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易经》的结构与内涵

一、建立《易经》管理学之刍议

商业活动自古有之，然而中国人受“士、农、工、商”传统士大夫及以农为本的观念影响，未能重视工商业之发展，因而也未发展出一套中国人固有的工商理论。在传统经、史、子、集中，多偏重于君臣间治理国家之理想，于人着墨较多，于事则多有所偏废。司马迁独具慧眼在《史记》中著有《货殖列传》，直接将大企业家与君王相比，并赞其不靠分封世袭而能成功，有其深义存焉。试观当今国际企业体之佼佼者，其经济之实力，组织之严密，人才之茂盛，而又各具有其独特之企业文化及对社会之责任感，或有过于一般之国家，此管理之功也。杰出的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绝不少于从政之人。故曰：“造福员工，服务客户，富民富国，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不论从政或经商，其管理之心法是一样的。

《史记·货殖列传》对范蠡的事迹有很深入的记载，范蠡为越王句践效力，洗雪了会稽兵败于吴王天差之耻，乃喟然叹曰：“我的老师计然有七种策略，越国用了其中五种策略而得胜，剩下的二策我得用在建立我的家业上。”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去了齐国并改名换姓，号为鸱夷子皮，又自称为朱公，后世则尊称他为“陶朱公”。他自齐国写一封信给他的同事及好友，当时位居大夫之位的文种，他在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然而文种没听他的劝告，文种终为被句践所害。陶朱公后来选择定居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因为此地位居当时天下的中枢位置，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是货物往来交易的重要集散地。陶朱公于是在定陶治产、积存、买卖货物，他看准时机，从事货物买卖之利，而不责备于人。他认为善于治理生意的人，先要能抓住商机，然后善选人才，再利用趋势和时机去推广业务。陶朱公“致仕而从商”，但却不靠政治上的关系谋利，他在陶地的十九年之中三次赚到千金的利润，却能散尽其财，分给贫穷的朋友和亲戚。陶朱公被尊为商人的祖师爷和典范，是因为他善于掌握货物供需之消长及价格之变动，并抓住时机进行交易以得利，又能疏财仗义。现今世上仍传有《陶朱公理财要言》（见附录一），被历代中国商人奉为经营商业的圭臬。

孔子的学生子贡（端木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子贡不任公职，能“与时转货赀”，看准时机从事贸易，累积了千金之家产。他在奉孔子之命为鲁国办外交时，做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可见子贡在孔子弟子中是能经商，也能办理事外交的一等一人才。中国商人中不乏豪杰之士，古时有范蠡和子贡等人，清朝末年则有徽商胡雪岩、晋商乔致庸差堪比拟，只不过在才识和谋略上可是略为逊色。

欧美各国之政要有不少是商而优则仕，1995年～1999年任美国总统克林顿（Clinton）的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E.Rubin）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他在任公职前，是华尔街高盛（Goldman Sachs & Co.）的主席，任公职之间年收入少了数千万美元，在任内与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联手促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经济最繁荣的时光。2008年美国由次级房贷，及其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因为房地产价格暴跌，而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海啸，股市大跌，失业率大幅上升，造成了经济萧条（recession）。自2000年前后，金融业已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产业链，其中每一环节的企业，皆认为可以获利而又可以转手将风险转嫁（transfer the risk），所以在贷款的审核上就特别宽松，以头几年低利率，或是只要付利息的房贷产品，贷款给根本还不起钱的人，2008年房价下跌，造成了许多人缴不出房贷，而房子被银行收回。房地产市场上待售屋因而大增，就造成房价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于是引起了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海啸，此乃公司内部或整个产业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governance）所造成的后果。于是有人开始批评格林斯潘当年低利率的措施，及对金融业采放任式的政策。2009年之际，加强对金融界的管制之声四起。经济政策一收一放、一张一弛，循环不已，乃是《易经》中“消息盈虚、终而复始”的理道。政经之道，事事相倚，变变相因，知其事变之转机，则能掌握其契机之妙用，而旋乾转坤。研究《易经》能让我们知变而御变，并对经营之道有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观察和掌控。

近代有不少人尝试于故籍中寻找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与经验，然而皆不外乎儒家修齐治平之术，道家老子无为而治之法，兵家孙子之竞争策略分析，以及法家的法治与权术之用。儒家重视道德和修身，《大学》所言“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第，实为当今西方企业唯利是尚而弊端丛生之际的清凉剂。《老子》“无为而无不为”与近代管理学提倡的授权理论（delegation、empowerment）相通。《孙子兵法》以“道、天、地、将、法”来分析敌我的竞争优势，并详述战略与战术，可直接用于企业经营上，其学说比Michael Porter的竞争分析理论早了两千多年。法家有《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著作，强调制度、奖惩、法令的公正严明，乃管理会计、绩效管理和现代法律之先驱。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虽有不少可供今人参考引用者，然而大多只见经营管理之一端，未能将现代管理所需的各项知识与理念整合起来，是故中国的管理之学至今仍以西方之学说马首是瞻，经常是随着外国之风潮而起舞，生吞活剥、消化不良，不但未能掌握西学之精义，反而是邯郸学步，丧失了自家原有的宝藏。《易经》为五经之首，经历三代之汇篇（夏朝的《连山易》、商朝的《归藏易》和周朝的《周易》）及后来诸先贤注解之发挥，内容丰富，结构完整，思维系统化，上演天道，下言人事，足以整合诸子百家之理，融通现代西方管理之学。以《易经》为基，应可建立起一套有系统的中国管理哲学。

