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原始思维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无论是对原始人类文化遗存的分析，或者是对现存原始民族思维活动的考察，人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原始人类的思维活动中，确实存在着一种神秘性因素。然而，处处充满神秘性的原始思维，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否也是神秘的呢？如果说是，那无疑是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合流；如果说不是，那么又怎样拨开这种神秘性的迷雾，去科学地阐明原始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呢？这就是本文将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是人脑的机能，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没有什么神秘的。原始人类的思维，尽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只要我们抱着科学的态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认真研究，就会透过层层神秘的迷雾，看到原始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在谈到人类思维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时指出：“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为我们深入探讨原始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过程指明了方向。

现在，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说明原始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或者说是阐明原始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 原始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客观性

从表面上看，人类的思维好像是主观的、自由的，人们可以浮想联翩，想悠悠之往事，思茫茫之未来。其实不然。只要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便可以看到人类（包括原始人类）思维的产生、发展都是客观的。

首先，原始人类思维的产生是客观的。我们知道，原始人类的思维来自动物思维，而动物思维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生物在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使神经系统不断得到发展，逐渐由神经网发展到神经节，由脑泡发展到原始大脑，由没有皮层发展到大脑皮层。与此同时，动物的心理水平也不断发展，由刺激感应性发展到感觉、知觉、表象，进而产生动物思维。从动物思维到人类思维，这是自然界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生物反应能力和神经器官不断进化的过程。

古人类学告诉我们，古猿从树上下到地面以后，由于生存斗争的逼迫，古猿逐渐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工具，同时也迫使古猿加强了群体之间的联系。使用和制造工具的行为，群体内信息交流的加强，促进了社会化的发展，使猿脑逐渐向人脑的方向进化，使猿的思维逐渐向人的思维发展。当古猿终于学会制造工具，猿脑终于完成向人脑的转化时，人类思维也就产生了。人类思维的产生，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产物。总之，它的产生有着“铁的必然性”，是物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是客观的，而不是神秘的。现代神经生理学和脑科学完全可以给予科学的说明，丝毫没有什么超自然的原因。

其次，原始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是客观的。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思维，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前人的行为却留下了思维活动的痕迹。这些行为，是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果。通过对这些行为的分析，我们可以追溯人类当时的思维发展水平。从人类发展史看，直到尼安德特人阶段，人类才出现埋葬现象，直到几万年前的智人阶段，才出现原始的艺术。无论是亚洲、非洲或欧洲的古人类遗址，都循着同样的次序。

为什么猿人阶段不会产生埋葬现象？为什么一定要到智人阶段才产生原始艺术呢？这是因为埋葬现象和原始艺术行为都需要一定的思维能力。达不到这样的思维水平，绝不会产生这种行为。产生埋葬行为，只有在思维能将个体和群体加以区分时才会出现。猿人阶段的思维，尚处在主客体不分的混沌状态。这种思维既然还不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当然也不能把自己与群体区分开来。不能想到自己的猿人，同样也绝不会想到别的猿人，故而在猿人阶段，不可能产生埋葬现象。艺术的产生也是以思维，特别是以想象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只有当原始人类发展到能够在思维中区分自己与自己的精神活动时，艺术才能产生。从这时候起，原始人类的思维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在智人之前，原始人类的思维还缺乏这种想象力，因此，那时还不可能产生原始的艺术。

再次，从整个人类思维发展阶段的先后次序来看，也是客观的。这从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根据皮亚杰的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感觉动作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这几个发展阶段是相继递进的，具有不同的性质。感觉动作阶段，动作还没有内化，思维还刚刚在萌发；前运算阶段出现了表象思维，但此时的思维，还没有可逆性；具体运算阶段，是表象思维向概念思维的过渡；到了形式运算阶段，以概念思维为特征的抽象思维才最后形成。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互相衔接、互相覆盖，时间有长有短，但发生的先后次序是绝不会颠倒的。前一阶段没有发生，后一阶段绝不会发生，更不可能先产生较高级的思维阶段，再出现较低级的思维阶段。根据孩童精神发展只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重演这一精神重演律，可以证明儿童思维发展的程序，也必然是人类思维发展的程序。

