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舍利崇拜的地位、功能与现代价值

魏道儒

一 舍利崇拜在佛教信仰文化中的地位

“舍利”一词是梵文的音译词，也作“驮都”“设利罗”等，意译为灵骨、身骨、遗身等，是指僧人去世后经过火化留下的遗存物。佛教的“舍利”崇拜是从释迦牟尼开始，“佛舍利”就是指释迦牟尼的遗骨。根据《长阿含经》卷四《游行经》所述，释迦牟尼圆寂之后火化，其舍利被分为八份，由八个国家分别建塔供养。据说当时佛的弟子们在灰烬中得到的舍利有一块头顶骨、两块肩胛骨、四颗牙齿、一节中指骨，另外还有八万四千颗珍珠状舍利。佛祖的这些遗留物被信众视为圣物，争相供奉。据《阿育王传》卷一载，佛灭度百年后，阿育王搜集佛遗存的舍利，建造八万四千宝塔供养。从这些记载来看，佛教的舍利崇拜从释迦牟尼逝世就开始了，供养舍利是敬仰释迦牟尼的延续。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汉地流行土葬风俗，自然没有相关的舍利崇拜。佛教最初造塔供养舍利并不神秘，仅仅是信众们表达对佛的敬仰、怀念和崇拜。佛舍利成为圣物，成为人们礼拜的对象，源自人们对释迦牟尼的尊崇，对佛教教义的信仰。

到了大乘佛教时期，从朴素的宗教情感中发端的舍利崇拜，逐渐被赋予了多种功能。关于舍利种类、形成过程、价值、功能、崇拜方式等方面的论述，散见于各个部类的大乘经典中。所以，舍利崇拜是超越宗派、地区的，是整个佛教的共同信仰。归纳起来，大乘佛教经典对舍利的论述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结合大乘佛教基本教义对舍利的形成、种类进行理论塑造，使舍利具有了超出朴素情感的神圣属性。

大乘经典在述及舍利形成的时候，增添了舍利形成与按照佛教规定修行有关系的内容，从而把大乘教义引入舍利崇拜。《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说：“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聚，舍利是由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既然舍利的形成与修习六度有关，与修习戒定慧三学有关，那么，不信仰佛教的人，不按照佛教规定修行的人，火化后就肯定没有舍利。这样的界定，就是以“舍利”为标准，把佛教信徒与非佛教信徒泾渭分明地区别开了。

当把佛教基本教义引入舍利形成过程的时候，舍利自然就不会只限于佛的遗存物，也与高僧大德的遗骨相联系，他们的遗存物也是舍利。这样一来，舍利的种类和数量就多了起来。佛教典籍中关于舍利种类的记载很多，就佛舍利而言，最重要的一个现象是把舍利概念扩大化，把佛的遗骨与佛的教法都称为舍利，即佛的身骨舍利和法身舍利。这样的学说出现，反映了把佛的遗骨与佛的教法同样看待的思想倾向。不仅如此，还有把佛舍利与佛相等同的说法，如《大般涅槃经》说：“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既然把佛舍利与佛法、佛相等同，那么，供养佛身骨舍利本质上就是一种与六度、三学同样的修行法门。许多经典在讲供养佛舍利功德时，正是从这个思路发表议论的。

《大智度论》卷五十九指出：“供养佛舍利，乃至如芥子许，其福报无边。”在许多典籍中，都讲了以各种方式供养佛舍利的功德。比如，《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讲述了供养舍利的功德作用：

善男子等，假使世间若有愚童有情、愚夫有情、愚惑有情、老耄妇女、愚痴僧尼，如是有情得佛舍利，乃至一粒分散一分，及与舍利所置之物，带于身上，不论昼夜，若净若不净，若触若不触，不离其身，常可带之，所获功德无有所计比量。若顶上、若颈上、若心前、若背后、若两胁、若腰闲带舍利者……离一切罪业、恶业，恶趣不能染著，善根渐生，恶障渐离；善人自遇，恶人自去。所作事业，皆同佛行，同释迦牟尼如来故，其身即是世间应化故，即是清净法身大毘卢遮那佛。其人必入大涅槃位，于现身中证得无相法身……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到，供养佛舍利的功德可以包括从事任何一种修行所获得的功德。因此，供养佛舍利本身就是追求解脱的一种修行方式。供养舍利与六度中的任何一度相比，在获取功德方面都毫不逊色。除了上述关于供养舍利的神奇功能之外，各类佛教典籍还记载了许多与供奉舍利有关的神异灵迹。灵异故事侧重宣传佛教的神圣、神秘和不可思议，同时也是推动舍利崇拜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动力。总之，供养佛舍利在大乘佛教中成为修行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与获得无量功德联系起来，而且直接与解脱成佛联系起来。

总之，佛舍利崇拜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信仰理念，而是与佛柤崇拜、教义崇拜、经典崇拜密切联系的。从本质上说，佛舍利信仰是佛教整个信仰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是佛教整体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隋唐时期的佛舍利崇拜

舍利的出现，与古印度火葬的习俗直接相联系。舍利崇拜赋予了舍利宗教意义。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汉地的丧葬习俗是土葬，自然没有舍利概念，更没有舍利崇拜。印度佛教经典上对舍利形成、供养功德等方面的描述，直接为中国佛教所接受，为佛舍利崇拜在中国社会的流行提供了信仰保障。