《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在近五十岁才认真地研究《易经》，孔子勤读《易经》时反复参究各卦，出门时必将《易经》带在身边，居家时也必将此书置于案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翻断了三次绑《易经》书简的绳子，可见孔子在《易经》上所下的功夫，也因此可以推想《易经》在孔子晚年思想中的重要性。在四书五经中，《易经》居五经之首，是其来有自的。

唐太宗时为宰相的虞世南推崇《易经》说：“不读《易》不可为将相。”这是说没把《易经》学通的人，在朝廷内没法做好统领百官的宰相，出外作战也不可能成为领导群雄的将领。明朝万历首辅张居正非常喜欢南宋杨万里所著以历史验证《易经》之理的《诚斋易传》，他认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指《易经》）。自起居言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殚也，即圣人不能尽也。”

《四库易经总目·易经·小序》曰：“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易经》的抽象性，使其理论能被用来解释各种中国传统的学说，此乃“援《易》以为说”，这是指借用《易经》的思维方式和系统学说来统合、解释兵法、中医和道家气功炼丹等学问。同时也有人援用各种学说来解释《易经》，此乃“援以入《易》”。

《易经》的研究有象数与义理两大流派，这两派学者经常如水火之不容。数是数字、数学，《系辞传》曾提到“天地之数”、“大衍之数”，用蓍草起卦就是数的运用。在起卦的过程中是先有数，而成卦之后则有象。取象的原则，最早见于《说卦传》，如以“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等原则，后来经汉《易》学者如京房、荀爽和虞翻加以扩充。卦象生，则义理自现。数学家华罗庚曰：“数缺形时少直觉，形少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裂分家万事非。”形者（visualization），象也。数（number）与象是相辅相成的，故《易经》研究将象数合而言之视为同一流派。“义理”的“义”是意义，“理”是道理。《易经》是古人对人生与社会经验，乃至宇宙生命流行之体会的智慧结晶，此乃以义理解《易》者之所本。义理是讲做人处世的道理，其实义理也只是象之一端而已。离义理则象数流于空泛之理论，舍象数则义理缺乏理论之基根。象数与义理二者对诠释《易经》各有贡献，实不可偏废。

笔者三十多年前初读《易经》，二十多年来深入研究管理与《易》道，发觉二者之间息息相关，故欲借《易经》发展出一套结合中西管理理论与实务而且适宜中国人思维的管理理念，将中国“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经史之学和现代经营管理之说“援以入《易》”，以经营管理的观点来解释《易》，冀能发前人所未发之理，扩充《易经》义理之学，然而笔者也兼采象数家之言，冀能免于“野文”之讥。此书同时也运用《易经》欲将纷杂的中外管理学说和案例统摄于《易》理之中，以贯通经营管理之学，这是一种新的“援《易》以为说”的尝试。

此书最终之目的是希望透过这种结合古今中外的方法，让吾人能于固有文化的根基上，有效地吸取转化现代西方管理学之长，建立起“通经致用”的管理架构（framework），希望企业经营者受到《易经》之启发，而能灵活运用，为中国式的管理和企业文化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二、《易》卦的形成及其要义

有些人认为人类最早的一本书，应该是中国的《易经》。《易经》是一本谈变革的书，此书在今天仍具有其时代的意义。《易经》是由八卦相重叠为六十四卦（八乘八）所组成的一部奇书，这六十四卦代表了天地间及人事上六十四种不同情境，并且建议人们在不同情境下应持何种心态、采取何种行动及如何提升自身的修养，以趋吉避凶，化险为夷。《易经》虽源于卜筮之书，但更可视为人类首次尝试发展出一套有关变革的科学。

《易经》所传授之美德有：观微知著、有弹性和坚忍不拔的韧性，及在各种情势下，都能警觉到其他人所持的立场，能易地而处（attentiveness, flexibility, perseverance, awareness of where other stands in a given circumstance）。这些修为在经营管理一个现代的企业时，更显得重要。《易经》的六十四卦是六爻共六十四种不同排列组合所形成的情境，某些卦之间可互相转变，随时转移，而产生错综复杂的变化，我们可以想见古人当时所处环境之复杂。在现今瞬息万变的时代经营一个企业，其主管更需要领悟运用《易经》传授给我们有关识变、知变及应变的教诲，将此转化为自身思维和行动的能力，进而应用于企业的管理与经营。

现代的商业受到科技推陈出新，在全球化、信息化、及通讯技术的影响之下，其经营环境变化日剧，竞争不已。英特尔（Intel）的前执行长（CEO）Andy Grove强调现代企业的主管要有戒慎恐惧的精神，才能在剧变的环境下生存。《系辞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易理中认为世间没有平坦而无波折的道路，故《易经》经文中常有警世之语，劝人居安思危，要人们提高其危机意识，才不会犯下重大的过失。孔子认为《易经》读通了可以不犯大的过错，宋朝李纲曾说：“不学《易》而涉世，其蹈祸固宜。”清朝的焦循也说《易》是“寡过之书”。不过《易经》又以“危者使平”劝勉在困难危险中的人，要有积极正面的思考，相信易理中“否极泰来”和“剥极必复”的道理。《易经》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教人不论在逆境或是顺境都要“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惧”不是恐惧，而是在做一件事的结束和开始之时都要敬慎其事，这样才能善于补过，减少因过失而造成的损害。

