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生活的点滴和磕绊

20世纪70年代的广东深圳，已不再是昔日的小渔村，发展和新生的蓬勃力量正在改变着无数人的命运。王石是被时代浪潮打湿衣襟的第一代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深圳作为第一片“试验田”，成为无数有识之士心目中的乐土，而王石的工作所在地就是深圳。

只是，初到深圳，王石的感受并不好，甚至可以用“糟糕透顶”来形容。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坪石到罗湖桥头路段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1978年，王石接手笋岗北站的消毒库项目，对深圳的初始印象，也是因这个项目而建立的。

王石主要负责消毒库现场给排水工程施工的指导工作，全国各地通过香港出口的生鲜产品都要经过这里，并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进行检疫，运输过程中发生病变或死亡的牲畜、腐烂的蔬菜水果都要在这里检验清除。所以，当时王石工作的环境就是：路轨两边是堆积的死猪，死猪上方是一群嗡嗡乱飞的绿头苍蝇，空气中弥漫的是挥散不去的动物粪便与腐烂气息混合的臭味……

王石曾经说过：“我当时最大的期盼，就是项目工程快点结束，我要尽快离开这里。”那个时代的深圳还没有成为特区，还属于边境禁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所以闲暇的时候，王石会逛一逛沙头角，那是深圳和香港的界碑所在地：一条弯曲狭窄的石板路，界碑就在路的中间，路上冷冷清清。

王石的工作地点离罗湖桥头很近，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罗湖桥头是内地“禁区中的禁区”。为了防止偷渡者进入，解放军战士会对过往运输车辆进行细致检查。罗湖桥的那一边就是神秘的香港，远远望去，隐约可以看到香港那片土地上虚无缥缈的山影。

那段时间，王石所在的工作环境相当简陋，每天晚上，三十几个人挤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里。岭南的夏天，各种蚊虫滋生，王石每天都会和它们做斗争，而被蚊虫叮过的地方，就会密密麻麻布满疙瘩，疼痒难耐。除了蚊子，就是苍蝇，大家洗过的衣服晾在架子上一会儿就被苍蝇占领，黑压压的一片，看起来让人内心发麻。

而王石在工棚里除了睡觉之外，就是编制工程进度表和看书，工棚内有一台9英寸的老旧电视机，看电视是工友们打发时间的唯一方式。只是，当地有明确规定——禁止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有时候，王石也会凑上去看看，他发现大家在偷偷收看香港电视台，虽然听不懂粤语，但电视屏幕上生动活泼的画面和各种刺激感官的广告深深地吸引了王石。不过看不了多久，大家就调回到广东台，两分钟之后再调到香港台，就这样来来回回地切换。或许电视上的画面给了王石太多的震撼和影响，让他不禁联想到工地上人员失踪的情况——有时候清晨醒来，他会发现一两个工友的床铺空了——他们都偷渡到对岸的香港去了。王石曾经对此感到很迷惑：为什么要离开呢？是为了谋生还是自由？为此抛家弃子到底值不值？

虽然王石很喜欢改革开放带来的现代化气息，但是对于自己所处的位置、所从事的职业，他却很难提起兴趣。事实上，王石的内心一直有一份对自由和冒险的渴望，他更期望一种充满悬念和未知的、能够由自己决定和主导的生活。工程还在继续，不过王石时时刻刻都在期盼早一点结束，好让他早一点离开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

王石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在各个方面时刻准备着。工作期间，英语学习成为王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天空暇时，他都会阅读英文书籍、学习英语知识，借此了解西方文化。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挚友，暨南大学的英语老师曾昭科。曾老师曾在香港政府工作过，对香港的经济、政治和人文都非常了解，王石也是通过他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的大门。

转机出现在1979年，那年夏天，邓小平提出了“蛇口模式”，在香港招商局的主持之下，对深圳西部的蛇口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和开发。于是，全国各地的商人和投资者纷纷来到蛇口，短短一年的时间，一个环境优美、生机勃勃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就出现在大家面前。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蛇口的管理模式也与现代化接轨：精简机构、简化层级，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取消所谓的“铁饭碗”，干部选举采用每年一度的全体投票，优胜劣汰；允许员工自由流动，企业可以解聘员工，员工也可以主动辞职。这些措施，虽然今天看来无比平常，但对那一代人来讲有着颠覆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