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时期的广州警察

1913年8月到1923年3月的这个时期，广东政局动荡，新旧力量斗争激烈，政权数次易手。1913年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统治了广东。护国战争发生后，龙济光被桂系驱逐出广东，然后是桂系军阀陈炳焜、莫荣新先后任广东督军，1920年10月旧桂系被孙中山驱逐出广州。孙中山曾经在1917年7月率领海军南下护法，8月被选为大元帅，但不足一年受南方军阀和政学系的排挤离粤赴沪。1920～1922年孙中山第二次护法，在广州被选为非常大总统。所以，这段时期广州的警察主官随着政局的变幻而变化。1920年以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后，警察主官才稍见稳定。特别是1918年孙科在广州设立了市政公所，1921年建立广州市，孙科任广州市市长，管理广州的是市政厅，统管广州警察，使警察的职责更为明确。但是，广州长期处在军阀各派系斗争的前沿，作为警察的主官当然为执政者马首是瞻。因此，警察的机构建设、制度完善和执政效果也反映了政局长期不稳定的特点。

一 军阀统治时期的广州警察机构及其主官

1．军阀统治时期的广州警察主官

在这段时期的初期，警察主官频繁变换，反映了政局不稳的特点。如1913年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龙济光到任后杀害陈景华，安排亲信邓瑶光担任省城警察厅厅长，专设侦探局，防范革命党活动。1915年，广东省城警察厅改为广东省会警察厅，由前清警官、日本警校毕业的王广龄任厅长。1916年3月，王广龄以“既不能整饬警政，纳人民轨物之中，复未能策力进行，尽保维地方之责”，以及身体有病为理由要求辞职。实际上，当时护国战争风起云涌，龙济光在广东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王广龄要全身而退。但是，事情并未如愿，王广龄在4月份的“海珠事变”中受伤而死，7月省长朱庆澜任命前清知县王顺存为厅长。1917年6月24日，魏邦平接任厅长，掌握广东和广州的警察大权达5年之久，直到1922年辞职，成为民国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警察厅长（公安局长）。1918年，广州市政公所成立。拆城筑路后，增设交通警察和马路派出所。1921年2月，广州市政厅成立。广东省会警察厅改为广州市公安局，隶属市政厅，警察主官仍然是魏邦平。局址迁回前清巡警道署附近的维新路（现起义路）。1922年2月14日，市长孙科任命吴飞（曾任魏邦平部参谋长）为副局长。3月2日魏辞职，吴任局长。局内设警务、司法、侦缉、消防4课及督察处。

从这个时期广州警察机构主官的经历可以看出，其主要是依附于执政当局。

最初的警察厅厅长邓瑶光，广东人，清代武弁出身。他善于敷衍因循，逢迎上官，并勾结豪绅。龙济光入粤后升邓瑶光为陆军少将，任宪兵司令，专门对付革命党。当时报纸报道，龙济光选择邓瑶光，就是因为他在“破获乱党机关”中出了大力。邓瑶光任警察厅长期间，军警经常搜捕革命党人。如1913年10月，“都督府据侦探密报，有乱党赖含坤、江月波等，密设机关于宝顺大街六十八号，当即密派警员，带同游击队往搜”。同一天，“济军段统领因据探报，特饬侦探多名，驰往旗满界内之官塘街杨宅，查搜伪币”。以上两次搜查，军警都一无所获，但把嫌疑人拘捕。当时，军警并没有严格的分工，只是根据军政长官的命令，执行镇压革命党人等任务。广州的戒严就是由军警联合实行的。如1913年11月，广州实行戒严，据报纸报道：

城厢内外加派军队梭巡，出入城门，遇有包袱及重大物件均要搜查。水面四江、四广兵轮一律调回，宝璧运船亦于是日午刻回省。入夜水面探海灯浑同白日，观音山之灯火朗若列星。斯时谣言四起，居民颇为恐慌。惟地方亦甚安靖，查从前乱党供出准期二十九起事，故当道不能不思患预防。水上警厅已往澳门，昨又飞电来省着调兵轮三艘往澳，邓警厅昨由港返省，现又忽搭车往港。

