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东汉的宦官及其得势原因
宦官取得权势的分析
汉政本袭秦旧，秦廷有些处脱不了古代旧贵族家庭的遗留，故秦汉初年政府，有几处亦只是一个家庭规模的扩大。整个朝廷初从家庭状态中蜕化而出，那时自不需要内廷私臣乃至宦官。宦官在当时亦并不受歧视，如赵高为秦二世师，又为郎中令。司马迁受腐刑后乃为中书令。盖古者贵族阶级之旁，常有刑人服侍执后，此等刑人，或由俘虏，或因罪罚，而多半亦出自贵族阶级，有聪明技艺，故刑而用之，其地位较工贾农牧一般平民为高，称曰“宦者”。宦本宦学仕官，非恶称也。
汉武以雄才大略独揽事权，于是重用内朝尚书夺宰相权。汉武晚年又用中书，年常宴游内廷，不复多与士大夫接触，遂用宦者主中书，典尚书章奏。元帝时有弘恭、石显，而宦者逐渐用事。光武中兴，宫中愁用阉人，不复参以士流，于是遂正式有一个宦官的集团。宦官亦在当时王室与政府之判分下得到其地位。东汉一代，外戚、宦官种种事变，亦唯表示此王室之日趋腐败而已。
东汉传至和帝以后，君主不是早死，便是无后；或因君主幼年即位，虽有母后临朝听政，但宦官始终是追随侍候君主的近臣。君主自幼年起，便由阉臣宦官照顾，思想上不独受到宦官的影响，而且对宦官的行为大多信任。君主日长，对于外戚之专横骄态渐感不满，欲图恢复权力，便需利用宦官以排除外戚，因此宦官能借此弄权。
就君王的立场而言，外戚权大时，可以威胁皇位，宦官则绝无做皇帝的资格，充其量只是贪污不法而已，故君主对宦官所作所为无甚管制，从而利便了宦官的取得权力，于是宦官渐渐取得了政权。如《朱穆传》所说：“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阅尚书省事。”故宦官权力开始扩大。《文献通考》言：“汉中叶以后，中书令掌机密，由宦官充任，宦官得以窃相权。”
宦官握中书、尚书之大权后，更握有兵权，禁军权即握在西园八校尉（新军）的宦官手中。《何进传》载：设西园八校尉，宦官骞硕壮健而有武略，故帝特任其为统领，可以率大将军（丞相）以下之兵，大将军为将帅，但调兵权，则在宦者手中。《文献通考》载：汉中世后，宦官外戚掌兵权，军士只听宦官言，故陈蕃、窦武欲诛宦官时，北军不听令，可见一斑。
宦官取得司法权。汉之司法权称为黄门北寺狱。在桓灵二帝后，设黄门北寺监狱，以宦官负责，宦官拘某知识分子，多禁锢在此。其后，此机构权力更扩大，可随意拘捕异己分子。
宦官与外戚之争
一、宦官与外戚发生斗争之起因
东汉初期，光武和明、章二帝，都是英明之主，但自和帝以后，历代皇帝大都幼少即位，并多夭折，如殇帝诞育百余日即位，享年二岁；冲帝二岁即位，享年三岁等。因此造成政权不能由皇帝行使，必要假于他人，此人必然是母亲。但太后未必有能力管理国家，所以也必然假力于他人，当然是自己亲人，也就是外戚，因此便造成外戚掌握政权的局面。外戚执政，在人民看来，没有什么不可，但在东汉集团帝国时，权力必须由皇帝操纵，才算名实相符。当皇帝渐渐长大后，便开始不满，而且皇帝与外戚常常接触，对他们产生顾虑，因此便想借宦官打击外戚，重新掌握政权。而每次宦官与外戚斗争，都是宦官得胜（宦官胜利原因可详见上节）。
二、宦官与外戚斗争的经过及事例
宦官有了地位，自然乘着皇帝无能之时有所作为。他们看着外戚专权，便起来借帝皇之力打击外戚。计东汉宦官打击外戚，有好几个明显事例。
和帝在位时，窦太后临朝听政。其兄窦宪，弟窦笃、窦景、窦褒等均甚显贵，窦以侍中的资格，主持机密，出宣诏命，曾擅杀汉宗室都乡侯畅；后以破匈奴有功，益显贵，党羽遍布国中，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宪有女婿，为射声校尉，名叫郭举，其父为长乐少府郭璜。举得太后之幸，欲暗害和帝。事为和帝所知，但在窦宪挟制之下无法与内外臣僚接近，性命行将不保。宦者郑众是和帝素所亲信的人，独有心机，不事豪党，眼看和帝在此危急之境，心有不忍，乃与帝议，清除宪等之势力，乘宪由凉州军次京师的时候，以兵力解决之。结果得胜，郭璜、郭举均被捕，死于狱中；窦宪缴出将军印绶。宪以贵戚之故，虽未处死，但毕竟自杀了。弟窦笃、窦景、窦褒也都自杀。宦者郑众以大功告成，被迁为大长秋，且受封为能乡侯。
