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大法王寺与中国佛教

李富华

一

毫无疑问，嵩山大法王寺是我国佛教的一座古老寺院。它位于河南登封西嵩山太室山南麓的玉柱蜂下，三面群山环抱，占尽了风光形胜，自古就有“嵩山第一胜地”之称，还流传着“嵩山七十二刹，刹刹朝法王”的民谣。

大法王寺现今遗存的古迹也验证了它年代的古老。那座建于隋朝的15级、高约40米的密檐式砖塔至今仍矗立于大法王寺的北侧；法王寺塔东面则分布着三座据考证是建造于唐朝的单层砖塔；而法王寺内甬道两侧的两株生长了千年以上的高约30米的银杏树，至今仍枝叶繁茂。它们都是大法王寺古老年代的鉴证。

嵩山是享誉中外的名山，是“五岳”之一的“中岳”，自古就是佛道教的圣地。嵩山又有“嵩高”之称，如清代文人顾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所记：“嵩高山在偃师县东南登封境内，绵延周二百里，其山之最高者曰太室、少室，东西对峙，相距殆二十里”。

嵩山之西为古都洛阳。洛阳曾是佛教东传至中国内地的第一个目的地，在这里诞生了佛教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在我国的北魏时代佛教极盛。北魏人杨衒之曾著《洛阳伽蓝记》，在其序言中，将“嵩洛”并提，所谓“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当此之时，“昭提栉比，宝塔骈罗”，洛阳“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在另一部佛教史书《续高僧传》僧可传中（卷16）亦有将“嵩洛”并称的说法，其云：“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可见，洛阳和嵩山大体上处于同一地区。

二

历史上的大法王寺有过怎样的辉煌，因为留下的记载不多，我们已很难说得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大法王寺与中国佛教史上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揭开这一神秘面纱的功劳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目前荣膺大法王寺方丈的延佛法师。延佛法师1987年驻锡大法王寺，随即开始了复兴大法王寺的事业；经过近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大法王寺以“六院七进一塔林”的宏大规模重新展现在信徒面前。自此，保存于大法王寺的大法王寺塔等古迹也因之得到了有效保护。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在延佛法师的配合下，河南省文物考古部门于1998年开始对大法王寺2号塔地宫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不仅发现了珍贵的国家级文物二十余件，更为惊喜地发现是装藏于被称为“飞天舍利盒”中的三颗佛舍利。对大法王寺说，佛舍利的发现，意义绝非一般。这一发现与至今犹存的大法王寺塔及发现于大法王寺的《释迦舍利藏志》碑铭联系起来，就揭示了大法王寺与中国佛教史上隋文帝大规模分舍利建塔事件的关系；揭示了唐中叶唐武宗会昌年间发动的毁灭佛教的“法难”与大法王寺二号唐塔地宫中秘藏佛舍利的关系；揭示了日本求法僧圆仁来华巡礼曾在大法王寺主持佛舍利移藏的重要史实等。这些事件发生在大法王寺，表明大法王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绝不是一座默默无闻的普通寺院，它曾是一座有着相当影响的古老的寺院，并在中日佛教的交流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隋文帝杨坚生于寺院，在寺院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故当了皇帝后大力倡导佛教，有所谓：

隋高荷负在躬，专弘佛教，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立为寺。召诸学徒，普会京辇，其中高弟，自为等级。故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转读众经，及开义理。

另有记载云：

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比上述规模更大、更为轰动的全国性崇佛活动则是分舍利建塔的历史性事件。隋文帝于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及仁寿四年（公元604年）三次下诏，派高僧为使分送佛舍利至全国113个州建塔113座以供奉佛舍利。动用的人力之众，声势之浩大，可谓前所未有。我们试以仁寿元年的诏书为例，加以说明。

隋国立佛舍利塔诏（摘引）：

雍州仙游寺、岐州凤泉寺、泾州大兴国寺、秦州静念寺……门下：……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具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道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以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伇正丁及用库。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以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这一诏书的内容表明：这次分舍利建塔的活动几乎是一项动员全民参加的全国性行动，从皇帝本人、皇后、太子杨广直到“内外官人一切民庶”都要动员起来参加为期七天的起动仪式，进行七天的包括“忏悔”等法事活动；分舍利建塔的活动要在这一年的六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五日的四个月内全部完成。十月十五日午时，30座舍利塔不仅要全部完工，并在这一时刻同时安放佛舍利；是时，各州的官吏除涉及军事机要者，一律停止公务活动七天，专门监查和督办这一事务的进行；造塔等相关经费来自官民的布施，不足者可以动用政府管辖的役丁和库银；舍利塔的图样由中央相关部门统一设计下发；规定各州参加迎奉佛舍利法事活动的僧人人数依据寺院的情况分别为360人、240人和120人，不足者则全体出动；等等。