从以上报道，我们可以看到龙济光统治时期，警察和军队配合防范革命党起事，广州城一片恐怖的情景。邓瑶光还杀害了不少革命党人和无辜平民。1913年11月，警察以私带军火罪名逮捕了3名女子，后均处以死刑，其中一个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女。1915年底到1916年3月，仅三四个月时间，广州大北门外的一个刑场即“共计在此枪决犯人二千六百四十六名，其在别处枪毙多少，尚未在此数目”。虽然杀人的不仅是警察局，但逮捕、处决“犯人”过程中，警察毫无疑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报纸用《杀人如麻》为标题报道这则新闻，正是龙济光统治时期军警的真实写照。

其后，有几个短期的警察主官。如费尚志是满族人，曾任广州府知府。广东光复时，跟随两广总督张鸣岐弃职逃避。1913年，北京袁政府派张鸣岐为广西巡按使，被保荐充广西苍梧道；张鸣岐调任广东巡按使后，又保荐费尚志为警察厅长。费是清朝官僚，不谙警务，任职期内维持现状，毫无表现，任期很短即调任广东潮循道尹。王广龄，广东南海县人，日本警校毕业生。曾任清代广东巡警道课员，警察教练所教员，辛亥革命后曾充任督办，属政学系分子。他作为警察厅长仅任职一年，就在海珠会议的会场中被乱枪击毙。继任者凌鸿年，广东番禺人。清代武弁，日本警校毕业，充广东高等巡警学堂教员、区官。广东光复后，充任区署长、警察教练所所长、汕头警察局长。凌与王广龄有同学、同事的关系，王任厅长时充行政课长。王顺存，河南省人，清代知县，朱庆澜的亲信。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任命朱庆澜为广东省长，陆荣廷为广东督军，这时，王顺存奉朱庆澜命为警察厅长，并兼警务处长。

2．近代广州任职时间最长的警察主官魏邦平

魏邦平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警察主官，有必要专门介绍。

魏邦平别号丽堂，广东香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曾任清末军事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充任都督府高级武官、广东江防司令等职。龙济光踞粤时，排挤粤籍军官，魏被迫离粤。1915年魏邦平回粤投身护国军参与讨龙；朱庆澜任省长时，省会警察厅长王顺存是朱派人，朱庆澜卸职时王顺存跟着离职，朱庆澜离任时委任魏邦平为广东省会警察厅长兼广东全省警务处长，时为1917年6月24日。

稍后孙中山护法南下，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任大元帅。拥护他的武力只有部分海军及滇军，地盘只有广州的河南一隅之地。由于陈炳焜对粤籍官员极力排挤，粤省人士对陈炳焜普遍不满。李福林、魏邦平等地方派军人和大商人谭礼廷结合起来，劝说陆荣廷调走陈炳焜，改任莫荣新为广东督军，并推荐李福林为广州市政厅长。陆荣廷为缓和广东人士的反对情绪，改任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署理广东督军。莫荣新上台后，改变了过去陈炳焜一味排斥粤人的做法，拉拢利用地方派军人，孤立打击孙中山派势力。对警察厅长魏邦平不但予以保留，不削弱其实力，而且让他扩充势力。莫荣新又把在广东境内的部队，编为五个军，其第五军总司令为魏邦平，统辖三个团。由是，魏邦平就成为桂系统治广东的支持力量之一。魏邦平担心过分亲近桂系，会得罪粤省人士，接受部下建议，出一告示，在广州四处张贴，声称自己是无党无派的军人，以地方治安为重，希望得到地方人士的和衷共济，相互合作。魏邦平又派其堂叔魏幼洵通过谭礼廷同广州商会上层分子邹殿邦、冯少康、彭础立等联系，联络感情，取得了商会的支持。