最后，国内外学者有关思维发展史的研究表明，世界各个民族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曾产生过共同的观念。这说明人的观念的产生也存在普遍性、客观性。例如，世界各个民族在某一历史阶段，都曾产生过灵魂观念。欧洲曾发现，在埋葬的死人身旁有许多随葬的石器。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产生了灵魂观念。古代人曾认为人死了灵魂会到另一个世界，随葬的石器，就是给他们在那个世界使用的。和尼安德特人差不多处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也有埋葬现象，并以燧石、石器、石珠、穿孔兽牙等物品随葬，说明山顶洞人亦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顶洞人遗址还发现被埋葬的死者身上撒有红色铁矿粉粒，这可能是埋葬他们的人认为红色能使灵魂恢复活力。现在世界上许多原始民族，无一例外地具有灵魂观念，他们用灵魂观念解释梦境、死亡、不幸和疾病。远在南太平洋群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认为，活人、死者以及自然万物都有精灵。人睡着时，精灵就暂时离开，人死以后，精灵就永久离开了肉体，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1971年在菲律宾棉兰老岛茂密的热带雨林中发现的原始民族塔桑代人（Tasabay），也具有万物有灵论的思想。他们在砍树、打死野兽时，都要祈求它们的宽恕。可见在他们的意识中，认为大树、野兽是有灵魂的。灵魂说也盛行于美洲的各个原始民族，他们用灵魂解释各种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例如，生活在北美洲的契洛基人认为，生病是鹿的灵魂在人体内作祟，他们用以治病的方法是吃狼肉，让狼的灵魂去战胜鹿的灵魂。在遥远的古代，许多在地域上互相隔绝的氏族或部落都能够出现同样的观念，这只能说明这些观念的产生有它的客观必然性。灵魂观念及其他许多观念的普遍性，有力地证明了原始人类思维进程的客观性。

由此可见，万物有灵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思维能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思维，还没有能够把抽象的普遍观念和具体的形象区别开来，没有能够把精神和肉体区分开来。原始人观念中的灵魂，是它们所崇敬的实体。他们还不完全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还不能解释梦、死亡等现象。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

总之，无论是遥远的古代，还是现代，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人种，当他们尚处在社会发展的原始阶段时，他们的思维都有相似的历程，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天涯海角的人们尽管在地理上相互隔绝，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思想交流，却出现了大量相似的观念、相同的思维成果，使思维的发展呈现相似的历史画面。这就是原始人类思维客观性的有力证明。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思维并不是随意的，不是人们喜欢怎么思维就怎么思维。生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人，他们怎么思维，思维什么，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观念等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 原始人类思维发展的前进性

我们说人类思维是个自然历史过程，除了它的客观性还表现在思维的前进性上。整个人类的思维，并非一经产生就是完美无缺、亘古不变的东西。恰恰相反，它像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是不断进化、不断发展的。

我们认为，原始人类思维前进性的首要表现在其思维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劳动工具的不断进步，就是思维能力不断发展的有力证明。工具是思维的成果，或者说是物化了的思维。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人的思维不只在人的活动中表现出来，而且在劳动产品中也显露出来。作为劳动产品的工具，“是一部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因此，工具的不断进步，正是人类思维不断进步的尺度。

