意义就像一片汪洋，是我们经验与功能的赋予者。不是意义源自于我们，而是我们源自于意义，意义就是对造物主的依赖。“作为意义，现实直接指向它的源头——造物主。如果没有造物主，所有的一切将归为虚无。”

从这个出发点开始，杜伊威尔建构了他的宇宙观哲学。在这其中，他不仅解释了物质存在之间的不同，而且阐释了思考者之间的区别。杜伊威尔试图将所有的存在描述为造物主的创造。所有的意义都来源于造物主。意义呈现于现实存在的所有样态中。律师与生物学家都研究相同的事物，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是不同的样态。他们都在寻求事物的意义，但是焦点不同。杜伊威尔补充，不同的意义焦点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通过这种方式来追问事物的意义——选择其中一个样态作为认识事物的焦点——已经预设了不同意义也就是不同样态之间的关联性与整体性。杜伊威尔强调，正因为如此，一个整体的基督教哲学才有存在的意义与可能。

这种基督教视角已经融入杜伊威尔的潜意识当中，成为他研究一切事物的出发点。但这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模式，不能将其理解为神学的。他认为，这种思考模式可以帮助哲学家从意义整体的角度来理解意义的多样性。这里面的意义整体对他而言就是造物主。这是其哲学的局限性，使得非基督徒学者很难接受他的思考前提与动机。但是他的思维方法与对社会的结构性分析具有进步意义，对西欧、南非、北美的影响极大。与宗教动机的二元论思路相比，杜伊威尔认为其基督教基本动机不是来源于人类的哲学反思，而是源于造物主的意义与目的。这种以基督教宗教动机看待事物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古希腊的形式—物质模式、中世纪基督教的自然—恩典模式和启蒙的自然—自由模式。杜伊威尔认为，这三种模式都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三者都预设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样态。

宗教基本动机是一种精神上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驱使每一个思想家在其影响下解释现实。有些思想家预设人类的思想是独立自主的，这种思想就促进他们在所有的意义样态中选择一个或几个他们中意的样态来解释现实。这样的话，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去理解世界的整体意义，而且还有可能将其中一种样态或意义绝对化。从认识论的角度，杜伊威尔不断强调其哲学的宗教本质，并且提出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避免的是宗教性的。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宗教本质会被掩盖，因为相应的意义来源并非指向神，而是指向某些人类功能，比如理性、语言等。杜伊威尔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本主义科学会产生相互矛盾与冲突的意识形态，而且这些意识形态之间是不可调和的。这其实来源自不同样态之间的相互不可还原的特点。试想，一些思想家神化理性样态，其他思想家神化法律样态，那么这两类人的意识形态一定矛盾重重。因为这两个样态之间本来就是平等的，而且都隶属于更高的统一性。通过分析不同的哲学流派，主要是新康德主义，杜伊威尔提出了矛盾的来源，他认为这种思考会遮蔽多种多样的意义。

杜伊威尔通过一系列的哲学反思发展出了一种反还原论的形而上学——样态理论。这种理论是关于意义多样性的理论，其展开立足于杜伊威尔对现实的分析。他提出，这些样态不仅不能相互还原，而且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杜伊威尔一共提出了十五个样态，并从本体论上提出了它们之间统一性与完整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