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我国历史上的四次民族大融合

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民族大融合更可看到，中华民族的组成及其由来，是积渐而来的，民族的组成并非单一而是复杂，以证上述之非谬。

春秋时代

在春秋时代，华夏民族的分布以黄河流域为主，南至长江，北抵长城，东临大海，西迄秦陇。在此区域以内，又有异族星罗棋布，与我族交处而居。异族名目甚多，春秋时代，惯以“戎狄”总名概括一切。

戎狄的来源，因为上古遗留的资料缺乏，又因我国的民族学、人种学向不为人所重视，所以直至今日，依然难以遽下定论。不过根据上古典籍及祖先传说的记载，春秋时代的所有异族莫不与黄帝同出一系。所谓野蛮，所谓落后，只是文明程度的差别，绝无高低歧视之意。

春秋之始，戎在内地与夏族杂居的有七个地区。其一是伊洛地区，以洛阳为中心，扩及今日偃师、伊川、登封诸地，其名称有陆浑、扬拒、泉皋、伊洛、九州之戎、阴戎、戎蛮子等。其二是豫北地区，以太行山麓为中心，伐邢，灭卫，南侵郑，东侵齐，其名曰北戎。其三是济西地区，以今山东曹县为中心，远及于今日河南省濮阳县，此区之戎东侵鲁，北侵曹，史无专名，我们姑且名之曰“济西之戎”。其四是渭洛地区，此戎以渭、洛两河下游的三角洲一带为中心，南犯虢，东侵晋，西战秦，名称有骊戎、犬戎、大荔戎等。其五是晋南地区，此区所居，是姜戎与茅戎，以中条山为根据地，有若干次与晋及东周发生纠葛。其六是晋中地区，以今日交城县为根据地，有大戎、小戎之别。其七是辽西地区，此区所居者名山戎，以今日河北省卢龙、迁安等地为中心，曾建立孤竹、令支等国。

狄在内地与夏族杂居的有五个地区。其一是上党区，此区所住的名曰赤狄，其势力之大、兵力之强，足与齐、楚、秦三大强国并列，一度成为一等强国晋国的很大威胁。其二是齐西区，此狄名为长狄，分为三支，犯宋，犯鲁，犯卫。其三是晋南区，此狄为赤狄的别支，以今日山西省垣曲县皋落乡为根据地，晋国称之曰“东山皋落氏”。其四是西河区，此狄名为白狄，以今日陕西宜川、洛川等县为根据地，时常渡河侵晋。其五是冀中区，此区的狄是白狄的别种，其名称有肥、鼓、鲜虞等，以今日河北省藁城为中心，西至正定及山西省晋阳县一带。

以上十二区戎狄，经过了将近五百年的长期演化，到战国晚年仍保存原名活跃于华夏民族之间的寥寥无几。此种结果的产生，并非由于华夏民族使用武力征服，而是由于文化力量的同化。在我国全部历史上，几次民族大融合都是通过此一方式，即少数文化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与文化程度优越的华夏民族接触以后的自然结果。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杂居通婚，到后来，各区的戎狄便消失于无形之中。

在西周兴起时，与上列戎狄同时或略晚同化于华夏文化者，尚有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两大民族，曰楚，曰越。据《史记·楚世家》云，楚族源出于黄帝。近人对之颇多怀疑，但直至今日，尚无确切证据足以推翻《楚世家》之说。不过，我们祖先对于华夷之分虽甚严，却并非科学的以血统为准，而是就其生活方式（包括衣冠、语言、风俗、习惯等）为划分依据，正是孟子所谓“夷狄而诸夏也，则诸夏之；诸夏而夷狄也，则夷狄之”的精神。若依此标准，纵然楚族真的源出于黄帝，因为其远窜蛮荒，与异族同化，成为异族的代表者，也就视同外族。何况楚国既有不同于夏族的语言，又不惮以蛮夷自居，所以鲁国的季文子曾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可代表华夏民族对他们的看法。

越族分布于浙江、福建、广东，以及江西东部、安徽南部一带，占地甚广。此族在生活习惯上与夏族最大的差异是断发文身。但另一方面，此种习惯又很可能是华夏民族以长蛇为图腾的遗留。并且在其文化另外方面，也有与华夏族生活接近之处。不过，若依地理影响会产生不同文化而言，在越国之北的吴国，号称太伯之后，春秋时尚视之为夷狄，连小孩子都知其“非我族类”，那么僻处闽越与中原夏族形成隔绝、地理位置尤在以南的越族，自然更是夷狄了。

楚、越两大族，都被华夏文化所淹没。楚族消失于秦灭六国之后，越族较迟，但凡在广东以北地区的，其完成华化，总不出西汉末年。

汉与魏晋南北朝时代

两汉立国四百余年，在此期间，既有长城限隔南北，又有汉武帝、卫青、霍去病、赵充国、陈汤、张骞、傅介子、班超、窦宪等一群英雄人物攘却戎狄，故异族虽能侥幸一时，流窜诸夏奥区，杀人掳掠则有之，登堂入室、喧宾夺主者，绝不多见。及至末世，内附匈奴渐强。汉灵帝时，其酋于扶罗助平黄巾，移居于河内。曹操为分散其势力，析其众为五部，使散居于太原周围五地，谓之五部匈奴，于是占地益广，声势益大。西晋初，匈奴降晋者又数十万人，皆移居于塞内，以致并汾之域，遍地胡人。此外，鲜卑以保塞内附者居辽东、辽西，羯族居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县），氐、羌诸族杂居于北部上郡、陇西诸郡。