研读《易经》能训练吾人抽象思考的能力，培养我们分析复杂情境的方法，并提供一套完整的练心、养生、修身及经营管理的基本架构。《易经·系辞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本节根据上述八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观念与治世之道相结合，而阐述其义。

1．太极两仪：阴阳刚柔

太极是中国思想中的一项重要概念，朱子在《易学启蒙》中说：“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在河图、洛书皆虚中之象也。”太极一般是指宇宙阴阳未分的混沌状态之时，也代表了万事万物之本体。如图-1所示的太极图，据说是宋朝道士陈抟据道家的传授所创制，周敦颐得此图而著有《太极图说》曰：“自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邵雍曰：“道为太极、心为太极。”太极就是乾元、坤元之元。是万物的根源和原动力。天地为一大宇宙，人身为一小宇宙；所以天地间有一太极，人身之内也有一太极。企业的太极就是其使命（mission），企业使命之体现乃是其组织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有正确的使命感和良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可大可久的关键。故曰：“万物含阴阳，处处皆太极。”

如图-2所示乃八卦生成之过程，是由下而上，先有太极，分成阴阳两爻，谓之两仪。“仪”，训为匹配，即一双、一对的意思。二爻相叠，而成为四象。四象之上再各加或阴或阳的一爻，便形成八卦。这就是形成八卦的过程。在卦画上，我们以一中空而断成二节的线（）来代表阴爻（Yin, broken line），以一实线（）来代表阳爻（Yang, solid line）。两仪即是阴爻和阳爻，阴爻和阳爻是形成伏羲八卦和《易经》六十四卦的基本元素。“爻”音摇，其甲骨文写成，是两个斜交的直线上下相叠。《说文》将爻训为“交”，即是取其两线交错的象形之义。《易经·系辞传》曰：“爻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两物相交流、交易、交通，则会有变动，阴阳两爻即是仿效这种变动生成原因的二个符号。

《庄子·天下篇》曰：“《易》以道阴阳。”认为阴阳的观念是《易经》之基础，由太极所生的两仪即是阴与阳。阳和阴以数字而论，则为奇数和偶数。以其性质而论，可代表刚健和柔顺、动和静。由大自然界来看，可与天和地、日和月相比拟。以人际关系而言，可表父和母、男和女、主和从。从兵法和谋略学来看，可引申为正和奇、实和虚。就方位言，可分上和下、左和右。以颜色光线来分则是白与黑、明与暗。以变化而言，则可分为息和消（增加与减少）、盈和虚。以人生事业而言，可代表进与退、出与处。表-1即是常见由阴阳来表达的各种相对应之观念。

《系辞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和阳是道的一体之两面，人继承于道的即是其善，而成其善的则是人性。阴阳是很抽象的观念，然而阴阳学说深深了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便指出了任何事物“阳中必有阴，阴中必有阳”的现象，正如太极图中阳（白色）的半边中有一黑点，代表阳中有阴；阴（黑色）的半边中有一白点，代表阴中有阳。根据这个道理去思考事情时，便不会只往好处或坏处想，会遵循“有利必有弊”的原则（Every advantage has its disadvantage），客观地去权衡利害。有阴有阳就会生变化，中国人的阴阳观念，不是相对抗的二分法（dichotomy）。《系辞传》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中国文化强调阴阳要调和了才会发挥相辅相成的作用，并且能推陈出新而有所成，太极图应是一个不断旋转前进的图像。

太极图又中有“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的含义，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代表阴阳二股势力随时互为消长，而产生了盈虚之变化。韩国的国旗又称为太极旗，如图-3所示，上面只有八卦中的“乾、坤、坎、离”四个卦，而其中央太极图以红色为阳仪而在上，以蓝色为阴仪而在下，太极图内少了阴阳两点，其中差异可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四象是由两个阴阳爻相叠而成，故有四种可能的排列组合，可以用来代表四种不同的现象、四个方向或是二维平面的四个象限（quadrants），四象分别是：太阳、少阴、少阳、太阴，如图-4所示。四象命名取决于阴阳爻成分的多少和所在位置之上下。在下位的爻比重大，在上位的爻比重轻。以少阳为例，一阴在下，一阳在上，下重为多，上轻为少，故以“少阳”名之。在管理策略分析上，我们常用这种二乘二的矩阵（2×2 matrix），将策略上二项重大因素分列为纵横二个维度，将不同的策略依此二维的正反二极，分成四类，作为分析评估之依据（Alex）。

2．八卦的意义和取象

《易经·系辞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时代伏羲氏掌理天下，他向上仰观天象，向下则俯察地势，观察鸟兽的花纹，和各地适宜蓄养的牲畜。伏牺就近取之于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向外及远处则取法于大自然的现象，而创作了八卦。八卦与神明的德性相通，并将万物之性情加以分门别类。伏羲仰观俯察，效法大自然的现象，作为我们修身行事的准则，这是八卦及中国人生和政治哲理发展的根源。《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亦本于此法天地自然的思维方式。

二个爻上下排列而成为四象，四象之上再加上一爻就形成了八卦（trigrams）。八卦是三画成卦，以三个或阴或阳的爻排列组合而成，故共有八种卦象（23=8），又称为“小成卦”。正如阴阳可代表不同的事物，八卦也采用多重取象的手法，《易经》十翼中的《说卦传》对八卦所形成及其所象征的意义有详尽的说明。如表-2所示，八卦可以大自然取象，并可以其德性及其他各种观点来解读、分析。

