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亚洲文学的反殖民主义抵抗主体

大部分的殖民地亚洲国家，走上了与西欧不同的发展道路。在西欧，自始至终由资产阶级主导了近代化。封建贵族阶级的压迫，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到了19世纪，这些反抗的成果，即资本主义体制，在整个欧洲得到了巩固。自此，资产阶级对自我解放的成果非常满足，把各种社会矛盾放置于一旁不顾，更热衷于对自身问题的辩解。对此感到强烈不满的是新兴的无产阶级。他们在社会主义新思想的指导下，要对资产阶级的近代体制进行破旧立新。这就是西欧近代化的前后过程。

但是，殖民地亚洲的情况，相对要复杂一些。亚洲国家不像西欧那样自主地进行了近代化，而是在外部力量的驱使下，被迫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因此，它具有与西欧截然不同的特点。

最明显的特点是没能形成资产阶级的统一。编入西欧近代化队伍的亚洲国家，不管自愿与否，都得接受资本主义体制。如不就范，西欧就用刀枪相威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来敲开大门。因此，将其拒之门外，也是相当困难。不过，在亚洲近代化的过程中，各国资产阶级面对自身命运的抉择时却分道扬镳，难以合为一体。一股力量认为，要尽快完成像殖民宗主国一样的近代化，才能实现民富国强的理想。在这一过程中，跟殖民主义者的妥协与合作，需要得到宽容和理解。他们不惜自己落得卖国求荣的骂名，宁可经历风险，也要实现近代化，最终把国家建设成为丰饶富庶的社会。如果其他人主张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并指责他们是背叛者，他们就反唇相讥对方是不了解近代的守旧派或者是国粹主义者。更有甚者，说对方是不顾民众的安危，只顾自己大义名分的观念主义者。这些人群，我们可称作国民主义者。另一股力量则主张对抗殖民主义，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建设西欧样式的国民国家。他们认为，跟殖民主义勾搭连环，绝不能实现祖国的近代化，所以要组织有效的抵抗。他们经常非难国民主义者为卖国求荣之辈，这种态度亦可称作民族主义者。熟知西欧近代化，并且想在亚洲将它如法炮制的人们，很难分辨出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同。因为单凭英语的nationalism，就很难解释其内部存在的各种差异。nationalism来源于自主完成近代化的国家，所以在外部力量的驱使下编入近代的国家，很难说明其实质。在西欧国家，nationalism倒可一语道破很多问题，但在亚洲国家却不尽然。它只能理解为将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融为一体的复合概念。

在亚洲国家，资产阶级分为国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后果是，他们所应该完成的历史课题很难得到充分的解决。在殖民地现实下，拧成一股绳也未必能够充分完成历史使命，何况是分道扬镳、各自为政。这就决定了殖民地亚洲国家的近代化与西欧的近代化，带有明显的差异性。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共同运转之下，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也是大势所趋。无产阶级自认清自身的处境开始，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是解决自身矛盾的最佳选择。在殖民地社会，无产阶级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的nationalism与无产资阶国际主义之间，形成针锋相对的斗争格局。在大部分殖民地亚洲国家，共同出现上述情况，并不是偶然现象。

但是，在亚洲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却相当地单薄。编入近代资本主义以后，本国的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未能得到充足的发展。虽然各国稍有不同，但亚洲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开始盲目相信了自己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经历了几番刻骨铭心的教训后，逐渐懂得并认可了自身的弱点。

殖民地亚洲的资产阶级nationalism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步以联盟代替了敌视。与国民主义者不与无产阶级形成同盟相比，民族主义者为了拉拢民众，无论如何都得跟无产阶级达成联合，并积极参与其中。资产阶级中倾向于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人和无产阶级中认识到自我力量微弱的人们，形成联盟也是客观事实。在旁人看来，有时这根链条过于松垮而似乎是各谋其政，但有时牢固得像一道铜墙铁壁。在这样的拉锯式关系中，亚洲殖民地国家的反殖民主义抵抗运动也蔚然成风。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都起到了非常坚实的纽带作用。有时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有时是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轮番担负了重要的责任。当然，比较成长速度来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往往站在了联盟的中心位置。这是亚洲国家所共有的现象。

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亚洲近代抵抗主体的典型一面。他被荷兰等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指定为民族主义者；又因为对印尼民众的依赖，时而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多面形象，才是亚洲近代抵抗主体的真面目。普拉姆迪亚的“布鲁岛四部曲”，显得尤为重要，是因为它正好反映了作者心中的苦闷和倾向性。

印尼的反殖民主义，先行一步于民族主义。16世纪，荷兰入侵以后，印尼国内虽然有过一些反殖民主义的抵抗运动，但称其为民族主义，难免有些牵强。正式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反对殖民主义，始于20世纪以后。在印尼，基于国民国家形成民族主义，是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真正起到抵抗运动的火车头作用，也是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这时候代替爪哇语等各地方言，马来语被指定为印尼语，同时对外宣称了主体性的印尼人以及印度尼西亚国民国家已经诞生。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被日本占领的印尼国内，民族主义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印尼民族主义者恰当地利用了日本占领政府宣称的“为了亚洲人的亚洲”口号。有时跟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有时却保持适当的距离，印尼人展开了“同床异梦”的战略战术。特别是积极利用日本人鼓动的使用印尼语政策，强化和巩固了民族意识。