首先，工具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劳动工具的发展与人类思维认识能力和劳动技能的发展是同步的。最早的南方古猿制造的工具是砾石工具，这些工具极其原始，它们只有一二个尖或刃，没有固定的形状，也没有专一的用途。无论是非洲、亚洲还是欧洲，最早的石器工具无一例外都是这样一些粗制的、简陋的砾石工具。这些工具，与天然撞击形成的石块几乎没有区别，简直使人难以分辨。工具的原始性，反映着工具制造者的思维的原始性。因为制造工具的能力，是和思维的能力相适应的。北京猿人制造的工具有了一定的提高，工具有了原始的分类，如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说明北京猿人的思维，有了较高的分析能力和较强的目的性。同时，制造石器也有了不同的方法，例如碰砧法、锤击法、砸击法（或垂直碰击法）等。这说明北京猿人的思维有了一定的比较能力，并且能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原料，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制造各种工具。尼安德特人阶段的劳动工具更加进步，他们的制作方法有了很大的提高。尼安德特人创造了一种修理石核的技术，能用压削法制造燧石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石刀很薄也很锋利。这说明尼安德特人的思维能力，对工具的形状和性能之间的关系能有比较明确水平的认识。智人的工具更加高级，智人的工具已经不再是粗陋的打制工具了，而是细致的磨制工具。这种工具，考古学上称之为细石器。它有一定的形状，有很高的性能。特别是晚期智人，已经能够制造比较复杂的复合工具，如在骨器上装上木柄做成矛，用弯曲的树杆系上皮革或植物纤维做成弓。复合工具的出现，说明智人的综合思维能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其次，思维的对象也是不断发展着的。人类发展史表明，思维对象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早期人类思维的对象，主要是食物和敌人。觅食和御敌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思维的主要内容。此时的人类，还没有想到要衣着、要装饰。北京猿人的思维对象开始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开始思考如何用火来熟食、防寒、御敌，并尽量设法保存火种。到了尼安德特人，开始思考的已不仅是如何保存火种，而且思考如何人工取火了。智人的思维就更加丰富多彩了，他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制造骨针，如何用兽皮缝制衣服，如何制造鱼钩，如何钓鱼等。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的生活也有了众多新的要求，因此，思维活动也就添了许多新的内容，思维活动的对象不断地由贫乏单一向丰富多样的方向发展着，并不断地开拓着新的思维对象。

思维对象不仅有量的增加，也有质的变化，它不断由物质向精神发展着。从原始艺术发生史看，人类发展到了智人阶段，开始出现了精神产品，出现了原始的音乐、舞蹈、雕刻、绘画和绘身、文身、黥面及发饰、颈饰、腰饰等各种各样的人体装饰和器物装饰。在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许多山洞中，智人们画了很多栩栩如生的洞穴壁画。我国山顶洞人的化石中，有装饰用的穿孔贝壳、兽齿和光滑的石珠。

伴随思维对象由物质向精神发展的，是思维对象不断由客体向主体的发展。原始人类首先关心的是身外之物，亦即维持和保存生命活动最基本的东西——食物和天敌。此时，人类本身还不是原始人类思维的对象。从人类史来看，南方古猿的遗址，只有石器与人类遗骸；到了尼安德特人阶段，人类开始埋葬死者。在莫斯特，曾挖掘到一具青年尼安德特人的尸体，头下枕着一堆燧石。在圣沙拜尔，一具成年男性尸体的旁边，不仅放着燧石工具，还放着野牛和驯鹿。考古资料证明，尼安德特人已开始救护同伴。化石表明，断了手的尼安德特人后来也活了很长时间。这些现象说明，尼安德特人开始关心人自身，思考人死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智人的化石旁边，发现了装饰品，说明人类开始关心自身的容貌，并设法加以美化。从神话的发展看，早期的女神女娲的传说中，从没有描绘她的美貌，只是颂扬她补天造人的伟大创造力；而较后期产生的月神嫦娥的神话，则充分刻画了她的美貌。在智人的雕刻中，出现了孕妇的形象，这很可能是人类开始思考自身一些生理现象的反映。

