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亚洲文学与女性：面纱、陪葬以及殉节

近代女性文学在西欧的情况和在非西欧（尤其亚洲）的情况也迥然不同。反殖民主义倾向与女性解放的价值追求，在亚洲女性文学中并不矛盾。在西欧，国民国家的建设与男权秩序的确立在同一条线上进行。因此，女性文学必然对其采取否定态度。国民国家对女性的压制，自然而然导致了承受近代家长制桎梏的女性对国民国家的批判态度。由此看来，欧洲的诸多殖民主义者在亚洲进行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女性解放为文明教化的重要内容被加以宣传，可谓顺其自然。

但是，亚洲的情况跟欧洲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印度的陪葬制度。众所周知，印度的陪葬制度在欧洲的殖民主义和印度民族主义相互碰撞时，给印度女性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惑和矛盾。印度的陪葬制度是丈夫死亡后遗孀也随其夫君一同火化的古老传统。这一陋习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印度之前，在印度社会无可非议地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据很多知情者所见，因陪葬并不是被迫而是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在印度社会，并不存在明显的抵触情绪。但是，自英国人来到印度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野蛮的行径，并主张废除这一陋习。随之而来的是印度内部对陪葬制度的是非论争。

在英国人主张废除陪葬制度之前，曾接触过印度教风俗之外的其他文明圈的人们，也对这一非人性的陋习持有强烈的否定态度。占领印度北部地区的穆斯林目睹了陪葬过程后都吓得目瞪口呆。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废除这个制度。因为他们尊重当地的传统，并不想侵犯当地人的习俗。或许有人说，那是因为穆斯林本身就有非常根深蒂固的家长制习俗，所以，并没有深刻地感触到陪葬所具有的非人性的一面。其实，这是缺乏根据的片面之词。曾旅行过印度地区的14世纪摩洛哥穆斯林学者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在见识过陪葬制度后，留下了如下一段宝贵的文字。

过几天，我到了一座叫阿姆扎里的城市。该城市的居民大多数是异教徒，但从辛德地区的萨米尔来的阿米尔，却是少有的穆斯林。附近有一帮谋反的异教徒，因他们经常杀人越货，阿米尔组织了一场对他们的讨伐。参加讨伐的不仅有穆斯林，还有不少异教徒。经过激烈的战斗，异教徒中有七名战士不幸阵亡。其中，三个人的遗孀决心要焚身陪葬。丈夫死亡后，其妻子殉节是自愿的，并不是非做不可。但是，如果一个女人殉节陪葬的话，她的家人觉得非常体面，她本人也会得到“守节死义”的名声。没有殉节的女人要穿上褴褛不堪的衣服，回到娘家遭一辈子的白眼。不过，这种殉节绝不会强加于人。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阵亡战士遗孀，从决心焚身陪葬开始，连续三天吃喝玩乐，周边的妇女都来陪伴她们。第四天清晨，每个女人骑乘一匹好马，开始上路。她们身穿盛装、洒满香水，右手把玩佛面核桃，左手拿把镜子不断照看。婆罗门簇拥在身边，亲朋结伴而行，前面还有乐队敲锣打鼓给她们开道。异教徒们纷纷拜托她们，请代给已故的父母兄弟或亲朋好友问好。“好的，好的……”她们也一一作答。我和伙伴们为了把陪葬过程一睹为快，骑马跟在了后面。跟着她们走了约三英里路，所到之处草木遮天，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森林里有四座圆形屋顶的神庙，庙里伫立着石像，神庙之间设有水槽。因为草木遮天，连一缕阳光也照射不进来。犹如地狱般恐怖的气氛中，我们只能祷告真主阿拉保佑我们平安离开这个地方。遗孀们来到神庙前，下马后泡进水槽里净身。她们把身上的衣服首饰当作礼物捐献出来。每个人用粗棉布缠住腰板，还盖住头部和肩膀。火堆早在水槽边燃烧起来了。往火堆里倒了芝麻油，火势就更加旺盛起来。约十五名的壮汉抱着细柴火守候在旁，另有十名左右的壮汉手持粗柴火等待使唤。乐队等待着遗孀们的到来。几个男人一同用硕大的布匹围住了火堆，为的是减轻她们的恐惧感。据我亲眼所见，有一个遗孀走到他们跟前，伸手拽出了布匹，笑着说：“你们居然拿火焰威胁我！我可知道那火可以烧死人！”。说罢，便把双手合掌在头顶，对火表示敬意，毅然决然地跳进了火堆。随即乐声奏起，一伙男人不断把细柴火扔进火堆里，另一伙则把手里的粗柴火压在那个女人的身上，似乎是为了不让她挣扎。周遭顿时一片哗然。目睹此景的我惊吓不已，要不是身边的朋友把住，差点从马鞍上翻滚下来。朋友们用凉水泼我的脸，我才清醒过来，惊慌失措地离开了现场。