从这一诏书的内容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隋文帝发起的分舍利建塔的行动是一项举国家之力而完成的全国性的崇佛活动；相同的行动在之后的仁寿二年和仁寿四年又进行过两次。通过这项活动，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全国建起了一百多座供奉佛舍利的舍利塔，并通过自皇帝本人下及全国官民一起动员参加的祭拜活动使其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佛舍利崇拜的前所未有的高潮；也推动和奠定了隋唐佛教大发展的信仰基础。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无疑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我国唐代的著名高僧和佛教史家道宣，在他的名著《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及《广弘明集》卷十七中，用了整整两卷、两万余字的篇幅记载了这一事件，并盛赞这一事件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其云：

隋唐建塔之岁，踊瑞纷纶，神光嘱于群物，至泽通于疾疠。天花与甘露同降，灵芝共瑞应俱程。空游仙圣结雾来仪，水族龟鱼行麟出听。百有余塔皆备潜通，君目相庆，缁素欣幸，其德荣明不可加也。

在道宣的著作中，载录的建塔安奉佛舍利的寺院有州名的共85所，州名寺名俱全的65所，详录如下：

1．雍州仙游寺

2．岐州凤泉寺

3．泾州大兴国寺

4．秦州静念寺

5．华州思觉寺

6．同州大兴国寺

7．浦州栖岩寺

8．并州旧无量寿寺

9．定州恒岳寺

10．相州大慈寺

11．郑州定觉寺

12．嵩州嵩岳寺（闲居寺）

13．亳州开寂寺

14．汝州兴世寺

15．泰州岱岳寺

16．青州胜福寺

17．牟州巨神山寺

18．随州智门寺

19．襄州大兴国寺

20．扬州西寺

21．蒋州栖霞寺

22．吴山会稽山寺

23．苏州虎丘山寺

24．衡州衡岳寺

25．桂州缘化寺

26．番州灵鹫山寺

27．交州禅众寺

28．益州法聚寺

29．廓州连云岳寺（法讲寺）

30．瓜州崇教寺

31．京师法界尼寺

32．京师大兴善寺

33．恒州龙藏寺

34．瀛州

35．观州

36．魏州开觉寺

37．兖州普乐寺

38．曹州法九寺

39．徐州净道寺（流泃寺）

40．邓州正国德寺

41．安州

42．赵州无际寺

43．豫州

44．利州

45．明州

46．卫州

47．洛州

48．毛州护法寺

49．冀州觉观寺

50．宋州

51．怀州长寿寺

52．忭州惠福寺

53．洛州汉王寺

54．幽州弘业寺

55．许州辨行寺

56．荆州

57．济州崇梵寺

58．楚州

59．莒州定林寺

60．营州梵幢寺

61．杭州

62．潭州

63．潞州梵境寺

64．洪州

65．德州会通寺

66．郑州晋安寺

67．江州东林寺

68．兰州

69．慈州石窟寺

70．廉州

71．陕州大兴国寺

72．莘州

73．隆州禅寂寺

74．浙州法相寺

75．熙州山谷寺

76．陇州药王寺

77．莱州弘藏寺

78．密州茂藏寺

79．韩州修寂寺

80．偱州道场塔寺

81．秦州永宁寺

82．欢州

83．晋州法吼寺

84．杞州

85．桂州

上述名录的前30个州寺的名称《广弘明集》卷十七有确切的记载，后55个州及寺院名称是本文作者据《广弘明集》卷十七的后半部分及《续高僧传》卷26的记载辑出的，其中还包括两所属于京城的寺院。就是说，在全部113个州中还有近30个州不见于道宣的记载；另外，只有州名不录寺名者还有18处。这一情况说明，作为佛教史家的道宣，在倾注大量心血，以极大的热情记载这一事件时仍有疏漏，而且疏漏的州竟达30处之多，其中就包括大法王寺。大法王寺隋塔的存在及佛舍利发现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它确实是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一个处所。这一事实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发现于大法王寺的，在唐朝中叶由日本学僧圆仁署名而镌刻的《释迦舍利藏志》碑铭，其全文如下：

汉西来释迦，东肇佛坛，嵩之南麓法王寺立焉。隋仁寿间帝敕建浮图，遣使安真身舍利于内，殊因移匿地宫密函之，盖护宝非不公（恭）也。法门圣物，世远疑失，诚恐镌石以记，祈圣门永辉。

圆仁 天如 大唐会昌五年

此铭文记载了如下内容。

（1）指出法王寺是一座古老的寺院，它是在佛教初传入中国不久的汉朝就创建于嵩山之上。

（2）大法王寺塔是隋仁寿年间敕命建造的，内中供奉着隋文帝遣使送来的佛的真身舍利。

（3）因为特殊的原因，指唐武宗会昌五年发起的毁除佛教的事件，史称“会昌法难”，为了防止此次事件中波及大法王寺，使佛舍利遭遇不测，立碑者决定秘密地将佛舍利从大法王寺塔中移藏于今称二号塔的唐塔地宫中；还指出，他们的这一决定绝不是对佛舍利的不尊重，不恭敬，而完全是出于保护佛舍利不受伤害的不得已的行动。