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前后经过十六年之久，令晋室自顾不暇。又前以晋武帝时收州郡兵权，地方武力单弱，匈奴左部帅刘渊遂乘机背晋，于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即大单于位，国号汉。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陷洛阳，掳怀帝；五年之后，又陷长安，掳愍帝。西晋被迫南渡，元帝即位于建康。南北分裂之局，于焉开始。

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中原士族相率迁徙者多如过江之鲫，如此便增加并扩大了内地人和南方部族（如百越和南蛮）的融合。

二百七十余年间，江北中原历经一夏、二赵、三秦、四燕（北燕虽为汉族，但亦不脱胡族本色）、五凉及魏、周、齐（高欢为胡化之汉人）之相继统治，但诸胡受汉文化所同化，大多提倡儒业，以稽古右文为荣。北魏孝文帝更不遗余力提倡之，自公元494年迁都洛阳后，改姓氏，禁胡服，摒北语，禁归葬，奖通婚，赐群臣改华姓者一百八十姓，其后文教日盛，汉化日深。北朝末年之制度典章，追仿周汉程度，较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代及辽、金、元时代

盛唐之时，异民族臣服或朝贡者计四十八国（族），唐代开国元勋及以后平乱功臣中更不乏异族。其后，西突厥别部有依北庭都护府以居者，以其地有大碛，故称沙陀突厥，与吐蕃战败，归附中国。该部助唐平庞勋，唐赐其酋长朱邪赤心名李国昌，镇大同（后移振武），兵力日盛。黄巢起事，李国昌之子克用出兵平之。克用之子存勖于公元923年灭梁自立，创立历时十三年的沙陀帝国，是为后唐。公元936年，后唐明宗之婿石敬瑭灭后唐自立。十一年后，石敬瑭部将刘知远又取晋而代之。所谓五代五朝，沙陀竟居其三。

自公元884年李克用破黄巢，沙陀族昌盛，到公元951年郭威弑杀隐帝自立，首尾六十八年，黄河以北地区始终为沙陀势力范围。这是大唐立国近二百九十年以后的大混乱。在这一阶段，沙陀部众以胡儿自嫌，力求汉化（如李存勖自称唐后，建国曰唐；刘知远自附于汉后，建国曰汉），我民族之融合程度，又迈进一步。

辽，原名契丹，是早已汉化程度很深的东胡鲜卑之别支，发祥于辽河上游，公元938年由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而成为华北汉人之统治者。其初，耶律阿保机利用汉人韩延徽、韩知古等收容汉人，建立汉城，扩大国家组织；割得十六州后，因保持其本族之特性，态度转趋谨慎，一面接受汉化，一面加以限制（如番汉分治之二元政策，及行考试制度严禁辽人参加等）。自公元938年起，这样的二重政策维持了六十六年之久。直至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后，辽降低了对宋的敌对心理，才听任辽人自便选择。这样一来，辽便自撤藩篱，到一百二十一年后（1125年）国亡时，由于长期文化合流，辽人已大部华化了。

金人之先世出靺鞨氏，五代时分为两支。熟女真降于契丹。生女真居黑龙江一带，于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起兵，次年称帝，国号金；1125年灭辽，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灭北宋。柳诒徵云：“石晋文物入于辽，辽亡而金受之。……北宋文物萃于汴，汴破而金得之。……金所得者，兼有辽、宋南北两方之积。……承受之丰，自必影响于民族。”（《中国文化史》第二编第二十章《辽金夏之文化》）故《金史·文艺传序》云：“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赵翼《廿二史札记》也有条目称“金代文物远胜辽、元”。自完颜亮迁燕，宣宗迁汴，以至国亡（公元1234年），内地金人已基本汉化，除剃头辫发外，其他已全部规抚汉俗。

前述沙陀种之后唐、后晋、后汉，鲜卑种之辽，女真种之金，或于崛起以前早已汉化，或于兴起以后以华族为唯一师表，故其同化也速，收效也巨。在此阶段中，唯元为例外。元于统一中国之前，已吸收印度、大食及欧洲文化，又保持高度游牧生活方式，仍置根据地于蒙古草原，同化不易，与辽、金比较，汉化较缓。也正因为如此，其政教根底极为浅薄，明兵一入北京，顺帝北走，震烁千古、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便立时烟销灰灭。

清朝

清为女真之一支，未入关前，已有汉化基础。建国初期，为维持本族统治地位，对汉化趋向采取可能步骤予以干涉防范。然以服官及其营旗分防关系，生活衣冠习俗之同化，实假于不知不觉间完成，禁令干涉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