伊本·巴图塔差点从马背上翻落，足以让人想象陪葬制度对当时的穆斯林来说，是多么强烈的精神冲击。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当时统治印度的穆斯林，并不是未觉察到陪葬制度的非人性。他们不想横加干涉异地文化，只是想以最大限度的忍让，去尊重当地文化。事实上，英国人宣布废除陪葬制度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以同样的理由抨击了英国殖民政府。1829年，时任印度总督的威廉·本廷克发表法令废除该制度时，加尔各答的民众立即表示强烈抗议，并把殖民主义者的蛮横与穆斯林相比较，说出了如下的一番言论。

别说是印度的第一批征服者，就连莫卧儿（Mughul）帝国，宁可把他们的信仰强加给印度人，也不愿意干涉陪葬风俗。

1892年，英国殖民主义者颁布废除令以后，印度的家长制男人们，立即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主张这是印度古老的风俗，因此，对它的否定就是对印度的污蔑。换言之，对印度女性的神圣抉择进行批判，便是与殖民主义者狼狈为奸。

乍看印度民族主义者的主张，似乎跟当时英国的主张一样，民族主义压迫女性的观点很有普遍性。因为对当时的印度妇女来说，公然拥护陪葬制度的印度男性民族主义者，都是家长制压迫的典型。

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从反对陪葬的印度妇女的立场来看，家长制的民族主义者固然是个需要克服的障碍，但英国殖民主义者也同样是来者不善，因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就是抹杀印度文化主体性的罪魁祸首。所以，克服陪葬制度和抵御殖民主义的历史课题，一同担负在了印度妇女的肩上。选择其一，她们要么就是殖民主义的合作者，要么就是家长制压迫的拥戴者。如果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前，印度内部掀起了废除陪葬的浪潮，也就不会如此尴尬。所以，民族主义压迫妇女的观点，在印度只能是从某一个侧面反映问题，却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民族主义压迫妇女的观点，在日本和朝鲜的关系问题上，同样暴露了其片面性。在日本实行殖民统治之前，象征妇女压迫的寡妇改嫁禁令，早已在朝鲜废除。1894年甲午改革和东学农民运动，促成了寡妇改嫁禁令的废除。这一举措的实施，可以归功于甲午改革初期的军国机务处，所以，也可以看做是开化派的功劳。但是，当时农民运动的要求也不容忽视。正如慎镛厦教授所指出，如果农民运动失败后，没有改革派及时登场，就有可能由封建两班阶层和闵妃集团把持朝政，将之前所有的身份改革案化为乌有，其中当然包括寡妇改嫁禁令的废除。因此可以肯定，寡妇改嫁禁令的废除，并非在日本的压力和干涉下进行，而是在朝鲜国内相关阶级的互助下自主完成。

到了19世纪末，寡妇改嫁禁令的废除能够自主地完成并付诸实施，还要归功于18世纪实学派的改革要求。朴趾源通过他的《烈女咸阳朴氏传》，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寡妇改嫁禁令的非人道性。写就这篇小说时，作者认为不是寡妇不能改嫁，而是随其已故的丈夫同归黄泉，才是问题的深刻性所在。寡妇不改嫁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所以不可能给每个守寡妇人矗立贞节牌坊。在这样的世道里，为了被世人抬举为贞洁烈女，那些寡妇们只能追随其死亡的丈夫撒手人寰。目睹了这种怪现象的朴趾源，大声疾呼妇女守寡是何等的艰难，助长这种风气又是何等的不该。换句话说，且莫谈陪丈夫死亡，就连守寡也是非常压抑和痛苦的，所以应该尽早废除寡妇改嫁禁令。可以看出，18世纪的朴趾源所提出的这些主张，也是那个时期力求改革的其他仁人志士所共鸣的见解。