孙中山苦于自己实力太小，想争取魏邦平为己用。魏表面敷衍，内心拒绝。他和孙中山时有来往，尤其和孙科、胡毅生等人交往更多，但他始终止于国民党之外。孙中山对于莫荣新政治上、经济上的掣肘（当时莫把持广东一切财政税收，大元帅府经济极为困难），早已甚为不满，尤其是莫枪杀他派下乡招兵扩军的一批党人之后，更是怒不可遏。1918年1月3日午夜他亲自督率同安、豫章两舰驶至中流砥柱，发炮轰击观音山莫荣新督军署，并事先派朱执信等人联络李福林、魏邦平及滇军方声涛部等，要他们届时举兵响应，消灭莫荣新的桂军。当大元帅府事先打电话到东山魏邦平家里，告知大元帅决定晚上炮击莫荣新，要魏协同行动时，魏虚为答应。电话过后，魏即吩咐其亲信杨其伟，今晚有什么事情，要守住秩序，按兵不动。同时他立刻把消息通知了莫荣新。当天夜里三四点钟的时候，听到轰隆轰隆打了十多炮之后，各方面都没动静，使孙中山的计划无从实现。

第一次护法失败后，孙中山愤而辞职赴沪。但此后两年多时间，孙中山没有同旧桂系完全决裂，依然挂着总裁的名义。在广州的一些军队将领、警察官员，也同上海的孙中山仍保持联系，孙中山对广州仍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在1920年援闽粤军回粤驱桂之役中，魏邦平受朱执信策动，响应粤军。其间同孙中山有文电往还。孙中山第二次护法期间，魏邦平仍继续担任军职兼广州警察主官。

1923年初，滇桂等军驱逐陈炯明出广州，孙中山回广州，继续信任魏邦平。1923年1月26日，沈鸿英策划“江防事变”，拘留了魏邦平，经孙中山努力说服杨希闵等人，魏邦平终于获释。后魏邦平被任命为西江讨贼军总司令兼西江戒严司令，于1923年7月率军讨伐沈鸿英，攻克梧州，受到孙中山的嘉奖。不过，魏邦平虽然赞同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且愿意领军作战，但不愿意跟随孙中山讨伐陈炯明，于8月辞去军职。他在香港接受某西方报纸记者采访时说：“我将西江桂人驱去，已尽责，故来港复为平民。我此次出山志在驱沈，非拒陈炯明，因不愿见广东人自杀。”可见魏邦平支持所谓“粤人治粤”的主张，其政治态度与孙中山若即若离。

二 魏邦平任职期间警政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由于警察主官轮番替换，多数警察主官没有什么作为。王顺存在任时间略长，曾经增加了第十三区警署、登记录用历届警校毕业生、新置各区署警察服装。而魏邦平担任省会警察厅长和省警务处长长达5年，在调整机构、制定法规法令和制度及增强警力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广州的警察在治理社会治安、维护交通等方面有一定的起色。其间，广州的警察实力有所增长。

1．调整机构

孙科在留美期间，主修市政管理，回国后意在都市行政管理上大展宏图。1918年在广州设立市政公所，开始制定一些措施，改善广州城市的管理。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政公所改为市政厅，孙科被委任为广州市政厅长。他上任后，认为原市政公所的工作任务只限于拆城开路，过于单纯，整体规划也欠周全。于是，孙科向上级建议另行建立新的制度，组织现代化都市市政系统，请授予全权创立新市制。受命之日，穷一夜之力起草《广州市暂行条例》57条。按照这个条例，市政首长改称市长，市政厅除设立秘书处外，原市政公所设的总务、工程、经界、登录四科改为公安、财政、工务、教育、卫生、公用六局。此外还设有审计室和参事室两个独立机构，把教育、公共设施、城市卫生、财政及治安等方面的规划和建设，也纳入市政厅的职权范围，希望借鉴西方理念建设新广州。《广州市暂行条例》的制定和广州市政厅的处理，标志着广州的城市管理、市政建设和规划有重大的飞跃。

至此，广东省会警察厅改为“广州市公安局”,“隶属于市政厅，掌理全市公安事项”。局址迁回前清巡警道署附近的维新路（现起义路）。公安局的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内设警务、司法、侦缉、消防4课及督察处。公安局设局长1人、副局长1人、交涉专员1人、课长4人、督察长2人。局长负责全局的工作，副局长辅助局长办理局内事务，交涉专员秉承局长指示办理本局交涉事务，课长负责本课事务，督察长办理警察考勤事务。公安局附设警察教练所、侦探养成所、惩戒场、济良所、孤儿教养院等。市区的警区划分依旧。