（4）指出这次移藏佛舍利的主持人是圆仁和天如，时间是唐朝的会昌五年；他们撰此碑铭的缘由是怕久远后世，人们不知此事，使圣物丢失；或产生怀疑，怀疑圣物非佛的真身舍利，故镌石以为记载。

不难知道，此铭文将移藏佛舍利的前因后果交代得非常清楚，不仅明确指出了大法王寺佛舍利的来历；也指出了这次佛舍利的移藏与“会昌法难”的关系。

据宋代名僧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四十二记载：会昌法难发生在唐武宗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这年五月“括天下寺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所……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僧尼还俗者二十六万五百人”。

又据元代僧人念常所撰《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三记载：会昌法难发生在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准确的应该是五年）。

这年5月，武宗下诏“拼省天下佛寺”，“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巧者各一所，如破落悉宜除毁”；“下州寺并废”；“天下废寺钟磬铜像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具，金钱鍮石等像销付度之，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铜等像，敕出后限一个月纳官”。

应该说，会昌法难对正在大发展的中国佛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而地处嵩山之上的大法王寺也必将是波及之地。当此之时，正在中国学习的日本著名的学僧圆仁（曾被日本佛学界称为入唐“八家”之一）也经历了这一事变，并成为“法难”受害者之一。

圆仁（794～864年）是日本天台宗创立者最澄的弟子，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怀着学习天台教义的心愿入唐求法，初在扬州开元寺学习，后因没有获准上天台山巡礼，半年后乘船回国，但遇大风暴在山东赤山登岸，挂单于新罗人张保皋所建法华院。开成五年三月离开法华院，经青州、缁州、齐州、德州、唐州、冀州、赵州、镇州，于是年六月到达五台山，在天台宗传人志远门下学习天台教义。二个月后离开五台山，经并州、汾州、晋州、蒲州、同州，到达长安。在长安一住就是五年，除学习天台教义外，还学习密教教义，并收集了大批经论及章疏著述。到了会昌五年适逢“法难”，圆仁因无“唐国祠部牒”，成为“亦勒还俗，递回本国者”的外国僧人之一，不得不在这一年的四五月间启程回国。在他离开长安及之后的回国旅途中，他目睹了会昌法难打击中国佛教的惨状，并记录于自己的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如是年三月“敕令天下诸寺年四十已下尽勒还俗”；“后又敕云：天下僧尼五十以下无祠部牒者，尽勒还俗”；长安“城中僧尼还俗已尽”；等等（见该书卷二）。圆仁于会昌五年四月十五离开京兆府“到万年县”，五月十二日过潼关进入河南地界，六月九日到达郑州。其间有近一个月的路程，圆仁的书中没有记载，但从路线上看，他在到郑州前，必经洛阳，达登封，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进了嵩山，来到了大法王寺，做了移藏佛舍利，护持佛宝这件功德之事并留下了由他署名的《释迦舍利藏志》碑铭。之后，他于六月十三日到达汴州，二十二日到达泗州，进入安徽；二十八日到扬州；七月“得到楚州”，八月二十四日再次来到登州，九月二十二日到达赤山，“本意拟住赤山院”，即初来时曾挂单的法华院，但此时已“敕毁折尽，无房舍可居”，只好暂住附近的一个农舍，设法回国，但一等就是两年，直到大中元年的九月才得以从赤山登船，经新罗回到日本。

圆仁经历了“会昌法难”的全过程，他离开赤山回国已是唐宣宗的大中元年（公元847年），所以在他经过嵩山时，到了法王寺，清楚地意识到保护佛舍利的紧迫性，故以一个外国僧人的身份主持了移藏佛舍利的活动。这是他在中国长达8年的巡礼佛法的经历中做的一件值得人们纪念的事。

大法王寺佛舍利的出土、《释迦舍利藏志》碑铭的发现揭示了大法王寺与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历史事件的关系。他们都明确地告诉世人，大法王寺虽然在佛教史家的笔下被埋没了，或者被忽略了，但事实已经证明它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是一座有影响的寺院，他是隋文帝敕命建造佛塔供奉舍利的寺院之一；同时，佛舍利的秘密移藏又恰恰是会昌法难这一重创中国佛教历史事件的一个旁证；而《释迦舍利藏志》碑铭的记载也为日本学僧圆仁来华巡礼的事迹增添了新的篇章。圆仁这位中日佛教交流的使者和会昌法难的亲历者，曾以《入唐求法巡礼记》一书为中国佛教及中日佛教交流史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而大法王寺佛舍利移藏事件则补充了《入唐求法巡礼记》的内容，这无论对中国佛教史，还是日本佛教史说，都是有价值的新史料。

说明：①以上参考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十六《佛陀传》《菩提达摩传》、《僧繇传》; ②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十六《僧可传》; ③高鹤年：《名山游访记》，上海觉讯月刊社，1954，第117～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