把佛舍利传到中国来的，既有东来传法的外国僧人，也有西去求法返回的中国僧人。佛教经典中记载的各种舍利的灵异功能，几乎都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反映。关于供养佛舍利的著名感应故事，在三国康僧会传教时期就开始出现了。到了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的舍利崇拜达到了高峰，其重要的标志有两个，一是隋文帝在全国范围内分送舍利建塔供养，二是唐王朝多次从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崇拜舍利前所未有的事件，其影响遗存到现在还能看到。

隋文帝认为他能够得到天下是佛教护佑的结果，所以在仁寿年间仿效阿育王分送舍利造塔的故事，动用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先后三次下敕在各州兴建舍利塔。这是中国舍利崇拜开始兴盛时期。这种席卷全国的舍利崇拜浪潮甚至影响到朝鲜半岛。

唐王朝从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在宫中供养，前后共7次，历经唐太宗、高宗、武则天、肃宗、德宗、宪宗、懿宗七朝。每次迎请都是场面盛大，礼仪隆重，影响广泛，对佛教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公元873年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规模的崇拜舍利活动。

从隋文帝到唐懿宗的300多年时间里，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其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佛教诸宗派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的理论创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佛教理论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另外，中国佛教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大规模向外传播，中国开始从佛教的输入国向佛教的输出国转变。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帝王到庶民的席卷全社会的舍利崇拜高峰，也正是在隋唐盛世时期出现的。

隋唐时期出现的佛舍利崇拜活动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在整个世界佛教史也堪称独一无二。隋炀帝仁寿年间在全国范围内造塔供奉舍利，从官方到民间，从京城到地方，各阶层民众踊跃参与，耗费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之巨大，可以说是空前的。隋唐时期的舍利崇拜在社会各界掀起了宗教信仰浪潮，其中产生的灵验故事、吉祥瑞兆之多，远远超出了翻译经典中的记载。在狂热的佛舍利崇拜中，出现了不少非理性烧身供养、自断肢体供养等惨烈事件。关于这些记载，直到今天读起来也令人震惊。因此，弘扬佛舍利文化，必须是理性的，必须有吸收之精华、去除之糟粕的精神，必须防止崇拜佛舍利过程中的非理性狂热行为。

三 佛舍利文化的现代价值

近些年兴起的佛舍利文化逐渐引起许多地方政界、教界、学界和商界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报道发现舍利的新闻也越来越多。现代弘扬佛舍利文化，可以追溯到隋唐盛世时期，但是，历史毕竟不能重演。结合现代的实际情况，发挥佛舍利文化的现代价值，已经取得了非常值得称道的积极作用。这里仅举三方面的例子。

第一，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观念指导下，利用发现佛舍利来为当地的旅游事业服务。所谓“宗教搭台”是“文化搭台”的另一种说法。尽管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实际上体现了文化被边缘化的意义，但当初文化毕竟作为配角已经站在了前台。现在是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五大建设协调发展，无疑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不少地方弘扬舍利文化有着“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用意，主要是为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服务。这大约是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

第二，佛舍利承担了强化两岸三地民族认同感的使命。送舍利到港台地区，供信众礼拜、瞻仰，其场面十分隆重、壮观、庄严。比如，2002年2月23日，佛指舍利开始了长达37天的台湾之旅。佛指舍利跨海赴台，台湾10多万佛教信众在长达几公里的马路上摆设香案，供奉鲜花、果品，齐诵佛号，有的信徒跟在车队后面三跪九叩，顶礼膜拜。人们认为，佛指舍利的送迎，是两岸最亲切、最自然、最和谐的交流，不仅是宗教方面的交流，更是两岸人民感情的交流，已经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台湾佛教徒称之为“法亲、人更亲”，希望今后能进一步扩大两岸佛教界的交流和交往，以此促进两岸人民沟通，以佛教文化交流促进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动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早日实现。

2004年5月25日，佛指舍利及珍贵文物乘包机抵达香港，香港举行了隆重的迎接及安奉仪式。佛指舍利自5月26日起在香港会展中心连续展出10天，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瞻仰和膜拜，创下一日有10万余人次排队瞻礼的记录。香港方面认为，佛指舍利的到来“会为香江带来无边福祉、无比智慧和祥和力量”。佛指舍利已经被认为是和谐、吉祥、智慧的象征。

第三，佛舍利承担了加深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传统友谊和促进两国在文化、宗教方面友好交往的使命。1994年11月至次年2月，为促进中泰人民友谊，应泰国国王、僧王的请求，经中央政府批准，佛指舍利首次离境，用专机护送到曼谷，供泰国广大佛教信众瞻拜85天。当时的泰国总理川·立派、副总理占隆·西蒙、空军司令西里蓬上将和专程到北京迎请佛指舍利的泰国外长他信·西那瓦等各界代表上千人参加了迎请仪式。佛指舍利在泰国供奉期间，泰国国王和僧王都曾前往瞻拜。2005年11月，佛指舍利被迎请到韩国供奉40天，引起很大轰动，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韩国方面十分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佛教协会以及法门寺，认为此次供奉满足了韩国佛教徒很久的心愿，认为在中韩两国佛教界共同推动下，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