粤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称，1921年，公安局属市政厅管辖，警察区分为12个区和18个分区，配备警察4000人（其中2000人是武装警察），另外有一支500人的专门对付盗匪的宪兵队。警察学校定期培养240名毕业生。警察工资每月毫洋8元。还有水上警察厅，总管全省的水道，分为24个巡逻段，每段配备1～2艘炮艇。而据广州市政府公布的数字，1922年署长以下长警加上警察部门的录事、司事、司书、差遣、伙夫、工人（以上5项共691人）等共5076人，公安局从局长到工人共305人。

2．通过法规法令加强警务管理

当时，广州附近各乡，盗匪频繁出没。在未拆城前，尚有城门城墙的阻隔，郊外匪徒，不易进出。自拆城筑路后，四通八达，盗匪易进易出。新建的马路，建筑物零落，而马路路灯，因电力不足，材料缺乏，一时未能普遍装设。警察一人巡逻一段街道，晚间在接近郊外地区值勤，力量单弱，不但不能保证市民安全，警察自己处境亦甚危险。故于拆城筑路后，魏邦平接受北京警官学校毕业回粤之钟泽霖、陈智豪、曾传基等人的建议，利用拆城筑路所剩余的畸零地，建筑警察派出所。派出所一般设在马路的要冲地带，为一红色小屋，广阔为一两井，屋上筑小望楼，内部安装电话一具，办公桌一张，放置记事簿、考勤簿及文具等，设座椅一张。为了规范下属的警务，1921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公布了《公安局设置派出所暂行章程》，对派出所设置的地点、派出所的值勤办法以及派出所警察的选用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并颁布了《管理派出所暂行规则》，以规范对派出所的管理。派出所通过执行市政府的各项命令，维持治安和管理城市。如针对广州市“市内人民有任意鸣锣击鼓，结队游行马路藉作广告”，有碍公共安宁，市长孙科训令公安局予以取缔，规定市民游行要事先报告公安局核准。针对“旅店容留暗娼”，公安局把以往拿办之暗娼照片发到各个旅店悬挂，以便旅店拒绝暗娼投宿。暗娼从良后须将照片摘下。为防止从外地迁入广州的人当中有坏人混迹，市长孙科训令公安局，原有市民从甲区迁到乙区可以不加干预，但对市区以外迁来的住户，要公安局督促各区“严加查察，并取具保证，以分良歹而维治安”。

3．接收各县市警察权力

警务处原掌握全省的警察权，但实际上各县长常在所辖的警察机构中安置私人，作为搜刮民财的工具，警务处徒拥虚名，其权力不可能施行于各县。魏邦平为将警务处权力实施于各县，先于禺山路之关帝庙（现禺山市场）设立警员传习所，自兼所长，委司法课长陈凤翔兼教育长，考取学生数十名，一年毕业，派往各县任警官。曾有一次未通过东莞县长，径派督察员马展猷持警务处委任状赴石龙基础区署接任署长，遭东莞县长拒绝，魏即派警察游击队中队长洪威率一中队随同马展猷前往强行接任。又一次未通过顺德县长，径委督察员前往容奇接任警察区署长，也同样用武力接收。

4．初步创办交警

1918年，广州成立市政公所，拆城筑路，马路陆续开辟，交通日渐频繁，车辆肇事，势所难免，需要设交通指挥。因事属创举，当时警察尚未有这种学识经验，魏派督察员赴香港学习交通指挥两个月回来，挑选身体高大、动作灵敏的现役警察，施以短期训练后，分派各冲繁路口，负交通指挥之责。广州有相当长时期警察指挥交通时手持黑白相间的指挥棍（长度市尺二尺五寸），并采用车辆左行的英国式行车制，就是这时传下来的。