三、《易经》经和传之结构

《易经》的六十四卦（hexagram）是重叠二个八卦而形成的，一为上卦、又称为外卦、贞卦；一为下卦，又称为内卦、悔卦。每卦共六个爻，即所谓六画成卦，又称为“大成卦”。六爻可阴可阳，故共有六十四种排列组合，因而形成六十四卦（26=64或8×8=64）。八卦相重而生成六十四卦，可以代表六十四个药方、六十四种情境，推而广之则可代表了万事万物。六十四卦的卦名、顺序和简单的说明，请参见“附录二”。

《易经》的经文便是在解释这六十四卦，是五经中最有结构的一部经书。每一卦的经文中，依序有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卦画即由六个或阴或阳的爻排列组合而成。卦名以单字居多，亦有两个字的。卦名之后为卦辞（hexagram statement），每一卦皆有卦辞断一卦之吉凶，如乾卦之“元、亨、利、贞”即是其卦辞，卦辞大都非常简短。每一卦的六爻又各有其爻辞（line statement），全部《易经》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其中乾坤两卦各多出了“用九”和“用六”两条爻辞，故整部《易经》共有三百八十六条爻辞。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是原始《易经》经文的部分。图-5为《马王堆帛书简易经》中乾卦之经文，其中乾的卦名写成“键”，除了一些异体字外，其乾卦之经文与传至今日的版本大致相同。

《易纬·乾凿度》曰：“故《易》始于一（初），分（成）于二，通于三，[革]于四，盛于五，终于上。”此乃以六爻应之于“时”的观念。又曰：“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凡此六者阴阳所以进退，君臣所以升降，万人所以为象则也。”此则以古代阶级中的爵位来说明六爻中“位”的观念。

从微观的角度，则六十四卦的每一卦都有六个爻，爻有阴爻与阳爻之别，爻之位由下至上算起是：初、二、三、四、五、上，如表-3所示。六爻由下到上可代表一个人在其组织中的地位，或代表事物发展的阶段，乾卦六爻的爻辞最具代表性。“一爻俱时与位。初以时言，上以位言。”一卦之六爻兼具时间和空间双重的意义：位于最下面的第一个爻，以用“初”代表爻有“时”的意思；位于最上面第六爻，以“上”代表爻有“位”的意思。后人在爻辞之前加上爻题（又称为爻位）以标注一爻在一卦之中由下至上的位置（初、二、三、四、五、上），并以九或六标示该爻是阴爻或阳爻。若是阳爻则以九来代表，阴爻则以六来代表，其原则归纳如表-3。并于表-4举谦卦为例，说明爻题、爻辞和小象的关系。从经文中爻辞的顺序而言，初爻在先，故依例排列之，以后各卦皆仿此。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引先儒之说谓：“用蓍以求数，得数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因卦以生辞，则蓍为爻卦之本，爻卦为蓍之末。”说明了占筮过程中蓍、数、爻、卦的关系。用蓍草起卦，首先要按照“大衍之数”用五十根蓍策，依一定的“随机程序”，四次经营策数成一变，三变而后得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这四个数字之一，将此数除以四后得六、七、八、九这四个数字之一。七为少阳，九为老阳，是奇数而为阳爻；八为少阴，六为老阴，是偶数而为阴爻。沈括引旧说曰：“阳以进为老，阴以退为老。”阳是进，从七到九，再进就要变了，所以称九为老阳。阴是退，从八到六，再退就要变了，所以称六为老阴。老代表其势已穷，穷则变也。九和六为容易生变化之爻，称为变爻；七和八则是不变之爻。爻题中以六和九来代表阴爻和阳爻，是取其变化之义。用蓍草起卦需经过“四营三变”才得一爻，重复此程序六次，则依序得到由初至上共六个爻而成一卦，共计十八变。所谓“女大十八变”，或许是取占卦时经由十八变才能成卦之义。

一至九中“一、三、五、七、九”的“九”乃阳数之至；“二、四、六、八、十”的“六”乃阴数之中。所以说“九、六”乃至中之道；九是至，六是中。阳之至，必得体阴之中，然后才能生物。一卦中之六爻的爻题，以九代表阳爻，以六代表阴爻，取“至中”与“变易”之义。

《易经》有传，是最早解读《易经》经文之作，统称“十翼”或《易大传》。有些学者将六十四卦之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视为狭义的《易经》，而将经和传合在一起的称为《周易》。《周易》之“周”为周遍义，亦可训为“周朝”。本书中用《易经》一词之时包括经和传，“十翼”包括有下面七种著作：

1．《彖辞》：《彖辞》（Judgement）依经文的上下而分为上下两篇。上经始于乾、坤两卦卦而终于坎、离两卦，共三十卦。下经始于咸、恒两卦卦而终于既济、未济两卦，共三十四卦。“彖，断也。断定一卦之义，所以名为彖。”《彖辞》是用来解释卦名、卦辞的，而且对各卦之大义做了全面的解说。

2．《象辞》：《象辞》（Image）也依经文的上下而分为上下两篇。其中《大象辞》解释全卦整体的含义，《小象辞》是对每一卦六个爻的爻辞分别加以解释。

3．《系辞》：是《易经》导读之作，因篇幅较长，被分成分上下两篇。《系辞》哲理玄妙，将《易经》提升到哲学和玄学的境界。

4．《文言》：详细解释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因为乾坤两卦是了解《易经》的门户，又可分成《乾文言》和《坤文言》。马融曰：“经纬天地曰‘文’。”《文言》寓意深远，《乾文言》解乾卦极为详尽，可为解卦之范例。

