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金融稳定的微观理论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危机的这一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借助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等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的最新发展，建立了一些分析模型，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将金融体系稳定性研究逐步引入微观领域，并逐渐得以深入发展。

一 Diamond和Dybvig (1983)：银行挤兑模型

银行挤兑模型源于Kindleberger (1978) 提出的太阳黑子论，认为银行体系不稳定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存款者的流动性要求不确定，以及银行的资产比负债缺乏流动性。Diamond和Dybvig (1983) 运用信息不对称和博弈理论，深刻解释了银行挤兑形成原因及后果，认为挤兑的发生主要源于信心问题；银行挤兑的成本是相当高的，一个银行倒闭会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影响——终止生产性投资和破坏存款者之间的最优风险分担，如果银行挤兑发生，货币系统的瓦解以及其他经济问题都会出现；将政府的存款保险作为防止挤兑平衡的工具，在实施存款保险的情况下消除挤兑均衡状态。但是它的前提是政府要征收最优的税金，否则在实施政府存款保险时会发生税收扭曲再加上实施过程中的费用问题，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福利的下降。

其后，Wallace (1988)、Chari (1996)、Champer等人 (1996) 对银行挤兑模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例如，Gorton (1985, 1988) 和Park (1992)建立了以信息为基础的模型，强调由于存款人对银行信息的缺乏，无法正确估计存款的未来收益，从而对银行的清偿力作出错误的判断，也即存款者在存在银行私人信息的情况下，根据投资“噪声”指标作出的决定有可能比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决定更糟糕。从这个观点出发，银行系统的稳定性问题就不是内生的，完全可以由银行自身控制。Chari和Jagannathan (1988) 将存款人分为持有较多信息的存款人和持有较少信息的存款人，信息少的存款人通过观察其他人的行为行事。这样银行挤兑就表现为个别存款人的理性行为导致的一种“非理性”结果。Jacklin (1988)、Jacklin和Bhattacharya (1955) 研究了由于生产回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银行体系的不确定性，提出了可能引起挤兑的因素，并认为挤兑是由经济上相关指标的变动引起的“系统性”事件。Dowd (1992) 继续了这一研究，认为如果银行资本充足，公众没有理由害怕资本损失，不会参与挤兑。但是，银行具有多少资本才算是充足的，目前还没有得出充分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

二 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体系关键功能的弱化

在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广泛内生地存在，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因而使市场的有效性大打折扣。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两种结果：发生在签约交易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发生在签约交易后则导致道德风险。

在逆向选择与金融稳定关系的理论分析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属Stiglitz和Weiss (1981) 对逆向选择和不当激励总是存在于信贷市场上的证明。他们指出，最容易诱使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是那些在经济繁荣环境下可能产生丰厚收益，而一旦经济形势逆转便会出现严重问题的投资项目 (如房地产、股市等)。这些项目的所有者在信贷市场上往往愿意支付较高利率。另外，从金融机构这一方面来看，由于内控制度方面的原因，机构管理者在经营业绩上获得奖励和受到处罚的不对称性也使其倾向于选择那些风险较高，而一旦成功便会产生高回报的项目。另一方面，由于贷款人不能确认高风险的借款人，他就很可能要削减贷款数额，从而使得在更高利率条件下，贷款的供给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利率的上升可能导致借款市场的萎缩。贷款的减少可能会影响家庭和企业的偿债能力，从而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经营产生负面影响。而利率的上升还会引起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相应波动，从而引发一定程度的金融不稳定。总之，逆向选择所导致的金融不稳定因素的累积，使金融风险不断加剧，最终可能导致极端金融不稳定情形——金融危机的发生。

在道德风险方面，Mishkin (1999) 直接将银行危机与道德风险相联系，认为银行危机源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得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或部门。他指出，在缺乏适当贷款条件的情况下，最终贷款者的行为造成的道德风险会极大地加大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刘锡良 (2002) 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充分体现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甚至指出这一脆弱性的根源就在于道德风险。此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会诱发道德风险：一是会导致银行的管理者和股东过度的风险承担行为 (Freixas and Roch, 1997)；二是由于中央银行作为公共部门会给行将破产的金融机构提供风险资本，那些没有受到存款保险保障的存款人对于他们存款机构的行为和表现的监管动机将会弱化 (Kaufinan, 1991; Tirole,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