安帝在位时，邓太后临朝听政，其兄邓骘及弟邓悝、邓弘、邓阊皆为列侯。安帝长大后，多行不德，常与太后发生异见。时帝之乳母王圣与宦者李闰，眼看邓家兄弟势力甚大，帝与太后又常冲突，深恐太后及邓家兄弟不利于安帝，想要有所表示。邓太后死后，邓骘以有功汉室，受封为上蔡侯之时，王圣与李闰乃诬邓氏兄弟有废立安帝之意。此事使安帝大怒，于是大加压迫。邓悝、邓弘、邓阊虽早已死，其子之继为侯者皆贬为庶人；邓骘及其儿子邓凤也都被逼死了。邓氏自杀的很多，宦者李闰却显贵起来。至于宦者江京，则以当初迎立安帝有功，与李闰一并封侯，且均迁为中常待，并兼大长秋，与其党樊丰、刘安、陈逵及乳母王圣、圣女伯荣一班人打成一片。且曾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为自己起园地庐观。其肆行无忌可想见。
安帝当国时，内宠最盛。阎后得权，其兄弟阎显等也均显贵。彼辈欲造成一个局面，以便安帝死后，阎后可以临朝听政，于是对于太子之废立大有主张。他们认为章帝之孙、北乡侯懿年最幼，倘立为太子，将来安帝死了，阎氏就有听政的机会。宦者孙程等十九人大不为然。力谋立废太子保，结果得胜。保后来即位为顺帝，宦官随着显贵。他们帮助顺帝捕杀阎显、阎耀、阎晏，阎太后亦被迁于离宫。孙程等十九人则以有功之故，皆封为列侯。
顺帝后梁氏兄梁冀，初为河南尹，后拜大将军，辅政。顺帝崩，冲帝继，旋夭。后与冀立质帝，质帝为冀所鸩杀。后与冀又立桓帝。这时梁家的势力甚大，后以太后资格临朝听政，冀以迎立有功封侯，其另一妹立为桓帝之后，其妻孙寿封为襄城君，领有今河南襄城县。桓帝在梁家的挟制之下，毫无自主余地，一任梁冀辈为所欲为，把持朝政，肆无忌惮。直到梁后死，宦者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乃拟与帝合力谋诛梁冀。幸所谋不差，竟能一举围梁冀等，收缴其大将军印绶，徙其封侯。诸梁及孙氏所有的宗亲，皆收下狱，无论少长皆弃市。其他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等被牵连而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黜者三百余人。又收冀财产，交县官斥卖，得三十余万，充王府用，减国内租税之半。散其园囿，供穷民使用，百姓称庆。梁氏便这样被解决了，宦者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五人以功绩伟大，皆为县侯，世谓之“五侯”，其骄横奢侈，令人兴叹。
自此以后，桓帝不再信任外戚，而唯宦官之言是用。宦官乃成为实际政权的掌握者。他们以养子传国袭封，并以兄弟姻戚充任州郡首长，贪残之风从中央散布到全国。继外戚与宦官抗衡的是外廷士大夫中的若干正人君子，冲突的结果，便发生了所谓“党锢之祸。”
宦官与外戚斗争的结果及影响
东汉宦官既打击外戚有功，又大加封爵，自然态度不可一世。政治黑暗，纲纪败坏，宦官害民，达于极点。其所产生的坏影响，主要是党锢之祸与引致东汉的灭亡，但最坏的影响是导致中国几百年陷于长期分裂的状态。
除了外戚、宦官之外，另一种势力为朝廷大臣与太学儒生。东汉崇尚名节，蔚成风气，士大夫养望自高，形成一个名士集团。他们在朝则持正为治，在野则经常批评政治，其言论往往可以影响政治风气，此即所谓“清议”。和帝以后，外戚与朝士冲突的事屡有发生，像和帝时的郅寿、乐恢、袁安，安帝时的杨震，顺帝时的张纲、陈蕃，都曾因弹劾外戚而震动朝野。他们有些因此获罪，甚至牺牲性命。到桓帝时，梁氏败灭，宦官势盛，于是清议所攻击与朝士所弹劾的对象，便由外戚转移到宦官，遂造成党锢之祸。
东汉党祸蔓延了二十余年，使士流摧折，国无善良，宦官益形放肆，吏治日坏，民不聊生。及至黄巾事起，导致州镇权重，开州牧割据之局。
桓灵年间，曾有两次党锢之祸，株连多人下狱。
第一次在桓帝时，太学生三万余人，以郭泰、贾彪为首，与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联合，主持清议，批评朝政，攻击宦官。宦官含恨，乃使人上书告膺等与太学生结为私党，讪谤朝政。查实此事之起因，主要是由于河内人张成而起。张成乃一以方技惑人、交通宦官的方士，常教子杀人，李膺捕而杀之。其弟子牢修，诬告膺等，因兴大狱。桓帝遂下令郡国，逮捕党人，结果李膺与朝臣杜密、陈翔等二百余人皆被捕下狱，陈蕃亦因上谏书免职。其后桓帝虽下诏赦党人罪，但均放归故里，禁锢终身，时为桓帝延熹九年。