从谋求改革的历史来看，1894年的寡妇改嫁禁令的废除，是彻底的自主性改革。因此，日本虽然在1905年强迫朝鲜划归为自己的“保护国”，但未能提出所谓文明开化名义上的女性解放口号。假如日本在朝鲜正式实施殖民主义政策时，朝鲜内部没有一点改革迹象的话，那么废除寡妇改嫁禁令等改革内容，很可能将成为日本殖民化朝鲜的合理名分。因为没有哪一个名分能够取代它，成为开化朝鲜的有力借口，正如英国以陪葬制度的废除为重要筹码去宣扬印度的开化（实质为殖民化）。当然，当时日本国内女性权益的不容乐观，使得殖民主义者没能公然宣扬妇女解放，也是一个重要参照因素。

所以，朝鲜国内没有出现民族主义者为了传统和主体性，不惜把妇女当成筹码的举措。就是说，面对殖民主义的日益扩张，视女性为传统象征的看法，并没有在朝鲜出现。因此，民族主义压迫妇女的主张，在朝鲜没有市场。与此相反，朝鲜的妇女解放更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妇女们面对殖民总督府和朝鲜男性的双重欺压，为取得自身的解放而不断探索了出路。后来，随着妇女解放的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她们也同时考虑了妇女问题和民族问题，并为了寻找最佳解决方案而积极奋斗。

在全世界范围内，韩国的上述情况可谓非常特殊。这可以与阿拉伯的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进行思考。在阿拉伯，妇女头戴面纱的传统在西欧殖民主义的扩张面前，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西欧的帝国主义者统治阿拉伯伊始，就自以为是地宣布，他们是帮助阿拉伯进行文明开化。其中之一，便是把阿拉伯妇女们从面纱中解放出来。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们则认为，为了抵御西欧帝国主义的入侵，妇女们必须佩戴面纱，而且这才是从西欧的颓废侵蚀中保护妇女的良方。在两个针锋相对的主张面前，阿拉伯的妇女们陷入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这样的情况自阿拉伯摆脱西欧的殖民统治以来，迎来了新的局面。之前，很想摘掉面纱的大多数妇女们，恐怕得到跟帝国主义妥协的骂名而蹑手蹑脚。而如今，在阿拉伯国家接二连三独立的大好形势下，没必要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了。因此，她们纷纷摘掉面纱，开始了自由的新生活，整个社会氛围也对此举表现出了包容的姿态。