最后，思维的信息容量是不断发展的。早期人类思维的信息容量还相当少，这不仅为古人类学所证实，而且在现代原始民族中也不乏例证。据人类学家对1971年在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现的塔桑代部落的考察，证明这个尚处在石器时代的部落成员能够思维的东西极少。他们的词汇十分贫乏，只限于他们平常所熟悉的东西。许多很平常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名词加以说明。语言的贫乏反映着思维的贫乏。据人类学家考察，塔桑代人“没有什么忧虑，要记住的往事也不多”，“他们所能记住的事最远不超过五六年”，“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沉默地坐在一起”。生产和交往的不断发展，使原始人类的语言逐渐丰富起来，与此同时，原始人类思维的信息容量也十倍百倍地扩大着。为了保存思维活动中日益广泛而丰富的信息，原始人开始刻木记事、结绳记事、图画记事和象形文字等多种多样的记事方法。这些东西在现代原始民族中都还可以见到。所以，许多学者把现代原始民族的思维，视作古代人类思维的“活化石”。

总之，原始人类的思维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的。它按照自己的本性不断地进化着，就像一条漫长曲折的智慧之河，从源头的涓涓细流、点点滴滴汇集成波浪滚滚的大河。

三 原始人类思维发展进程的规律性

原始人类思维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还表现在其发展进程的规律性。思维，包括原始思维，作为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与其他物质运动形式一样，也是有规律地发展着的。思维是“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那么，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有些什么规律呢？

首先，从思维发展进程看，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不断地由具体向概括或抽象发展的。原始人类的思维是很具体的。从语言方面来看，原始民族的语言，很少有概括性的词汇，而表明具体事物的词却很多。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语中，表示各种蜥蜴的词不下9个，却没有笼统而概括地表示蜥蜴的词；有7个表示各种鹦鹉的词，却见不到概括地表示鹦鹉的词。在原始民族那里，不仅名词十分具体，缺乏概括性，就连动词也同样表现了原始思维的这个特点。在克拉马特族印第安人的语言中，有8种动词表示捕捉，12种动词表示分开，14种动词表示洗澡，但就是缺乏表示一般意义的捕捉、分开、洗澡的动词。北美印第安人阿比朋部族的语言中，说受伤总是用具体的人或动物的牙齿咬伤、小刀割伤、剑刺伤或者箭射伤来表示。他们没有表示一般意义的“战斗”的动词，要说战斗，只能根据当时是用矛战、箭战、拳战等不同的情况，选用不同的动词。我国古代语言中，没有“狩猎”这个表示一般意义的动词，对于春夏秋冬不同季节的狩猎活动，则有不同的专有动词。

语言中，词的具体入微，反映着原始民族思维的具体入微，同时也反映着其思维缺乏概括能力，缺乏抽象的一般概念的特点。语言发展了，思维的概括能力提高了，代表一般概念的词越来越多，有些具体的名词、动词就自然被淘汰了。例如中国古代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场合打猎，使用不同的动词，后来就用“狩猎”一词代替了。中国古代对2岁牛、3岁牛、生牛舌病的牛、老年的牛等都有专用名词，这些具体的牛的名词，后来都为“牛”的一般概念所代替。

原始人类思维的这一特点，也存在于现代儿童的思维发展过程中。根据儿童心理学家的研究，婴儿最初掌握的词的含义很具体，而且概括性低。同样说猫，幼儿往往指的是他家里的那只具体的猫，后来才逐渐扩展到其他的猫。幼儿总是先掌握苹果、梨、香蕉、橘子等具体水果的名词，然后再逐渐掌握“水果”这个表示一般意义的名词的。幼儿思维由具体向一般发展过渡的这一特点，正是原始思维发展中存在着同一特点的最好佐证。