日本败走以后，印尼跟卷土重来的荷兰再次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正式独立，但所面临的情况，跟以前却大不相同。他们要自主地组建政府并运行国家政权。虽然大国列强在暗中仍然作祟，但跟殖民地时代不一样，他们必须得独自去谋取发展。尤其是采纳形形色色的主体意见去运营民主国家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反殖民斗士苏加诺亲手缔造了以民众为主体的印尼社会，同时适当地牵制了美国等列强不时提出的各项要求。他能够把国家资源集中利用于民生事业，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腐败。但是，1965年苏哈托发动的军事政变导致200多万民众被国家暴力迫害而死的事件爆发后，国家主义也乘机悄然抬头。国家政权与国计民生背道而驰，把资源大肆卖给外国，以此取得暴利的腐败官员大行其道，民众的生活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对国家主义所施行的暴政深有体会，并对它进行彻底批判的人，就是印尼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1965年，苏哈托篡权后，他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锒铛入狱，从1969年到1979年，他在布鲁岛监狱服刑。在狱中，普拉姆迪亚深刻思考的问题是，在独立后的印尼，为何轻易地出现了国家暴力。虽然如此，他并不盲目地批判国民国家本身。诚如印尼的历史告诉他的，在国民国家被视为普遍国家形态的近代以后的世界里，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之下，建立一个国民国家是何等艰难。他也明白，这一过程又是印尼人自立自强、走向成熟的过程，所以，他并不同意把国民国家和近代暴力等而视之的简单逻辑。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在国民国家，民众不能当家做主，而是少数掌权者我行我素，随其腐败蔓延、暴力横行，甚至民主主义遭到任意践踏？正因为如此，普拉姆迪亚对苏加诺当政时期，给予了高度评价。哪怕是苏加诺因印尼华人问题而自陷囹圄，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的时间。同时，他对苏哈托篡权以后200万民众死于非命以及其后腐败黑暗的政府凌驾于民众头上的时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集中反映这种批判性视角的作品，便是著名的“布鲁岛四部曲”。

自1965年10月入狱以后，普拉姆迪亚在牢房内给狱友讲故事，并以此为蓝本，编织了小说的提纲。到了1973年，监狱当局允许了狱内创作，他就凭借记忆，通过两年的奋笔疾书，于1975年完成了“布鲁岛四部曲”。作品以苏哈托政变为背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探寻了暴力产生的渊源。据普拉姆迪亚分析，长时间的殖民统治，让人们学会了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对包括国家政权在内的任何强权，不进行任何抵抗。最终，以自我肯定和自建自律为基础的民主主义却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在印尼国内民族主义产生并发展的时期，即从1900年代到1920年代为时代背景的该作品，记录的就是抵抗与顺从不断更迭的那一段历史。作品强调，在卑躬屈膝占据着生存法则的第一条时，克服其弊端的唯一方法便是对任何一个客观对象采取自强不息的态度。在创作中，普拉姆迪亚称之为Javaism的人生态度，即以顺从强者的立场为切入点，亦是个好方法。但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与之相反的、通过抵抗来取得尊严的意识为着眼点，进行了艺术探讨。依作者之见，抵抗的削弱和服从的强化，在国家取得独立以后，很可能成为国家主义肆意横行的土壤。

作品中的两个人物，即两个印尼“土著”青年明凯和温托索罗，是不断克服荷兰殖民主义者散布的殖民化思想障碍，最终找到自我尊严的典型。但两个人的抵抗路径不尽相同。

祖祖辈辈居住在爪哇的明凯，是没有一点混血成分的印尼人。当他进入“纯欧洲血统”或“混血儿”居多的学校学习欧洲近代学问、体会自由平等思想之时，他目睹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对印尼人的蔑视和欺压。他学会自强自尊的地方，恰恰是欧洲人教欧洲学问的学府。如果他不去入学的话，很有可能像他的父亲那样，成为一名在欧洲殖民主义者面前唯唯诺诺的地方绅士。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这所学校的明凯面前，敞开着一扇通往荣华富贵的大门，他却偏偏选择了抵抗之路（殖民主义学校的优等生，后来变成殖民化的精英帮手，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说，他把欧洲的近代思想转化为自我意识的能量，回过头去批判了欧洲的殖民主义。

“土著”姑娘温托索罗的父母，把女儿许配给荷兰商人、有妇之夫梅列拿，当了梅氏在印尼的二房。像货品一样被出卖的温托索罗，学会的只能是认命和顺从。出嫁之前没上过一天的学校，嫁人后也只能深居简出的她，在丈夫的身边偷学生意经之后，逐渐成为一个能够支撑门面的女商人。这也是为了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尊严、有人格的独立个体而拼命学习得来的结果。丈夫也对她的经商能力刮目相看，在这方面对她给予了同等的认可。如果明凯在学校学会了自尊自爱的抵抗方式的话，温托索罗则是通过经济运作，取得了所该拥有的尊严。

作者认为，如果在印尼社会，像明凯和温托索罗的人占据绝大多数，印尼社会早就会争取独立，也不会出现后来国家主义横行的动荡时期。令人叹息的是，在印尼近代历史中，像明凯或温托索罗那样的人少之甚少，因此，未能阻挡印尼独立后走向国家主义的大势。或许有人认为，普拉姆迪亚对印尼国家主义的认识和批判过分简单化；而且，他对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和当地协助者的批判，是过于超时空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普拉姆迪亚更为注重的并不是殖民地本身，而是独立以后的印尼社会；同时，他力图剖析的对象并不只是殖民主义者，而是更为广大的印尼国内“土著”顺从者。