5．《说卦》：解说八卦的意义，保存有许多古老的八卦取象原则。

6．《序卦》：解释六十四卦的顺序和所以如此排列的因果关系，这些卦序之的因果不见得有其必然性，然而其思维的方式，仍值得参考。

7．《杂卦》：韩康伯认为《杂卦》乃“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标明出六十四卦中每两卦一组（第一卦和第二卦，第三卦和第四卦……第六十三卦和第六十四卦一组）共有32组，强调其相综或相错的关系，使上下经互易，不与卦序同。

宋朝吕祖谦将这七部著作各加上“传”字，故自宋朝之后经常以《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称之。这七种著作中《彖辞》、《象辞》和《系辞》各分上下两篇，合计共为十篇，皆有辅翼、帮助我们了解《易经》的功用，故通称为“十翼”。古本《易经》的经、传原本是完全分别开来排印的，其次序为：1．上经（乾卦至离卦），2．下经（咸卦至未济卦），3．彖辞上，4．彖辞下，5．象辞上，6．象辞下，7．系辞上，8．系辞下，9．文言，10．说卦，11．序卦，12．杂卦；共十二篇。汉朝的费直、郑玄、和曹魏的王弼将十翼中的《彖辞》《象辞》附在于上下经各卦之经文中。其中《彖辞》和《大象辞》分别移置于于卦辞之后，并加上“彖曰”、“象曰”二字；而《小象辞》则逐条分附于所属的爻辞之后，并加上“象曰”二字，《乾文言》和《坤文言》也分别附在乾坤二卦的后面，以便学习时参阅。后世通行的本子（称今本），皆依此方式排列，如图-6所示。今本中只有乾卦仍将经（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和传（彖辞、大象、小象）分列，顾炎武认为其目的是“以见旧本之样式”。《周义本义》原依古本十二篇之次第，南宋时为董楷将其改成与郑玄、王弼的版本相同。现今多数的《易经》注解皆循此方式排印，《周易折中》和《周易述义》是少数仍依照古本《易经》次序印行之版本。

唐朝陆明德认为伏羲观察天文地理而画八卦，并且重叠八卦，而形成了六十四卦；文王被纣王关在羑里时作了卦辞，而周公则创作了爻辞，孔子则是十翼的作者。但宋代的欧阳修和近代学者则认为十翼乃成于孔子之后，经多人之手。不论其作者为何人，十翼是解读《易经》的最早著作之一，是研究《易经》大义和经文时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四、《易经》模型的运用

于肖吾依韩宣子出使鲁国“见《易象》与《鲁春秋》”，以其称《易》为《易象》而证明《易》之为书是以象为主，“辞由象生，故《易》无象外之辞。”《系辞传》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经》卦画是极其抽象的符号语言，因而给我们许多想象和创意的空间。从宏观角度来看，《象传》的《大象》皆取上下卦的这两个八卦所对应于大自然之现象，而将易理回归、反应到做人、处事、修身、治世上。如乾卦（）《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鼓励我们要效法天之刚健的行为，而发愤图强，努力不懈。又如屯卦《》《大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屯卦上卦为坎为水，水上升而为云，故在此卦以云取象。下卦是震，为雷。云雷交加，有草创之时充满了能量的现象。有作为的人，要能在此动乱之中经纶万端、理出一个头绪才能成功创业。再如蒙卦（）上卦为艮卦、代表山；下卦为坎、代表水。水出于山下为泉，故以山泉取象。蒙卦《大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以泉水刚从山下流出来取象，鼓励君子要以果断的行动来培育其德性。蒙卦彖辞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则明白指出，启蒙教育应从小培养正确的道德观念，保持其“在山泉水清”的良知良能，并以“果行”继之，以防止“出山泉水浊”。

象就是模型（model），易学是一种抽象思考和创造力思考（abstract and conceptual thinking）的训练。朱熹认为《易》是“空底物事”，便指出《易经》的抽象性。在遇到问题时，应先将现实状况抽象化，以与《易经》中六十四卦所代表的抽象模式做对比，然后透过筮法或对卦义的了解，找到最适合的一卦。此时可将实际的情境对应到该卦的六爻之中的某一爻，然后再分析此爻与其他各爻之间互动，以推演未来可能的变化，作为决策之参考。

高阶经理人员经常面对非常态和非结构性（non-routine and unstructured problems）的问题，所以必须具有处理模糊状况（fuzzy situation）的功力，能够在混乱中看出事物发展的趋势，此乃《系辞传》所谓“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功力。《易经》的卦辞和爻辞本来是卜筮用的占验之辞，故其用语句常常模棱两可，在可与不可之间。读《易》者依所处的情境和问题，可以将易理对应到许多不同的事物上；又因时位之不同，而会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读，此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也。