但是，好景不长。那些独立国家励精图治要完成的近代化，却最终导致了独裁，滋生了腐败，对此开出的药方偏偏是伊斯兰主义，面纱问题也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全社会的一个悬案。伊斯兰主义的信奉者们认为，所谓西欧的近代化，给他们带来的只是腐败和颓废，伊斯兰主义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妙方，妇女们自然要重新戴上面纱。今天的阿拉伯妇女们，又要面对曾经困扰过她们的旧问题。特别是美国对阿拉伯国家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主张就获得了更加强大的说服力。甚至，佩戴面纱与否，跟一个人反美或亲美的立场直接挂上了钩。对美国支持下的以色列占领地区来说，这种问题显得更加尖锐。这时，巴勒斯坦的女作家萨哈尔·哈利法的创作，就非常值得重视。她既批判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帝国主义，又对伊斯兰传统主义所具有的家长制压迫进行毫不客气的抨击。这也是现如今大部分阿拉伯女作家们的共同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多亚洲殖民地国家纷纷争取了独立。与之相比，巴勒斯坦未能真正摆脱殖民主义的阴影，也没有实现国家的自主独立。在家长制传统仍有很大市场的巴勒斯坦，以女性的身份进行创作的萨哈尔和她的文学世界，正好揭示了亚洲现代文学的不均衡性。人们在萨哈尔的作品中感到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作家的女权主义者身份与对民族问题的执着追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因为，女权主义者通常对民族解放运动持有批判的态度。欧美的帝国主义为了粉饰殖民主义，曾经不遗余力地宣称，解放家长制传统下呻吟的亚洲女性是他们不可推卸的“文明化”责任。因为本国长时间维持的家长制传统绊住了双脚，日本在占领包括韩国在内的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时，未能公然宣称从传统社会解放妇女。与其对比的是，欧洲殖民主义宣称的女性解放的“文明化”口号，在他们治下的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亚洲殖民地，产生了莫大的破坏力。该地区的女权主义者，对民族解放抱有困惑甚至反感，也在情理之中。这是因为，要坚持女权主义，就是跟殖民主义妥协；要对抗殖民主义，就得放弃或保留女性解放。法国殖民主义者也曾宣称，从伊斯兰传统中解放阿尔及利亚妇女，是他们在阿尔及利亚必须完成的重要使命。为了让这些谬论不攻自破，弗朗兹·法农（Frantz Omar Fanon）曾积极评价阿尔及利亚妇女身着伊斯兰服装进行抗争的事实（虽然法农的女性观有一定的论争余地），也不得不跟这些矛盾和困惑联系起来考虑。正因为如此，在曾沦落为欧洲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女权主义者对民族解放抱有相当大的否定态度。同时，对国民国家的建设，也持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如国民主义等民族解放运动，在为了抵抗帝国主义而发动群众之时，往往会淡化国家内部的现实差距。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就很容易被看做是弱化和分裂国民抗争，转而与殖民主义为虎作伥。这种思维惯性经历了殖民时代也没有止步，而在以后的国民国家建设过程中反复出现。它不仅在受过欧洲殖民统治的国家，还在日本统治下的亚洲国家，表露的非常明显。经历过殖民化的地区和国家，它们的女权主义者往往会对国民国家的建设拥有批判性视角。而巴勒斯坦的女权主义作家萨哈尔，对女权与民族解放两者兼顾的创作态度，值得人们深思。今天，对民族问题或者殖民主义压迫漠不关心，反而把妇女问题从社会层面上剥离出来的女权主义作家们，更需要进行一番新的思考。笔者曾经拜读了萨哈尔的两部英文版长篇小说《仙人掌》（Wild Thorns, 1976）和《遗产》（The Inheritance, 1997），从中确实能够感受得到萨哈尔的与众不同。

《仙人掌》是描写一批青年男女对以色列进行抵抗运动的小说。这部作品中最值得重视的部分是对左派的深刻批判。巴勒斯坦的左派们主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工人，处于同样的境地，所以对以色列进行抵抗，只不过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简单发泄。他们认为，更为迫切的是组织一个对付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的国际大联合。作品的主人公一开始对这些主张表示首肯，但后来发现以色列积极保护本国工人的事实后，对上述观点持有怀疑。她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资本家或许没什么分别，但两国工人的处境却不尽相同。那是因为，回避殖民地现实的任何主张，都不过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纸上谈兵。上述情况，在她的另一部作品《遗产》中也有所体现。抵抗势力的腐败和无能，导致了人们对未来的一筹莫展，以色列也变本加厉地推动着巴勒斯坦的殖民化。作品描写了在这种氛围中度日的一群巴勒斯坦妇女。萨哈尔认为，虽然法塔赫宣称奥斯陆协议是和平的起点，但协议代表们的腐败无能以及对权力地位的痴迷，使得巴勒斯坦中了以色列和美国所设的圈套。通过作品，萨哈尔深刻地揭示了未能真正克服殖民化的社会所面临的失望与郁闷。可以说，这也是作者对殖民地的民族问题，进行一番认真思考的结果。

萨哈尔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实在是不容乐观。美国支持下以色列的殖民化占领，以及与之相抗衡而得到一定支持的宗教激进主义，让她的未来世界越来越遥不可及。美国及以色列为了强化殖民主义，让巴勒斯坦的独立越来越渺茫，这也直接导致了国民自律性的发展。宗教激进主义虽然具有一定的大众性，但其根基是强大的家长制传统，所以自然而然地压迫着妇女独立意识的伸展。加上奥斯陆会谈以后，巴勒斯坦内部的合理化民主主义失去了不少力量，超越上述障碍就越发困难了。这种困境或许让萨哈尔的写作更加痛苦，但对饱经沧桑的作家来说，这又会是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的阶梯，同时也是亚洲文学发展的未来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