另外，为了解决警察的经费短缺问题，魏邦平采取征收特别警费的办法来解决。特别警费的主要来源是烟馆、赌馆。于是警方对赌、毒采取放任态度，成为赌、毒的保护伞。魏邦平还经常把警察扣押的开烟开赌、走私贩毒罚款等款项用来中饱私囊；并假手其妻和侄兄魏炳炎、亲信吴公侠，在长堤潮音街惠潮嘉会馆设栈给私枭寄放鸦片、私货，派兵一排，加以保护，从中抽取行水，搜刮了大量钱财。

魏邦平担任广州警察主官长达5年，在政治、军事斗争中也接受过孙中山的领导，并起过一定作用；但他也担任军职，受督军莫荣新、省长陈炯明直接节制。魏邦平分别任孙中山政府与军阀政权的警察主官，说明了当时军警不分的状况，但从警察权的角度，也有一定的延续性。

三 广州警察与民初广东军事、政治

1．广州警察的军事行动

魏邦平主持广州警察事务期间，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军警不分，主官本身即身兼军警两界的要职。朱庆澜卸任离职时，把所掌握的警卫军三营交魏邦平带领，任魏邦平为警卫军统领。魏邦平又把警察厅长原有的警察游击队一个总队（辖4个中队）加强训练，补足枪械（粤造六八口径步枪及猪笼式轻机枪），派他的亲信杨其伟（军校毕业生）为总队长。杨其伟拉了一批旧日北伐新军作骨干，扩充到几百人。魏邦平对这两支警察部队极为重视，当作自己的王牌军，训练十分认真。魏还把警察厅加以武装。当他接任警厅时，原来站岗警察有四五千名，大部分训练很差，装备又很窳陋，全部枪械不及警额的1/3。魏邦平上任后训练原来的站岗警察，分派军校毕业生数十名为警厅督察员兼训练员，常驻各警察单位，专负训练警察之责，频施实弹射击等军事演习，分期亲自检阅，使之成为有战斗力的队伍。并且，魏邦平向督军府具领部队不合用的械弹（如毛瑟、村田、“万里霞”步枪）加以修理，充实警察火器，做到一警一枪，警察的装备得到了改善。经过训练和改装，警察部队增强了军事战斗力。魏邦平利用这些警察部队打了几次仗。最有名的是参加讨龙之役和驱莫（荣新）之役。

1917年11月8日，北京政府为了对付广州的护法军政府，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12月22日，龙济光率所部渡海向广东的高州、雷州、阳江、阳春等地进攻。由于护法军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粤东，准备征闽，龙军乃得长驱直入，连陷南路、两阳（阳江、阳春）等地，进逼恩平、开平，广州震动。护法军政府遂任命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李根源、林虎、魏邦平、刘志陆分任讨龙军军长，由魏邦平打先锋，并由海军配合，向龙济光反击。魏邦平部队的基本力量就是原来的警卫军和警察游击队，约3000人。魏邦平率领这支部队攻打阳江、电白、化州等地。在电白一役中，讨龙军一举打垮了龙济光的主力李嘉品部。是役中，魏邦平的警察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支警察游击队的战斗力，后来的报纸有评论如下：“警察游击队向称骁勇善战，前者讨龙之役，魏邦平曾率同赴高雷两阳，屡战必胜，敌人号为黑衣兵而不敢近。”

1920年9月，魏邦平又率领这支警察部队参加驱逐莫荣新之役。桂系在割据广东的几年中，给广东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引起广东人民的反抗。1920年8月，粤军回师讨伐桂系的战斗打响后，在广东全省范围内立即掀起了从军到民、从正规部队到民军、从东到西、从前方到后方的一个席卷全省城乡的反桂斗争。在这个斗争的推动下，原桂系旗号下的粤籍将领魏邦平和李福林，也倒戈反对桂系军阀。魏邦平将他所属的警察编为若干大队，由当时训练武装警察的训练员分任中、小队长，并选派有军事学识的警察区署长、分署长林子斌、孙承洽等为大队长，集中于河南。另外一些尚未有枪支的警官和警察，仍留守原机关，负责侦查桂军军事动态和稳定市面等工作。9月26日，魏邦平和李福林在广州河南宣布独立，表示脱离桂系，要与讨桂的粤军一致行动。27日，魏邦平致电孙中山，表示要率所部陆军和舰队，“陈师珠江，集中鹅潭，占领中流砥柱及车歪炮台各要隘，与福军一致行动”。孙中山立即复电表示嘉勉。同时告诉魏：“莫贼尚有要求，缓兵待救，我宜急击勿失。盖为我粤安全及大局计，俱不能容此丑类，以遗后患。”同一天，魏邦平和李福林致函广东督军莫荣新，敦促他“解除兵权，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率师回桂，俾息兵祸”。随后，魏、李所部进军三水，全部控制广三路沿线，切断桂军由西江经三水至广州的补给线，给予桂军沉重的打击。在广州，“武装警察渡河而南，组织警备队，与军队协同动作，保障治安，卒使敌军出走”。10月29日，孙中山的军队收复广州，魏邦平立即将警察部队从广州河南调过来维持广州市的秩序。