《易经》中的爻辞一般而言较卦辞为具体。例如乾卦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九五，飞龙在天”和“上九，亢龙有悔”。皆以龙来比喻乾卦各爻所居之位、所处之时和所乘之势，是极其具象的比喻手法。然而在此比喻中，自有其抽象之含义，值得读《易经》者再三玩味。卦辞和《彖传》是以巨观之眼，根据时势的大环境来讨论各卦整体之大义。爻辞是依全卦之大义为其情境（context），再根据各爻所居之时位、爻本身的阴阳之性、该爻与卦中其他各爻的互动关系，而判断各爻在微观之下的变动之义。《大象辞》则是以法天、法地为出发点，从而引申出应用于个人身心修养上的意义。卦辞和解释卦辞的彖辞、爻辞和解释爻辞的小象辞及大象辞三者所取之义经常不同，甚至相反。我们在解读时，不必强求其同，而应去了解其义所以相异之原因。

朱子在《朱子语录》中说：“卦要看得亲切，须是兼象看，但象失其传了。”明儒来知德则不认为象失传了，他在《来注易经图解·易经字义》一文中说：“殊不知圣人立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这象，有占中之象。正如释卦名义。有以卦德释者，有以卦体释者，有以卦综释者，皆言象也。所以说‘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但形容物宜可拟、可象，即是象矣。”来氏综合象术和义理，擅长以错综之义解卦。

西方学术界于1960年代有见于专门学科分工愈来愈细而无法互相沟通，“恐道术为天下裂”，因而发展出一般系统理论（General System Theory），欲以一般系统理论作为统合各学科之共同语言及观念。《易经》可视为中国固有文化中，由一套极其抽象的符号与观念而建立的一个一般系统理论，因其有相当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故能用以解释各家之学，这就是所谓“援《易》以为说”的现象。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以《易经》为六艺（即六经）之源头。司马迁曰：“《易》本隐以之显。”认为《易经》是根据卦画和卦象的抽象观念来推演，而应用于具体显明的现实世界中。在经世致用上若遇到复杂的问题时，要先入乎其内，深入了解当时的情势及各方势力之消长，然后能出乎其外，建立一个反应此情势的观念性或是数量化的模型（conceptual model or quantitative model）。

《易经》的思维与学习方式，是先建构一个模型巨观之结构，再推演分析其各个相关微观元件（model elements）之互动，而将事理了然于胸中，成为管理者内心所蕴涵之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从而对现实之趋势和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掌握，以此作为企业策略发展及重要决策之指引。然而管理者受日常琐碎之事所扰，经常见树而不见林，只知短近之利，而不识长远之影响，故难有大成。若能得意忘言，驰心于抽象之境而思之，并反诸于实相之界以虑之，则必能先以宏观而识其大，再辅之以观微而知其妙，继而从关键处适度调整之，以四两拨千斤，运变化于无形之中，故其成功可期。卦为整体之模型、爻为模型之元件，图-7略示将《易经》视为模拟天道、人事之理的观念。

清朝陈澹然于《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有言曰：“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远谋方有深韬略。”万世者，六十四卦之时序也；一时者，一卦之时也。全局者一卦之全体也，一域者，一爻之义也。远谋者，知事有先后、物有本末，能先本而后末。深于韬略之人，必须站在制高点，顾及全局；为子孙谋，也为万世谋。

李乡浏认为“《易》中有归纳、分析、抽象，也有联想、演绎”，他对《易经》的道理有如下之精辟的说明：

 

《易》是观物取象，以物象去穷理尽性至命，以立天道、地道、人道。然后，人们依据天地人的道理去办事，是从事实出发的，从物而观，取象为判断，属于唯物的，具有很高理性思维。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从中抽象出天地万物的运动规律。古代中华先祖，懂得万物联系，交感变化，运动发展，物极必反，“生生之谓易”的道理。从而认识到阴阳、天地、日月、男女、水火、刚柔、金木、泰否、吉凶、盛衰、进退、因果、动静、同异等之间的并立贞一，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互相转化，运动变化的道理。认识到事物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波浪起伏，螺旋发展，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周流反复的规律。《易》中有归纳、分析、抽象，也有联想、演绎，思维形式发展到很高阶段。孙凯飞先生《中华文化和科技发展》强调观物取象，穷理尽性是抽象，是联想，也是归纳。从个别到一般，从《易》道去分析具体事物，运筹帷幄，办事处世，就是分析、演绎，从一般到个别。八卦就是高度归纳、抽象，由阴阳二仪代表《易》道最高概括。现在我们认识到的辩证法规律，普遍联系，相互转化，对立统一，量变质变，肯定否定等在《易经》中都可找到它的中国古代表述的形式。

 

元朝梁寅曰：“夫《易》者，洁净精微之教也。故其取象，皆假托其物，而未涉于事，包含其意，而各随所用。”学习《易经》，可以说是一种抽象性思考（abstract thinking）的训练。《易经》的应用则又是一种将实际事务状况加以抽象化（abstraction），经由对此抽象的模式的解析，然后再应用到实务上（realization）。六十四卦可视为天道与人事中常见的六十四种类型或模型（patterns or models）或六十四种解决问题的药方子，以为吾人思考问题时的资助。

六十四卦的每一卦之卦辞是解释一卦之大意，而爻辞则解释各爻在一卦之中，因所处之时位之不同，应如何因应变化的方法。一个卦便是以某一特定情境为实例，来演示《易》道的通则。这好比哈佛大学商学院常以个案的研讨来从事教学（case teaching），让学生由实体的个案研讨中去学习商业管理的一般理论及思考问题的方法。