其次，原始人类思维的发展是由形象向抽象方向发展的。初民的思维是直观的、形象的，在他们的思维中，几乎没有抽象的概念，抽象能力十分低下。根据对现有原始民族的考察，证明原始思维中的抽象能力和抽象概念，都是在后来的思维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原始思维的形象性，表现在原始先民对事物的特殊的表达方式上。许多民族没有冷、热、软、硬等表示事物性质的词。要表示事物的性质，只能用形象的事物加以表述。例如处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人，如果说热的，就说“像火一样”；要说冷的，就说“像冰一样”；要说硬的，就说“像石头一样”；要说软的，就说“像兽皮一样”。冷、热、软、硬等形容词是对事物性质的抽象，它们在思维中，已脱离了具体事物。但是，原始人类还不能进行这种抽象的思维。原始氏族中形容词的贫乏，恰恰说明了他们思维中抽象能力的低下。根据人类学家的分析，现今尚存的原始民族，在人类发展史上，都已达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水平，属于智人阶段。他们的思维尚且缺乏抽象性，可想而知，人类童年的思维一定更加缺乏这种抽象能力。

原始人类思维中抽象性的贫乏，还表现在数词的贫乏上。数词是对事物数量的抽象。在原始民族的思维中，往往不能把数量关系与具体的事物分开，他们只有形象的数词，而缺乏抽象的数词。例如在南太平洋的斐济群岛，Karo代表100只椰子，bola代表着100只独木舟，但没有抽象出“100”这个数字。加拿大西部的卡利埃族印第安人，3件东西、3个人、3个地方、3种方法，使用的是不同的词，没有纯粹的代表“3”的数词。有些原始民族，虽然已开始抽象出若干数词，但数量极少，对抽象的运算还十分幼稚。例如澳大利亚的许多原始部落，就只有1、2，没有3及以上的抽象数词。3被说成1、2, 4被说成2、2，再多的数字，就只能用很多来表示了。有些民族用一个一个形象的事物来表示要说的数量。例如爱斯基摩人要告诉别人他家里来了4个人时，就这样说，“我家里来了一个老人，一个妇女，一个歪眼的男孩，一个带弓箭的猎人”，用一个一个的形象来代替所要表达的抽象的数字。

原始思维的形象性，还表现在不用抽象的概念语言，而用形象来表达一定的观念，进行暗示和象征。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往往用葫芦、南瓜等多籽植物作为神秘生殖力的象征，用具体的、形象的故事表达他们对天地万物的看法，他们那些古老的神话没有抽象的道理。这些原始部落民的思维，可以说是人类童年时代思维的“活化石”。这些原始部落和原始民族思维的形象性，正说明了童年人类思维形象性的特点。在把他们的思维与现代人类的抽象思维为特征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之后，可以看出，人类的思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是由形象向抽象逐步发展的，而思维结构中的基本元素，则是逐步由表象向概念发展的。

从语言和文字的演化上，也表现出人类思维由形象向抽象发展的特征。许多具有抽象意义的词，是从形象的词演化而来的。例如伊朗语中的“红色”一词，就是来自“火”字；俄语中的“紫色”一词，来自“覆盆子”；有些民族语言中的“尖”字，来自“矛”；拉丁文的“数字”一词，来自“石块”。中国的一些抽象的词，也都依靠形象来表意。如“旦”字用太阳冒出地平线的形象来表示，“休”字用人在树旁边，以表示耕作劳累后在树荫下休息。

当然，从原始人类思维发展的总趋势来说，是从具体到概括，从形象到抽象，这只是就一般规律而言的。实际上，在原始思维发展的各个具体阶段，是既有具体也有概括、既有形象也有抽象的。换言之，就是在具体中包含着概括，在形象中孕育着抽象。不同的只是在原始人类思维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二者以谁为主，各占多大比例的问题。例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中，只有在水中的白熊、趴在冰上的白熊、晒太阳的白熊等具体名词，就是没有“白熊”这个抽象概括性名词。可是，他们所说的在水中的白熊、趴在冰上的白熊、晒太阳的白熊等，实际上就包括了所有在水中的、趴在冰上的和正在晒太阳的白熊，这就已是一种抽象和概括，正如列宁所说：“个别就是一般。”