魏邦平、李福林的倒戈对讨桂战争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据粤海关情报报告：“自从魏邦平与李福林宣布自主以来，在惠州的桂军屡吃败仗。”由此可见魏邦平率领的广州警察部队在讨桂战争中立了一定的功劳。

这支由魏邦平建立的、颇有战斗力的警察游击队，一度在1923年1月26日的江防会议事变中被桂军沈鸿英部缴械。这次被缴械的有警察游击队第四中队全部，第三、第五两小队。1923年3月，吴铁城当广州市公安局长后，发还了枪械，恢复了各队。

2．广州警察与五四运动

在桂系统治广东期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出自封建军事专政的本能和需要，桂系军阀与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遥相呼应，对五四运动采取了镇压措施。在镇压广东的五四运动的过程中，在依附于桂系军阀的警察厅长魏邦平的控制下，广州警察充当了刽子手和打手。

1919年5月31日，广东督军莫荣新、省长翟汪、警察厅厅长魏邦平联合发布了镇压五四运动的四份布告、通电：《督军、省长布告》《省长公署布告》《警察厅长布告》《督军莫、省长翟致各镇守使、道尹、督办、总办电》。这四份布告、通电，称广东的五四运动为“聚有多数匪徒，借端滋扰，实属妨害社会康宁”；是“乱民扰乱秩序”,“结队连群，为法外之举动”。还说群众是“不法棍徒竟至借端纠众夺掠毁物，扰害商民”,“损害他人身体及物件”；命令各地文武预先防范、严行“禁止”，认真“弹压”“查禁”,“严拿尽法惩办”。桂系军阀和魏邦平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桂系军阀在广州地区破坏、镇压五四运动的过程中，有两次特别严重。

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地区群情激愤，纷纷起来响应、支援，学生表现得尤为激烈。广州各界曾多次向军政府、督军署、省署请愿，一再要求下令声讨卖国贼、坚决废除一切卖国的中日密约。为桂系所控制的军政府，或者不作明确答复，或者置之不理。这就更加激起了群众的义愤，7月11日，广州全城罢市。当天，广州警察厅立即发出禁止罢市的布告，声称“如敢有意违抗，因此乱及治安，……惟有查明首从，分别拘拿，依法严惩”，对群众进行恫吓。但群众并没有被吓倒。13日，广九、广三、粤汉三铁路的工人，电灯局和各机器厂的工人相继举行罢工。工商学界数千人前往省议会请愿。督军莫荣新、警察厅长魏邦平竟派军警数百人前往镇压，强迫解散请愿的群众。当群众拒绝解散时，军警即开枪，打伤数十人，并拘捕学生50余人。15日，各界数千人在东园召开国民大会，表示抗议，又遭到军警的殴打，并被捕去多人。16日，群众纷纷上街讲演，又被拘捕300多人。在讲演时，广东学生联合会发行的刊物——《雪耻报仇》被军警全部收缴和销毁。这样的行为，使群众的情绪更为高涨，纷纷发表通电，向全国揭露桂系军阀的严重罪行。广东国民大会发出的通电指出：“不意护法省份，所有段祺瑞不敢为、不忍为者，一一出以桂系军人而不顾。粤民今日，惟有痛心疾首，以待全国人民之公断。”孙中山发出急电给广东军政府，指出：“闻警厅因国民大会拘捕工、学界代表，将加以殊刑。……我粤为护法政府所在之地，岂宜有此等举动？”“不惟为粤人之所公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群众。广州国会议员几十人也提出书面质问，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群众的坚决斗争下，桂系军阀才被迫释放了所有被捕者。