灵帝年幼即位，窦太后临朝，任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委以国政。二人征召海内名贤，于是李膺、杜密又复进用。至此外戚和朝士相结，与宦官敌对更趋激烈。陈蕃劝窦武罢斥宦官，并诛杀为首者；事为宦官曹节所闻，乃矫诏以禁军讨窦武。武自杀，陈蕃也为宦官所害，窦、陈的门生故吏都免官禁锢。这是建宁元年的事。明年，宦官又诬李膺等谋反，总计被害的朝士有李膺、杜密等百余人，流徙、禁锢的也有六七百人。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桓、灵信任宦官，诛夷士类，延及无辜，前后历二十余年，则自为虐政，不以党人之无足取而未减也。其影响如下。
一，外戚、宦寺同告湮灭。惨毒之党锢，人主云亡，邦国殄瘁，黑暗腐败之汉室，终于倒而倾覆，依附于王室之外戚及阉寺亦告相继逝灭。
二，播下魏晋门第恶习。名士之势尚可保存，造成此后之门第恶习，大一统政府不能再巩固不倒，遂使士族多头之政局开始产生。
三，促成混乱欲坠之局。朝廷因之善类一空，宦寺益形放肆，黄巾遂起事以希易朝换政。及平，袁绍入宫诛阉寺，而整个汉帝国处于陷乱边沿，后演变为三国鼎立，东西晋之过渡，及最后为互相对峙之南北朝，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四，袁绍乘乱诛宦官，终宦官专横之局。当宦官与名士冲突之时，名士失败，宦官得势。直到董卓进京之时，宦官张让等仍居要津，左右朝政。当时大将军何进、司隶校尉袁绍等忍不住要进击宦官，碍于何太后的面子未及动手，遂拟召董卓进京，欲一举把宦官势力肃清。事为宦官所知，乃先发制人杀何进，董卓继而进京，天下大乱。
名士与宦官之争
名士被宦官如此压迫，唯一的办法，不外团结自身，与之对抗。汉代士人之党同伐异，自宣帝时已开其端；至于团结清白的书生与恶浊势力对抗，则在桓、灵时代。这次团结的首脑人物为郭林宗、贾伟节、李膺、陈蕃、王畅、公族进阶、魏齐卿等，其主要群众为太学生。
团结对抗的意思，是对宦官及依附宦官的腐败官僚、缙绅等，施一种言论的制裁而已。大抵宦官等的压迫愈严重，名士等的团结愈坚固。自从延熹八年第一次党狱以后，宦官等的压迫加紧，天下名士书生，为着对抗起见，乃进而大团结。
宦官因统治首脑之昏庸腐败，幼弱无能，乃僭窃大权，作威作福。在中央有党羽，在地方有爪牙，且党羽爪牙多为达官显吏，握有实权，对名士书生辈之言论制裁不费气力就压下去。结果“小人道长，君子道消”，真正拥护统治，希望政治修明的人清除尽净；而自掘坟墓，使政治日趋腐化的恶势力反得抬头。这样一来，东汉的统治便日渐削弱下去，到最后只好坐待民变蔓延、群雄割据来结束东汉的命运。
民变的蔓延
宦者得势，政府统治力削弱，自新莽以来所欲解决之土地问题未得解决，社会上的贫富两极依然对立。贫者无以为生，正欲寻找机会起而暴动，于是乘着统治力的削弱，政治的腐败，乃四处纷扰。就当时的情形看，南至今之广东，北至今之辽宁、河北、山西，东达沿海，西尽两湖，几乎都陷入所谓“贼众”的纷扰之中，尤以“黄巾之乱”最为严重。
汉灵帝时，巨鹿人张角兄弟组织太平道，角自号“大贤良师”，信徒达数十万，遍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各州，分置三十六方，统领其众。中平元年，张角举事，以黄巾为标志，即所谓“黄巾军”，到处起事。灵帝大惧，乃赦免党人，募兵派皇甫嵩、卢植等率领进剿。数月之间，黄巾主力即被击败，但其余党仍在黄河流域蔓延。朝廷不得不依照刘焉建议，派大臣为州牧，并增加州刺史和太守权力，委以兵马大权，使其权宜平变。十余年后，黄巾虽平，但州郡割据之局却因此而形成。
及至袁绍大诛宦官，宦官与外戚的斗争才结束，但东汉的政权已摇摇欲坠。而东汉初年所培养的士风气节，也为残酷的党祸所摧残，中国社会元气大受损伤，终引起中国历史上一段相当长久的中衰时期，即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合共三百六十一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