四 人类思维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为什么说人类思维（包括原始人类的思维）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呢？因为思维既是物质的机能，又是物质的反映，客观物质世界本身的发生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那么，作为地球万物中“最美的花朵”（恩格斯语）的思维的发生发展，同样也必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思维，就个体而言，它是主观的，但就人类的思维而言，它又是客观的。即便是个体思维，也只是从形式看，它是主观的，如从内容看，则同样也是客观的。思维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首先，思维是大脑的机能，思维离不开大脑，大脑的发展制约着思维的发展。大脑的容量、结构对思维有决定性的影响，脑科学的研究充分证明了思维对脑的这种依赖关系。人类的大脑有着相近的脑量和相似的结构，这就保证了人类思维的相似性。人脑是亿万年进化的结果，从生物进化的谱系看，人类是同种同源的，这就决定人脑有着共同的构造，有着相似的微观结构和神经网络。人脑都有发达的大脑皮层，都有着发达的额叶，有着相同的大脑机能定位，大脑中分泌着相似的生化物质。大脑结构组成的相似性，决定着思维的生理机制的相似性，这是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可以交流思想的客观基础，也是人的思维规律性的基础。

人脑是个进化过程，人脑的进化过程也使人的思维表现为一个进化过程。英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经指出，心理系统显然有其进化的和功能的历史，它的功能随着有机体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而增长着。从大脑的系统发生看，随着人类的发展，脑量在不断增加。南方古猿的脑量只有450～650毫升，北京猿人的脑量达到了900～1100毫升，尼安德特人达1300毫升，智人达到了1400毫升以上，和现代人的脑量基本相等。同时，大脑的结构也在不断进化着，作为人类智慧藏府的额叶，在大脑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尼安德特人额叶的表面面积占大脑皮层总面积的21%～25%，智人占27%，现代人占30%。额叶的厚度，猿人为54毫米，智人为64～71毫米，现代人为80毫米。大脑结构的进化，必然引起大脑机能的进化。根据阿多罗·森布罗斯的研究，脑组织的发展水平与思维的丰富性、多样性方面，有着粗略的对应关系。人脑进化的同时，必定伴随着人思维能力的进化。

其次，思维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人通过实践活动而认识世界，人的思维受着实践的制约。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接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人类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人的思维认识能力，也必然相应地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地发展。

正是由于思维对实践活动的依赖性，才使世界上各个相互隔绝的民族在相同或相似的发展水平上，在相近的实践条件下，能够产生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和神话，使思维呈现出统一性和规律性。例如世界各民族普遍存在的泥土造人的神话传说，正是人类实践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希腊神话中有普罗米修斯用泥土仿神造人的故事；希伯来神话则说耶和华用尘土造人；北美迈都族印第安人神话说，天地开创者用红色的泥土掺和了水做成男女两个人；埃及有大神哈奴姆在陶房中制造了人的神话；新西兰的毛利人说，神掺和了血和红土造出了毛利人；汉族的神话说，女娲抟黄土造出了人；彝族神话说男神阿热、女神阿咪用白泥造出了女人，用黄泥造出了男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泥土造人的神话，这绝不是偶然的。对此，拉法格曾做过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话，也不是无谓的想象的产物，它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神话是原始人类思维的记录。原始神话的一致性，反映了原始人类思维的一致性。而思维的一致性，只能从人类的实践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来加以解释。泥土造人说神话的产生，是人类发明和制作陶器过程在原始人思维中的反映，人类用泥土制陶这种活动，促使人类联想到泥土造人的可能性。人们既然可以用泥土捏成各种各样的日用器皿，当然也能用泥土塑造成人的形象。由此可见，原始人类的思维发展进程，完全可以从原始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中找到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原始人类的思维的发生和发展既不是神秘莫测的，也不是凝固不变的，它的发生发展是个辩证的过程。由于思维对大脑以及作为物质活动的实践的依赖性，使作为物质运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的思维的发生和发展，也必然成为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它的客观性、前进性和规律性。对于这个过程，我们完全可以从物质的发展过程中，得到科学的说明。

（原载《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