五、《易》之义：变易、不易、简易、交易

“易”字有多重意义，《参同契》取“易”（易）之字形，曰：“日月为易。”以日月阴阳释“易”。《易纬·乾凿度》曰：“孔子曰：‘易者：易也（简易）、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程传》序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强调三易中变易之义，及“以从道”者的“不易”之理。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易”字时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在陈抟所著、邵雍所述的《河洛理数》则曰：“‘易’有二义：交易者，阴阳之对待；变易者，阴阳之流行。”万物皆有阴即有阳，阴阳之间必有互动与交流，因而相辅、乃至相反，而流转变化以相成，“交易、变易”本于阴阳之对待与流动。朱子《周易本义》曰：“易……有交易、变易之义。”。《易经》的“易”字，综合上述各家之说至少有“变易、不易、简易、交易”四义。若深究之，则“易”实有无量义。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常以“万物流转，无物常住”来解释现象界的生成与变化，并在万物纷杂中，追问现象界万物背后的本体。此即《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本体论。赫拉克利特里特斯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两次。”因为今日之河水，已非往昔之河水，过河之人的心态可能也变了。变易有变化、演进、动态诸义，所谓“变动不居”是也。不易的是道，道即是“周流六虚”，无所不在而不易的本体。不易是本体性德之常，有如大海水；变易是大用流行之变，有如众多的海浪。若没有大海水的存在，海浪亦无由而起；若不是看过众多的海浪，也不能识大海水之全。熊十力认为《易》的不易和变易有相容互摄的关系，熊氏认为“不易即变易，变易即不易”，因而体会出“由体成用，即用识体”，也就是“体用不二”的道理。

王弼《周易略例》曰：“故处琁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辏未足多也。”深得简易之旨。若能了解变易和不易的道理，能依不易之理，而了解变化的原则，掌握世间变化的枢机，则自然能提纲挈领、化繁为简。以简易之道应万物的变化，特别为道家所重视而有所发挥，太史公司马迁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曰：“《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他认为《易经》是谈“化”的道理，以研究天地阴阳的互动，四时的更替，五行的相生相克，而用以经世致用。读《易》有得者，能知变而应变，进而能在变化之中乘势造势，化被动为主动。

《系辞传》曰：“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然而又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有典常”是常态下之思维，“不可为典要”是变动中的应对。真正不易的道理是“唯变所适”，也就是能根据变化而有所改变和调适。孔颖达曰：“千变万化，不可为典要……皆唯变所适，是其典常也。”《皇极经世书》邵雍曰：“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西谚曰：“唯一不变者，改变而已矣！（The only thing that does not change is change itself.）”亦有此义。

马一浮以佛教理论对“变易、不易、简易”有一段很生动的解说：“心灭是断，物在是常。不知心本无常，物亦不住。前念灭已，后念续生，方死方生，岂待命断，是汝妄心，自为起灭。智者观之，一切诸法，以缘生故，皆是无常，是名变易。而汝真心，能照诸缘，不从缘有，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缘起不生，缘离不灭。诸法无常，于中显现。犹如明镜，物来即照，物去仍存，是名不易。离此不易之心，亦无一切变易之物，喻如无镜，象亦不生，是知变易故非常，不易故非断。非常非断，简易明矣。”

“易”又有交易之义，交乃指交流、交会有互动义（interaction），易乃贸易、互换有互易（exchange）的意思。万事万物都是道的显现，道有阴有阳，阴阳虽互相对立，但同时又能在互动下互补，故能“和合而生成万物”。了解一个组织中各成员互动和互补的关系，及其互动后所造成的变化，是了解变化之理和控制变化的妙方。商业的往来，也是一种交易。我们常称经商为“做买卖”，交易即包括在此卖和买的过程中之互动，如图-8所示。从商者要深入了解商业上买卖双方互动之行为，先分析买、卖双方在其买和卖的程序中之各项活动，及其对应关系，再探讨这些活动下双方的动机、所需要之资讯和决策行为，此乃营销学之要点。若能确切掌握住交易产品或服务之品质、价格和市场之供需（demand and supply），则必能将企业经营得很成功。

《几何原本》前六卷由明朝徐光启与利马窦在1607年翻译成中文，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精髓体会很深。他认为书中的逻辑推理严谨，认为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矣。”用徐光启这段评语来说明《易经》之特性也非常恰当。《汉书·律历志》就有“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之说，《易经》原来就是数在象先，再依象而言义理。

世界万物有阴就有阳，阴阳交易互动则产生变易，变易生则错综复杂之事物兴矣，此时只有以抽象的思维找出事物关键之处，才能化繁杂之森然万象为简易之模式，再将一些不易的原理原则应用到此简易之模式上，则自然能知来者之动态而驾御之。“交易、变易、简易、不易”此四“易”之理一气呵成，不可分开来看。

六、结论

《易》道广大，本书是尝试以《易经》来结合现代管理之学，希望二者能互相发明。《易经》是谈变革管理之书，故在此以笔者在学《易》过程中对“变”一字体会出的心得总结如下：

1．不变者惟变而已矣！（Change is the only constant!）天下事物变动不居，真正不变的只是“变动是常态”这个定律。

2．知变之兆而能觉之。（Sense the change is coming and is alerted by some subtle signs.）既然事物时势必有变化，而变化又必有其先兆，吾人应培养观微知著的能力，故能尽早觉知变化之来，而预做准备。

3．知变之常而能革之。（Knowing that chang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nd is willing to change.）既然变化是常态，吾人就不应抗拒变革，而应积极地不断革新，以与时代潮流并进。