1919年11月8日，广州市各校学生在东园为在抵制日货游行时死难的学生举行追悼会，会后游行至长堤先施公司门前，公司方面与魏邦平指使的警察结合，向游行队伍的学生乱撞乱刺，甚至开枪射击，打伤学生数十人，事后禁闭学生200多人，逮捕学生领袖张殿邦等11人。直接参与镇压的警察厅游击总队队长杨其伟后来记述如下。

先施公司是广州三大公司之一，以推销日货出名，所以当广州学生响应“五四”运动及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就是被注意的重点公司，和大新、真光公司，被称为“三大亡国公司”。先施公司经理马应彪呈准警察厅派十二名警察驻守保护。大约是十月间，一次学生示威游行，包围了先施公司，警察加以干涉，引起冲突，学生缴了部分警察的枪。我闻报后，即派三百名警察把进入先施公司的学生包围起来，关住内外铁门，把学生从天台赶到地下层禁闭起来。我住在东亚酒店指挥，要学生派代表来见我，并交还枪支，他们不肯派人来。学生被困了三天三夜，不肯屈服，没东西吃，刚好是时是中秋节，楼下摆了很多月饼，他们就吃月饼、罐头，渴了就喝汽水。这事件发生后，轰动了整个社会，先施公司街口，聚集了一二万人观看，我下令开水龙驱散群众。国民党人散发传单，大骂魏邦平和我，不少报纸也抨击我们。后来我们只好在被困学生中抓了十七名绑起来解到警察厅审讯，其余释放，进行搜身，拿回了十二支长枪及十支短枪。这十七名学生解到南石头惩戒场关禁起来，过了一些时候才予以释放。

殴打、禁闭学生的暴行发生后，各界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从11月9日起，广州国会粤籍议员、广东学生联合会、广东省议会议员25人公开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广州各校学生数千人和各校校长、教职员代表，分别前往军政府、督军署、省署请愿，提出惩凶等正义要求。广州国会众议院召开会议，200余名议员以压倒多数通过查办魏邦平案。广州中等以上各校学生举行罢课，发表宣言，声明“学生罢课，以依法惩办魏邦平为目的。魏邦平一日不办，学生一日不息”。罢课期间，学生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及讲演宣传，向当局进行了十多次请愿。最后，护理省长张锦芳出面做出保证，“愿以文书表明依法办理”，各学校才于12月15日复课。在这样坚决斗争的情况下，魏邦平才被迫释放了张殿邦等被捕群众。

当广州警察殴打和拘捕学生的暴行发生后，广州的10多家报纸都据实进行了报道，触怒了桂系头目和魏邦平。12月12日，警察厅派出警察搜查了《国民报》和《大同报》两个报馆，并拘捕了《国民报》的主笔等5人。13日，广东报界公会致函广州军政府、督军和省长，要求他们下令警察厅释放被捕人员；同时公会还急电全国各有关方面，请求给予声援。魏邦平在桂系军阀的指使下，反而强加给《国民报》以“造谣惑众”的罪名，不仅封闭该报，还将该报主笔解往督军署审讯。更为严重的是，魏邦平当晚再次出动警察，搜查《羊城报》《天游报》《国华报》《总商会报》《岭海报》《天趣报》《共和报》《中原报》《快报》《粤报》等10家报馆，又拘捕了主笔、记者25人与《粤报》20多名印刷工人。

魏邦平的暴行引起了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怒。广州国会的粤籍议员、省议会的议员、总商会的董事和各校教职员，准备15日于东园国会议员俱乐部召开大会，商议解决办法。魏邦平却变本加厉，竟然出动警察，断绝交通，禁止开会。桂系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的公愤。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报界联合会，以及各地的群众团体，纷纷发出通电，一致声讨魏邦平的种种罪行，要求释放报社被捕人员并惩办魏邦平。最后，桂系军阀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