4．知变之势而能乘之。（Take advantages of the trends.）观变化必须预见其趋势，若能乘势而起，则力少而功多。

5．知变之机而能决之。（Be able to control the major levers for changes in a timely manner.）在变化的过程中，必有其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机和枢机，能当机而决断、掌握要点，才不至于错失良机。

6．知变之剧而能化之。（Reduce the dramatic changes with a smooth imple mentation plan.）在进行重大变革之时，若能循序渐进，化阻力为助力，则终能化成之，而无所名焉。

7．知变之妙而能通之。（Master all the intricacies throughout the change process.）变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微妙之处，尤其是人心之向背，我们必须通达人情和事理，才能减少阻碍。

8．通变者君子之智也！（Have the wisdom to become a change master!）要具备君子的智慧，深识经权之理，既能守常道之经，也能善用变化之权。

9．居变者君子之德也！（Maintain the virtue and ethical standards during changing time and crisis!）在变动之际，最是考验吾人操守、德行之时，唯有君子才能在变动不安的环境下，有守有为。

《易经》乃演“穷变通久，和节生生”之理，儒家的“永生观”，是由《易经·系辞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念所衍生出来的，所以中国文化中没有末日之说。“穷、变、通、久”乃时势之递嬗，而“穷、变、通、久”之际的标准，则是“和节生生”。《易经》最后一卦未济卦的最后一爻，“上九”爻的《小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是说人不能过于自信，放纵自己饮酒把头都弄潮湿了，这是形容不知道节制欲望而过了头，所以变得狼狈不堪。行中庸、中“和”之道，知所“节”制，不做“过与不及”的事，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故曰：“和节生生。”

《论语·学而篇》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和是礼之用，是“喜怒哀乐之发而皆中节”的结果。要知道中和之道并且以礼来节制之，才能做到“生生之谓易”。“生生之谓易”第一个“生”字是动词，作生成、创造解；第二个“生”字是名词，作苍生万物解。“生生”即是“知周万物，道济天下”之意。“生生”是能生养苍生万物，依其时而尽其自然之性，这就是《易》道的精神。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贼……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古代以六经来教育人民，孔子到了一个国家，观察其人民的行为教养，便知其所受的教育为何。孔子认为《易经》之教是“絜静精微”四字。“絜”字义深，即是《大学》中所谓的“絜矩之道”，是指能随时审查度量自己所在之时位、所修之德，以同理心去了解他人在其时位上的想法。故人我之间相处时，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静”，是指冷静的观察和自省。“精”是指精进深入，自强不息。“微”是观象会意的功夫，故能观微知著，图难于易。然而学《易》的人一不小心，便会流于计算太精，奸诈狡猾，有所谓“失之贼”的弊病；要不然就是事事问卜，踌躇不决，流于“迷信”。

岳飞云：“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医学者则说：“医者，意也。药不执方，合宜而用，全在医者圆融变通，活法以行之。必要神以明之，心以会之，投机应病，方为济世婆心。”学《易》者应“得《易》忘言”，活学活用，才能得益。中医看病有“望闻问切”四诊之程序，用药处方有“君臣佐使”之组合。王符曰：“上医医国，其次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吕氏春秋·察今》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药方，用药时要先知病情，再对症下药，时势、病症不同，药方子也应随之增减其成分与分量，才能药到病除。

良相治国，良医医人，其理一也。杰出的企业家能像医生一样地将有问题的企业整治好，像良相一般地将好的企业经营得更上层楼，兵法、治术、医术和经营管理皆《易》理之一端也。善用《易》者，应详细分析一个情境的时、势、位等（参见本书第二章），则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可不卜而知。君子若能效法天地乾坤之德：本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做到“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的境界，以廓然大公之胸襟待人，以絜静精微的思虑来经营事业，则何事不成？

附录一：陶朱公理财要言（笔者摄自鹿港民俗文物馆）

附录二：六十四卦卦序与卦名表

西方学者研究《易经》六十四卦时，常以某个卦在卦序中的顺序之数字标明该卦。故先列出六十四卦的次序如下，其中上经共三十卦，下经共三十四卦。

 

上经三十卦

乾1，坤2，屯3，蒙4，需5，讼6，师7，比8，小畜9，履10，泰11，否12，同人13，大有14，谦15，豫16，随17，蛊18，临19，观20，噬嗑21，贲22，剥23，复24，无妄25，大畜26，颐27，大过28，坎29，离30。

下经三十四卦

咸31，恒32，遁33，大壮34，晋35，明夷36，家人37，睽38，蹇39，解40，损41，益42，夬43，姤44，萃45，升46，困47，井48，革49，鼎50，震51，艮52，渐53，归妹54，丰55，旅56，巽57，兑58，涣59，节60，中孚61，小过62，既济63，未济64。

 

卦名多为单字，如乾和坤；两个字的卦名则有“小畜、大畜；小过、大过；既济、未济；明夷、家人；同人、大有；噬嗑、无妄、大壮、归妹、中孚”这十五个卦。朱熹的《周易本义》中有《卦名次序歌》有助记忆：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下表中的卦名英译是以Richard Wilhelm[卫礼贤（1873-1930）]所著的The I Ching or The Book of Changes，此书原为德文著作，出版于1934年，于1950年再经Cary F.Baynes再转译为英文，由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卫理贤师从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清末大儒劳乃宣，其译文以《周易折中》为主要的根据。Cary F.Baynes为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的学生，此书有荣格写的一篇很长的序文。方括号“[ ]”内为Baynes不同之英译，圆括号“（）”内为笔者之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